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间文艺50年不解之缘

刘守华

一

我接触民间文学，是从童年开始的，这正是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根基。我曾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的“后记”中做过这样的忆述：

故乡沔阳古时位于洞庭湖滨，为苗、汉杂居之地，各种样式的民间文艺十分丰富。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是听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做讲“古话”。特别是其中的神奇幻想故事，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这些故事在脑海里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然而那些精彩的片断却深深地铭刻在记忆里。如小伙子寻找簸箕大的鲤鱼鳞同小姐成亲；造反者拜灯花，据说把黄豆大的灯花拜到簸箕大，就可以起兵造反，夺取皇上的天下；“野人家家”进屋来，尾巴没处藏，哄孩子们说自己长了坐板疮，不能坐板凳，只能坐斛桶；道士捋下一把树叶，抛撒到稻田里就变成活蹦乱跳的鲫鱼；排客同本地法师斗法，法师被害，其母复仇，一面哭儿子，一面将淘米洗菜的筲箕一片一片拆开，于是千里洞庭湖上风急浪涌，木排突然散架，那些害人的排客一一葬身波涛，如此等等。至今回想起来，印象仍是鲜明如画。它们都有着扬善惩恶的寓意，幼时自然不甚了了。然而这些故事所创造的奇幻美妙的境界，却令人喜悦激动，惊奇入迷。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它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我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语言艺术从此结下难解之缘，由此开始领略到民间艺术的美妙。民间文学被世界上的学人视为裸露人民大众心灵的窗口。童年时代的感性积累不仅使我对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一的民间文艺学感到格外亲切，而且有助于贴近人民大众的心灵来理解、判断有关民间文艺的各种理论方法的可信程度。

我爱上民间文学，并实地从事采录民间文学作品的活动，是在湖北洪湖师范学校读书时（1950—1953）开始的。那时语文课本中选编的李季、阮章竞的诗和赵树理的小说，都以具有浓厚的民间文艺风格受到我的喜爱。当地文化人热心采录革命歌谣的风气也感染了我。我在假期下乡参加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被县里抽调作为筹办土地改革展览工作人员的那段时间里，调查采录民间歌谣的机会很多。于是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个工作。当时还不懂得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只知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记录保存下来，曾把一些歌谣按内容串起来，再穿插些叙述议论，写成两篇散文，一篇是《洪湖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歌唱》，发表于1952年7月29日《湖北日报》。另一篇为《洪湖渔民的歌声》，发表于《湖北日报》1952年10月1日的国庆征文专栏。署名均为刘毅。这些歌谣曾投寄北京《说说唱唱》，在该刊1952年第8期刊出两首，署名刘毅辑录。1953年3月，我特地买到一个红皮笔记本，抄录了100多首民歌和许多谚语，其中由我直接向乡民采录的约有20多首。这些歌谣大都是洪湖人民众口传诵的。值得提起的是在这本子上还保留了我对民间文学初次进行“田野作业”的一些情况。如在《打黄蓬山》之后注道：“这是1951年春向洪湖四区新垸乡村干部冯焕金收集的一个歌，有两处意义不清楚，留待以后研究。黄蓬山是洪一区下头的一条小街，后面滨湖，头次革命时游击队曾从湖里攻下过这里几次”。在《打藕池》之后注道：“这是较流行的一个歌，各地唱法不一，我这是根据三个农民唱的记下来的，未增删。里面还有些意义模糊的地方未调查清楚。”在《月清哭夫》之后注道：“这也是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歌，是我1951年在五区新垸乡一个农民的歌本上抄下来的。据说月清是刘绍南的妻子，这是百姓为了纪念刘绍南烈士作的。其中所说的杨先洲、谢邦洞是洪湖革命‘六子’中的两位。”当时采录歌谣是作为搜求革命史迹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的，因此务求忠实便成为一个基本要求，这对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颇有好处。在采录这些民歌的过程中，我深深受到洪湖人民英勇壮烈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的感染。

在这个笔记本的首页上，抄录着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还写道：“‘钻到通俗民间语言的优美里去，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句子的结构里去’，在高尔基这些话的鼓励下，我把精力转向了民间文学。这个本子就算是这一工作的开端。”40年前的这个笔记本，可说是我的志趣转向民间文学的重要标志。

我用刘守华署名的第一篇文章，是载于《展望》周刊1953年第23期的《渔民闹革命的故事》，此后就不再使用其他笔名了。

1953年9月至1957年8月，我被母校选送至华中师范学院攻读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担任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终身从事民间文学事业的学术生涯。

那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没有正式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在党和政府发出的“向科学进军”伟大号召的激励下，同学们以课内学习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纷纷成立课外小组，我便选定民间文学，并请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处进修归来的何奇雄老师进行指导，他是我正式学习民间文艺科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读的第一本民间文艺启蒙著作，是钟敬文先生在1950年选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思想的解放加上用心钻研，使我在1956年这一年在科研上居然获得了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所意想不到的成绩。

《谈民间讽刺故事》这一长篇论文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6期刊出，同时被收入《儿童文学论文选》。《目前的儿歌创作》一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6月2日，随后被列入全国师范学校儿童文学教学大纲的参考书目之中。

《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枙牛郎织女枛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在《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作为重点文章刊出，编辑部在《编后记》表示：“我们十分欢迎这样比较简短、切实、结合当前实际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慎重整理，指出了收入中学文学课本的《牛郎织女》在整理改编上的不足，由此引起一场吸引了不少学人参加的学术讨论。虽然此文的基本观点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8年正式提出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民间文学工作原则达到契合一致，但它对有关理论阐述的粗浅是不言而喻的。只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勇气颇为可取而已。我把1956年作为自己从事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

1958年我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1960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并有幸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首次结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中坚分子的一大批学人。从这时起，我同学界的众多良师益友开始了密切交往，这种交往成为几十年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第二课堂。

在10年“文革”中，被圈进“文艺黑线”的民间文学工作备受摧残。我于1970年至1980年间被调至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担任中学语文组长，主持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虽离开了民间文学专业，却对全省的中学语文教学和文科基础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倒也颇感欣慰。这期间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起，即主持编写了一本10多万字的《语文基础知识》，在语文知识读物奇缺的情况下，于1972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问世后，连续再版，在全国发行到400多万册，被誉为“一朵开不败的小红花”。1982年，它和小说《红岩》《李自成》《青春万岁》等一起，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10本书之一。广大读者在书店门前排队购买，畅销城乡，使我深受激励。

除编写过10年中学语文课本之外，我还有好几年时间兼任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并参加编写全国高校中文系通用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这些工作扩大了自己的文学视野，对民间文学研究似乎也不无裨益。

二

10年动乱结束，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我于1980年回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重理旧业，便又置身于自己所喜爱的这个学术园地继续耕耘了。这20年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走向辉煌的历史新时期，也推动我不停顿地向着学术高峰奋力攀登。从1956年至今，在海内外报刊上共发表了约200多篇大小文章，出版了10多种论著。就这些成果的特点，可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民间童话（幻想故事）研究

从1956年开始，我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是民间童话，先写成若干单篇论文，再把它扩充成一本书稿。195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刊出其中一篇《论民间童话的传统形象》。1963年将约有20万字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第四稿邮寄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得到贾芝、刘锡诚等同志的热情鼓励，曾抽出其中一章《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编入《民间文学论丛》；随后丛刊夭折，此文有幸被保留下来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推出的《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吸取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新成果又作了两次修改，于1985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责编李培英）。当即有10几家报刊发表书评，认为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各族民间童话的思想和艺术，探讨童话艺术发展史及其民族特色的专著”。还有学者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民间童话研究的新的高度和深度”。民间童话即幻想故事构成世界民间故事的主体，在充满风风雨雨的10多年中间，我不断熟悉揣摩这些故事，沉浸在由秦地女、黑尔甲这些天才讲述家所构造的融会着现实与梦幻、诗情和哲理的艺术世界里。我用最贴近故事主人公的位置来体味这些故事的意趣，也吸取相关人文学科的成果来破解它的奥秘。今天看来此书的内容自然还有不少浮浅之处，特别是史的叙说更多粗略。它是我酝酿琢磨时间最长的一本书，打下了我后来专攻故事学的良好基础。

此书出版后不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创办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吴超同志约我撰写故事学教材。分章印发后学员反应较好，我便加以修订，以《故事学纲要》的书名交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它是建构民间文艺学分支学科故事学完整体系的一个初步尝试。限于主客观条件，内容还比较粗疏，有待于今后加以充实完善。

2．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伊始，人文学科兴起比较研究之风。在这一热流激荡下，我便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书稿中抽出一节，略加发挥，写成《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投寄复刊不久的《民间文学》杂志，在1979年第9期以显要地位发表。《新华月报》（文摘版）随即在第11期全文转载，把它和钟敬文先生写的《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编排在一起。在众多读者与时贤的鼓励下，随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后来又被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八五”课题之中得到资助，完成《比较故事学》（责编刘东远）一书，于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获全国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山花奖一等奖。在《比较故事学》的“前言”中，对这一研究工程作如下回顾：

笔者从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开始到1993年底完成本书的撰写，前后经历了14个年头，共发表了近30篇有关比较故事学研究的文章。1984年底在将已发表的10来篇文章集成《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一书时，曾表述对自己研究与写作这类文章的意图是：“其内容有的作纵向的历史比较，也有的作横向的平行研究；或着眼于同中之异，或着眼于异中之同；有的是就一个故事进行比较，也有的是就若干故事进行比较而提出某个论题。……我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尝试从多侧面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不想陷入某一种固定模式。”

在以后的几年中间，这一探索从两方面逐渐深入，一是同中国比较文学界建立密切联系，吸取比较文学的新成果充实自己的研究，在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交叉点上来建构比较故事学体系。二是以开放的胸襟进一步接触了解和吸收消化国外比较故事学的成果与方法。尤其是在同几个国家的学者所进行的直接交流对话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学术的生命在于独创。中国比较故事学的独创性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同时大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学派的科学成果和方法；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背景和各族民间故事鲜活资料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这既是中国比较故事学的鲜活特色，也是笔者不懈追求的学术境界。

《比较故事学》一书由“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民间故事多侧面比较研究”两大块组成。而以后者为主体，涵盖亚欧多国流行的100多个故事类型。理论的倡导和研究实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有的书评说：“《比较故事学》采用的是世界故事学大背景，中西方理论和材料相结合，多侧面多学科价值相渗透，宏观视角与微观实证相统一而和谐共存相互阐发的方略。”较为切合我成书的构想。旅居海外的谭达先博士写了《赞刘守华枙比较故事学枛的重大成就》一文，认为“这比先前的不少同行学人的著作，具有更广的视野，在当代比较故事学的科学殿堂上，做了新的拓展与奠基的工作”。实际上我是在钟敬文、季羡林这些前辈的开拓性成果基础上并在他们的直接教诲与亲切鼓励下不断提高研究水准的。还有一位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华裔学者丁乃通，不仅介绍我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指导我用芬兰学派方法研究故事，得以和国际现代民间文艺学接轨，还用他钟爱中华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的赤热心肠给我以深深的感染。由于牵涉面太宽，此书在比较研究的许多层面上都只是初步尝试与探索。令人高兴的是，由于它具有导引入门作用，至今仍为海峡两岸相关学科的青年学人所喜爱。

为拓展故事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一时期我还介入道教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研究，1991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和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由我主编的《文化学通论》。

这10多年以故事比较为中心，不仅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开拓，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也有了更新与扩展。这期间曾赴美国、日本、奥地利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同不少国家的学人对话交流，同野村纯一等日本学者合作，共同考察中日民间故事传承现状，后来又参加组建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在眼界大开的同时也为中国民间文学可喜的发展而自豪。水涨则船高，学术的精进既要勤奋不辍，还有赖于自身不断地吐故纳新。

3．中国民间故事史和故事类型的研究

撰写一部《中国民间故事史》是我多年的心愿，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有了多年的知识积累，在郑振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和袁珂所著《中国神话史》的启发激励下，1991年获得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便转向这个大型项目的研究。经过七八年的艰辛劳作，近70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终于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和读者见面，这时已是1999年9月，一个伟大世纪临近结束之际了。

中国的书面典籍极为丰富，文人记述民间口头传说故事有悠远历史。我的研究便以广泛搜求和系统清理历代文献中的故事资料为重点，再将它们和现今存活的口头叙述形态进行比较对照，作为故事史的主线。为避免资料选取的随意性，确定从笔记小说、佛经和道藏这三大系列古籍中进行筛选，书中直接引录的古书达100余种，重点评述的故事文本300余篇，实际查阅的古籍可能是这个数目的两三倍。

民间故事不同于作家文学，因而普通文学史的框架必须打破。口传故事是以形态大同小异的若干文本构成的“类型”跨越时空限制而传承的，因此本书除以那些容纳故事较多的书本（如《搜神记》）作为评述对象之外，还选取若干类型，集合多种古今文本以追寻故事源流；在作断代纵向叙说之外，又将佛、道影响对故事的渗透另辟章节作横向剖析。采取这种纵横交织、古今贯通的框架，似乎更切近民间口头叙事传承的本来面貌。

本书写作力求在坚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同时，将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科学成果和方法，如“母题”“类型”分析法和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比较研究法等融合其中。但在文本的校核、资料的引录等方面，我也力求以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严谨来要求自己。由于本书从材料搜求到体系建构均无先例可循，自己不得不走“原创”之路。但最繁难的还是在上下几千年的时空背景上对浩繁的素材作微观的精细考察，又以宏观视野梳理出这种口头叙事文学的传承演变脉络。那几年的情景，真是殚精竭虑，如痴如醉。本书的责编张国平先生精编精校，一丝不苟，他按照古籍善本对所引用材料一一进行校核，仅这一项工作就花去整整半年功夫！

故事史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许多前辈和同辈学人来信祝贺，刘锡诚、谭达先的书评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发表，钟敬文先生不仅在来信中称赞它“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特别感人的是，在收到我的赠书后，他还要掏钱再买两本以便赠送给来访的外国学人。难得的是，他们是肯定此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尚存的不足之处。如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故事资料以及众多地方志中的相关材料，就因受时间精力限制而未能充分开掘，留下遗珠之憾。

这部书被海峡两岸有兴趣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青年学人所喜爱，纷纷购置案头。现在台北的洪叶出版公司又拟推出它的中文繁体字版，使其在海外有更多读者，这自然是使作者感到分外欣慰的事。

在《中国民间故事史》问世之后，我又申请到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重点课题《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此项目非一人独力所能完成，我便邀约林继富、江帆、顾希佳三位参与其事，经过前后三年的通力合作，于2001年底完成50万字的书稿，交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已通过审读即将付印出书。《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是互相补充辉映的姐妹篇。《故事史》以清理古代故事资料为主，按纵向排列，考察它的历史形态；《类型研究》选取最为常见的60个类型（涵盖故事文本约3 000余篇）进行解析，所用素材以现今存活于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的故事为主，按体裁、样式横向组合，以展现多姿多彩而又鲜活的中国民间故事艺术世界。钟敬文先生生前曾对我讲，中国民间故事虽然可以析取出上千个类型，我们只要抓住一两百个常见类型，其总体轮廓也就大体清楚了。这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只能说是又一个大型工程的开头，故事类型研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相当普及，不论是类型的个案追踪还是在拥有丰富素材的基础上新编大型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其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亟待青年学人热情投入。

三

我在高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工作40余年，教学是我的主要职责。编写和更新教材既是教学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1960年我同何奇雄老师合编过一部《民间文学》，本校自行印刷。80年代初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十讲》，1985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0年后我同巫瑞书教授合作，主编了一部《民间文学导论》，199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后，于1995年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近年又同多所高校合作，进一步更新教材，主编了一部面向新世纪的《民间文学教程》，定于2002年春季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书。这几部教材不仅是对民间文学学科的贡献，在不断更新和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上也起了有力推动作用。

作为一个立足于湖北并担任过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的民间文艺学家，对湖北地区的民间文学事业不能不竭尽全力促进它的发展。我曾参加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北卷》，参与开发湖北民间文学方面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发现和评论被称为“汉民族神话史诗”的大型作品《黑暗传》。居住在穷乡僻壤的这些民间文艺家，以自己的杰出才能将我们祖先创造的宝贵民间文艺财富保存至今，我以深切尊重和关爱的心情同他们交往，为他们的功绩热情鼓吹，也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处境而尽力呼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十大故事家之首的刘德培老汉，80年代初期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和祁连休曾联名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呼吁给以捐助。2000年1月老人以88岁高龄病逝时，我带领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一行数人，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赶赴鄂西山村，同乡亲们一道给这位堪称中国口头语言大师的老人“跳丧”告别，彻夜未眠。民间文学本来就活在民众的口头和日常生活中间，正是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基层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密切联系，使我能够不断积累对民间文艺的鲜活知识与感受，充实自己的理论研究。

有一篇评论说，“刘守华教授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以勤奋、严谨、勇于开拓受到学术界的赞誉”，这几个方面虽不能自诩为特点，却大体上反映了我努力追求的意向。

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去，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

我崇尚许多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力求将自己的有关论断建立在充分可靠的事实材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说明的基础之上。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特别要有求真务实的作风。我在有关论著中曾将现今的民间文学区分为原生、再生和新生三种形态；提出世俗性与宗教性，口头传承与书面传承的交融，是贯串中国民间故事史的主线；紧密联系中国历史文化与民间生活来寻求许多神奇幻想故事的深层象征意义；牢牢把握民族文化的基点来作跨国跨民族的故事比较，等等，这些就是在追求严谨求实和大胆探索的统一中获取的成果。

开拓创新，给学术界提供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是治学的根本。就我来说，“新”与“专”是密不可分的。我偏爱故事，多年学术生涯一直以故事学研究为中心，运用多种方法，从多层面切入，不断扩展它的广度与深度，以期获得原创性的成果。作为现代学人，文化视野要开阔，涉猎的知识要广博，但主攻的课题又须专一，加上持之以恒，穷追不舍，定会收获出类拔萃的成果。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经营已有百年历史，早应告别“概说”时代，向专而深的方向挺进。

在写作时，我反复咀嚼体味许多前辈学者的好文章，力求深入浅出，明白晓畅，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常常一边嘴里念诵，一边笔下成文，以求文笔畅达。虽然对学问的深入程度有限，但总是力求把自己透彻理解了的东西写给读者看，不去故作高深和故弄玄虚。

民间文艺属于人类文化中最富于原创性和基础性的那一部分，是积累最深厚而又开发得最晚的一片沃土。在这个自己所喜爱而又是有益于社会的这一学术园地上劳作，拨开泥土就能发现成串珍珠，成为自己美妙的人生享受。尽管这一学科受社会偏见的漠视常常面临不公正的对待，它还是深深吸引着我，不论是读书、教书、写书，我总是全神贯注，乐而忘倦，乐在其中。

我喜爱这一学术事业，也喜爱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和青年学生。不仅在校内，还有校外乃至海外那些素不相识的学子冒昧求教，我都是热心尽力给予指导和帮助，并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欣慰。学生是老师事业与学术生命的延续，我永远怀念从童年起不断给我以知识和力量，点燃我心田圣火的那些可敬可爱的师长，我也愿意排列在他们后面作这样的老师度过自己的一生！

（原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