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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二十六名家
1.5.8.1 刘锡诚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刘锡诚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过 伟

刘锡诚兼跨民间文学与当代作家文学评论两个研究领域,都有优秀成果,前者20种,又主编丛书4种35本,后者9种,又主编丛书1种20本。我读到刘氏所著,《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2002)、《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2003)、《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2006)、《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2007),仅就所见四书评刘氏,套句常见的“套话”——“阶段性成果”耳,不能作为较全面的评论。回忆:与锡诚相互走近三回:第一回1983年冬在北京密云水库第一次民间文学评奖,他来水库对评委们讲话,当时他任驻会副主席,握手而已。第二回1986年春,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在南宁举行,邀请他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术演讲,他讲当代文学,有不少新的信息新的论点,展示当代作家文学研究家风采,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阵阵掌声,我有点儿淡淡的遗憾,因为他未讲民间文学,但记起《文艺报》常刊其文学评论。第三回2003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三峡大学出席海峡两岸民间文艺学术研讨会,从武昌到宜昌又参观三峡大坝内发电站,夜间促膝长谈,真正的相互接近。他的《试谈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流派问题》谈了歌谣研究会、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学派、延安学派、民俗学派,实为《民间文学学术史》之先河。笔者代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组稿。他说:就把《流派问题》带回去吧!我说:这篇太散了,选一个流派畅开来论。他说:八个流派看中哪派?我答:郑振铎俗文学派。他赞过伟睿智,选中锡诚用力最勤的。他寄来两万多字长文,学报分两期连载。从此书信往返,友谊日进。

一、象征

什么是象征?《现代汉语词典》云:“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锡诚在《象征》里写:“是以外在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意义。”[1]8区分为三:①直接呈现于感性感照的现成的外在事物。例如:以桃木作为辟邪的象征物。②语言象征。例如:“鱼”与“余”谐音,民间年画用鱼的字形和形象表达富裕。③名目繁多、层次复杂的中国礼仪和节日民俗活动,从总体到分体差不多都暗示某种象征意义。例如:婚礼拜堂中的红蜡烛、男性压床、跨马鞍等。[1]24-32

锡诚探索种种事物与现象中的象征。神话,他看作“人类早期的某种文化象征和符号”,“神话的真实意义,在于就隐藏在这些神秘的象征和符号的后面。”[1]34运用典籍、地下考古文物与口传神话,论证创世神话盘古、阴阳二神、鱼与蛙的原始意象,石头补天和石头生人,葫芦生人,鸟生人,世界树等神话意象,[1]42-82双生子神话“是一种象征形式,历史上血亲婚的一个证明或回忆和古代人关于双生崇拜的反映”。[1]87陆沉传说蕴含着“文化密码和民俗象征”。[1]90九尾狐“象征祥瑞之气”。[1]107

锡诚探索十二生肖“都是人文动物”,“在中华文化中构成种种独特的文化象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人生的、种群的、社会的内容,体现出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模式”。[1]117-118撷择鼠、狗、猪、鸡作深一层探索:鼠“既给人带来危害,又是吉祥的象征”,“种种特殊的民俗人文特征”,“表达了中国人的驱邪禳灾为主要倾向的鼠观”。[1]136狗是“文化英雄的角色”,[1]136“以猪记年,也是一种文化符号”[1]151,“猪是财富的象征”。[1]162鸡是“具有‘五德’的家禽”[1]164,“除毒驱害的英雄”[1]170“财富的象征”。[1]179“十二生肖文化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民族的一种吉祥的文化象征”。[1]152

锡诚引不少古籍所记“社”,与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哈尼族村寨的寨神祭典“埃玛突”作比较研究,论证“社”的信仰基础为灵物崇拜[1]218、图腾崇拜[1]219、祖先信仰[1]220,进而论中国“向来以广泛地崇拜万物作为文化之根本,人们把敬天地当作一切事物起源的典范,使万物发育成长,秩然有序”。“中国人所崇敬的事物之广博,在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1]222-223刘氏对民间信仰的探索,是精邃的。

礼失而求诸野。锡诚为了探索汉族中原古代“社”文化,亲身考察西南哈尼族埃玛突祭典,并参阅哈尼族学者的田野调查报告。为进一步探索民间信仰,探索东北萨满教的“文化符号”(即“象征”)。锡诚是一位重视形象资料(图像资料,古今民间美术资料)的学者。他的书中,插了不少形象资料,如考古出土的古代器物、民间鲜活的田野调查、外国学者早期采集的和中国学者当代采集的资料等,来探索萨满(巫师)的面具、神帽、神衣(神裙)、法器(神杆、神柱、神鼓、铜镜、腰铃、铙钹、神刀、神剑、神杖、弓箭等)所选取的动物(鹿、熊、犬、蛇、蜥蜴、鹰、雕、鹫)、日月等形象,图像与文字相结合,阐述象征文化。深山密林狩猎的鄂温克、鄂伦春族崇熊,草原游牧的蒙古族崇牛马,三江流域捕鱼的赫哲族崇蛙、蛇、蜥蜴。萨满法事中,上天时,鹰为坐骑,入地时,蛇为帮手,驱病除恶灵时,借助猫头鹰。鹰神是光和热的象征。鄂温克萨满神衣上的布谷鸟、啄木鸟和斧图案是上界辅助神的贮藏所,背部镶条的飞鸟是萨满灵魂的贮藏所。[1]228-273萨满的世界树就是古籍《山海经》里的“建木”。[1]274刘锡诚广征博引,打通了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的田野信仰习俗。

他的学术视野从北方的萨满,投向南方的傩。“贵州、湖南、广西、云南、江西、安徽等省自治区,形成了一个傩文化圈。”[1]289傩的原生地,“一为中原说,一为南方说。”[1]290中原说为传统的观点。南方说为后起的理论,代表人物为萧兵和林河。林河论傩文化是中华民族发明水稻种植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宗教文化,其文化特征是以太阳与傩鸟为图腾。[1]290-292锡诚云:“送旧德立新德”六个字将仪式的内涵概括得准确,挖掘得深刻,也许就是傩文化的象征指归吧![1]296“大傩仪式之逐疫驱祟送旧迎新,在其象征意义上,乃寓意着驱除旧(德)秩序(规范)建立新(德)秩序(规范)。”[1]297锡诚持传统的中原为傩的原生地,傩为逐疫驱祟。他仅引林河《古傩寻踪·古傩七千年祭》,可能未读林河《中国巫傩史》及《古傩寻踪·神农炎帝形象小考》。林河论傩源于南方稻作民族祈丰收的“民间傩”,北传中原,成为逐疫驱祟的“宫廷傩”。“宫廷傩”载于典籍,“民间傩”一直深沦于民间,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

他的学术视野,从神话而北方萨满南方傩,再转而亦人亦鬼亦神的钟馗。他发挥寻典籍,觅口传传说、民间美术、民间戏曲之长,访求钟馗的发展轨迹。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产生于西晋或东晋的道教经典),产生于中晚唐的敦煌写本《伯2444号·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伯4976号》《伯2569》《伯3352》《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张说、刘禹锡的简单记载,周繇《梦舞钟馗赋》的描写,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吴道子画钟馗》,形成了唐明皇梦鬼、钟馗啖鬼、吴道子画鬼等三个“故事素”。随着时代的演进,钟馗在动态的叙述和静态的描写中立体化了。[1]330发展出钟馗的戏曲、小说、年画、门神画、文人画、口传传说故事。笔者青少年时,中堂每年农历五月挂钟馗画像,戏院演钟馗戏,钟馗进入人们民俗生活,印证了刘氏的论述。

锡诚探索神秘数字、颜色崇向、年画、门画、春牛图的象征意义。《象征》一书,可概括为探索神秘文化之作。

二、追寻

《追寻生命遗韵》,是一本包含神话(47篇)、文学(20篇)、文化(27篇)的随笔集。本文探索其神话随笔。开篇《大母神的启示》,追念李亦洪女士“《大母神》的翻译是她的绝笔之作”,[2]4随笔而书写“大母神是根据欧洲旧石器时代出土的许多女神像的形体造型,而提出的一个原型概念”。[2]4“鼓腹、突乳、肥臀、女性三角区,成为世界不同地区孕育生命和生殖力的共同的象征。[2]5]随笔而书写“母神原型及其意象,却同样存在于不同族群之中。自然界的某个洞穴,往往被无意识地想象为孕育生命的女阴。例如,云南剑川石钟寺的‘阿秧白’,云南个旧东山上的大石臼,江西龙虎山山岩上的一个洞穴……我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陆续发现了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女神雕像,时代较早的如河北滦平后台子的石雕女神像、内蒙古林西县兴隆洼石雕女神像、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中晚期的辽宁喀左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出土的泥塑女神像……大圆、大容器、生命等意识,大概可以作为我们深入远古艺术内部,破译和解开许多不解之谜的一把钥匙”。[2]5-6锡诚以李亦洪译《大母神》之“小题”,随笔破译远古艺术之“大作”,堪称“小题大做”的能手。笔者2000年在《中国女神》第一章记叙论述牛河梁女神、将军岩崖画女神、马王堆飞衣帛画女神、石宝山阿央白、石屏县女阴石、麻栗坡大王岩崖画女神,第二章记叙论述吉县柿子滩岩画女娲,未能引锡诚2003年《追寻生命遗韵》里的无名女神。刘氏《盘古之君》,追寻东北锦州三清阁、中原桐柏山盘古庙、江南永嘉县盘古帝王庙、江西雩都盘古祠、岭南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盘古庙……盘古原始形象或典型形象。[2]87-91笔者2007年写《盘古研究的发展轨迹与“盘古古国”新解读》梳理古代、20世纪、21世纪的发展轨迹,文中引锡诚之论。《追寻》内容丰富,多引民间美术,“小题”“大作”,“随笔”而书,时有精彩之论。

三、学术流派史

《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锡诚多年沉思、潜心著述之作,突破了郑振铎1932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中国俗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1958年《中国民间文学史》,祁连休、程蔷1999年《中华民间文学史》。别出心裁,贡献了一部“学术流派史”,钩沉梳理了七大流派:“乡土研究为特点的歌谣研究会歌谣乡土研究派”,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神话学派,钟敬文、娄子匡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为代表的“社会——民族学派”,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等。[3]8他论道:“维新运动彻底失败在1900年”,[3]2因此20世纪学术史,写1900—2000年。

锡诚博览广搜,写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7年)。梁启超(1873—1929)第一个把“神话”一词引进“中国学术界”,[3]19比较中国与犹太人、印度人洪水神话之不同,肯定纬书、说部的神话材料,与正统儒家学者们区分开来。[3]21蒋观云(1866—1929)1903年《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3]31近世诗界三杰之一夏曾佑(1865—1924)1904年在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1933年重版,改名《中国古代史》)中称太古三代为“传疑时代”,以神话眼光治古史,影响顾颉刚古史辨派,[3]35顾氏肯定他“第一个从古史中探询神话者的先驱作用”,[3]38刘氏肯定他“青年史学家的学术见解和胆识”。[3]39鲁迅(1881—1936)在《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从神话到神仙传》,对神话是初民现实生活的反映、神话神思的特点、神话为文艺之萌芽小说的开端、诗人为神话之仇敌等,提出历史主义的见解。[3]41周作人(1885—1976)1913年发表《童话研究》《童话略论》,1914年发表《古童话释义》,开创中国学界以人类学派神话学观点研究民间故事的基业。[3]59以类型理论和比较方法研究本土故事《蛇郎》《老虎外婆》《吴洞》(即《叶限》)《旁img65》《女雀》。[3]62-691914年发表《儿歌之研究》抨击占验旧说,阐发儿歌“是文学的原始和文学体裁的一种。”[3]70孙毓修(1871—1922)1909年起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丛书第一集100多本,第二集若干本,编写《无猫国》《大拇指》等,茅盾称他“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1916年《欧美小说丛谈·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译Fairy Tales为神怪小说(后人译为精怪故事、童话、神怪故事、魔法故事),指出它发生在神话之后,滥觞于人类思想不发达、真理未明的上古时代,受神道设教、多神崇拜的影响,故而创造出一些狐鬼妖怪形象,以表达心中的思想,不失是一种较为深刻的民间文艺学见解。[3]73梅光迪(1890—1945)1916年3月19日致胡适信,提出文学革命要从民间文学入手。锡诚对现代民间文艺学滥觞期的史料钩沉下了很大力气,把分散于报刊书籍里的学术见解,哪怕点点滴滴如梅氏之论,集中地展示于《学术史》中,是这一部《学术史》开篇的璀璨亮点。笔者想写《吴歌研究》,对《学术史》70页所记十分感兴趣:周作人1913年1月《童谣研究》稿本搜集不同来源的童谣100则,保存下来了百年前流行于绍兴社会的儿歌材料,……还包括《童谣论资》《杂记》(昔鲁迅所记)《集说》(历代关于童谣的理论学说资料)以及《资料》所收童谣之书面来源参考文献。锡诚也许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笔竟让过伟极受感动!

锡诚继而写了歌谣运动的兴衰,“自1918年冬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诞生至1925年暑期《歌谣》周刊的停刊,无疑应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奠基时期”。[3]27停刊10年后1936年4月4日复刊,1937年6月26日最后一期。[3]92包括三种类型学者:受西方人类学派影响的周作人等,文学角度研究歌谣的学者刘半农、胡适等,乡土研究的学者顾颉刚、董作宾、常惠等。歌谣研究有四派:民俗学的,教育的,文艺的,音韵训诂的。[3]90歌谣运动真正首倡者是刘半农。[]3]78乡土研究流派创造两个研究模式:①董作宾歌谣《看见她》45首,分解归纳“娶了媳妇不要娘”“寻个女婿不成材”“隔着竹帘看见她”三个母题,黄河流域北方官话秦晋、直鲁豫,长江流域南方官话湘鄂、苏皖赣,字句变化之处,就是地方的色彩。②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3]84-85

奠基时期,锡诚专节探索刘半农、周作人、胡愈之、胡寄尘(胡怀琛)、董作宾、白启明、刘经庵、孙少仙、张四维、台静农、钟敬文、寿生(申尚贤)、顾颉刚、胡适、杨宽、茅盾。用3节篇幅浓墨评介顾颉刚(1892—1980)吴歌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辩”神话研究。锡诚以史家的“才、学、胆、识”评介顾颉刚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贡献:“《吴歌甲集》堪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本吴歌的科学记录本及其研究成果”,[3]187“融语言、风土、艺术三项,即表现了‘民族的灵魂’的歌谣集”,[3]190页“歌谣变异性的特点的追寻,就是他的吴歌研究的发现之一,”[3]187“以历史的、实证的方法从事研究的民间文学奠基者之一”。[3]196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921—1966),前后40多年,开启了历史——地理的方法研究传说故事的先河,奠定中国传说学与故事学的初步基础。[3]196“在学界他第一个重视活在民众中的口头资料的采录和研究。”[3]201孟姜女故事随时代而人物、情节、主题、思想(民众情绪)四个基本要素“转变”。三次重大变化:①唐代,②唐至宋初,③明代以后。“转变”是顾颉刚孟姜女比较研究中最有学术价值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结论,显示石破天惊的天才与学识,标志从文化进化主义跨越到唯物史观。[3]202-203顾氏论述六方面影响着各地异本:①历代文化中心,②时势与风俗,③民众的感情与想象,④不同讲述家的意念、思想和知识,⑤民众和士流的世界观,⑥地域。[3]210-211“孟姜女的故事,本不是士大夫们造成的,乃是民众们一层一层地造成之后而给士大夫们借去使用的。”[3]212-213顾氏“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既是他研究神话故事的出发点和终点(目的),又是他介入神话故事研究的研究方法。[3]196

在顾颉刚带动和影响下,形成“古史辩派神话学”,属于这学派的有杨宽、童书业。影响顾颉刚的有胡适、钱玄同,追随顾颉刚的有吕思勉等。杨宽说:国人之治神话学者,如沈雁冰(茅盾)、冯承钧等无不以为古史传说出于神话之演变。史学者信古史传说出于神话者亦渐众,如姜亮夫。学派以疑古、辩伪、释古作为共同的学术理念,“古史的破坏”与“神话的还原”。顾颉刚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的古史神话传说“演变说”。杨宽1928年提出神话的“自然演变分化说”与“东西民族神话系统”融合说,童书业1940年阐述“分化说是累层说的因,累层说则是分化说的果”。顾氏表述其研究方法:“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考据、思辨、博贯、综核、实事求是。”他遵循罗振玉、王国维“求真的精神”,开创了中国神话学实证研究的传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神话研究的开拓者”。[3]255-256

杨宽(1914—2005)1938年《中国上古史导论》论证神话演变的“分化与融合说”,探析、追寻一系列原始神话怎样通过分化与融合演变成为古史传说。[3]257

茅盾(1896—1981)1925年发表《中国神话研究》,1929年出版《中国神话研究ABC》《神话杂论》,1930年出版《北欧神话ABC》,为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基础。[3]263他区别原始神话与神仙故事,区别哪些是外来的神话,哪些是佛教的影响。把中国神话归为六大类:①天地开辟,②日月风雨及其他自然现象,③万物来源,④神或民族英雄武功,⑤幽冥世界,⑥人物变形。[3]266他论述了中国神话历史化倾向的必然性。[3]268他力图把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与女娲造人补天神话连接起来,把两者之间缺环填补起来,便是中国原始先民创造的完整的开天辟地神话。这是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上的独到见解。[3]271中国神话遭遇历史化,还有“道化”或“仙化”,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遭遇。[3]271-272他把中国神话划分为北中南三部,颇有重要意义。盘古神话产生在南方渐渐北行。与宇宙同生的盘古是南方民族的宇宙观,盘古死后有天地四极五岳是北方民族的宇宙观。《三五历纪》《五运历年纪》所记盘古都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神话混合物。最可信的是《三五历纪》的记载。[3]273-275人们熟知茅盾是创作《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腐蚀》《清明前后》等作品的卓越的作家,刘锡诚却向人们介绍了卓越的神话研究家。

学术转型期,刘锡诚写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请刘半农组建民间文学组。史语所1930年印行刘复(即刘半农)、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1932年印行刘半农等《中国俗曲总目》,1933年印行李家瑞《北平曲略》《北平风俗类征》。锡诚浓墨写半农,写他把清光绪八年(1882)至宣统三年(1911)北平40家戏班上演几百出戏的戏单编6册《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前两编刘半农编,后助手周明泰编,1932年作为《几礼居戏曲丛书》第二种在北平出版。刘半农20年代采录《江阴船歌》。1934年6月19日起赴绥远及宁夏、山西、河北采录“爬山歌”,笔录,兼录音机录音,堪称中国民间文学史上20世纪第一次科学的田野考察。途中染回归热,7月8日在张家口身感不适,结束调查,7月14日在北平逝世,身殉民间文学事业。结论:“作为中国现代歌谣运动的倡导者、开拓者和研究者,刘半农如同他作为当年新文学运动的斗士一样,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起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3]280-290人们知道诗人刘半农创作《扬鞭集》、吴语江阴方言诗《瓦釜集》,刘锡诚却评介他是一位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开路先锋。

刘锡诚写民族学调查中的民间文学。凌纯声、高承祖《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记录19篇“伊玛堪”(长篇叙事诗),分为英雄故事、宗教故事、狐仙故事、普通故事等四类,与土耳其、蒙古、中国故事比较,其英雄故事起源于蒙古、土耳其,赫哲故事吸收中国文化某些因素。[3]291-293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记译44首苗歌,分为婚嫁、宗教仪式歌,打花鼓、打秋千游戏歌,情歌,苗乡匪乱歌等四类,采录苗族神话,分为洪水、自然、事物起源、神仙、龙王、鬼怪、阴阳界等七类。赵元任《广西瑶歌记音》,收入中山大学石声汉搜集瑶歌197首,赵元任请歌手赵光荣重录90首,乃“民间文学实地调查的经典样本”。[3]298-301

刘锡诚写“文学人类学派”。写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研究中国神话。黄石《神话研究》、谢六逸《神话学ABC》、林惠祥《民俗学》《神话论》《文化人类学》《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徐蔚南《民间文学》,主编世界书局ABC丛书100多种,含谢六逸《神话学ABC》、汪倜然《希腊神话ABC》、玄珠(茅盾)《中国神话ABC》、方璧(茅盾)《北欧神话ABC》。[3]301-324

刘锡诚写“民俗学派”。写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民俗》周刊,写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钱南扬、张清水、刘万章等。写罗香林《粤东之风》。[3]324-342写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写钟敬文、娄子匡。[3]343-373

刘锡诚写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其中两章“专论敦煌俗文学的发现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与郑振铎倡导的俗文学说相呼应。”[3]374-375写陈梦家“醉心于古史年代学、古代神话的研究”,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的学术贡献。[3]377-379人们知道陈梦家为新月派诗人,笔者就读清华大学时知他是文字学教授,刘锡诚却评价他为作出学术贡献的神话学家。

刘锡诚写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写郑振铎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民间文艺学阵容中的‘俗文学派’奠定了基础”。[3]392-393写赵景深、许地山、阿英、冯沅君、黄芝冈、杨萌深、叶德均等。[3]399-408

刘锡诚写“社会——民族学派”。写芮逸夫、胡庆钧、马学良、李霖灿、刘咸、马长寿、熊海平、楚图南、徐家瑞、方国瑜、蒙文通、闻一多、朱自清、游国恩、马云逵、杨成志、陈序经、罗香林、江应梁、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白寿彝、陈国钧、陈志良、杨汉先、张少微、李植人等。[3]412-437

刘锡诚写中国民俗学会复会。写四川当地学人于飞、樊纟寅、徐匀、王乃昌、徐鸣亚、陈季云、萧懋功、刘碧生,写抗日战争时期入川的外地学者娄子匡、陈锡襄、罗香林、黄芝冈、顾颉刚、白寿彝、方豪、范任、贡沛诚、王烈望、汪祖华、郭笃士、康心远、徐芳等。写《风物志集刊》《文史杂志》《说文月刊》《责善半月刊》《康导月刊》《风土什志》《采风月刊》,写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写常任侠神话考古与图像研究,写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3]437-455。写闻一多《诗经通义》《伏羲考》,闻一多“在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创始了一种新的神话研究范式”。有论者说,“应该说中国现代神话学术成绩的发展有一个‘闻一多时代’,也许并非夸张之论。”人们熟知闻一多是创作《红烛》《死水》,致力于新诗格律化的诗人,刘锡诚却评介了一位歌谣研究家、创始研究范式的神话研究家。[3]455-465,写朱自清《中国歌谣》论歌谣的释名、起源与发展、历史、分类、结构、修辞……“构成了中国歌谣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通乎古今”,“眼光开阔”,《中国歌谣》论歌谣所受的影响分为七种情形:诗的、佛经的、童蒙书的、曲的、历史的、传说的、戏剧的歌谣化,“带有明显的‘俗文学’色彩”。[3]465-481人们知道他是创作《背影》《荷塘月色》的散文家,刘锡诚却评介了一位歌谣研究家。写薛汕与柳州《民风》双周刊,《金沙江上情歌》。写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稿),其亮点:重建中国神话体系,《山海经》乃古巫觋之宝典,纤纬与神话的关系。[3]489-502写孙作云《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等,在古典神话解读、神话图像学上自成一家。[3]502-514写胜利后的北平、上海、香港民间文学界[3]514-535。写解放区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3]535-585

刘锡诚写共和国“十七年”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写丁山、钟敬文、何其芳、毛星、贾芝、天鹰(姜彬)、孙作云。写新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写袁珂、潜明兹等。[3]586-805

总之,刘锡诚全面观照、整体把握而不遗细微。挖掘学人,挖掘学术团体,挖掘作品集,挖掘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挖掘史料。梳理学术流派,梳理学术争鸣,梳理学者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史上的学术地位。附录百年民间文学理论著作要目索引。夹叙夹评,时有卓识,条分缕析,史迹明晰,成六章98万字“一家言”民间文学学术史巨著。岂易事哉!岂易事哉!学术史问世后,受赞扬,也遇批评,正常的可喜的现象。学者最难承受的是著作出版后,无声无息,无赞无批。笔者读学术史,最大感受锡诚“五挖掘”“三梳理”功夫深厚,功不可没。

如果借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入重要学者的肖像、重要著作的书影,学术史会更精彩。

也有遗憾:锡诚对南方关注不足,仅举遗漏五例: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持《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几十部文学史主体是民间文学史。②《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30种。③蓝鸿恩、王松主持《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④过伟著《中国女神》。⑤《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提到《巫瑞书卷》,遗漏《林河卷》《刘城淮卷》。我坦率致函,锡诚答:“我的学术史中的毛病、缺项,实在也是无奈。我在家18年了,独自一人,伏案斗室,既无助手,又无图书馆。广西的书无见也在想象之中。好在我是本着前详后略原则写的,以后再修补吧。”(2007年12月4日锡诚致过伟函)有的学者“三重三轻”:重京城轻外省,重北方轻南方,重汉文化轻少数民族文化。戒之慎之!

四、晚霞灿烂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刘锡诚《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入选41篇论文,涉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信仰、史诗叙事诗、歌谣、谜语、民间诗论、民间文化保护、民间文艺史上的流派……遍及民间文学各个领域。笔者评介其代序《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表达了一位民间文艺家对学科发展的关怀,“令人焦灼的隐忧”。[4]2《进一言》介绍了民间文学的成就:三套集成之出版,神话学“触及了世界神话学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中国不仅有了研究《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的知名学者和博士,史诗研究的‘中国学派’也已登上了世界史诗学坛。”“传说故事的研究,……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故事家的发掘与研究,……二是发现了一些故事村……”“但民间文学事业也存在着令人焦灼的隐忧。……几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民间文学降低为三级学科,导致许多高校文学系的民间文学课程变为选修或干脆取消了。(据了解,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课题指南》学科名录,还保持着过去的排列,与学位委员会的决定有别。)一百年来几代人文学者努力争取到的东西,由于这个行政决定的影响,而不仅退到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甚至倒退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笔者认为,这样的决策,是一个失误。……笔者在此呼吁,在调整“十五”计划期间学科配置时,建议有关部门将这个错误的决策改正过来。恢复民间文学学科原有的二级学科地位,给我们这样一个在农耕文明基地上蓬勃生长起来的民间文艺的搜集、研究、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良好环境,给予一个恰当的地位”。

刘锡诚是一位资深的民间文艺家。2007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予“第八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艺成就奖”,2007年5月出版《中国文联晚霞文库·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他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学术地位。

(原刊云南《文山师专学报》2009年第2期头条“特稿”)

参考文献

[1]刘锡诚.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刘锡诚.追寻生命遗韵——我眼中的文化史迹[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3]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4]刘锡诚.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