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过伟先生，承您在大作《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26名家》中也列入了我的名字，还热情地称我为“敢为天下先”的学者，让我自己也写出一份“学术自传”来，我真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一向是写别人，研究别人。我所写过的人有：我所崇敬的先师、早期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赵纪彬先生；中国第一个得到博士学位的女教授、文学史家冯沅君先生；四川才子瘦金书书法名家佘雪曼先生；我的民俗学老师顾颉刚先生、钟敬文先生。我写他们时得心应手，很有情感。每研究一个人，写一个人，我都从他们的博学多才、高尚人格中受到极大启发，从中受益。若是把它们集结起来，大约可以印成一本《尊师集》了。现在你提示，要我写写自己。我真不胜惶恐，难道我也“到时候了吗”？我有什么可写的呢？一代不如一代！因此我多次回避它，迟迟交不了卷。总希望列出个“著作明细表”交去完事，由你处理。可你死死抓住不放，又寄样本来；又是电催，又是信促，看来再拖就要误你出版时机了。我只好信笔写来，想到哪，写到哪；你呢，你便可用哪儿，取哪儿，冗者去之，赘者删之，误者改之。

总的感觉是：我的一生，找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专业，即钟敬文先生和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这两门学问也统称为民俗文化学，原来几乎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它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它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中，孕育了无数的天才作家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根基深厚、内容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不但是精神及物质文明的金矿，而且还是稀有金属。我研究了50多年民俗学，总觉得好像是我们东北金矿采金工人，刨到了一个个“金娃娃”，它闪亮、辉煌，牵引了淘金人一生的清梦。

由于有这种认识和感觉，我在研究工作中，总是孜孜以求，从未怠惰过，随着研究课题向纵深发展，我更全面了解民俗学丰富的内涵及其和其他边缘科学的关系，以及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浩瀚无际。这使我对自己的专业爱之弥深，钻之弥坚。虽然用我毕生精力，也只是在民俗文化园地开辟了一小片荒地，耕耘了几条垄亩——写出三四本专著，留下百十篇文章，主编了近十本大部头文献，总共不过千八百万字而已。它比起这门学问的宏博、深厚，只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虽然，我用生命与之的这些成果，也还是敝帚自珍的。我衷心感谢我的祖国、党和前辈学者、师尊、朋友们对我的启迪和教育，没有他们，我哪有今天的收益。

在长期研究工作中，我概括出几条经验，简述于此，可为参考，后文就不详述了。

（1）选题贵有新意。多方准备，不避困难，知难而进。（如我选《聊斋》研究，对故事来源及诸多典故的考证。）

（2）就论题全面研究，把握要旨，突出主题兼及余事映衬兼备，以现全貌。

（3）充分利用资料库，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可效王国维起地下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并用的方法，再加上民俗学田野作业方法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作综合利用，比较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为主，兼用其他方法，如考古法，地理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归纳法，比较研究法，传播学派方法，结构、符号、表格示意，等等。我常用比较研究法，同时综合利用多种研究方法。方法对了，可以走捷径。手段灵活得体，会更好地达到论题的目的。

（4）行文大方，语言得体，讲究辞藻，但切忌做作浮夸。写论文在阐明要旨，强调理论性、逻辑性的原则下，亦不妨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我读梁启超的论文深为其革命激情所感染。他的文章既充分显示其传统文化修养的渊博，又充满一个民主革命者“爱我中华”的饱满激情。这类文章感染性强，可读性强，能唤起读者共鸣，社会效益好，给人知识多。但这似乎不是学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强烈感受，是知识和情感有了充足准备，融会贯通之后的自然喷发。如我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序和《中国虎文化研究》专著，颇得其旨，故详者常云“玢玲教授书文激情横溢，隽永清逸，向来为诸同道和后学者所崇誉。”此虽过誉，亦非虚言。

过伟先生，昨天写个信头，总的交代了自己对民俗学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接着想写我师从钟敬文先生学民间文学的事。可是隔了一夜，4月17日清晨忽然又是一场大风雪（连日来已屡见沙尘暴），晨练回来，寸步难行，好像自己并没有迈步，完全是大风雪给我刮到家里，大雪赛鹅毛，竟是横拍到脊梁骨上的，背后一层冰雪。这种场景别说你们江南人没见过，就是我这典型的北方人也头一次领略，于是我穿上棉衣，落座执笔时，便改变了话题：不妨先放放民间文学，回溯一下“九一八”（1931年）一声炮响，日本侵略军怎样过早地迫使我离家出走，从风雨中走向人生的。于是即景生情拾得了此文题目：

春城四月尚飞雪，凌寒漫忆鸿爪痕。

我1924年出生在辽西医巫闾山（东北三大名山之一）脚下的北镇里（今北宁市）。七岁上学，当时正是日本侵略东北那年。记得上学头一天就战战兢兢地从日本关东军刺刀下通过（我的个子还没鬼子刺刀高），进入北镇第三女子小学。从那以后我开始接受奴化教育。可是奇妙的是，我却在日伪（满洲国）奴化教育下接受了地下工作者的反满抗日思想。加之十三岁丧母，不幸使得我比别的女孩多了几分野性。中学毕业后，地主父亲给我找个比他更大地主家的儿子，让我结婚，我便只身跑到关内，参加了抗日流亡学生的队伍。经过一年多的流浪和复习，于1942年考入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做了一名插班生。第一个看我考卷和作文的导师是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他们博古通今，思想先进，是我崇拜的对象。还有赵纪彬先生（哲学教授）、叶丁易先生（现代文学史教授）、董每戡先生（戏曲教授），还有后去的小说家姚雪垠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东北大学生民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从他们身上我吸吮着丰富的知识和先进思想，嗜读如命、积极写作，我加入了黑土地社，学习社等社团组织，参加了东北大学的民主革命运动，准备抗战胜利后，随时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祖国文化建设。

曾经有一首诗回忆我在三台东北大学读书时的精神境界：

（注）涪江、草堂寺皆三台名胜。当时东北大学流亡期校址设在昔日杜甫读书的三台草堂寺，其厅堂为东北大学学子励志夜读圣地。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沈阳日报》做过短期记者，1951年赵纪彬先生任河南省师范学院院长，在他创办学院初期，聘我为中文系讲师，教文选课。在教李季《王贵与李香香》、韦其麟《百鸟衣》时，我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教课效果也比一般讲授受欢迎。恰于此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师院的青年教师黄平权系统地介绍了钟敬文先生招研究生班的信息。于是我闻风而动，一方面通过组织联系，正式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方面由黄平权介绍认识钟先生，通过考核批准，正式拜钟先生为导师。学过一年基础课（《民间文学概论》）后，同时和我进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的外校老师都回校任课了，我没有回去。大约钟敬文先生看我很用功，孺子可教，是个研究人员的材料，便建议我多学一年，和研究生一起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完，写完毕业论文再回去。如此，我喜出望外，便和其他研究生一样，学完所有课程，写完硕士研究生论文和钟先生第一届研究生班的同学乌丙安、张振犁、张紫晨、蔚家麟等同时毕业，正式成为钟敬文先生第一届研究生班的开门弟子。

我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鲁迅和民间文学》。我为什么选这一题目呢？因为我是从作家文学过渡到民间文学的，熟悉两种文学形式。同时阅读外国一流作家所受民间文学哺育的事例，欲找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关系的规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是有代表性的。从鲁迅的

唷唷派论起，到他一系列的文学理论建树和民间文学在杂文、小说中的运用，都说明鲁迅是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此后这篇论文发表在《河南师范学院学报》创刊号上（1956年）。

我毕业后回河南师范学院没多久，张振犁也分配到河南师范学院，我因家在东北就又调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

1978年，钟敬文先生受命主编高等院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在分配写作任务时，指定我来撰写《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关系》一章。如此，我适应任务的需要，便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冯梦龙、曹雪芹、蒲松龄等受民间文学影响很深，有代表性的古典作家及现代、当代的作家鲁迅、李季等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在大量资料的阅读中得出结论：“人民是作家的母亲，人民生活和民间文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一旦离开人民丰富乳汁的滋养，作家的才思就会干涸枯竭。同样，民间文学的保留也离不开作家的记录、润饰和提高，因而认为一部文学史，即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史，便是对过去和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探索的科学史。它对促进社会文明和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结合古典文学的研究，解剖麻雀，深入研究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写了一本《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专著）此书于198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它一直到现在还是我国第一部从民间文化角度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唯一的专著，很有开创意义。曾获吉林省首届长白山文艺奖二等奖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

著名古典小说研究家何满子先生给此书写序时说：

汪玢玲同志从民间文学角度来研究蒲松龄，应该说是选择了一个很能把握蒲松龄特征的角度。

说得不错，蒲氏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民间文化基础，能挖掘出他从民间文学吸取乳汁，成长为天才的秘密，对于祖国文化未尝不是一种重要贡献。

一一查询考证，我找出聊斋故事中出于民间口头、书面材料者，不下160多种。大大超出前人研究的结果（凡数十篇）。凡此我都列表一一比较，简述其内容提要，一目了然。如《促织》故事之源于《明小史》中的《骏马易虫》，以郡督征促织，逼得枫桥粮长卖了自家良马给上司买了高价善斗的蟋蟀，“妻窃视之，跃出，为鸡啄死。惧而自缢，夫伤之，且畏法，亦自缢。”显然这就是《促织》创作的原型，了解它的原型所反映的民间惨剧，就知道蒲松龄何以能以一草虫而揭示社会斗争的重大主题了。再查明清时期的大量笔记，所记载的市景游侠斗赌蟋蟀的习俗，就更能洞见蒲松龄化腐朽为神奇的高明艺术手段了。类似这些我一个一个地发现它的原型，甚至找到蒲松龄四五百个用典的出处。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难关。每攻下一个小小的堡垒，我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喜悦。

当我发现《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简直就是一座座五彩斑斓的民俗小宝库时，果断地得出“蒲松龄不但是伟大的作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博学多识深入民间的民俗学家。”你夸我这也是“敢为天下先”的一种表现。其实这算什么，只要你研究了，就会发现。只是能下这种苦功的人太少了。我研究出兴趣，于是继续写了《冯梦龙与民间文学》《沈从文与苗族文化》这种“关系”从理论上讲并不复杂，正如我上边所说。但是妙就妙在从细微处入手便能发现凡是吸足人民乳汁的作家，便底子牢、长得壮，文采芬芳；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发扬人民文化的光彩。大约研究图书的人，注意到了我的发掘和论述，《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专著）被收入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有的评论文章说：我的著作考证翔实，卓有见识，知识丰富，文风典丽，开创了一代研究新风，大大开拓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而我仍觉不足，还应该从鬼狐文化民俗学角度对“鬼狐传”（聊斋）作单独研究，故相继写了《聊斋与鬼文化》《狐崇拜与“聊斋”狐典型的高度成就》《蒲松龄研究七十年》等聊斋学方面的文章并在《蒲松龄研究》学刊发表。

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可增版原《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为《蒲松龄与民间文化》。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拟出版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我已和他们联系，冯梦龙和蒲松龄的名著由我完成，由他们接纳于年内改书名为《“聊斋”与民俗文化》一书出版。继之撰写（冯梦龙）《“三言”与民俗文化》明年完稿。

关于作家与民间文学关系部分就写到这里。

过伟先生，在民俗学研究上，你给我以很高评价，说我的发难文章《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一文冲开了学术上的坚冰，是“敢为天下先”的篇章，我十分惭愧，也感谢您这么大胆的“敢评”。

你不知道已有三篇评我论著的文章，对一个女研究人员说几句赞扬的话，都是用假名发表的。他们不敢用真名，大约以为女人总得比男人矮一头，怕评得高了，自己要负责，评得低了，对不起朋友；要说几句真话，只好以假（名）乱真，不评评之。我发文章时也有多次被编辑部改换了名字，常把“玢”字（发“彬”音）改为“纷”、或“芬”，再不就制造假错：干脆写成女孩名“玲玲”。总之，大约觉得女人名字和学者名字连不到一起，且字形与发音都很别扭，改之为安。我因此也常改用“汪冰凌”发文章。后来偶然发现我这名字——汪玢玲竟是清代一个女诗人用过的名字，我和她完全重名（见《妇女著作考》），且我也是爱诗并写诗的（不敢径称“诗人”）。虽然有意查找多次，想弄清此女身世及作品，都无结果，但为了“诗”的缘故，我还是留下此三字作为自己的记号。况且，我这名字又是现代最早女状元冯沅君先生“点”过的女秀才（当年我念大学时，班上无女生，称“和尚班”。我被冯先生录取后这才有点改变风气的味道），岂可一旦弃之，使之异域难觅？凡此诸端，为纪念前朝诗人，前辈先师以及给我起名的已逝亲人，我留用了自己的名字。明知用此名出书不可信，没有买，也坚持下来了。阿猫阿狗也是一生，三毛也闻名，况我一身是玉岂不也是“宝玉”！

书归正传。我对民俗学的学习和研究，始于1978年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编写师训班上的一次学术报告：《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这才知道外国民俗学家对民俗学所下的定义，知道民间文学原是民俗学的一部分。围绕这一论题，我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学术刊物，知道那一时期的老专家们把国外民俗学理论引进中国的业绩，自然有欲进一步认识民俗学的本质，意欲有所批判继承的祈愿。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极左思潮影响，视民俗学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乱批一通的行为（包括我自己），发出内心的厌恶和质疑。于是为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写了《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发表在《民间文学》1979年5月号。当时，被日本《中国民活之会会刊》及《新华月报》摘要转载。日后也被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给以很高评价，并全文转载于他主编的《民俗学论文选》。如此，拙文也算是起了点微澜。哪里像你所说的那般作用？最初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宏愿，只不过是读书有感而发罢了。即使如此，也不敢自专，还是征求了钟师意见的。因其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编书。我写完稿子，恭谨地给他读过了。听后，先生对所论观点，都尚同意，但他不大同意我发表。他用商量的口气说：“你此刻在我这里编写教材，给民俗学和我平反，不太好吧？”我说：“我是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重新评价‘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并不是给您一个人平反，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文章又不是您指使写的，您顾虑什么？作为您的学生过去在运动中我们都奉命批判过您，现在证明是错了，我们也要自我批评（原文有一小段自我检讨的文字，被编辑部删掉了，他们说人人都这样，干嘛单你检查）。‘五四’民俗学运动中老先生们是立了功的。那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运动，谈的是一批人，不单是谈您，……眼前就有顾颉刚先生。这是关于民俗学根本命运问题。纪念‘五四’运动都60周年了，现在不说，还待何时？”先生没有再说什么，默许了，但他显然仍有顾虑。他可能暗问：上边不说平反，我们自己说什么？当然，那时“四人帮”刚倒台，政治上还是乍暖还寒时节。看上月（1979年4月）钟先生在《民间文学》发表《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一文时，只提“歌谣学”，却对“民俗学”只字未提，就可见他当时仍是心有余悸的。听我一争辩，他虽不说什么了，可能还怀疑文章能否发表。我未管这许多，硬着头皮把稿子送到《民间文学》编辑部，并加了一番如上的“说词”。其实真要感谢当时《民间文学》的主编贾芝和发稿编辑张文两位先生能够以高瞻仰远瞩的公正的学术态度对待民俗学。要说“敢”，那真是有一批人早已按捺不住要给民俗学平反了。乌丙安在那时也写了《要求恢复民俗学》的上书，交给社会科学院得以在内部发表。我在当时哪有什么宏图豪想？想当什么学术英雄？只不过是为我从事的一门学问鸣不平，想摆正它在历史上、现实中存在的价值罢了。现在看来，也太书生气了。以我当时的处境，不老老实实编教科书，而旁务余事，是很不识时务的。但我也从没后悔。后来我在许多方面意识到了，我当时大概是做了一件不太符合身份的冒失事——小人物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但大约也正因此，我得了点好处——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

还是钟敬文先生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比较持重、老到。那以后他就准备资料，发起以顾颉刚为首的七教授《建立民俗学及有关机构的倡议书》交由11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审核，并在当年《民间文学》12月份发表。不久《民间文学论坛》刊出，中国民俗学学会成立（1983年），这才真正引来了民俗学的复兴和以后的文化寻根热潮。

那之后，我还写过几篇有分量的民俗学论文如《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东西方早期维纳斯比较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我离休后，受聘于中央电大为民间文学兼职教授，主编《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合作者孙世文、刘晔原）。其中最大特点是加进了由我执笔的民俗学复兴以后的资料，《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一章，全面、系统地讲述了“民俗学的概念及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民俗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民俗学和邻近学科的关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共同研究方法”“民间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等民俗学基本理论问题（这本教材因有新内容，获北方十五省民间文学一等奖）。还在纪念顾颉刚和钟敬文两位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他们对民俗学的贡献然后就去主编民俗志和民俗大观、民俗大典了。我没有民俗学理论专著，但我的民俗学观点都熔铸到地方志的研究和编写民俗志及有关的序言中了。

我系统地研究了《民俗与方志》的历史、理论关系，着重于《民俗学的特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文章发表在《民俗研究》学刊上。主编了《吉林省志·民俗志》《长春市志·民俗方言志》，晚年主编了《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及《中国民俗大典·吉林志》（待出）。我深信民俗志是民俗学的基础。民俗学最基本的核心问题是描绘性民俗学，即民俗志。没有民俗志活生生的材料，何谈民俗学？因此，我很重视“民俗志”的编写。编好了它，如实反映历史上或现实中人民真实的民俗信仰、民间风情、民俗习惯，推崇其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反映出迷信、落后的旧俗，本身就给人民提供了取舍的标准，是很好的社会教材。实践证明，民俗志上如实记载的某一地、某一民族的描绘性的风俗习惯是民俗学的灵现。它绝不是单纯的民俗的记录，也包含着作者的观念；它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在民俗描述中渗透作者的是非观念，既要记录忠实，又要寓有理论。我很重视民俗学的综合文化特点及其对当今文明建设的社会效应，我的应用民俗学观点就是利用历史传留下来的“移风易俗”、益智、培德的观点，更好地为两个文明服务。

我的民俗学理论贯穿在许多民俗事象的记述和民俗志、民俗辞典、序言之中。如我在《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序言》（《浩瀚俗海·史之诗篇》）中说：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是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产生、传播、发展的。它是千百年来人们相沿成惯、精神趋同的文化意识的综合表现。民俗文化既包含古代民间习俗信仰，也涵盖着现代民族风情习惯，它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

广义的文化包含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民间习俗和精神的物化产品。简言之，即人类用智慧“创造”的那部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它表现在人类行为与信仰上，蕴含着劳动人民世代的生活经验，内耀着各族人民的心理素质和美好愿望，成为各种社会学科的基础文化。民俗以群众自发的形式相沿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传承、消亡或变化。这些观点贯穿在我所撰写的各种民俗学论文及民俗志、民俗辞典、综合性民俗著作之中。当然也特别提示：因为是历史产物，民俗也有其消极、保守、迷信的一面，必须批判对待。民俗学工作者都应善于运用具有潜移默化功能特点的民俗教育武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

我一共写过百余篇民俗学论文，陆续发表在北京《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上海《民间文艺集刊》，长春《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战线》《北方民族》，哈尔滨《黑龙江民族丛刊》等中央及地方各学术刊物。感谢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关怀，让我把其中有代表性的精华部分搜集成册，编为《汪玢玲民俗文化论集》（约53万字），作为“吉林人文书库”之一种，于200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里共收论文49篇，分民俗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神话与宗教，四大传说故事及其他，东北地方文化研究五个部分。本文前两段分别介绍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和民俗理论研究两部分。本段文字将重点谈谈我对神话、宗教和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体会。

我的研究工作虽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入手，但不限于此。我深知民俗学是综合性文化，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紧密相连的，特别需要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因此，我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学习和科研上有意识地向历史、地方志及考古学方面倾斜，并与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合作。研究题目也不局限于民俗学，且尽量采用田野作业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

1987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了《东西方早期维纳斯比较研究》学术论文。这是在我亲自赴辽西凌源县考古现场调查基础上，并参考了一些外文资料（求人助译）所写的东西方远古生殖女神出土资料的比较研究。

1986年前后，在辽西喀左东山嘴和凌源县牛河梁女神庙，出土了大量巨乳、大腹、丰臀女神雕像，被誉为“东方早期维纳斯”，同时发现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出土了精美矫健的大型长鼠紫玉勾龙。这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和爱国主义热情。

我把我们出土的陶质女雕像和西方出土的早期维纳斯（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新、旧石器时代圆球型生殖女神雕像）作了细部比较研究说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同步发展的。考古研究者认为东方维纳斯的发现，使中华民族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从四千年前提前到五千年前），把艺术史提前了三千多年，我把云南少数民族某些生殖余习和女神雕像作比较、全面探讨了母亲社会、生殖、图腾观念的社会基础。从出土文物说明北方文化自成系统，摘掉了东北地处漠北，荒古无文的帽子，跃居我国古代文明发祥地的地位，说明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文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期《民间文学论坛》刊物比其他各期卖得都多，且有提前预订者。事过很久，还有东北师大研究西洋文学的教师向我借阅刊物。历史学教授更对它感兴趣，赞不绝口。而我自己却突出地感受到研究的路子宽阔了，攻下了十分困难的论题，打了一次胜仗。此文获得了《民间文学论坛》二届银河奖优秀奖。

其他论文《东西方盗火英雄神话比较研究》获上海《民间文艺集刊》金鹰奖及东北《北方民族》一等奖。此文就满族萨满教神谕中的盗火女神托亚拉哈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比较研究，与后来河南发现的《商伯盗火神话》前后呼应，批驳了“中国没有盗火英雄神话”的旧说，与我另一论文《满族水神与洪水神话》，在神话研究上都有新的突破，并双双获奖。

而《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一文是在钟敬文先生早年《天鹅处女故事》基础上，广泛地搜集了当今约30个少数民族此类故事的基础上，做比较研究，形成五种类型，对远古民俗和中国《毛衣女》故事原型做民俗探源式的研究，颇有深度，是当代最早运用传播学派，比较研究法与美学研究法相结合成功的范例。所分五种类型有：创世始祖型、孔雀公主型、百鸟衣型、牛郎织女型、千羽锦型。并进一步发扬钟说认为中国晋代《毛衣女》故事为此类故事的世界最早原型和发源地，对世界故事类型研究亦有贡献。观点被学术界所赞同、写成词条为各种辞典所采用。此文获《民间文学论坛》首届银河奖二等奖。近为苑利主编《21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钟敬文任学术总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四大传说故事研究上，我能够回避与其他人研究重复的问题，而找到新的角度作文。既不人云亦云、炒剩饭，又能发掘新的历史趣味且能与现实联系，重视宣传民俗学上的“德范”。如从民族风格上写《白蛇传》，从民族心理素质上研究《孟姜女》，从妇女探求知识、爱情忠贞的角度研究梁、祝相恋，在文化史上的先进作用等文。而经考证说明《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就是情操高尚，文化底蕴十分浓厚的“中国情人节”。作者指出如今人们都不知中国有自己的情人节，而数典忘祖地去过外国的情人节（2月14日），这是为什么呢？我的提问引起人们的深思，有好多杂志闻风而动，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大公报》记者还在香港刊登了关于此文的评论。

过伟先生，我在寒风大雪袭击之下，闭户猛写了几天，真的出现了“凌寒漫记鸿爪痕”的场景。眼看过“五一”了，又患了重感冒。鼻子里像塞了一把盐，流涕、打喷嚏、周身疼痛。把在深圳疗养的一点成果全折腾光了。我拒绝吃药，只好躺倒休息。但大脑也没有闲着，我沉浸在回忆里。

老天发脾气，也有个限度，总不会违背春、夏、秋、冬轮流坐庄的规律。“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清明节都快到了，长春虽无“春”，夏天也会来的。今晨去公园果然看见丁香吐蕊喷香了，因想到明人诗句：“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心情好转起来。我的故乡，虽然春晚，但它性格鲜明，也是可爱的，更锻炼人。因此，它早就命中注定地进入我的研究视野，而且来得早，去的迟，终身系之，情意绵绵。

我研究东北民俗文化始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那时我们省里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人力进行民间文学调查，主要是搜集新民歌。参加者有吉林大学和我们师大部分师生，还有省民研会的专业人员。我带领师大的一些同学到长白山区抚松县去搜集新民歌和民间故事。成果不少，受到很大教育。但我在这次最早的田野调查中特别感兴趣的并不是民歌，而是故事——人参故事，红肚兜小孩“人参精”。于是我冒着“不避迷信”“思想性不强”诸种暗示，研究了放山的“跑腿子”（单身汉）们在深山老林里的艰苦挖参生活，和他们的绮丽幻想。这真是一“宝”！

东北俗谚有云：

“关东山，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为什么东北人对这几种土产，这么看重，我带着浓厚的乡情一宝一宝地研究开来。从田野调查到地方史志植物志医药学的披览，整整花了我半个世纪的时光。

我从1958年搜集人参故事（有学生参加）约百余篇，同时调查了挖参人的凄苦生活，研究了故事类型、人民性、艺术性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等。写了学术论文《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发表在《东北师大学报》1959第4期。这是我研究人参故事第一篇作品，也是全国人参故事研究开山之作。此文20世纪80年代初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民间文学论文选》。从此，我继续调查，广泛阅读东北地方文献、东北史、经济史、地方志等，相继写了《人参故事源流及其历史价值》《长白山人参民俗考论》《人参文化源流考》，其后又由人参故事研究发展到“关东三宝”研究，相继写出《三宝传说美学四论》（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得奖作品）《关于貂的民俗考论》《关于鹿的民俗考论》《乌拉草之为宝》《打牲乌拉贡珠与东珠故事》《长白山自然保护神崇拜文化内涵》《长白山崇拜与民族文化融合》，这些文章多发表在省内外学术刊物。大部分已收入本人文集。最近两年还有综合研究成文者，如《三宝传说源流》《奇异的貂皮文化》等论文，发表在北京《民间文化》及长春《学问》杂志上。这期间也帮助过国内学者指导培养德国博士留学生傅玛瑞撰写有关人参故事的论文。并把三宝文化资料写进《中国民俗文化大观》，向国内外宣传东北文化。全面的关于东北文化的宣传除写进《吉林民俗志》《中国民俗大典·吉林卷》之外，尚有未发稿《人参故事论集》（约20万字）、《东北三宝传说故事集》（20万字）、《东北鳇鱼贡俗》《长白山黄金传说类型》（论文）等有待出版。此外还给《吉林民间故事集成》及各种他编、主编书籍写序不下十篇。较好者为《中华古文献大辞典·文学卷》序，引发古语“神存（文化）富贵，而轻黄金”，题之曰《神存富贵·绮丽辉煌》，发挥了“中国是世界文化中心的思想”，爱国爱文，激情扬越，师大学报一位编辑读后回条评之曰：“序作中千古之绝唱也！”

你说我“敢为天下先”虽是过誉之辞，也真说对了几分。我做学问，一旦有所发现，是敢于直发胸臆，坚持真理的。我主张做人要诚朴，说真话；做学问也要一本学理，不说假话。但这难免在现实面前，遇到危险。我研究东北文化，就遇到过危险和威胁。

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间文学论坛》上会读到我发表的《萨满教与伊玛堪》与《再论萨满教与伊玛堪》和黄任远批评我的《关于伊玛堪名称原始意义商榷》的文章了吧？所有研究“伊玛堪”（东北赫哲族一种说唱文学体裁）的人都认为从伊玛堪反映出大量东北少数民族关于北方原始宗教萨满教的信仰，证明伊玛堪与萨满教有关系，但却不知“伊玛堪”的原意是什么。我围绕这一问题去读了三十年代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两巨册），从其中所录萨满故事中的“伊木尔汗”一词得到启示，从语言学上说“伊玛堪”即是“伊木儿汗”的另一译语。“伊木儿汗”的原意是“阎王爷”的意思。细查此语并不陌生，在满族称“依木儿汗”，在鄂伦春族称“阴姆堪”，都是古通古斯语汉译的不同译字，念一遍即知是一个音。在东北各少数民族萨满追魂故事是普遍存在的，况赫哲族本与满族同源来自野人女真，亦为通古斯族后裔，其语言有半数左右与满语相同。由于萨满（作法）追魂故事（如《尼山萨满》）向阎王爷讨命激动人心的情节深入人心，时间长了就会演化成一种文体，形成“伊玛堪”，正像“乐府”原是汉代收藏民歌的处所（府），后来演变成一种文学体裁——乐府民歌一样。黄君却说我“胡说八道”，诬蔑了少数民族，几乎引起围攻。而一些头脑冷静和有萨满教知识的人则保持沉默不敢说，背后赞我者有研究生等人，却无一人公开支持我的说法。而黄君认为“伊玛堪”即“伊玛哈”——赫哲族的鱼，因而在文体上“伊玛堪”即渔歌，它来自鱼图腾崇拜。此说进步、现代化，但可惜在萨满教和凌纯声的书中都找不出赫哲族鱼崇拜的历史，我却找出大量鹰崇拜的实例。且“堪”音与“哈”音又风马牛不相及。黄说不能令我信服，于是我写“再论”。此争论放下多年，后来查阅《黑龙江民族丛刊》和《黑河学刊》上有多篇文章论此事。事隔几年，原来黄任远撰文自己放弃了他的“伊玛堪即伊玛哈”说和“鱼图腾崇拜”说（见20世纪90年代初《黑龙江民族丛刊》），而大多数篇章，却说“汪说近是”或“接近事实”。我于是放下了一块石头，“伊木儿汗”说可以自成一家了。但是至今心有余悸。幸喜其时学术界尚有自由，赫哲族同胞亦通情达理，否则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想起这次争论，有些后怕，但我仍不后悔。因为在论争中我查阅了大量关于原始宗教权威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反杜林论》，拉法格《宗教和资本》，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以及土耳其学者《萨满教今昔》，黑龙江编《赫哲族简史》（这本书是论敌黄君送我的。我先送他一部吉林省出版的《萨满教论文集》。开始他不够友好，经过论争、交往，互相赠书，我们逐渐了解并成为了朋友）。有些书是向私人借阅的，届时要还，我整整摘抄了一本《宗教与资本》和《思想起源论》，被我看作思想宝库，时不时翻阅。其中我最得力的是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从他的书里我得知，原始宗教早在人脱离动物的时候就萌发了，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借助于神（幻想）的力量以征服自然，便产生了原始宗教。从而得知萨满教与后世人为宗教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原始宗教中包含反宗教的成分，它是自发的，极少欺骗行为，它是最积极最狂热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企图征服自然。人为宗教假手上帝和佛所干的扭转乾坤的伟业。而萨满自己就直接去做的。并且以最直接最天真的歌舞、祈令、巫术表现出来。正像费尔巴哈说的那样，“宗教中那些反宗教现象，最通俗地揭露了宗教的起源。”故学者们考证“萨满”二字在通古斯族语源里是“知晓”“通天”“智者”的意思，他是原始崇拜中的天人，可以解除人间苦难的圣者。“跳神”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征服自然的手段，是人类童年时代幼稚的斗争方式。随着时代前进，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萨满教自然日渐式微，趋于消亡。但在学术史上它有重要的认识作用。本着这种认识，我撰写了《萨满教的本质及其学术价值》一文，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发表，得到该刊优秀论文奖。这就是，我在东北文化研究方面，初止于神话传说而已，后来一场争论，使我上升到东北文化根基上——萨满教文化的研究上来，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

过伟先生，现在我来向你介绍我最近出版的两部专著，可以说是向21世纪献礼之作了。其中有一本是《中国虎文化研究》（30万字），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另一本是《中国婚姻史》（43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中国虎文化研究》是我对东北区域文化研究的高潮，对全国龙虎文化深入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获得全国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它的出版给我带来极大的欣慰。获奖与否是其次的。主要撰此书的目的在于突现中华民族那种“虎虎有生气”，勇猛精进的精神，以发扬人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这部书的写作从搜集资料则成书，整整有十年之久，写起来十分投入，给人全新的感觉。是我所有著作中，自己最喜欢的一部。这是因为它取意高远，题材新颖，抓住了前人未曾重视过的重要论题，而且资料充足，有所发现。

龙虎文化是我国文化核心的纽带，延绵发展几千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显现。但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只注意宣传龙文化、龙的传人，而忽略了自古虎崇拜、虎文化所赋予中华民族的斗争性格。所以我写虎是抓到了重要的主题，无处不宣扬它的内在精神实质。富育光给我写的一篇书评题曰《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景观的重要启示》（原载《吉林日报》）可谓深得我心。

我在笔记本上记载评虎书内容要点，不妨简录于此，以窥一斑：

（1）前人无系统、完整地写虎著作，此为第一部虎文化专著——虎文化开山之作，填补了重要学术空白，很富有开创性。

（2）全书从虎文化考古《虎崇拜的深远渊源》《虎的自然生态与黠虎趣闻》《虎图腾崇拜与虎神话》、虎俗、虎谚、虎典、虎故事，到《虎与十二生肖》等共13章69个专题，其中还涉及“中国崇虎与美洲虎文化的渊源关系”，“护虎文化”的提出，内容广泛新颖，考证出中国虎文化有万年历史，在文化史研究上有重大发现。对东北虎文化设有专章，突出了虎故乡的文化基因及其深远影响，并对各少数民族虎图腾崇拜有独到的研究。总之，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文字学、美学等多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运用综合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剖析，取得良好效果。

（3）评者认为考证翔实，论述精当，多有创见，发前人所未发，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

（4）封面设计富有文化内涵，全书文字精美，图文并茂，才华横溢，感染力强。

除了考古、文献资料的广泛利用，我也到公园做多次实际调查，得到虎生育、饲养等方面知识并将之写进书中。我通过饲养员的帮助，得有拥抱幼虎的机会，当大貓似的虎爪趴到我膝盖上，虎头虎脑的毛茸茸的斑毛贴融到我的面颊时，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美妙的幸福感。

此书出版前后《大公报》记者简瑞年、新华社记者周长庆向国内外作了报道，认为依据考古资料将虎文化渊源追溯到万年前，谓虎文化产生于狩猎时代，早于农耕时代的龙文化，很有说服力。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相继有省内社科院富育光，文联冯振翼等先生写出评论文章，都给了很高评价，国内爱虎学生、学者、专家田涛、乔鲁京、倪宝城等多人来信求购虎书，人类学家周星介绍日本一女大学生写虎研究时，特索此书参考。一时反应强烈，但此书只出千册，远不敷用，亟待待增订再版。

最近出版的《中国婚姻史》一书，共约43万字，十三章，是以汉族为主体，从“原始氏族社会婚姻”一直写到当代，按朝代排序，参照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婚姻发展的形态，从文化史的角度写《婚姻发展史》。此书是我早年研究母系氏族社会所写论文《从婚俗看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基础上积累史料写成的。书序为恩师钟敬文先生九十八岁时所写，并有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无愧前人庇后人”，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指导作用和纪念意义。可视为宝贵的箴言，以策励前进。

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历史特点，对中国母系社会婚姻作了合理的推论，对长期宗法社会所产生的封建婚姻、一夫多妻制、男尊女卑现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挞伐，对近代民主时期所产生的新式家庭，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表示热烈赞颂。正如序中所指出的：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始终把婚姻关系放置在各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特定经济生产方式下，研究其某一婚姻形态产生、发展的社会根源，同时对中华民族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宗法观念所派生的东方伦理的威力及其封建礼教带来的诸多弊端，作了充分的理论透析。因而对传统文化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有批判继承的胆识。同时也合理地吸收了西方民主开放思想，提出健康、科学、幸福、先进的现代婚姻生活的构想。”

书中史料采用极为丰富，观点鲜明，论述有据，特别是有关各族婚俗的描写，别开生面，为他书罕见。本书是“德范”教育的有益课本，对历史和文化史也有重要认识作用。凭此两本专著纪念今年的“五一”劳动节。

预计明年劳动节整理出诗文集《贝叶赋》出版。

我生在新旧社会交替、战乱历史的夹缝里，从年轻时抗日、内战中走过来，不但幸存，而且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作为知识女性，我又得以掌握一门专业，成为最早的一名女民俗学教授。我很珍惜自己的机遇，负有责任感，誓与男同志（我的同行们）并肩战斗，为人民文化大业做出贡献。但是我的命运多舛，人生三大不幸，我全遇上了：幼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加之女人在学术活动中、社会地位上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以及女性在文化遗传因素中的诸多弱点，我的成长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名师钟敬文教授之徒，决不辱师。这就要具备异常坚毅的品质，付出巨大的精力。于是“要做默默无闻的人，切不可一日无文”的“座右铭”伴我半个世纪。同时我效《周易》坤卦所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牝马负途的精神，以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自己做到，为学不渝，荣辱不惊。

时间长了，我总结出做学问的“八字方针”并持之以赠研究生们，我说：

我的生辰“八字”不好，命途多舛，道路坎坷，一生不幸。但我为自己另订了“八字”，即：敏求、博览、深思、勤撰。我遵此八字做学问，改变了命运。现在郑重地作为礼物送给你们，希望对你们有益，祝你们成功。

这八个字四个环节，紧密相连，缺一不可。没有前三者，后者无法实践；没有最后一条的坚持，就会变成一个懒惰的空想家，照样一无所获。本着自己的经验教导他们“精通一艺，兼通百艺”，学民俗学不能孤立地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要广泛地涉猎，研究它周边的邻近科学，否则做学问就底子不厚，孤掌难鸣，容易陷入僵化枯槁的状态。研究方法也要多种多样，适应材料，综合研究。

应该说，我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好的。一般说来，我能承受住社会压力，善于把压力变成动力，顺利渡过难关。但是中老年以后，我连遭夫、女之丧，有将近二十年周旋于两个亲人病榻之间，而且都是不治之症，没有幸存下来的可能，丈夫是位高级工程师（桥梁工程师），西南联大毕业曾参加铁道兵团，抗美援朝，抢修桥梁，解剖定时炸弹，荣获过几枚英雄奖章。运动中跟我下乡插队落户走“五七”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他本来应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科技才能建设祖国时，他却患了肠癌。误诊为盲肠炎，又带病工作一年。从桥梁工地回到我身边时，已经骨瘦如柴，不可救治……而此时最揪心的是我还要帮助三女儿渡过生死难关。三女儿陶金金，小名珊珊，在17岁读高中时，集体过度劳动暴晒之后，患了一种难治的血液病。检查治疗了两三年，医生秘密宣布了她的死刑，只是瞒着她自己。做母亲的当然还不放弃任何一点治愈的希望，跑遍全国大医院。十余年中几死几生，她从17岁到29岁，花样年华都是在病中度过的，我的心每天都是紧缩着、抽搐着、疼痛着。还要在她面前强装欢笑。但她却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生死未卜中，读完了自学辅导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优秀成绩毕业，找到了古籍所《古籍学刊》的编辑工作。

这期间她病情稍缓，就跟我的第二届研究生旁听我的课程和东北民族史课。她已经学会记录整理民间故事和论文资料，撰写论文了。我的《打牲乌拉贡珠和东珠故事》一文便是和她合写并由她工楷抄送到编辑部的。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也许她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当人们把她当正常人看待的过程中，她的病情正在悄悄恶化，终于在1989年4月，病情复发，表现在肾功能衰竭上。在最后一年里，她帮我们《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编写组“文学卷”和“地理卷”，写了上百条的词条，发表了小说《我的那双小牛皮靰靴》，故事《好心的大妈》《康熙、乾隆的传说》以及我带她合写的论文《打牲乌拉贡珠和东珠故事》。这篇论文发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在这期的刊物上还印有一张我们母女的合照，那时她斜卧在病床上，臂上还挂着吊瓶，我俯身和她并头相亲，也装有几分笑容，只是洗照片时，吊瓶和挂线被隐去了。人们想不到这就是其中年轻作者的告别遣照。可怜女儿未及时看到她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最后一篇论文，就溘然长逝了。

我不敢回忆那20年间，我怎样被亲人的绝症所困惑，长期经受悲伤无助的心理熬煎，并在五年间失去两位亲人的残酷现实。多次在抢救室用身子遮住女儿的视线，目送邻床的死者被白衣人推送到太平间，还要开脱女儿的恐怖，唤起她的生机；一边在京编写教材、写民俗学发难文章，一边还要魂牵梦绕，情系家中病儿。十余年后，一边为民俗学上的伊木儿汗（阎王爷）辩护，现实中还要为抢回女儿的生魂，真的和死神斗争。我那《再论萨满教与伊玛堪》，便是在女儿病危床边为她写的祭文。我写萨满追魂向伊木儿汗讨命，那是有亲身体会的。我比别人更能理解先民为什么创造了伊木儿汗，以至今人也还希望有萨满追魂的动人情节。我相信我对伊玛堪的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庸俗社会学都难以击垮的。但是在现实中我恐怕无法抵御失去女儿的痛苦了。我不敢想象她弥留之际是一种什么情况。

这一天终于到来。可是这孩子出人意外的清朗睿智，她一朝醒来，自嘲地说：“妈妈，我活不成了，心脏进水，呼吸困难。病到这份儿，全身是水，就是死后火葬，烧也烧不着了。”

停一会儿她又说：“我多么喜欢这份工作啊！……我什么美丽的幻想都有过……可惜我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她落下一串泪珠。喘息之后，又谈到我：

“妈妈你也可怜，爸爸死得早，姊妹都出嫁了，你只一个人，还要照顾奶奶……”她让我依靠别的女儿。（我四个女儿三个是学理科的，是典型的女儿国）

我抱着她痛哭，向她谢罪，说我给了她生命却保护不了她的生命……我活不下去了，让她带我同行……她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死的太可惜了，太年轻了，……妈妈代替我工作……”，“妈妈替我工作。”

一场抱头痛苦之后，我惊奇地发现，这孩子在长期重病之后，依然十分孝顺、品格高尚、行事感人，太像民间故事中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善良、美丽、智慧的“三姑娘”了。而且锻炼得这般坚强、成熟……这是多么强烈的生之欲望啊！这简直是什么哲人也说不出来的临终遗言呵！

“妈妈代替我工作”，这不是一般的安慰之词，也不像李贺死时编造上帝召他作《白玉楼记》的神话去安慰母亲；这分明是现实中一道命令，一个祈愿，一个年轻人对残酷命运的严正抗议，一个一反常情的黑发人对白发人留下的血泪遗言。

我震撼地思索着一个深刻的哲理问题：生与死，隔世传承的文化概念。

说也奇怪，当一个人失去生活动力，濒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时候，一根稻草，一个幻影，一句祈语，都会成为他所把握的生之凭借。于是我回答了女儿：

如能赎今，百舍吾身，

如不能赎，吾继汝魂。她终于在受尽折磨之后，于第二天早晨，闭上了眼睛，再唤不醒了。那是1989年6月22日。

之后我写了长长的一副挽联：《挽女儿陶金》

这些天把女儿的骨灰盒送到他父亲的脚下，我就照常工作了。从此我意识到好像在我的研究中溶进了两代人的生命力，它负有使命，寄寓着两代人在祖国文化事业上的夙愿与追求，它蕴含着无限的冲击力。并且这种奋亢的精神状态常使我奋笔疾书，以求遗忘。时间长了变成一种习惯，变成怀念亲人的一种极好慰托形式。

老弟：您夸奖我三年写了四本书，是“晚霞灿烂”，我真感动得两眼含糊了。其实是“满目凄凉”呵！我深知我也不再年轻了，这种实践也许正像萨满追魂一样迷惘，不知再走多远就会悠然而止；也许正像夸父逐日那样，是一种狂想的骗局，但它还在继续欺骗一个年届八旬夙愿未遂的老妪，为逝去的生命向人生交上去一份不菲的答卷！无尽的思念也许会构成永恒的生灵的探寻？也许是民俗学这种深厚的文化积层，迷惑着人们忘了疲倦，甘愿终生奉献？我别无选择，必也伺笔墨以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