进出蛮荒说不惑

叶春生

我从蛮荒走来，又走进蛮荒去。那里永远是一方神奇美丽的热土。50年来，它伴随着我生命的脚步，记叙着我的艰辛与欢悦。

我出生在彩云之南的南端——云南河口。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城镇，隔着两条小河，对岸便是越南的老街和谷柳，鸡犬之声相闻，经常也相往来。镇里的居民百分之七十是两广人，讲白话；百分之二十是越南人，百分之十是土著瑶人、沙人（壮族的支系）和从河口北边来的云南人（我们称之为“上方佬”）。全城不足一万人，但衣冠纷呈，语言驳杂，犹如万国博览。

母亲是距县城18公里的坝洒乡人，那儿是沙人聚居的地方，小时候我常到阿呆（外祖母）家去，他们讲的都是沙人话，至今我仍记得不少生活用语。舅舅喜欢唱（沙人情歌）“鸭伴”。那时大概他正谈恋爱，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在家里编歌，边编边唱，手舞足蹈的，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至今仍记得一两首：“妹穿白衣白西西，好比冬瓜剥了皮，冬瓜剥皮心难在，妹不风流到几时。”“远远看见一枝花，近近看你满脸麻，哥哥我都想娶你了，好比牛肉炒苦瓜。”“火烧芭芒一堆灰，几个烂货在一堆，赚得银钱大家用，生得野仔大家背。”还有许多骂人的歌，很难听的。听他们说，歌场上最会唱歌的是一名叫“嫂芙”（沙人讲话时语词倒置，意译应为“芙嫂”）的歌手，她当时已有40多岁，丈夫是杀猪的，她在猪场里喂猪，我常去猪场里请她唱给我听。她真是出口成章，能一连唱上几十首，第二天去，又给你编出新的来。她说：“叫我唱歌我不愁，我是江中大石头，见过多少翻江水，撞烂多少大船头。”她的经历的确比较复杂，听说她嫁过两个老公。她也给我们唱些时政歌：“国军入越到老街，太太奶奶一路来，去到海防无工做，急急忙忙赶回来。”“今天修路到马街，越思越想越心开，大家努力加油干，争取模范转回来。”这些歌把一个无知的少年带进了歌谣的王国。

当地出口成章的人除了歌手之外，还有一些包“字花卒”（赌博游戏之一种，雅称“小花会”）的，博彩的16个门类，各有诗歌暗示（俗称“出招”），如：“太平坐高台，五福临门两边开，文有包公来审案，武有狄青保龙台。”“日生是个五更鸡，上边吃谷下边啼，上边又怕人来捉，下边又怕网来围。”“上招燕子精，银玉蝴蝶形，坤山五虎将，对头林太平。”甚至用些历史典故：“赵匡胤，拿麓红木棍，游山打猎访能人，人人问我名和姓，我名叫做赵天申。”“三月排来是清明，孟良焦赞去班兵，班到男将杨宗保，班到女将穆桂英。”当时唱这些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会跟着别人念，长大后才慢慢回忆过来。

还有许多迷人的故事，如“老变婆”的故事（即狼外婆故事）、山笑的故事、黑公河的故事等。我们家就住在红河边，阿呆说，红河与黑公河是两夫妻，一条母的，一条公的，河里有龙潭，里面常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天好的时候，河岸边那远远的地方，还可看见一座形似指掌的大山。阿呆说，那就是五指山，孙悟空就压在这山下，头上都长青苔了。还说她年轻时到过那山上。山上有玉桂，也有山笑。山笑抓到人就傻笑，一直笑到太阳下山吃你。所以，去采玉桂的人都得准备两个大竹筒，见了山笑就把竹筒套在手上，递给山笑抓着，等她笑得入迷的时候，偷偷把手抽出来，就可以逃走。还有许多神奇的故事，如两头蛇啦，荔枝雀啦，老番偷宝鸭啦，有的听过也就忘了。

1956年我考上了蒙自中学，在那儿念高中。读高一时发现高三有位学长在《边疆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现在收在贾芝同志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二卷中的《九尾狗》，末尾署名沙骥。他的真实姓名叫黄正祥，沙人，他一下子成了我崇拜的偶像。《九尾狗》中的那些故事，以前我都听阿呆讲过，于是学着他的样子，我正式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在《云南农民报》上登了几个豆腐块，也立即成了学校里有名的文人。

1957年底，我转学广州，就读于市第八中学，就是现在的培英。学校在珠江边上，我每星期六晚，星期天就到码头去做“咕哩”（苦力）。幸亏小时候学过几天少林功夫，50公斤重的麻包自己可以扛在肩上，把脊椎骨压扁了两节。就在那里，我学会了“咕哩歌”，就是冼星海母亲常唱的“咕哩歌”。1958年大跃进，民歌也要放卫星。那时我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就带头编了一版民歌，东抄西拼几十首，两边写上：人人写千首，卫星比天高。写的什么，我现在一首也记不得了，可见那狂热的产物，还不如舅舅唱的恋歌给我的印象深。倒是学校附近的坑口村有座观音庙，每逢正月二十有个“生菜会”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在那里还求过签，签语说我黄河水清才能得姻缘。我不相信那些铁嘴神算的胡诌，但我开始注意民间庙会文化的影响。1959年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查阅了早已知名的《民俗》周刊，听人说那上头有我表哥的文章。我在第一批民俗学会会员的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招北恩。《民俗》第一期就登有他的文章：《广东妇女风俗及民歌一斑》。后来我陆续在《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上发了一些短文《年粽的传说》《少数民族的射日英雄》《水旱谚》等传回家乡。老人们说：他们是两兄弟。意思是说，我们是有点民俗文化遗传因子的。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决心报考民间文学研究生，把123期《民俗》周刊、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调元的《粤东笔记》翻个遍。杨成志先生骑着高头大马，深入不毛的形象勾起了我对蛮荒生活的无限眷念。我从蛮荒来，何不再到蛮荒去，去开垦那一隅丰沃的处女地？我认真修完了民间文学课，撰写了《歌头初探》的毕业论文。1964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研究生，没想到竟成了他文革前的关门弟子。

到校不久，我们被派往河北衡水搞四清，吸引我的不是那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是那些讽刺四不清干部的歌谣：“大队长，小队副，穿的都是条绒裤；穿青的，穿蓝的，都是坑的社员的。”“大水淹，大水淹，社员铺地盖着天，说起往事泪涟涟。”“茶叶水，小烟堆，一天挣个七八分。”还有许多抗日民间故事，如《李永祥棒打鬼子兵》《刀劈刘五》等，编写村史时搜集到的。四清回来，我们接着被派往内蒙古，协助自治区编写20周年大庆的资料。我们的任务是编一本《大青山抗日故事选》。我们一行七人，由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铁肩同志带领，下有张紫晨、陈子艾、李绪鉴和我，当地有内蒙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肖峰、歌舞团的王玲参与。我们在大青山上、在土默川里跑了三个多月，搜集了许多故事，如《田思民夺枪》《夜袭察素齐》《彭德大》《刘贺郎》等。青山铁骑的威武形象鼓舞和鞭策着我们，只想早日编成此书，作为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献礼。不料，“文革”爆发了，我们被急令召回北京，其中的风风雨雨就不必说了。直到1968年秋，才把我们和历届积压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发配了。我先被分到号称“北国江南”的临汾，后又上了《吕梁英雄传》的英雄们活动的县。这期间又有许多传奇故事，这对我们学习民间文学的人来说不无裨益，但我终于选择了更有神秘色彩的昔日蛮荒之地，于是又一头栽进了岭南的山沟。

这10年，整整10年，我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写总结，写报告，写讲话稿。我所庆幸的是，由于这些文章引用了一些生动活泼的谚语、歇后语、顺口溜而博得听众的掌声，某人因为我代写的几篇文章出了名而迁升了，我此时才深感民间文学的魅力。于是，从政之余，我还是搞我的民间文学，并把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修正了一遍，冠以当时抢眼的词语——《劳动人民的诗学》在当时的《湛江文艺》上发了，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唱歌的文章。

打倒“四人帮”后，我回到了中山大学。1978年，即率先在本校恢复了民间文学课，赶写了一本教材《民间文学论纲》。此事我要感谢当时任广东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的徐洗尘同志，他在《粤风》上给我连载了。尔后，湛江艺术馆的金诺等同志又为之辑印成册，使之得以在江苏、山东、福建、湖南等地流传。这就是我那本《简明民间文艺学教程》的雏形。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来访的两位日本学者，其中一位是加藤千代女士，她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访中山大学》，称中山大学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这更使我下决心耕耘这块园地，不要愧对先贤。那时候，共同劳作的还有一位学长谭达先先生，后来他因为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出走，在外边著述出版了39本书，成为民间文学界个人著述最丰的一位。他因祸得福了，中山大学却少了一位同行。

改革开放终于给学界带来了生机，我被历史的误会推上了中文刊授中心主任的位置，得到了当时还算丰厚的一笔酬金。我正好用它来恢复中山大学的《民俗》刊物，出了两期，各地学者纷纷来函鼓励，钟敬文先生、王季思先生、楼栖先生还为之题词、作歌，许多刊物还转载了其中的文章。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看到了《习仲勋买鱼》的传说，还哈哈大笑。此间，我搜集整理了一批广州的民间传说和故事，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获得首届全国民间文学评比三等奖；撰写《论枙粤讴枛》等论文，获得了广东省鲁迅文艺二等奖，当选为广东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可是好景不长，我刚编好的第三期《民俗》还没付梓，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面对不测，我也学道、也参禅、也练气功，想悟出点人生真谛，但一切都惘然。这一停就是十年，当第三期问世的时候，我已经年近花甲了。

还好，这期间我没敢偷懒，继《岭南风俗录》《民俗美》《岭南杂俎》之后，应北京外文出版社之约又编了一本《广州的传说》，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了。日本的《故乡的自然和历史》杂志，以整版的篇幅介绍这本书和我的情况；后又应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岭南百粤的民俗与旅游》。还应某文库之约，写了一本《岭南民俗的文化风格》，可惜此书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压在抽屉里。倒是后来写的《岭南俗文学简史》先问世，《广府民俗》也即将与世人见面了。还有100多篇民俗小品，先后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粤港信息报》《周末画报》《珠海特区报》上发表，总算没有虚度年华。

辛勤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995年，英国剑桥大学名人研究中心通知我，我入选了1996年的世界名人录，并邀请我参加第23届国际民间文化研讨会。第一次踏出国门，到美国三藩市参加这次盛会，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回程还在日本参观了几天，开了点眼界。前年，由于过伟先生的推荐，我加入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应邀出席了在德国召开的第12届年会，发表了《现代口承文艺的超时空传播》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又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先生的邀请，参加了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发表了《梅县客家山歌与台湾客家山歌的比较研究》一文。我最珍爱的是台湾同行用文石刻了一方印给我，文曰：“天籁同声唱客音”。这便是我那篇文章的主题。不久前，我已接到以色列朋友的邀请，我拟参加这次以“民间文艺与世界和平”为主题的会议，去探访这曾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又躁动不安的土地。

我已完全沉浸在民间文学这个迷宫里，因为她使我得益甚多，她使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灵性，变得更加可人；她教给我许多知识：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医药卫生，饮食男女，在民间文学的宝库中无所不包，致使妻儿也戏称我为“万能胶”；她为我交结了五洲四海的许多朋友：文人墨客，贩夫走卒，高僧贫道，江湖义士，特别是那些有某种专长（我不敢说“特异功能”）的人，至为友好。我似乎感到，在危难之时，冥冥中总有一股力量在帮助我，使那些不轨之徒受到惩罚。这大概就是民间文学作品中好人总有好报的结局吧！

我现在虽已年届花甲，但在九十有七的吾师钟敬文先生面前岂敢言老？我的事业也刚才起步，我想再带出几届博士生，让他们把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山大学民俗学的旗帜给打起来，不要西北风那种无可奈何的悲怆呼喊，要继承岭南民俗开放兼容的博大情怀，创造明丽灿烂的未来。我等同仁已拟就了一份编纂出版中大民俗学丛书的计划，有识之士已经问津，但本人深知路途还相当艰难，民间文学学人更不应书生气十足。

1999年10月29日

（原刊《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贾芝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