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者·探索者·守望者——我的民俗学学术历程简述

柯　杨

早在我的少年时代，就对民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出生在西北高原的重镇兰州，从小看惯了黄河上转动的水车，漂浮的筏子；听惯了兰州鼓子和花儿的演唱。五泉山“四月八”的庙会，正月里的社火，震撼人心的太平鼓，香辣可口的牛肉面，都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1954年就读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时，曹觉民、匡扶两位教授的民间文学课程，又成为我的最爱。两位学者的授课，把我对民间文学的感性热爱提升到了理性认知的高度，为我终生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思想基础。因此，当我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间文学为教学和科研方向。当时有人议论说：“柯杨不去研究古典文学，却搞什么民间文学研究，太可惜了。”我的回答是：“既然曹雪芹的一部小说——《红楼梦》有那么多专家去研究，为什么千万人创作的、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学就不该有人研究呢？”在当时，民间文学在高校普遍不受重视，长期处于被贬低、被排斥的地位。直到现在，它在许多高校仍然排不上座次，有的干脆不开这门课，有的只是作为选修课来讲授。“文革”10年，我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所受到的破坏是空前的，处于树矮株弱的民间文学所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1978年10月，正处于全国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拨乱反正的高潮时期，为了重振民族民间文学事业，由西北民族学院承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及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有钟敬文、陈国强、黄铁、田兵、韦其麟、蓝鸿恩、任钦道尔吉、杨亮才、胡振华等。这是“文革”后首次全国民族民间文学界的大聚会，说它是一次重振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动员大会或誓师大会，也不为过。会议期间，我请钟敬文教授专程到兰州大学，给中文系全体师生作了题为《为孟姜女冤案平反》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我第一次与钟先生的近距离接触，由于我在钟老讲演时帮他写了两个小时的板书，没有出现什么错误，也给钟老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成为他第二年同意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并参与《民间文学概论》编写工作的重要契机。

197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和编写教材的这一年，是我的学术思想突飞猛进的一年。20多位来自全国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师，聚集在钟老身边，聆听他的授课，的确是如沐春风。从书稿大纲的讨论、各章节内容的确定、每个人的分工和初稿完成后的多次修改，钟老都亲自参与，一一指导。我们的学术视野在他的教诲下得以拓展，知识得以深化，研究方法得以改进，事业心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受益匪浅。正如当年潘光旦教授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写的《大学一解》中所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跟随钟老“从游”的一年，深得“濡染”之益。主要收获有四：一是明白了把民间文学纳入民俗学学科体系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二是真正理解了“兴趣是成功的一半”的道理，而兴趣的巩固和强化，则必须实现从“粗识”到“真知”的转变，亦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三是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专家、学者。原来，所谓专家、学者，都是始终在人类未知领域里探索的人。我们只要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在某个未知的领域里有新发明、有所前进，那我们的劳动就是有价值的；四是对多种学科知识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其发挥优势互补的功能，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在北京师范大学编写教材期间，我们曾利用一个星期天，簇拥着钟老登了一回长城。那天先生兴致极高，归来后，填《水调歌头》词一首，分发给大家，其辞曰：“久蓄再来愿，今日出居庸。峻岭崇岗争翠，林木正葱茏。九折砥平驰道，千尺山头遗堞，游客尽西东。群向高台望，入眼叹神功。思前游，身已老，志犹雄。拄杖望京石上，云野豁心胸。落落眼前诸子，烨烨垦荒事业，相勉在奇功。俯仰先民迹，肺腑绚长虹。”在读了钟师大作后，我在激动之余，也写了下面这首《水调歌头》以表达自己的心愿：“我本陇头客，久盼到雄关。风云万里兴会，师友尽欢颜。雾锁葱茏燕岭，情注蜿蜒故垒，身在画图间。更喜随藜杖，评点此江山。望京阙，心如海，起波澜。壮丽青春仍在，跨马好扬鞭。幸有峥嵘巨擘，砥砺莘莘学子，发奋苦登攀。放眼神州路，千载数今宽！”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编写工作结束之后，我返回兰州大学继续任教，把开设《中国民俗学》等新课和进一步强化田野作业作为我努力的方向。

我的民俗学课程虽然是中文系高年级的选修课，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选修的人数每年都是最多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我的课程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能与学生们家乡的民俗事象紧紧挂钩，把他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民俗文化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使他们产生了亲切感和“原来如此”的顿悟感。二是每年授课结束后，必须要挑选十名左右、最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跟随我深入农村、山区，进行一个多月的田野作业——亦即教学实习，并让他们以调研材料或思考的问题为基础，认真写作，作为毕业论文评定出成绩。

我一贯认为，一个从事民俗研究的学者，不但应当把田野作业看作是最重要的学术环节，还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即自己特别钟情的、值得反复调研、长期观察其民俗文化演变的一方热土。正如我在《诗与歌的狂欢节》一书的自序中所说：“只靠兴趣和爱好是不行的，仅凭一两次走马观花的采风也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身心地投入，需要吃苦，需要十数次、数十次地去感受、采访、记录、访问，直到弄清一个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民间文化，只是坐在书斋里凭二、三手材料去做静态的、凝固的研究，往往会丧失许多生动有趣的内容，甚至得出并不准确的结论。”我自己的“根据地”，就是甘肃省境内的“花儿”流传地区，即以莲花山、松鸣岩、二郎山三大花儿会场为中心的十几个县。在近五十年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率领本科生和研究生深入这一地区的各个乡镇、山村，对花儿歌手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反复调研，而且陪同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过十多次深层次的专题考查。我们住在农民家，与民间歌手交朋友，倾听他们的歌唱，感受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家世，探寻他们口头诗歌创作的奥秘，经历了由表层到深层、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长认知过程，真正实现了由“粗识”到“真知”的思想飞跃。这种“下定决心掘深井，不见清水不停歇”的劲头，对有志于民俗研究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自信，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对花儿这种大西北多民族的民间口头诗歌遗产，是有充分的发言权的。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30年，民俗文化的研究也因此跨入空前繁荣的时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应用性研究的大面积开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当前民俗学界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应用的研究重视不够。面对社会全面转型的形势，学术界在研究宗旨与方法上，也都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与考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人的学术研究心态，始终是存在着矛盾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即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应用研究）的觉世观与“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即纯学术、纯理论的研究）的传世观之间，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物的头脑里，总是在冲撞着、抵触着，甚至在同一人身上，也往往有“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不同表现。我个人认为，这两者各有其价值，不能片面地是丹非素，扬此抑彼。只是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条件下，为了能使传统民俗文化有一个大规模、多层次的良性转化，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参与应用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既要求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的拓展，也要求学者们走出书斋、走向社会，与各行各业建立广泛的联系，当顾问，当参谋，出点子，搞设计，把自己的知识与才能奉献给社会。因此，近十多年来，我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产业开发，以及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规划、开发、设计等环节上如何秉持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也参与了大量调研，写了一批文章。还在国家级、省级的相关会议上，以民俗学者的身份，参与了讨论、建言和决策，使自己的知识能对社会的发展和事业的兴旺有所裨益。尤其是在既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又有利于各地民众的脱贫致富方面，动了一些脑子，有了一些实际的进展。所以说，民俗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当是“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行其是，发挥一种互补的作用，而不应当相互排斥、水火不容。

我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我的民俗文化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步。为了充分了解学术研究的动态和发展趋势，使自己的学术见解能始终保持在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前沿，我学会了电脑操作，不但可以用Word写文章，还可以畅游网页，吸收其他学者的真知灼见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回顾我从事民俗文化事业的五十年，可以用热爱者、探索者、守望者这三个词组来概括。“古稀已过续长征，虽退难休另有情。常效书生能报国，不停奉献度余生。”我愿以这首小诗来表达对自己所热爱的民俗学事业的态度。

2009年3月30日于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