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与创——论段宝林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及其理论贡献

过　伟

段宝林同志是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多面手，其研究富于创造性、持续进取性，是中国民俗学史（含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位获国际学术大奖的学者，以其《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以及《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于1996年获意大利国际人类学彼得奖。

人们会问，为什么民间文艺研究成果会得人类学奖呢？以意大利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大陆人类学家们认为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民俗学会前主席邓迪斯、苏联民间文艺学家梅列金斯基等著名学者曾获此奖。此奖是颇具国际影响的人类学大奖，以意大利人类学奠基人彼得的名字命名，由巴勒摩人类学国际中心组织的、由国际学者参与构成的评委会评定，授予国际上杰出的人类学家。段宝林同志获奖乃中华学人之光荣，同时也是东方学人之光荣。为此，我们要冷静地分析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

一、《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的七大特色

1960年，国家为医治大跃进的创伤而对各行各业进行了调整，这时，不少大学的民间文学课程下马了，民间文学的教学重镇北京师范大学之民间文学课也暂停了。二十六岁的青年学者段宝林，当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秘书，在著名学者杨晦、林庚、王瑶等教授支持下，仍将民间文学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别人不上自己上。从1960年到1966年的七年间，他把民间文学课连续讲了七遍，每讲一篇，都将讲义修改一遍。钟敬文教授赞扬他有“张志新精神”，号召大家向他学习。1980年他把讲义再次大改一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1月出版，题为《中国民间文学概要》。1985年又修改后，于1985年10月出版增订本。二十六年间精益求精多次修改的这本《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有如下特点：

（1）它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版早、学术信息量大、有不少创见的、独力撰著的民间文学大学教材。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乌丙安教授说此书“打破了过去苏联的人民口头文学的体系，建立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体系”。

（2）史论作品熔于一炉，中国特色独树一帜。《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在体系上以民间文学基本理论为纲，在具体论述中则尽量作些历史分析，夹叙夹议，以中国民间文学的具体事例和作品来说明理论问题，结合对作品进行的简约的艺术分析，理论与实际被结合起来，所以能体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有中国的民族气派。

（3）定义清晰精确，创新经得起实践检验。《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对民间文学领域之特定的词汇，大都有叙述简明的定义。书中有“立体性”“雅俗结合律”“笑话三分法”“描写研究”等不少创新之说，经得起实践检验。日本加藤千代教授说“段宝林最有创造性了”。美国邓迪斯教授说“我一到北京就找段宝林的书”。

（4）说直接人民性要旨，阐马克思主义真谛。段宝林同志说民间文学“是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具有直接的人民性”，“在内容方面的阶级性和进步性，也就是直接人民性”。他用作品分析来阐明马克思主义，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为中国和西方学者赞同。意大利国际人类学彼得奖国际评委会即给了该书以高度的评价。

（5）总结出民间文学有多维立体五个方面，并以描写研究作为各种研究的基础。段氏从民间文学之众多异体，与音乐舞蹈表演表情结合，口头创作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在人民的劳动、日常生活、社会斗争中具有多功能性和实用性，有多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价值等五个方面阐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从而提出对民间文学作品要作立体描写研究，并认为这是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基础。这是他在“民间文学的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台湾民间文艺学家金荣华教授赞其《立体文学论》“卓见迭出，深为钦佩”。

（6）实践出真知，操作有良法。段氏此书之“搜集、整理、编选、研究章”颇有特色，因为他所写的均来自段氏自己的采风与研究实践，因此他的论述富于指导作用，读者易于操作、实践。

（7）长期学术积累结珍果。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是学术的严冬酷寒，但宝林同志埋头读书，从西方古典作家的作品、日记、书信中摘录资料，辑录了43家的言论，编成《西方古典作家谈文学创作》一书，于1980年出版。在这基础上提出创作的“雅俗结合律”，写成《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中“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一章，从而阐明了“民间文学的价值论”，书中不少论述都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先写论文，然后提炼成书中的章节。

总之，以长期的学术积累为基础所写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具有以上七大特色，为国际学人所钦佩。

二、笑话学的贡献——正面喜剧人物论

段宝林教授1997年赴意大利领奖，评委会主席瑞果里教授用长篇讲话介绍了段氏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同时，对他在笑话学、歌谣学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而为国际人类学史所作出的贡献，也作了充分的肯定。

段氏的笑话学研究，集中地体现于《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一书中，其中精粹的理论贡献乃“正面喜剧人物论”。他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个学术积累、发展过程。1959年他开始写《阿凡提漫话》，此后先后写了五篇有关阿凡提的论文。在1981年和1985年两次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中又有“民间笑话”一节。1988年，他编了《笑之研究——阿凡提论文集》一书。1991年，《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终于出版，因此，他对笑话的研究前后持续32年。这时57岁的段宝林教授学术研究更趋成熟。他把笑话分为“幽默、寓言、嘲讽、斗争（双相）、政治、诙谐、儿童、名人”等类。段氏对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喜剧论纲》，古罗马的西塞罗，欧洲各国的作家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德图什、伏尔泰、瓜里尼、维加、博马舍、菲尔丁、司汤达等，哲学家如霍布斯、韦特纳文、孟德斯鸠、狄德罗、康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弗洛伊德、柏格森等的喜剧论一一进行了剖析，论其所达到的“局部真理”之精髓，评其历史局限、缺陷、不足之所在。他也研究了中国的喜剧美学思想。上自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所说的先秦侏儒“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所强调的“古之嘲隐，振危释惫。……会议适时，颇益讽诫”，到现代蔡元培之论滑稽之美，鲁迅的名言“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及老舍认为的精彩的民间笑话雅俗共赏是作家们写不出来的等，从中阐发了中国的喜剧论尤重喜剧之社会教育功能，笑话观尤重笑话之讥讽作用的特色，指出它们是寓教于乐，伴随幽默、谐诙、滑稽的。段氏在深入考察了阿凡提等许多机智人物的故事后指出：中国的阿凡提等机智人物和西方传统美学里的喜剧人物的概念很不一样，在西方的喜剧美学观中，喜剧人物是丑的，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关于坏人物的模仿”，俄罗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但中国的机智人物并非丑，他们是“正面的崇高的而且很美的喜剧人物、滑稽人物”。这一类型笑话，不是“单相笑话”（“暴露笑话”），而是“双向笑话”（“斗争笑话”），占主要地位的是“正面喜剧人物”。在喜剧构成上，正面喜剧人物运用“归谬法”“反话法”“学样法”“谐音法”“曲解法”“巧计法”“巧语法”“推理法”“倒错法”“对比法”“重复法”“连环法”等，与反面喜剧人物进行斗争。段氏将“正面喜剧人物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曾写论文《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在出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84年挪威卑尔根会议时宣读，引起学会主席航科教授（芬兰学者）重视，他在筹备下一次五年后在奥地利举行学术会议时说：“我们已经感到下述情况是冒失和欠妥的，即把西方的美学和诗学观点强加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民间文学上。由于西方的文学历史学家颇相信他们的美学范畴普遍适用，民俗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动脑筋才好。”航科主席随即提议将从美学和诗学角度研究民间叙事文学作为下次世界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这是突破西方中心而重视东方的表现。段宝林教授的笑话学研究及其核心成果“正面喜剧人物论”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和赞赏。

三、民间诗律研究的奠基之作

1983年宝林同志邀过伟共同合作《民间诗律》一书，该书1987年出版，随后又有《中外民间诗律》（1991年出版）、《古今民间诗律》（1999年出版）问世。这些成果的取得，经过了长达17年的努力，是146位学者集体创造性探索民歌格律的成果。段氏首先倡议，功不可没；持续不懈，志诚可嘉。他在1983年时向学者们提出：要扼要介绍各种体裁形式的名称、韵法、句法、章法及其他规律，要结合各民族语言、音乐和社会特点来说明这些诗律形成的原因和变化情况。他在1987年总结55位学者探索诗律之作时写道：民间诗律的“许多格律形式巧妙地运用重复律和矛盾律造成诗句的匀整和节奏，在多样中有规律，在规律中有变化，许多格律是诗人们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很需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出它们的规律来。民间歌手们凭着自己的敏感和习惯来合律，许多格律技巧相当复杂”。“既然民间诗歌以种种格律手法造成了语言的音乐性，一种特有的回环之美、匀称之美和流变之美、参差之美，虽是‘白口唱和’，却是‘自然合韵’，它的韵律、节奏是有形的，不是不可捉摸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总结出它的节奏、韵律来”。宝林同志邀我继续前进，1991年他总结汉族14省区15篇、29个少数民族34篇、外国31个国家16篇探索诗律之作时，提出开展比较诗律学的研究，“比较诗律学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不只看到脚韵（尾韵），而且还可以看到头韵、腰韵、首尾连环韵、腰脚韵、押调、押辅音、押音节等种种韵式”，这种比较“要探讨形成异同的各种原因、变异的轨迹及其规律、各种格律形式所适应的内容、时代、语言、诗体……不只要研究语言特点对诗律的决定作用，而且还要探讨诗律与音乐的关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与人民生活习俗的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与地理环境、交通、文化交往、人口迁徙的关系，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的关系，等等。这样，我们对于诗律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时代性与永恒性、变异性与稳定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楚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意大利彼得奖评委会主席瑞果里教授也高度评价了段氏的以民间诗律学为核心的歌谣学研究成果。

段氏上述话语已阐明了民间诗律与民歌之立体性的关系，1995年写《中古民间诗律新探》，1997年写《北京古今民间诗律的立体研究》，则具体进行民间诗律的立体研究。在我们合写的《古今民间诗律自序——立体思维与诗律研究》中，他写下“活动于六维空间与时间中的诗歌，是一个活的整体”，这是段氏的理论概括；他采纳我提出的“我们体会到：‘民间诗律，是立体性的诗律，是歌唱状态下的诗律。’从中华各民族古今民歌中，可以梳理出19项规律性的事理”（所归纳的19项事理此处从略）。宝林同志的民间诗律研究持续17年，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获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

总之，三部民间诗学著作，是宝林同志倡议并持续奋斗的、146位学者通力合作的、我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民间诗律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民歌研究，对新诗格律诗创作，对各族文化交流，对中外文化交流，将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民俗学的理论贡献——六维立体思维 民俗趋美律

民间文艺学是独立的学科，但民间文艺是民俗的一部分。任何将民间文艺学成果排斥于民俗学成果之外的想法，都是自我束缚、自我缩小、自我矮化。民俗学与民间文艺学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民间文艺学来说，它着重研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即用文艺学的角度与方法），但民间文艺作品是在民俗环境里演唱、传讲的，研究它，必然要研究它在民俗环境里如何创作、演唱、传讲、传播。从民俗学来讲，许多民俗事象里有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如节日有节日传说，节日活动里要唱各种民歌，所以研究民俗事象不能不研究其中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民间文艺是民俗这个整体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游艺民俗部分。我国许多民间文艺家又是民俗学家。段宝林同志也一样。

宝林同志由民间文艺学研究向民俗学研究发展，其纽带是“立体性”→“六维立体思维”的探索。他善于从实际材料中提炼理论。1980年与过伟等合编的《侗族民歌选》出版后，他以锐利的学术眼光，在1981年连写了《民歌描写研究的可喜成果——评枙侗族民歌选枛》《加强民族民间文学的描写研究》等两篇文章，提出了民歌“有表演性、实用性与立体性”，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所创造和利用的口头文艺创作，具有实用性、口头性、集体性、流传变异性、立体性等特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都不只是二维空间的平面，甚至也不是三维空间的静止的立体，而是四维空间的（即活动的、加上时间的）立体。……可能是在劳动中配合一定动作唱的，也可能是配合音乐舞蹈载歌载舞的，甚至是平时说话中穿插进来的，或者是为了技术的、宗教的、教育的、审美的、娱乐的实用目的在各种场合或仪式上说唱而表演的，这种立体性，正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点”。1985年把“立体性”增订进“概要”。他对立体性的阐述，也像“概要”“笑话与正面喜剧人物”“民间诗律”等研究成果一样，具有持续研究、不断深化的发展轨迹。1995年他写了《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一文，从六方面论述立体性：（1）众多异文，每一个异文只构成作品的一个侧面，所有侧面的总和形成一个立体；（2）表演性使它形成多面的立体；（3）多功能性、实用性构成民间文学的立体性；（4）即兴创作的特点形成一种立体；（5）从流传途径看，民间文学是立体的；（6）其内容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是立体的；民间文学记录工作应该把作品的立体性也全面地保存下来，这就要进行立体描写。

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戏曲是在民俗环境里演唱、讲述的，段宝林同志也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研究，自然演进到对民俗的立体性思考，因而他的理论思考也由“四维立体”发展到“六维立体”。在1994年写的《庙会的民俗本质》和1996年写的《中国民俗大全总序》（今已易名为《中华民俗大典》）里，他这样阐明六维立体思维：“为了更科学地记录和研究民俗事项，我们主张运用科学的立体思维方法而不用点性思维、线性思维和平面思维、静止思维的方法。因为任何事物都在六维的立体空间里存在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理应运用六维的立体思维模式去分析一切事物（包括民俗），才能全面地认识它，科学地把握它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特点和本质。这种六维的立体思维，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时，要由平面的二维空间（长、宽），发展到‘多侧面的立体的’三维空间（长、宽、高）。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时间一维，由静止的立体发展到‘动态的四维立体’，要分析事物的历史发展，来龙去脉和未来前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事物的内部空间一维，由表及里，发展到‘内层本质的第五维’，要分析事物的各个层次，由浅入深，揭示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达于多层次的五维立体空间；这还不够，还要加上环境一维，分析事物的生态环境、外部条件，达于‘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多种内外条件因素综合作用的六维立体空间’。”这里所引为《中华民俗大典总序》里的表述，比《庙会的民俗本质》更富于哲理性，从民俗学的思考升华为哲学的思考、哲学思辨的层次了。当时北京大学据两校合作协议派他到澳门大学授课，我的《中华民俗大典·广西卷》已完稿，他已审读，一家出版社有意向先出版这一卷，他写了大典总序，刊于《民俗研究》，很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这篇总序有四个突出的学术价值：①属于思维哲学层次的“六维立体思维”；②对“民俗”的界定。汲取前贤的成果而发展出自己的论点：“民俗是人民生活方式的总称，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是人类整个文化的根基，是各族人民的集体创造”，“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具有极大的凝聚力”；③提出“民俗趋美律”，“民俗的实质就是一种生活美”，“作为生活美的民俗具有时代性、地方性和民族性”，“民俗发展的方向和轨迹是趋美的、进化的”；④提出民俗的改造“先立后破”“不立不破”，“民俗改良首先要具备客观物质条件和审美观点的改变等主观条件，并且只能由人民自己动手自觉自愿地去改革”，“如果没有新的更美的民俗创造出来去代替旧民俗，旧的民俗是不可能真正破除的”。关于“民俗”的界定、民俗趋美律和民俗改革的不立不破，是他长期思考、不断深化的学术成果。他先后写过《民俗的趋美性》《为立新风下功夫》《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民俗中的象征》等论文，而《中华民俗大典总序》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深刻化。总之，《中华民俗大典总序》是宝林同志民俗学研究的两大闪光点之一。

段宝林同志民俗研究的两大闪光点的第二个学术闪光点，是1994年起草的《民俗大典编写提纲》。该提纲以民俗学理论为主干、为根本，融化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民俗文化生态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和要求，具体地体现了他的“六维立体思维”“民俗是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等学术观点，既总结了中国学者们的学术成果与经验，又继承了中国“描写民俗学”（也称“记录民俗学”）的优良传统，较诸1994年以前出版的民俗学著作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它又有所发展，具有新意。

民俗是在民族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里发生、传承、发展的，“编写提纲”据民俗生态学的要求，首先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卷写其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对风俗习惯的记录，分为“节日、物质（衣食住行和农工商等）、社团、礼仪、信仰、民间科技与医药卫生、民间、游艺”等七大门类。国内学者一般将民俗事象划分为“经济、社会、信仰、游艺”四大门类，有的学者将岁时节日民俗划归社会民俗，有的学者划归信仰民俗，“编写提纲”则要求独立于首章，因为节日民俗有其来历、沿革、传说、仪式、祭典、食品、服饰、娱乐、竞技、禁忌，有的节日还与庙会、集会、贸易相结合，是综合性的民俗事象，是最富于民族凝聚力的民俗事象，对民众的行为、语言、心理均有影响（或者说，民众的行为、语言、心理在节日活动中均有所体现）的民俗事象，因此，“提纲”将节日民俗从社会民俗、信仰民俗中独立出来，安排在首章。对民俗事象的记录，“提纲”要求“六维立体描写”，如衣饰民俗，要求调查记录“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四季晴雨的外衣、内衣、礼服、工作服的式样、质料和缝制者、做法、洗涤。最喜爱什么色彩和图形？有无文身、束胸、缠足、凿齿等风俗？鞋、袜、帽、巾的质料、样式和做法。头、耳、鼻、眼、唇、手、腰、胸、脚、颈等处的装饰品、化妆品名称与样式，如何使用？发型的样式和梳结的方法（如梳辫子、髻、披发、剪发、剃头……），男人如何处理胡须？需调查服饰与信仰、禁忌等深层民俗的关系，注意其象征意义。重点服饰最好有形象资料”。社团民俗部分，汲取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内容与要求，调查家庭、亲戚、社区、社会团体以及“黑社会”。信仰民俗部分，汲取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的内容与要求，调查民间信仰、人为宗教、民间宗教、民间迷信、禁忌、民间无神论及破除迷信。民间科技与医药卫生在民众生存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民俗部分，学者们易于忽略，是“编写提纲”首先（1994年便提出来）纳入民俗调查范围的，它汲取了民间科技学与民间医药学的内容与要求，各省卷作者努力调查研究，使文明古国的民俗更显学术魅力。民间游艺民俗部分，汲取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体育等学科的要求与内容。“提纲”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得到各地民俗学权威学者的赞同。云南、吉林、山东、天津等卷主编按此“提纲”调查撰著，在各章节中写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民俗。广西、四川、新疆等卷则先分境内诸民族编，各民族编再按“提纲”调查撰著。广东卷先分汉族、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方言区（即民俗色彩区），雷州半岛、特区、水上疍家三大民俗色彩区，和瑶、壮、畲、满、回五个少数民族等编，各编再按“提纲”调查撰著。“提纲”实际上汲取了民族学、民族志学、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要求。宝林同志的学术思想不断深化、发展，之后他又提出写各地民俗学史、方言词汇简释。广西卷据之撰著《广西民俗、民间文艺采录研究史》和兼具方言学、民俗学色彩的《广西方言词汇简释》。民俗大典名誉主编钟敬文教授要求大典各卷写民俗学史，将来35卷的民俗学史另行汇编，便是许多学者合力撰著的一部内容丰富的“中华民俗、民间文艺采录研究史”。各卷的“方言词汇简释”汇总起来，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中华方言（民俗）简明辞典”。“提纲”还要求附民俗照片和行政区域图、民族分布图和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民俗、民间文艺书目，使大典成为图文并茂的20、21世纪之际中华民俗的“描写民俗学”经典之作，可望于2003年完稿，2005年出齐，（实际操作，将于2011至2014年出齐。）将是钟敬文教授倡导建立，中华学者合力建构的“中国民俗学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华又一宏大的民间文化工程。民俗描写研究的成果，是一切民俗研究的基石。任何轻视、忽视、蔑视、歧视描写研究成果的想法，乃自挖学术根本，自毁学术基石。

五、文化人类学的思考

宝林同志1996年获国际人类学彼得奖后，把学术研究的视野拓宽到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之间，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其中也有不少相通之点，研究领域各有所擅也有不少交叉之域。诸学科的发展，既往各具学术个性的方向发展，又相互借鉴、交叉，都研究社会的人和人的文化，都着重田野考察，借个比喻来说，使用不同的望远镜、放大镜、显微镜、多棱镜，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的人和人的文化。

宝林同志写《蔡元培与人类学》，从细读蔡元培全集、日记、自传及自写年谱入手，钩沉蔡先生早年、中年留学欧洲期间和晚年几个时期钟情人类学的史迹及其学术贡献。此文提供了中国人类学史的珍贵的第一章。

《人民心中的法治典范包公》，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视野，剖析代代传承的包公传说，阐明包公并非“人治”的“清官典型”，实属人民心中的“法治典范”，反映了人民渴望法治的文化心态，对家喻户晓的包公传统形象阐发出新意。

《澳门婚俗中西文化交融与人类学思考》，是宝林同志1995—1997年任教澳门大学时，对澳门民俗调查研究的结果。对华人婚俗中传承中华民俗文化又吸收西方民俗文化，华葡通婚现象，“土生葡人”（往往是华葡通婚的后裔）婚俗中传承葡萄牙民俗文化又吸收中华民俗文化，进行了立体描写研究，从文化人类学之异族文化比较研究角度，论述“澳门的中西文化交融几百年来起了先驱作用。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美好未来的建设创造，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总之，段宝林同志从实际材料中提炼理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敢闯也敢创，持续不懈，不断前进。这就是他的值得称道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他是中国民俗学史（含民间文艺学史）上一位优秀的学者。

（原刊《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