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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上次信中所说研究民间文艺学者的风格、治学方法特点等事，我以为很有必要，很好，是学科建设所必需的，也是向社会上介绍民间文艺学科扩大影响所必需的，对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您把它做好。我对此作了一些考虑，从我的学术道路可以看出一些特点：

（1）我是从搞文艺理论和美学而着重搞民间文艺的，对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总是比较敏感。如民间文艺的本体论、价值论及作品分析等，喜欢与作家文学对比进行研究。

（2）我是根据社会需要、联系实际进行研究的。20世纪60年代，民间文学课改为高年级专题课，各高校（包括北京师大）都停开了。我们也受到了很大压力。但我们在杨晦、林庚、王瑶等先生支持下编过《民间文学概论》教材，给高年级讲也行，坚持下来了，比较受学生欢迎。我深深感到社会上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特别是其艺术价值认识很差，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价值论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1962年在纪念《歌谣》周刊创刊40年时，写了《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一文，受到魏建功先生的好评（有长信），后发表在《北大学报》1964年第2期。继续搜集资料，1971年在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天才论”时，又写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当时未能发表。我又不断搜集材料，在工厂给工人大学讲课，从西方古典作家的传记、作品、书信……中，记下不少重要言论，“文革大革命”后我编成讲义《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两册，茅盾先生看了说：“你下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信）。其实这书是副产品（后来1980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作家和民间文学的关系。我几乎搜集了西方古典作家关于创作与民间文学的能找到的所有有关言论译文，作了摘记，我发现几乎全部中外第一流的大作家无例外地都是认真学习过民间文学的，于是大大充实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此文反复增改后在1978年“五四”科学讲座会上打印分发，受到系主任季镇淮教授等许多师友的鼓励。1978年10月在兰州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和学术讨论会，我带了此文并其他两篇文章（一为《仓洋嘉错情歌的思想和艺术》，一为《中国长诗简说》），占大会论文的30%。大会主持者认为《地位和作用》一文是“纲领性”的，要我在大礼堂作大报告，听者除100多位会议代表外，还有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师生。钟敬文教授先讲（当代民间文学事业的）“形势”，接着由我作了两小时（民间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报告。因此文全是以事实为根据进行分析的，而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反应很强烈，一位蒙古教师说：“我是搞《嘎达梅林》的，‘文革’中被打坏了脊梁骨，发誓再不搞民间文学了。听了你的报告，认识到民间文学这么重要，我一定要更好地搞民间文学。”许多搞文艺理论、现代文学或其他课教学的教师如陶立璠、李惠芳、陈立浩等人，之所以转入民间文学教学，都和参加兰州会议有很大关系。

对价值论的研究中我一直坚持着。此文发在《民间文学论丛》（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一书中之后，我又写了《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等文章，进行了更高的理论概括，作为一个普遍的文艺规律进行了论证，发表在1987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上。此外，我还写过一些“大作家与民间文学”等文，还有一些文章待写之。（见1991年9月21日《文艺报》《台湾民间文学学会第一次年会文集》）。

对本体论的研究也是为了教学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对民间文学内容特征过去只说是人民性、爱国主义、进步性……我以为概括得还很不够，我根据民间文学的特点，提出了“直接人民性”的新概念（钟敬文教授写大百科词条时采用此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一》第546页）。为了配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搜集，提高民间文学调查的科学性，我在1979年提出了“加强描写研究”的意见，这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讲课时提出的，当时钟老认为是“站得住脚的”。1980年我把它写成文章，文中又提出了“立体性”的概念，此文1982年1月发表在《南风》上。1985年又对“立体性”作出了全面论述，专文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当年获得“银河奖”，反应强烈。这是对民间文学特征这一基本理论的突破。

在方法论上，我非常重视调查，描写研究的提出，正是为了批评那种认为“调查报告不是研究成果”的谬论，强调调查的重要性。其理论基础就是“立体性”理论。我看到有些学者自发地进行过一些描写研究，但常常不坚持一贯，主要是缺少自觉，缺乏理论指导，我对“立体性”的理论概括正是为了说明调查的极端重要性与立体描写方法的科学意义。这一点您是很熟悉的了，可惜不少人还未认识到这些。直到最近在1993年第4期冬季出版的《民间文学论坛》上钟老在说到他自己的理论建树时，才刚刚提出民间文学特殊的研究方法是田野作业，并说这是他最近才悟出的“新的想法”。钟老曾是主张“分工论”的，认为调查是搜集家的工作，而研究家只要在书斋里看他们调查上来的材料即可。此论可能最近已被取代。（也可见老一辈学者的不断进取，值得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者学习。）我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我的《苗岭风谣》总七期“民间文艺生态学”专号上的文章《民间文学生态学与描写研究》。

我总希望研究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价值论的研究在笑话方面的深入，出了《笑之研究——阿凡提故事评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在民间诗律方面也是为了说明民歌的艺术价值而研究的，当然，这也是为了促进诗歌创作和比较诗律学的研究，为了促进喜剧创作和喜剧美学理论的研究。《当代讽刺歌谣》也是为了证明民歌的社会价值。

（3）理论联系实际，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空洞的理论出发进行研究，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事实总和的基础上的，因而是颠扑不破的。我对有的忽左忽右的风派理论家是不佩服的。我要求一切从事实出发，不管多大的风也吹不动我的结论，要求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考验。我不搞空头理论，不照搬前人的理论，而用事实来检验它们，并以新的事实来发展它们。

（4）创新精神——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是新兴学科，理论基础很薄弱，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理论的创造性。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学习前人的成果（古今中外），同时要不断创新。因此，我不断提出了许多新的范畴、概念与理论，如“雅俗结合律”“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创世神话”（原为“开辟神话”）、“新闻传说”“广义民间故事及其分类体系”“笑话的三分法”“传说的典型化特点”“神话思维的特点”“笑话的美学价值（喜剧的内涵与对象问题，对古典美学的补充）”“抒情长诗”“故事诗”“描写研究”等新概念术语，都是我新提出的。我以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有创造性的，当它运用到研究上去时，必然要有新的发明创造出现，这是常规。如果没有新的创造，那还算什么研究，至少有教条主义的影响了。日本加藤千代教授说我是最有创造性的，不错！我是努力创新的。

（5）特别重视调查——立体性与描写研究的理论，强调调查民间文学对研究的必要性，在实践中我一直非常重视调查，不同意“分工论”。从1959年去河北张士杰家乡调查义和团故事，1960年到西藏调查四个月，许多年来在青海、内蒙、甘肃、陕西、吉林、山东、江苏、云南、广西、贵州、广东、海南、浙江、新疆、江西等20多个省市我都进行过调查。我以为没有调查的实践经验，不了解民间文学的活的形态是不可能真正了解民间文学与民俗的，当然，更谈不上研究了。为此，我记了大量笔记，并写了一些采风札记（散文）发表。我还通过教学，让各地学生写作业，搜集到许许多多材料。

（6）我主张搞理论应充分开放，搞古今中外，全面研究，为此记了大量卡片，选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材料来说明问题，绝不搞空头理论。所以我的文章写得很吃力，但却扎实可靠，不是“墙上芦苇”，这是可以自信的。

（7）对前人的理论成果，尽量吸取其科学的、有价值的成分，而扬弃其过时的、不符合事实的部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一切迷信和土洋教条主义。

（8）长期坚持，不断提高，使理论向前发展。这在我对价值论的研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本体论、方法论的研究也是如此。

（9）在文风上，主张明快简洁，绝不搞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尽量让真理本身显现出来，选择典型的例证说明问题，不只使读者易于理解，而且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是最好的论据，使论点和论据结合得更好，所以得到许多年轻人和内行的喜爱，但也有少数人说我不是用“理论语言”写文章，“理论性不强”。深刻似乎已经成了“艰深”，这种吓人的理论是我所不能附和的。要将鸡肉精选出来，有条有理地表现出来，而不是将鸡毛鸡肉一锅烩，这是我所坚持的。我重视文章的逻辑性、条理性。

（10）我以为写文学评论与论文，应尽量保持文学特点，适当形象化并在笔下带有感情，使人读后有一定感染。一些读者来信说，读了我的书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想这是我所希望的。

以上是随手写来想到的几点，不成系统，仅供您研究参考。我虽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阅读，但还有许多书未读，修养的缺乏，特别是外文的贫乏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其他问题也是不少的，请您不吝指正，老朋友了，不要客气吧！切切。这对我提高很有好处。

至于我的经历，1934年生于扬州城内一商人家，因战乱而破产。我八岁丧父，十岁丧母，后寄居外祖母家。十五岁参军，学习政治与机要业务。1951—1954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三年多，后调华东作家协会任机要秘书半年。1954年9月—1958年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教书至今。1960年开始系统讲民间文学课，当时下马风很厉害，各校都不讲此课了。我当时任文学史教研室秘书，在杨晦、林庚、王瑶等教授支持下，仍将此课列入教学计划，受到外国留学生与中国高年级学生的欢迎。后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李福清当时在北大进修，我辅导他写博士论文，他听我的全部系统讲授，并介绍外语学院的波兰留学生专程来北大听我讲课。60年代曾印发讲义三次，后经增改于1981年1月出版，即《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此书初版印21 000册，出口800本，美国刊物曾有乐黛云教授的书评，意大利那水勒斯大学曾寄来“获奖申请书”，可惜我未申请，不然很可能获奖的。此书深受欢迎，后来又印过几次，累计达四万多册（最近又印11 000册，如教学需要也可邮购）。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用此为教材。日本广岛大学加藤千代教授对此书评价颇高，并多次引用。

我的孤儿经历，使我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与孤僻的个性，只迷于书本是我的最大乐趣。我的革命生涯使我忠于唯物主义，不迷信权威，不屈于权势，只忠于真理。我反对追随时尚，反对因循苟且，而以马克思、毛泽东等创造性极强的革命家为榜样，以理论创造为天职。我在上海的几年中，买了许多旧书和马列的书，华东局办公厅机要处多为新四军军部的老同志，他们爱护我的学习热情，让我管机关图书馆，使我又看了许多书。我的文化基础不高，高中只上到二年级，但通过自学，考上了北大。开始迷于文艺理论，以过去部队与机关的紧张治学，获全班唯一的优秀生与三好积极分子。三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探讨艺术性问题，得五万字，辅导的助教不同意，却为教授们所欣赏。毕业时系主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杨晦先生把我留为自己的助教。不久，因为我对苏联那套教条主义文艺理论不感兴趣（我的论文即是与那种文艺理论相左的，为此曾在1958年受大字报批评），所以当有人不愿教民间文学时，我即主动要求搞民间文学，从此走上这条艰苦的道路。但我还是要在文艺理论方面继续探讨的，过去的理论只总结作家创作的经验，而民间文学的理论同样需要，否则那文艺理论的体系是很不全面的，所以我还要写一部《艺术论》，提出我的一整套新观点（以1957年所写的五万字论文为基础，扩而大之）。

创造是艰难的，也是非常愉快的。每写一篇论文，紧张的思考，往往要瘦好几斤肉，吃不好，睡不好，一旦有新的火苗在脑中闪烁，并把它捕捉住，就会感到极大的快慰。我曾研究过大作家的创作经验，这对我的写作无疑是很有用的。

此外，我通过体育锻炼来磨炼意志，能吃苦耐劳，身体也较好，是中文系第一届运动会的全能冠军（三项第一），工作起来精力充沛，这也是一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