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生死于度外 存事业于胸中——醉心于神话和寓言的历程、心态与治学16字真言

刘城淮

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动员干部考大学，读过两年半高中、当了五六年公安干部的我，考进北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大学一年级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激起我立志做个中国文学史学家。文学史的源头为原始社会的神话，一年级又有民间文学课程，原始社会的神话是最先讲的作品，这与我小时候迷恋奇幻故事的情结一拍即合，我决定从研究神话入手。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古籍记载的神话材料稀少又零碎，心想必须到古籍中广泛地搜集材料。于是多方面涉猎野史、笔记，摘录几百万字神话资料。即使在激烈的“反右”斗争、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我也挤时间埋头于古籍。由此，遭到“走白专道路”的批评。我口头不敢反驳，可心里却认定又红又专的“红”应该体现在“专”上，否则便成了口头革命派。1959年、1960年上学期，我们年级集中课余时间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我没有专门阅读神话古籍的时间了，不过在其他书籍中遇到神话材料，仍然抄下来。1960年下学期开始写毕业论文，我选了《汉族上古神话通论》这个大题目。经过一年拼搏，写出30万字的论文，创下了北大毕业论文最长的记录。论文自然免不了幼稚、粗疏，但初步创建了中国神话系统及其理论体系，得到导师吴组缃教授的肯定，给了许多指点，勉励我继续努力。

1961年毕业后，我与几位同学本来分配到湖南大学中文系，抵达长沙时，该系撤消了，只得下到长沙师专与教师进修学院（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当老师。除了教好书，我将毕业论文修改成40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于1964年将书稿寄给天津百花出版社。在阅读古代典籍时，发现我国寓言非常丰富。遗憾的是，只有公木、朱靖华的《先秦寓言选释》发表其中一部分，各种文学史只在论述作家时附带谈及少数篇章。我又给自己设立目标——编《中国古代寓言大全》与写《中国古代寓言通论》。第一步，花两年左右编60万字《先秦寓言大全》，挖掘五百多篇作品和有关先秦寓言的资料，写每一篇的提要、注释与译文。然后，着手写《先秦寓言通论》。

不料1966年发生“文革”。我当然逃不了十年浩劫厄运，先是出版社退回书稿，说本纳入出版计划，可现在无法出版了。接着上面派来的工作组诬陷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坚决抵制，他们才没有得逞。以后，师专撤销，我被派往农村工作队去抓革命促生产；1972年底，调到湖南资兴矿务局，时而教中学，时而搞宣传。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别说科研搞不了，连许多古代与外国著作涉及“封资修”也不能看了。好心的亲友劝我来个林黛玉式的“焚稿断痴情”，将节衣缩食购买的书籍当废纸卖掉，将凝结多年心血的资料、书稿当“四旧”烧毁，以免被扣上“复辟四旧”“复辟资本主义”帽子，轻则关牛棚，重则进牢狱。我却实在舍不得，便让它们隐藏在旧箱子里，伴随我颠沛流离。

果然，皇天不负民众心，1976年冬“四人帮”垮台了。我久久冷寂的心潮也沸腾起来，要求回高校。但领导却让我身兼数职——局教学辅导站站长、职工大学师训部负责人、子弟中学校长等，让我担负培养教师与学生的重任，工作很忙；不过我不甘愿放弃科研，便抓紧每天晚上十点以后的时间，看书、写稿直到深夜，节假日更是埋头苦干。将《先秦寓言大全》修改八遍，四川人民出版社本计划于1984年出版，后来由于全国压缩出版规模，将它从印刷厂撤回来。这对我又是沉重的一击，好在打击多了，我不在乎了，坚信“只要货物精美，终究会有买主”。后来，湖南岳麓出版社果然于1993年出版了它，只是省去“提要”“译文”等。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郑硕人、涂石同志得知我的情况，建议我先将每个神话整理成篇，加上“提示”“注释”“译文”与“说明”，再按类别与始作时期的先后编排，结集成《中国上古神话》。1986年初改成60万字书稿。该社1988年出版了它，得到学者们的好评，《人民日报》在《刘城淮研究上古神话出新论》一文（1993年12月14日）称它“新建了一个巨大、严密的中国上古神话系统”。《湖南教育学院学报》赞扬它“精深恢弘，自成体系”（1990年第1期），湖南文联党组成员、研究员宋梧刚肯定它“不愧为一部对整理、研究中国神话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巨著”（《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湖南省首届（1979—1990）优秀社科成果评选中，它从参选的两千多部专著里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

1986年春，我终于回到高校。完成《中国上古神话》后，随即修改《中国上古神话通论》。但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我在前几年患的胃溃疡愈来愈严重，以致1987年5月一个深夜胃出血而昏倒在地。送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不久动手术，医生发现我患上胃癌，将胃切除绝大部分，将实情告诉我的孩子。孩子们怕我受不了打击，对我隐瞒真相。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恍然明白，不由得悲观绝望。在亲友、医护人员的安慰下，我逐渐想通了：“悲观无济于事，乐观有利健康。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有所作为。”由此达观起来，毅然以“置死亡于度外，存事业于胸中”为座右铭。一面积极医治，一面照常工作，即使住院化疗也手不释卷。这样，我到1988年将55万字的《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写完了，寄给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同时，还与两位同志编撰《古诗文名句录续编》（1989年出版），作为神话类主编参与《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的编撰（1992年出版），发表一些论文，给《中国风俗辞典》《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写了条目，当了大专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四册120万字）的责编（1989年出版）。但是原计划出版《中国上古神话通论》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突然于1990年撤销，退了书稿，使我大失所望。幸喜云南人民出版社杨世光同志知道后，要我寄书稿给他，并于1992年出版了。本书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赞许，纷纷发表评介，称赞它是“至今所见用科学态度全面研究中国神话的仅有之作”（袁珂《科学的探讨，系统的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3期），“首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神话学理论体系，……它标志着我国没有神话学理论体系的时期的结束，标志着我国神话学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天吟《博大精深，自成一家》，同上），“如此全面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罕见。”（丁春兰《中国神话学的重大突破》，《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所以，它荣获云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至此，创建中国神话系统及其理论体系的目的初步实现了。

对上古神话的整理、研究告一段落，我于1989年转而撰写《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30万字），1992年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也受到学者们的赞赏，誉之为“自成一家言”之作（《湖南日报》1993年8月13日），中国寓言学会授予优秀论著“金骆驼奖”。它与《先秦寓言大全》配套，给计划写的《中国古代寓言大全》《中国古代寓言通论》开了个好头。

从1991年开端，我将主要精力投向了对中国中近古神话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奋战几年，完成120万字《中国中近古神话》。它跟《中国上古神话》一道，组成更加庞大、全面、完整的中国神话系统，并为我拟撰写的《中国神话发展史》打下基础。遗憾的是由于担心贴本，至今没有出版社将它纳入出版计划。与此同时，我们目光扩及与神话密切相关的神秘文化与原始性风俗，主编《神话文化精品系列》（240万字）。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其中四本：《神话经典》（我与刘爱梅编著）、《佛话经典》（何学威）、《鬼话连篇》（徐华龙）、《怪话连篇》（刘春风）。可另外四本——《仙话奇文》（吴如虹）、《物话奇文》（我与刘重阳编著）、《史诗异事》（郎樱等）、《民俗异事》（我与王朋编著），限于经济效益问题，现在还未能问世。编著的《迷幻组歌——世界原始性异俗大观》（40万字）也遭到搁浅命运。不过，另外主编的《中国古典名著精解》（70万字，其中约30万字为我所著），编著的《枙大学语文枛自考学习指导》（40万字），跟五位同志共同编著的《新编汉语字典》，有幸与读者见面了。

立足于《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中近古神话》，我主编《中华神话大辞典》（200万字），它也是为《中国神话发展史》服务的。由于中近古神话和大辞典还没有得到面世的机会，我停止写《中国神话发展史》，转而致力于建构世界神话体系。我带着论文《略论建构世界神话体系》，于1996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国际学术会议，论述建构世界神话体系的必要性、可能性，提出世界神话体系表。许多学者称赞，中国俗文学会副会长王文宝研究员致函我，说它“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设想，……是对世界神话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从此，我一方面主编《世界神话集》（4册85万字），作“构建世界神话体系的有益尝试”（《湖南教苑报》），将“各族神话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体系”（《军事博览报》）；另一方面撰写《世界神话三部曲》：《人类诞生幻想曲》（30万字），构造全世界人类诞生神话的系统；《世界创造幻想曲》（20万字），构造全世界创世神话的系统；《百科全书幻想曲》（30万字），论述世界神话的百科全书的性质与内涵。前者于1999年出世，其副产品《异国异人异事》与后两者则还躺在书柜里等待时机。

这期间，我应一个出版社之约，主编《世界寓言集》（120万字）。它为我计划撰写的《世界寓言概论》作了准备，有待于出版。但论文选集《文艺湘军百家·刘城淮卷》，跟两位同志一起译注的《宋人画论》，贡献于读者面前了。此外还当了《中西文化知识》的责编，《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的四位主要审订者之一。1987年手术迄今15年，写了不少，也出版了不少，可聊以自慰。

迄至现在，没有见诸书肆的书稿还相当多，可我并不气馁，仍将继续研究、著述。我的格言是：“人生价值在奉献，健康一日做一天。待到不能工作时，再当快活逍遥仙。”即使写出的书稿不能在我生前杀青，也可留给后人，等将来经济更发达，终会有出版机会，终会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以上便是我从事神话和寓言等研究的情况，四句十六言以蔽之，是“路途艰难，收获颇丰，遗憾不少，前景光明。”我始终坚守的治学之道，也有十六字真言：“情深，意坚，志大，求实，学博，思多，心广，法正。”

情深，意坚——搞科研必须对它深有感情，才能有所成就。科研与别的工作一样充满困难、艰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博得硕果。而我，热爱神话、寓言等的研究，百折不挠。

志大，求实——凡事要作出突出的成绩，要有远大的志尚。而我，志在当学者，志在创建中国神话、世界神话的系统，创立中国式的神话理论体系，志在全面地整理、深入地探究中国寓言、世界寓言等，以此为人民、为祖国、为人类作些贡献。同时，我虽然尊敬别的学者，虚心向他们学习，但并不受他们的拘囿，而志在开创。即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绝不盲从，曾经说过：“马克思他们都不是专业的神话学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神话。所以，我们不能以引用他们的话为满足，而应该领会他们有关论述的基本精神，密切结合神话实际，广泛、深入地进行探究。”如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我却指出：“即便某些自然力已被支配，也可能有关于它们的神话诞生，——很多原始神话，就是在初民实际上支配了某些自然力之后，才结下的果实。”（见《中国上古神话通论》）我敢于补充别的学者的论述的不足，例如闻一多认定龙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是蛇，我则进一步考证出其蛇类当包括蜥蜴在内，另外马类也是龙的一个主要模特儿。也敢于否定别的学者不正确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我所写《凤凰的模特儿与始作者考》断定凤凰的主要模特儿是雉类、鸷鸟类，而非郭沫若等主张的孔雀。我勇于开拓，袁珂称扬《中国上古神话通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质的巨著”。也勇于创新，有的学者赞誉《中国上古神话通论》“大多发人之未发，充分表现了著者突出的才学胆识与创造性思维”，赞誉我对研究的作品“个个提出了新颖的看法”。我能够从宏观着眼，综览中国乃至世界的神话、寓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分期之我见》还从总体上与分类上（诗歌、神话、史诗、传说、小说、寓言、游记、杂文、赋、笑话、骈文、戏曲、创作方法、文学观等）划分其发展的时期。也能够从微观着手，探讨某篇作品、某个问题，独出心裁，作出崭新的结论，诸如“先秦寓言当发生于春秋早期”，“我国小说产生于春秋战国”，炎帝神农是由南方的炎帝与北方的神农融合而成的“中华文化的光辉旗帜”，羿、共工、蚩尤、三苗均有正反两个现象等。我还提炼出好些新概念，像“上古神话”“后世神话”“不自觉神话”“半自觉神话”“自觉神话”“自然社会性神话”“综合性神话”“原生态神话”“次生态神话”“原始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象征主义创作方法”“鬼话”“怪话”“仙话”“佛话”“物话”……而这一切，均贯串着求实的精神，均立足于实际的材料之上。我从来抱着一个信条，即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总是力求掌握大量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直接的材料，或间接的旁证材料，选用具有代表性的材料于文章之中；从不抓住一条材料，便浮想联翩，主观臆断。所以，对我的论点，别人可以不同意，但难以全盘否定，更不会斥之为无稽之谈。我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从足够材料中升华出来的理论，才有生命力，才有意义，才能经得起时间老人的考验，长存于世；否则，过眼烟云耳，即使一时五彩缤纷，炫人眼目，为爱好猎奇的编辑、读者所欣赏，给戴上“创新”的桂冠，也会很快消散得无影无踪的。这样的事情，在学苑中屡见不鲜，我常引以为戒。

博学，思多——如果说科研需要博学，那么，研究神话便更需博学，因为它是古人的“百科全书”，它散见于万千种书刊中与亿万民众中，它的学派很多。因此，凡是有关我的研究范围的著作我都尽可能地购买、阅读，从中汲取对我有用的东西；《百科全书幻想曲》一书，便囊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65门学科的内容；几本神话、寓言著作，引用了两千余种书刊的材料。学与思分不开，科研更要多思。我对所研究的课题总是花许多时间深思熟虑，从多个角度七思八想，多多联想与课题有关的事物，常为一个观点乃至一个词句而绞尽脑汁地思考得很多，对别人著作中的材料、观点也多加思索以分辨真伪、是非。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加多思，则可得丰收了。

心广，法正——常见有些学者心胸狭窄，只坚持一个学派的主张，排斥甚至打击其他学派；只用一种方法，拒绝其他方法；以致局限了自己的成就，使自己走的路愈来愈窄，钻进了死胡同。有鉴于此，我反其道而行之，心胸广阔；无论哪种学派，总是取其长而弃其短；无论哪种方法，总是取其正是弃其偏。我与袁珂、过伟、萧兵、陈钧等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汲取各个神话学派的有用成分，密切结合神话的实际，创立了崭新而科学的神话学派——‘唯物辩证学派’”，其主要特点是揭示神话的广泛性、强调神话的文学性、注重神话的发展性、突出神话的多科性与首倡世界神话的体系性（见《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崭新而科学的神话学派的崛起——唯物辩证神话学派管窥》）。在方法上，我基本上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其他方法只要是正确的或有正确的成分也用之，正如有评论说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基本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观照神话宝库，博采众家之长，糅合古今精粹”（阳光《构筑一座宏伟的神话殿堂——赏读刘城淮新著枙中国上古神话通论枛》）。我坚持扣住“存在”的情况及其发展、变化，扣住与神话、寓言等有关联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研究、分析神话和寓言等；同时，神话学上的隐喻、历史主义、传播、浪漫主义、象征型——古典型艺术、宗教仪典、自然、人类、历史民族、心理分析、社会、功能、结构主义与狭义、广义等学派的方法，文艺学、民间文艺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民间宗教学、文化生态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考据学、语言学、文字学、比较文学等的方法，我无不适当采用。

另外，在表述方面，正像有人评价的一样：拙著“从头至尾是中国风格式的精言畅语，朴实而富文采，练达以致专深，树立了良好的理论文风”（杨世光）。我反对堆砌谁也难懂甚至作者自己都不了然的艰涩概念，追求华丽的词藻，花哨的语句，也不欣赏干瘪无味的语言、枯燥呆板的文学；我对内容稀薄而篇幅冗长的文章不感兴趣，对根据很少而臆测武断、穿凿附会的著作更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