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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自述是过伟先生在五年前就已经给我提出的命题，而且写了好几封信，又连连打电话来催，我终于拗不过他，才拿起笔来写。1989年第一版《敦煌民俗学·序》里，我写过最初由于郑振铎等人的指导，我才接触并研究起中国（敦煌）俗文化学来。当时郑振铎为我定位的是民俗文化学的角度；当时的有关情形，那是20世纪新中国成立初年的事了。然而，一生的写作生涯与我自幼从父母亲那里接受五四时期俗文学影响和导师的指导及其家庭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我父亲高孔宪（1889—1963）和我伯父高孔时（1887—1947），在五四时期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认为中国太穷困，又不太平，必须到国外寻求科学和出路，找到路子然后再回来发展。于是父亲留学日本，学的是度量衡；伯父留学德国，学的是机械制造。特别是伯父高孔时，在德国大学毕业以后，娶回一个德国姑娘，小时候我就不知她姓甚名谁，喊伯母为“外国妈妈”。外国妈妈抛弃了自己的家，为爱情随伯父移居中国，永远的离开了德国和亲人。到了北京，在东四胡同购筑了永久居所，以后又来南京，在南京珠江路小纱帽巷4号盖了一栋三楼别墅的小楼，前面有花园和院子。我家在隔壁6号，是四合院，后面也有花园，我妈还在院里栽种了三棵樱桃树。我的第三本诗集《孺子牛》有一首《樱桃树》可以参阅，就是写我妈在院内栽种樱桃树的。我和外国妈妈接触最多时期是在1946年从重庆八年抗战结束回到南京，直到大伯父1947年夏逝世这一段时间。当时我才小学毕业，外国妈妈用法文教我唱《马赛曲》，用德文教我唱舒伯特《小夜曲》等外国歌，至今我还能唱出全文。

听我父亲说，辛亥革命以前父亲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回国以后在二十年代，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南京下关电厂厂长，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来保卫煤的运输，以确保供电。父亲每天上班，有马车来接，还有两个士兵保卫。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以前，我们一家在下关上了一艘叫做“凤普轮”的货轮，随国民政府一起迁居到陪都重庆。在下关上船时，在拥挤的难民中，由卫兵开路上的船，在甲板上，五岁的我倚在母亲身边看见江边的浮尸，非常恐怖。当时五岁的我已经有了记忆。母亲读过私塾，识字，爱读书，也喜欢唱民歌讲民间故事。一路上教我儿歌，给我讲民间故事。在妈妈身边，我感到非常平安和幸福。

妈妈教我学的第一首歌是《泪花儿怕要凋谢了》，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一直到我长大，进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才发现这是郭沫若《女神》中的一段。所以幼年的我就已憧憬见到这位大诗人。再回过头来问母亲，母亲说：“当年在北平，外国妈妈都会唱。还教我们唱外国歌，不是从小也教你唱外国歌吗！”妈妈还教我唱《可怜的秋香》。还教我唱《努力，努力向上跑》。啊，那是胡适写的歌词。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我母亲虽然裹小脚，但是思想却非常进步，而且热爱读书和热爱民间文化，幼时几乎天天给我讲《红楼梦》里的故事。是母亲引导我以后研究《红楼梦》。大家可以参看东亚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红楼梦民俗趣语》和《红楼梦和花塘村之谜》两本书。

妈妈在幼时教我们唱的民间儿歌，至今我们作儿女的仍会背诵。2008年1月26日我的三哥高国杰，一个87岁的老人，在香港重病，我和老伴还有儿子一同赶到香港去见他最后一面。在病榻上，我们还共同回忆起和唱着母亲教过我们唱的儿歌。像《老鼠谣》：

还有一首《瞎子猫》儿歌：

我和他唱完这两首母亲教我们唱的儿歌以后，他便溘然长逝，到天国去见我们的母亲了。我用泪眼送走三哥，一个孤独的老人。

母亲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民间故事，大都为朱元璋故事，我编著《朱元璋笑话故事》（东亚文化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呆女婿笑话故事》（东亚文化出版社，2004年8月版）两书，其中就有母亲给我讲的故事，什么“里十三外十八，门闩朝外插”等。还有我创作的民间童话小说《青蛙王子》和《人参鸟》都有母亲提供的素材；许多南京本地的谚语，什么“眼泪流到了七家湾”等，后来在1995年左右几年，我指导博士生洪董植的《中韩谚语比较研究》，还特地带他到七家湾去实地采风，在那一口明朝的古井旁照了一张相，那也是母亲生前的指导。

在父母亲和伯父伯母（外国妈妈）的教育下，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有几个爱读书爱唱歌，其中会唱许多世界名曲。大哥高国淦是个翻译家。《卡尔·马克思夫人传》就是他翻译的，见（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1月第一版，此书五十年代的老版本也是大哥翻译的；而他的德文那样好，是自幼和外国妈妈用德语会话有密切的关系，至今二姐还收藏着外国妈妈抱着幼年的大哥照的一张相片。外国妈妈教他唱法国马赛曲，美国国歌，德国国歌，（奥）舒伯特《小夜曲》，（德）贝多芬《欢乐颂》等外国古典歌曲，外国妈妈也教我唱过，大哥也又回过头来教会我和二姐、三姐，还有教会我们唱会许多美国歌，如《My Bonnie》《Edelweiss》等，外国妈妈和大哥教我唱会的外国歌曲，终生难忘。外国妈妈逝世于1978年，住在北京，当时她在德国已无亲人，不幸得了乳腺癌，两个乳房俱割去，孤独地逝世。

1979年以后我进入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部任教民间文学课，有一次我带各国留学生到无锡去采风，在开联欢会时我用法文唱起外国妈妈教我唱会的《马赛曲》，好几个巴黎来的女学生站起来和我一起唱，其中法国高丽娜（Corinne Ondina）把江苏电视台记者找来一起录音录像留念，她就感到我和法国留学生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很近。回国以后，高丽娜用中文写了一篇论文给我，题目是《谈法国民间童话小红帽与中国的狼外婆》，她说：“高教授，这是一个永远的纪念。”我说：“我一定将它发表，载入史册。”还有，德国留学生满碧涛（Bratta Manske），在1982年一次联欢会上，我用德文唱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当时从西德来的达克玛、巴佩兰以及满碧涛三人立刻严肃地站起来要求和我一起拍照。他们三人在回国以前，都给我留下一篇中文论文留作永远的纪念。2006年满碧涛已是德国著名教授，在台湾《汉学研究通讯》上还见到发表了她的论文。所以这一切，直至21世纪缅怀起外国妈妈，也不禁老泪纵横感念着她。

抗战时期我二姐高珞琳之所以在重庆和白杨、吴茵演戏拍电影也和家庭的文艺熏陶有很大关系。那时她在报刊上连载小说，抗战胜利后二姐随姐夫梁风到了香港，她依然坚持写小说。《万世师表》这本儿童文学短篇小说集是在亚洲出版社出版的，写于1947年却出版于1965年；收有《万世师表》《友情》《后母》三篇短篇小说，至今读了我也很感动，书中写的文玉的女学生和常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反映的小学生的生活连带着体现了香港和平与人伦的背景。我走上文学道路，主要是妈妈启蒙教育，家庭的文化熏陶，还有二姐帮助和影响的结果。1946年小学六年级写的文章在南京《中央日报·儿童版》上发表，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读胡适枙我的母亲枛》。由于我对文学感兴趣，不久我随二姐到了广州，住在荔枝湾的多宝路，在广州二中读初一，二姐就教我写稿子，向《中央日报》学生版投稿，我就写学校纪闻，二姐为我修改，发表后得到一点稿费，买了一个口琴，一直带到青岛读大学还留着。1948年初又随二姐到了香港，在思想很进步的林焕平教授主持的南方学院旁听，当时也不知天高地厚，一个初中生居然到大学去旁听。特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课来上，贪婪地读着郭沫若、郑振铎、胡适，以及马烽、西戎，周立波、丁玲、何其芳等文学作品。后来林焕平也从香港回大陆了，在广西一所大学任教，1957年不幸和我一样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失去联络。

1948年底二姐买了一张船票让我离开香港去汕头，主要是照顾妈妈，因为妈妈最喜欢我，于是我在汕头一中还读了一学期书。新中国成立后，在1949年底和妈妈回到南京跟父亲团聚。当时父亲年老，靠租房为生。回到南京以后，遵父母之命，读南京六中高中准备考大学。父亲对我说：“我们家四男三女，由于我工资不多，只有你大哥读过黄博军校的德文班，还没有一个人读过正规大学的，你就给我考大学，不要带‘师范’或‘理工’字样的大学就行吧。以后培养你的儿子出国留学，像我和你的伯父一样，回来光宗耀祖。”我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导。

1952年8月我考取了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有几位老师和同学对于我治学和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冯沅君教授，鲁迅评论过她年轻时写的小说《卷施》，特别受到所有学生爱戴。当时我在研究敦煌俗文学，对季布骂阵词文进行校注，后来又发表在《文史哲》上；我上她家去拜访，她就告诉我敦煌词文按郑振铎教授《中国俗文学史》界定为变文，是俗文学之范围，又告诉我敦煌遗书发现经过和治学意义，又将她译录的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一书借给我读，并断言敦煌遗书中也一定有这些古老的神话传说。毕业时知道我没有选择去复旦进行语言学研究而是选择进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搞俗文学研究工作，她就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面呈郑振铎所长。所以冯沅君教授是我终身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启蒙导师，也让我终生受益无穷。

关德栋教授也是我研究敦煌俗文学的启蒙导师，他上民间文学课时曾经阐述当时的教育部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民间文学”课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课，是有违中国实际的，因为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是连体的，又不是只是在口头流传。他还把一叠他写的已经发表的讨论敦煌变文的文章给我读，使我大开眼界；上课时详细讲解敦煌降魔变文、目连变文、丑女缘起；后来又带我们下乡采风，听到四大传说就举出古典文学的依据。讲课内容浓厚，古今民间文学一齐讲，批判地接受所谓“人民口头创作”，讲清苏联的口头创作口号与中国实情的距离。

1956年8月中旬我进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在哲学楼二楼，向人事秘书葛同志报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延安来的干部王研究员的爱人。郑振铎住在天安门边的南池子的四合院里，我问清地址决定去郑老家里送冯沅君让我带来的介绍信。以后每次去看望恩师，总是师母高君箴开的门。接着是所长何其芳找我谈话，当时议论的话题主要是红楼梦研究和诗歌创作。因为在1955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方法前，1953年和1954年我在山东大学正和李希凡和杨建中（蓝翎）同窗读书，每天清晨我们三人在操场跑步总要议论到《水浒传》和《红楼梦》研究。他们毕业一年以后，遂写出了红楼梦批判的文章。但是在1955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时，我也写了一篇《红楼梦与俗语》的文章想发表在《文史哲》上。当时华岗校长没有批准发表。据传他觉得当时正在批判《红楼梦》，而我那篇两三千字的短文，却在弘扬红楼梦俗语的成就，与政治批判气候不符合。到北京就对何其芳谈起这件事，何其芳也觉不妥，他就推荐所内蒋和森《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读，后来我和蒋和森就成了好朋友。还推荐我去拜访本所的俞平伯，指示我俞老才是专家。何其芳本人也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红学家。

关于我的诗《木偶》却不被何其芳看好。事情原委：在山东大学时，我和臧乐源很要好，当时乐源兄是哲学系助教，他说：“我一看到高国藩就想到从前的我。”所以在1955年暑期我到北京乐源兄家里拜访，当然主要是想见一见他鼎鼎大名的父亲臧克家。那次果然见到了慈善的老诗人。见到臧克家以后我就把《木偶》一诗给他看。我认为这一首诗是受了他的《老马》诗启发而作，是以象征手法讽刺某一类墨守成规的人的。大四时同班同学张伯洋举办木偶剧汇演，我就以这一首诗配合演出，毕业后张伯海分配到中国出版总署（如今张伯海是出版总署的中国期刊研究会会长）。臧克家读了《木偶》认为很好，他建议说：“韦君宜正在主编《文艺学习》，你可以拿到那里发表。”我就寄给韦君宜。但是如今何其芳看到这一首诗时印象却不好，他的意见主要是：“讽刺主要是对敌人，像《马凡陀山歌》，而你这首诗却对准了人民。”他这一说我就担心此诗发表不成了，就去编辑部拜访韦君宜，想不到她说：“我看高国藩就善于写象征性的带有哲理的诗。”1956年12期《文艺学习》发表了《木偶》，笔名南坚。但这首诗在反右斗争时却引起了大麻烦，何其芳说：“高国藩不务正业，却在写反党反社会主义诗。”主要指这一首诗和歌颂大鸣大放的诗。当时我把政治方向看反了。由于领导在布置大鸣大放工作时，是从正面说的，我并不明白其本质，还以为是说这是体现我们国家政治开明大度，只有新中国才能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接受人民的意见呢。自以为说：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这无罪，闻者足戒，体现人民的国家最大的民主。所以我，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才走出校门，25岁，涉世未深，也天真烂漫，是从正面来理解大鸣大放的实质和意义的。总以为提倡大鸣大放是大好事，一定要向国家表忠心。尽管我对党对政府也没有什么大“意见”要提，所以只是写诗正面歌颂大鸣大放这件事情本身；自以为也是符合当时文艺配合政治和工农兵的文艺方针的。谁知在很短的时期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完全反过来说了，说这是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暴露了这些牛鬼蛇神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本质”，应当从反面来理解他们的正面意见！我才知道自己猜错了这一道斯芬克斯的谜语。

当时我在北京主要与巴牧和方殷友善。巴牧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三河闸上》，方殷编成我的第一本诗集《新星集》（已经成校样，后来毁版）。反右斗争一来，我的诗成了清查对象，反右斗争小组从七八家发表过我的诗的刊物编辑部里，搜查到我写的《歌颂北京大学大鸣大放》的诗歌，其中有歌颂《民主路》《自由路》等，打印出来在批判会上散发。糟了，所谓“铁证如山”，我再赖也赖不掉了。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心服，我在刊物上发表的诗全是歌颂工农兵的呀！1953年《旅大文艺》发表我的《他轻轻地走着走着……》，是歌颂警察的；1955年《大众日报》发表我的《巡逻的木船》是歌颂民兵的；1956年浙江《东海》发表我的《大港》是歌颂人民海军的……但批判会上根本不容许我讲话，就被喝令下台去，从此我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只能沉默和劳动。先后和金开诚在农场劳动，和蒋和森在果园除草，徐懋庸带着我们扫大街，用泪眼相送李荒芜去北大荒……，噩梦醒来已是二十三年以后了。在这二十三年里，我在农村，主要是领取最低生活费，无法自顾，父母赡养不了啦，只有写信给香港的二姐和三姐，求她们寄钱、寄米、寄油，使父母赖以生存，而我每天只是劳动和不断的写同一内容的《思想检查》，孤独生活，只求平安。在农村小镇上游街，挂牌，戴高帽，挨打受骂，都闭上嘴巴，逆来顺受，真真成为一个“木偶”；最终坚持听从母亲的教导：“为妈活着”而活下来了。在做人上，接受了深刻的人生教训，讲话做事都要考虑前因后果，再没有判断好一件事物的本质以前，绝不能乱发言和草率写文章，以免祸从口出和兴文字狱。所以，1979年以后我更有信心地写作和研究。

1956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当时我有一篇学术成果是发表在《俄文友好报》上的《谈东北农村歌颂苏联的民谣》。我把稿子寄到编辑部去，接到回信竟然是浩然写的，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出版伟大小说《艳阳天》成为作家，信上说论文确定发表，如果翻译俄文不出意外，一星期以内见报。后来又来信，约我到苏联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吃饭，给我发稿费。我记得他特地点了“莫斯科红菜汤”，味道很鲜美，至今难忘。浩然把一叠人民币推到我面前，我数了一下是154元人民币，相当于我的两个多月的工资。当时我是研究十二级，只拿62元人民币一月。每月寄30元给父母亲。这是我和浩然唯一的一次偶然见面。离开餐厅我非常兴奋，决定到王府井买一块瑞士名表，结果选中150元的罗唐纳，这块表一直伴随着我历经苦难，直到二十四年以后考进南京大学任教，我的手腕上还戴着这一块表。

进所以后，郑师振铎首先指示我学习搞资料工作，只有先学会怎样搜集资料，才能够进一步懂得怎样搞研究工作。遵从师训，我拜访负责此事的吴晓铃先生，在晓铃先生指导下参加《中国作家笔名录》编纂工作。接着就每天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上班，通过查目录翻阅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报纸。到北京图书馆上班时才知道，还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和我一起工作，她是陈秋帆。由于每天在一起工作，彼此都已熟悉，才知道她就是钟敬文教授的夫人，原来都是搞民间文学研究的同仁。我应当喊她“师母”，不过师母显得很年轻，她命令我，只喊“陈老师”，又说：“你是郑振铎的学生，喊高君箴为师母吧。”又谈起1948年在香港时惜未一见，当时他们在达德学院教书，我却在南方学院听课，彼此距离很近却不认识。在文津街北图的隔壁就是中国科学院本部，郭沫若院长办公室就在那里。头一天中午吴晓铃先生就带我们走进院长办公室，吩咐说：“你们午饭后就在这里沙发上休息，反正郭老回家了，这里没有人，我已经跟郭老打过招呼了。”幼年时母亲就已教会我背诵《女神》里的诗，此时真是天赐良缘来到大诗人郭沫若的办公室了，非常兴奋，连墙上挂的齐白石的画也来不及欣赏。在山东大学时我写过一篇两千行的长篇叙事诗《大禹和涂山姑娘》，敬请冯沅君教授阅后，她将她翻译的法国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借给我看，教我增加曲折的艺术细节描写。我就把这一本长诗手稿带来，上面是原稿和附上一封信，下面是《文艺学习》12期上的《木偶》诗，放在院长的办公桌上请他指教。第二天中午来，看见手稿不在桌上了，一定是院长拿去读了。几天以后是星期一，中午来到院长办公室，果然手稿又回到桌上，郭沫若在手稿的第一页稿纸边写上四行评语的信，是竖着写的：

南坚同志：您的诗读了一遍，我觉得太长了，不紧凑。有些地方有韵，有些地方又没有，形式不统一。诗中叙到一些东西，在当时是没有的。我劝您尽力精简捶炼一下。郭沫若十二、廿四。

这就是我的诗《在郭沫若的办公室里》的写作背景。也是聘请郭沫若的外孙女藤田梨那（日本国士馆大学部教授）为《东亚文化研究》学术年刊的副主编的根据。藤田梨那2004年来南京访问时，我深感荣幸，并和她合影留念，藏之永恒！

这是1956年年底发生的事情。“南坚”是我当时的笔名。我看懂了郭老的意思，大禹和涂山氏是原始社会，那是莽荒石器时代，描写上不应当出现金玉首饰和丝绸服饰“在当时是没有的”东西。还不能按曹植写《洛神赋》那样华丽的写法。要在艺术上有所出新，虽然不太容易，但是郭老在信中指出的这些细节在原稿中是完全可以修改使之完美的。但可惜的是后来原稿被毁于反右斗争。

1957年元旦以后尊师训又转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去读各地寄来的民间文学原稿。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位姓沈的助教，和我一起读原稿。民研会的资料室原有一个“分类法”，大凡是按照苏联式的“人民口头创作”分类。非常粗略，而且苏联的模式跟中国俗文学格格不入。例如，三言二拍中的故事，评弹或鼓词中的故事，聊斋鬼故事，都把它纳入“口头创作”。我和沈助教就按郑师振铎的办法，又增添“俗文学类”。

民研会思想很“左”的负责人非常生气，质问我们：“连教育部规定的‘民间文学”课，一律改成‘人民口头创作’课，你们为什么把封建文人的俗文学作品加入‘人民口头创作’？这是抵制马列主义的人民口头创作观。”

好家伙，帽子倒不小。

我们反驳：“民间文学研究会和《民间文学》刊物不是还没有改为‘人民口头创作’吗？为什么不能在口头创作之外，加上俗文学一类呢？又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加的，而是按照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定论加的。”

后来事情闹得很大，他们居然汇报给文学研究所的党的领导，告我们的分类联系着错误观点，说我抵制马列主义分类法又“荒唐的”塞进封建文人俗文学内容。当时书记同志把他们的信给我看时，我非常生气，我认为这件事跟所谓封建抵制马列根本无关，与其他任何问题也无关；他们还转移目标指摘为是我的所谓“私心问题”，而实际掩盖了扩大分类才能解决我国民间文学分类事物的本质。你们的分类我们一字未改，只是加上了俗文学分类，就构成大错吗？沈助教也跑到民研会资料室去理论，她说：“加上俗文学分类还有我，你们凭什么把所谓‘罪名’都加在高国藩头上了？”我们气得把他们的汇报信都撕了。我又拜访郑师振铎，他安慰我说：“没有关系。刊物的《民间文学》四个字是郭沫若写的，教育部改了课名由他改去，什么‘人民口头创作’，和变文、弹词，道情、鼓子词一样，都是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后来这一件事情遇到反右斗争，就不了了之。再后来到暑假，沈助教到大连去旅游竟然失踪，据传她是预感到自己要被划为右派而沉海自杀。关于此事我和段宝林教授交换过意见，当时段宝林还在读大三，已经知道此事。不过当时我也预感到自己要被划为右派，不过我不想自杀，我还有衰老的爹娘，我死了，父母怎么办？只有咬紧牙关走进这不知底的深渊吧。

往事如烟，也怕谈往事。但1979年以后我相信，今年再也不会遇到类似的不自觉碰到的“文字狱”了。如今回顾起来，我是受党的教育培养成长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大学生，对党绝对不会有什么反面意见，真正感到“歌颂大鸣大放”实属幼稚的偶然犯的“大错”，这是个荒唐的错误，只此一回，下不为例了。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始终向前看，绝不向后看。我只关心我的教学工作和写作，为了今天和明天，淡出社会工作，一心闭门著书立说。我1979年5月考进南大中文系任教。1979年以后不必再去拜师求教了，有郑师振铎过去的指导，已经终生受益无穷矣。因此我对中外大学生和高级进修生讲授《中国民间文学》的时候，一律采取“人民口头创作＋俗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的模式，后来这本4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于1990年由台湾著名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带到台湾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成为台湾各大学民间文学课采用的教材。当时曾经获金马奖提名，但由于不评大陆作家作品而未获评奖。

1982年至1986年暑假，每一年七、八月份我都到敦煌去两个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研究，直到写好了《敦煌民俗学》为止，完成了郑师振铎指导的遗愿，也了却了我30年的心愿；在三危山、鸣沙山、莫高窟、酒泉、武威、张掖和河西走廊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写了一组诗《敦煌颂歌》，收录在第一本诗集《骆驼的蹄印》中，我用《骆驼的蹄印》这首诗，歌颂了所有文化的探求者艰难的跋涉。也遵循了当年韦君宜总结过的《木偶》象征性诗歌的特点。

我一定要把失去的二十三年在后半生补回来。所以书不断出版着，《敦煌民俗学》以后，又有《中国巫术史》《中国俗文化学》《敦煌俗文化学》《敦煌民间文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敦煌曲子词欣赏》《敦煌学百年史述要》《新月的诗神——闻一多与徐志摩》，还把所有外国留学生写的民间文学论文编成《心灵的传通》（Spiritual and Mental Inter-communication）一书，以及诗集、小说集等四十余部。总字数已经超过1 000万字。晚年，我还有一个纠正和消除已出版书中的错误缺点的任务，因此我还要不断地努力。还有，始终关心自己、老伴和儿子的健康和生活，已经成为习惯。我肯定会长命百岁，因为我一直研究道教的养生学。我多活一年，就能为我们社会、为人类的精神建设多写几篇诗、几篇文章，给祖国和世界增添欢乐、消除忧愁。我体会到：拥有健康，老有所为最要紧，继续为祖国和世界和平、文化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