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玢玲民俗学的首创精神、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

过　伟

一、汪玢玲学术研究的三大特色

女民俗学家汪玢玲教授，从青年时（1952年）师从钟敬文教授学习民俗学、民间文学起，迄2000年，在民俗学领域孜孜以求48年。

她的研究特色之一，是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俗学被打入资产阶级伪科学，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玢玲第一个打破禁区，起来为民俗学及其早期研究者以历史的、公正的评价。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她撰写《民俗学运动的性质和它的历史作用》，发表在《民间文学》1979年第5期。此文全面论述民俗学界在“五四”时期的活动，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出刊宗旨（民间文学的、民俗学的）、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民歌、民俗调查及顾颉刚、钟敬文等早期民俗学家的开创功绩，正确评价了当时的民俗学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复兴、文化热潮的兴起，起到了打开冰川的先锋作用，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随即被《新华文摘》、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刊》转载。曾被认为是“中国民俗学学派的基石”性质的论文，收入《当代民俗典范论文选》，许多学者的论文谈到民俗学复兴始于汪氏此文。《民间文学》1979年第12期发表顾颉刚、钟敬文等七教授《建立民俗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

蒲松龄《聊斋志异》，历来文学史家们论他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汪玢玲1985年在《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中却论蒲松龄“不只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博学多识、深入民间的民俗学家”。他的全部著作，“是一座色彩斑斓的民俗小宝库”。“早在国际上民俗学家提出调查采集的田野工作方法的二百年之前，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民间文学搜集者的蒲松龄，已经自觉地采取了科学的搜集调查的工作方法”。汪玢玲敢于“大笔特书”蒲松龄是民俗学家、民间文学搜集者、有科学的搜集调查工作方法，证明她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的学术胆识，使她的许多成果富于开拓性。

她的研究特色之二，是善用三种资料库。文献是第一资料库，考古发掘资料是第二资料库，田野考察资料是第三资料库。她的民俗学扛鼎之作《中国虎文化研究》，运用了这三种资料库，运用“三重求证法”，研究了古今中外虎文化的方方面面。国内研究者考定龙图腾崇拜有八千多年；她论证虎图腾崇拜早于龙，有一万多年历史。此书被学者们誉为“角度新，涉面广，论述精，研究专”，“虎书问世，中华文化史应改写”。

她的研究特色之三，是以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为基石，学术视野推及全国各民族，乃至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如《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概观》，运用民俗学研究的“历史考证法”与“比较研究法”，将汉、傣、苗等近三十个民族中的这一类型故事，细分为创世祖型、孔雀公主型、百鸟衣型、牛郎织女型、千羽锦型5种类型，并与日本仙鹤女型故事作比较研究，确认中国三世纪晋代干宝《搜神记·毛衣女》为世界这一类型故事最早最完整的记录。此故事所揭示的古俗遗存（魔术与禁忌、沐浴与人鸟之间的变形、天际淹留、服务婚、刀耕火种）具有深刻的文化史意义。此类型故事早期产生年代当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鸟化女”是母系社会图腾主义思想的体现，悲剧结局带有早期悲剧的特点，即人与自然的矛盾，或人的意愿与神的意愿的严重冲突，“鸟女”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人性美体现了崇高的壮美。

像现代中国民俗家们一样，汪玢玲也从民间文学起步，向民俗学发展；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同时进行，相互渗透，并逐步向民俗学倾斜。

二、《蒲松龄与民间文学》

《蒲松龄与民间文学》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著作，更是一部中国民俗学研究著作，中国文艺民俗学研究之作。鲁迅说：“不过我总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汪玢玲通读、深研“《聊斋志异》全书初为16卷，431篇。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手稿本增补到491篇，分为12卷，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即张友鹤辑校的‘三会本’（会校、会注、会评）《聊斋志异》”和“文集4卷、诗集6卷、词集2卷、俚曲12种、小戏3种、杂著数百篇，都收在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上、下卷），亦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她还读各种蒲松龄传说和诸家研究成果，到蒲氏家乡山东淄博市考察，所读材料超越了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所见材料。鲁迅论蒲松龄为小说家；汪玢玲论蒲氏又是民间文学搜集家、民俗学家，因为她看到了蒲松龄这方面的新材料，作出了新的判断，顾及蒲氏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因此，她这本著作可说是蒲松龄研究的小百科全书。

汪玢玲分析蒲松龄生于“清统治者入关后强化统治，大兴文字狱的万马齐喑时代”，“做一辈子乡间塾师”，“思想上更接近了人民”，因此“满腹悲愤，只好假鬼神写地狱影射人间，绘仙境寄寓理想”运用民间童话、神魔故事的艺术手法，“给自然物以人的意志和形象，而又不脱离自然物本身的原型或特点”，描写狐女、花女、鱼女、鬼女……这是切合蒲氏作品实际之论。

蒲氏《聊斋志异》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简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汪氏分析其“雅好搜神”正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又引其孙蒲立德在《聊斋·书跋》所记：“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汪氏进而论证其材料来自人民。再引清代以来传说，蒲氏从济南移植白玉垂丝菊，制作蜜饯菊桑茶，煮以柳泉水，招徕远近行人说故事。《蒲松龄轶事》记载：许多亲友帮助他搜集故事，其中提供故事最多的数潍县画商“年画张”张翰。一个早晨，“年画张”给他讲了三个故事，带来两篇搜集稿，当天李希梅带来济南、曹州朋友寄到的两篇，这天就得七篇故事，深隽感人的《葛巾》就是“年画张”讲的。

汪氏之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列表记叙86篇作品之“口头来源”，如《罗刹海市》，驼背老人讲《山魈》，孙大白言其曾祖与鬼斗争故事；又列表记叙76篇作品之“书面来源”，如《酒虫》，据宋洪迈《夷坚志》；《造畜》，据宋《太平广记》，间接来自民间。更重点分析《促织》《王六郎》《侠女》《爱奴》《元少先生》等篇，蒲氏怎样提炼民间素材，变异其情节，变异其人物形象，从中深挖其内涵的思想意义；又重点分析《武阳侯》《姐妹易嫁》《大力将军》《胭脂》《林四娘》等篇，蒲氏怎样根据历史、传说进行再创作。这部分显示了汪玢玲教授别开生面的“民间文艺创作学”的学术功力，架设了“从民间文学的角度研究文人创作”的金桥，乃全书华彩乐章之一。

《蒲松龄与民间文学》有两章格外吸引民俗学家：一是《论聊斋俚曲》；二是《从民俗学角度看蒲松龄的著作》。“俚曲”是在民间民俗文艺、山东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俗鼓词和地方戏曲，不登大雅之堂，却为劳动人民喜闻乐见。一般“蒲学家”着重研究《聊斋志异》，汪氏则重视探索“聊斋俚曲”，挖掘珍宝，言人之所未言：“当时用白话和俚曲形式写作，意味着失去文人身份。但蒲松龄却排除世俗看法，……大量俗曲同样写得酣畅淋漓，相当成功。这数以百万字计数的俚曲，是蒲松龄学习民间文学，向通俗化、大众化迈进的质的飞跃；是我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奇迹。”她着重分析蒲氏《墙头记》等14种俚曲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及其民间素材的来源，俚曲曲牌及其民间源流，考证“蒲氏壮年致力于科举，中年集中精力于《聊斋志异》的创作，俚曲的写作当在晚年”，“写于六十岁到七十三岁期间的居多”，论述“年轻时以铺排扬励的赋体见长，《聊斋志异》以典丽的文言称著。他能放弃自己的特长，来探索新的途径，非有为人民写作的巨大动力不可；同时也要有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基础和决心，这在一般古代作家身上是难以想象的。”“改用白话，写了大量民间喜闻乐见的俚曲，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探索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结合，这是很了不起的革命行动。”这是“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确切”之论，是蒲翁的知音。

汪氏探索《聊斋志异》中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北方信鬼狐、南方信蛙神和五通神、魔术与禁忌、跳神）、民俗心理（鬼神报应）、祀神活动、民间节日，通过蒲氏文艺创作的个案分析，在文艺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上提供了精到的实例。她还分析蒲氏《日用俗字》在民俗、文化普及中的作用，《农桑经》的经济民俗价值，从而凸现了蒲松龄的民俗学贡献。

三、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

汪氏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有一系列成果，她主编的《吉林省民俗志》《长春市志·民俗方言志》，《汪玢玲民俗文化论集》（其中“东北文化”系列13篇论文和“萨满教”系列4篇论文）等。这里介绍几篇代表作：

萨满教研究系列有：《萨满教的本质》探讨原始宗教的产生、形成，随着社会发展科学倡明将式微、消亡的历史规律，不可低估其在北方诸民族文化生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萨满教与伊玛堪》《再论萨满教与伊玛堪》论证赫哲族说唱文学伊玛堪，与其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有极密切关系，“伊玛堪”的语源当来自萨满教信奉之神“依玛尔汗”（汉译“阎王爷”），从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对赫哲族古代萨满教信仰和伊玛堪故事中请萨满（巫师）过阴追魂求生情节以及“伊玛堪”中的鹰崇拜作考证。《东西方盗火英雄神话比较研究》将萨满教盗火女神托亚拉哈与古希腊盗火男神普洛米修斯作比较研究。她是国内最早批驳中国没有盗火神话的学者。

东北民俗文化研究系列：主要有《人参源流考》《长白山人参故事源流及其历史价值》《长白山人参民俗考论》《人参故事序》《长白山自然保护神崇拜的文化内涵》《关于貂的民俗考论》《关于鹿的民俗考论》《乌拉草之为宝》，等等。1958年她带领学生深入长白山采风。关于人参、貂、鹿、乌拉草等研究，她都探讨了它们的古籍所记历史流变、生物特性、民俗价值、传说故事之美学探索。这些论文都是田野考察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之作，这是她的研究的一大特色。

汪氏立论，亲自参与田野考察，最足珍视。她曾参与辽西的考古。《东西方“早期维那斯”比较研究》，就1986年辽西考古发现的牛梁河女神庙及其大量陶质裸体女雕像群（生殖女神）和西方考古资料“早期维纳斯”作比较研究。牛梁河女神庙和前几年辽西喀左县东山嘴出土的大量巨乳、大腹、丰臀女神雕像群，说明人类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同步发展的，破了“西方中心论”。西方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在19世纪发现数以百计的新旧石器时代生殖女神雕像，被称为“早期维纳斯”。20世纪80年代中国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裸女雕像群、积石冢，这一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已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使中华文明起源史从四千年前提前到五千年前，使东北地区也成为中华文明古源之一。她的研究走出了东北区域民俗文化研究，走向全国以至东西方文化比较，为“中华文化多源论”增添了有力的例证。

四、《中国虎文化研究》

晚霞艳红胜于二月花。

汪玢玲教授70岁后奉献民俗学四大成果：《民间文学概论》（及其配套的《民间文学指导书》《民间文学作品选》）、《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大观》、《中华民俗大典·吉林卷》。

《民间文学概论》吸取国内学者四十年来的研究新成果、新资料而有自己的创见，设《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关系》《民间文学立体性的特征》《傩戏》《民间歌手与故事家》《民间文学的采集》等章节，加强了对田野作业的具体训练，使理论与实践更好结合，突出民间文学、民俗学这一活态文化学科的特点。《作品选》古今并选而以二十世纪新采录的为主，如节选了山东快书、扬州评话、相声、楚剧、吉剧代表作，彝族《阿细的先基》、瑶族《密洛陀》、藏族《格萨尔》、汉族《五姑娘》等，新鲜活泼，信息量大而且新。

《中国虎文化研究》是汪氏民俗学扛鼎之作，多学科、立体地研究，从生态学、动物学、考古学、训诂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宗教学、民间信仰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角度、多层次开掘，探究真谛，寻求新意，揭示虎文化悠久、深厚又不断丰富和创新的文化底蕴，书中涉及许多虎与人类共存中的趣事、趣闻，为学者、专家和普通读者共同喜爱，雅俗共赏，令人捧读难舍，受益匪浅。

汪氏首先从生态学、动物学研究虎。全世界虎有8个亚种，其中4种已消失，现剩东北虎、华南虎、印度虎、中亚虎。而今也仅存五千至七千只。古人很早便认识猫捕鼠、虎食野猪护庄稼的作用。《礼记》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虎有耐力与智慧，善隐蔽以捕兽，也能伪做鹿鸣以捕鹿，善“挂爪”留下记号，智斗取胜，非腹饥难忍不轻易伤人。给读者许多虎知识。

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研究虎崇拜的深远渊源。北京周口店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同时伴有虎骨化石。河南濮阳市考古发掘六七千年前的古墓，有蚌壳精心摆塑虎图案（位于人骨架左侧）、龙图案（右侧），古人崇左，虎崇拜高于龙。黑龙江沿岸有岩画虎（公元前三千至四千年，最古公元前七千年），为女真、赫哲、鄂伦春等族先民之作。河南安阳、湖南宁乡出土商代青铜器有虎饰。甲骨文、金文有虎字，是虎的象形字，读音也是虎啸的象声。春秋战国时“虎节”为外交使节的信物；“虎符”为古帝王授武将以兵权，调动军队的信物。陕西黄帝陵地形为龙盘虎踞。神话有母虎女神西王母派九天玄女助黄帝战胜蚩尤，又献地图要黄帝择吉地建国。彝族学派刘尧汉、杨和森等提出伏羲氏虎图腾、女娲龙图腾构成中国龙虎文化文明传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龙虎文化渊源于远古西北羌民族先民的虎图腾。古羌族后裔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说，宇宙由虎尸解创造。汪氏进而论道教的崇虎与役虎；佛教的舍身饲虎与禅虎；北方民族满、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族萨满教的跳虎与虎医神，虎为守护神、山神爷。虎文化深深渗入人为宗教与民族原始宗教及民族深层文化之中。

她畅论古今各民族民间崇虎习俗。彝族、赫哲族、朝鲜族等以虎为图腾。历代王朝都以龙虎将军衔赐武职官员，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代，用虎符及“虎贲将军”称勋爵及军职。两广民众喜欢在门上画虎头像、下书“”字（人死为鬼，鬼死为），让虎吃掉鬼之鬼，使家宅平安。彝、纳西等族祖宗牌位上画虎头，象征祖灵保佑。东北三省农村过年时门侧悬两盏冰灯，称“虎眼”，强调虎神对妖魔鬼怪之监视震慑威力。孩子戴虎头帽，穿虎头鞋，人们希望生子如虎。云南楚雄彝族过“虎节”，跳“虎舞”，敬虎神。

她总结虎文化有崇虎→伏虎→护虎三大历史阶段。引古代打虎英雄传说，辽、清皇帝猎虎，暴君残虎暴行，民间猎虎传奇，阐述人虎相处中的伏虎文化。又引大量老虎传奇故事，有神虎、义虎、人化虎、人虎婚、虎媒、虎外婆、虎医、狐假虎威，等等，阐述错综复杂的人虎关系，既写虎，实借虎以写人类社会，形成中国独特的虎文化之一章。

专章论东北地域虎文化。将名闻中外的东北虎及东北区域各民族原始遗存信仰的虎祭、虎神、崇虎、伏虎的史话、典故等进行系统梳理与阐述，并阐述东北地域虎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华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渊源，为全书华彩乐章之一。也体现了汪氏对地域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辩证统一关系之把握。

她接着钩沉虎典故，如“虎狼之国”“苛政猛于虎”等；虎谚语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老雄心在，人穷志不短”等；南朝张僧繇、唐朝卢楞伽、近代岭南画派高剑父、现代何香凝等画虎名家；佘雪曼《八虎图》等虎书法；天津杨柳青《镇宅神虎》等虎年画；辽宁侯玉梅等虎剪纸；乌江霸王庙联“山襟水带，虎啸龙吟”等虎对联；干支、虎与十二生肖（源于远古图腾）；阐发虎文化之浸润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各个领域，民众民俗生活之诸个方面。她考证美洲印第安人的虎文化与中国虎文化的渊源关系，有据有理，信而有证，很有学术魅力。

她最后论护虎文化。“史前时期和长期封建社会以及现阶段，始终是崇虎文化与伏虎文化互相交织，此起彼伏。在近代，武器现代化和虎危害人民过甚时，老虎遭到人类残酷捕杀，伏虎文化上升到主导方面……到现在，当虎族濒危阶段，人类主动发起保护珍稀动物……是人类对虎文化贡献达到主动、科学、现代化的新阶段。所以当前是进入虎文化第三阶段——护虎文化的时代。”

总之，《中国虎文化研究》是为虎立传的民俗文化巨著。汪氏论证：虎是世界上最美丽雄健的兽王，其山神、祖神、保护神的民俗文化祖师地位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具有极大魅力，它与龙文化互为纽带，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很能代表中华民族的龙腾虎跃的文化气质。

五、《中国民俗文化大观》与《中华民俗大典·吉林卷》

《中国民俗文化大观》是“民族民俗微型研究描写研究之作”。她团结全国各民族二百多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采录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生活、风情习俗中比较稳定、普遍而又独具特色的古、今民俗文化事项及研究成果，汇成350万字巨卷，一族一地一俗写成一文，分21类，近3 000篇文章，蔚为大观。

《中华民俗大典》是“六维立体描写的区域民俗文化实录之作”。她团结吉林几十位民俗学家采录吉林民俗及古籍所载吉林古俗，铸为一卷。《中华民俗大典》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华民俗文化的经典之作，她任大典顾问、总编委会委员兼吉林卷主编，好中求快，是大典35卷中最先完稿的第2卷。

两书的两篇序，乃汪氏民俗学理论之最新、也最成熟的理论精华。

《大观》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是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产生、传播的，它是千百年来人们相沿成习、精神趋同的文化意识的综合表现。”她以“深、广、活、鲜”四字概括《大观》的独特风格。“深”指某些民俗可以作为“剖析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某些民俗可以从中“将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到万年前”。“广”指搜罗之广，门类之齐全。“活”与“新”指知识性（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相统一；也指对某些民俗领域的开拓，是一般民俗书籍所罕见；还指新而活的现实资料。“民俗现象是一泓汩汩的活水，它常流常新，永不枯竭。”“它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它最能反映每个时期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特征。”

《大典吉林卷》序说：“没有数千年来历史上民俗志的积累，也就没有今天民俗学的根基；没有区域民俗学和民俗志的研究，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学的成就和发展。”她在这里论了区域民俗学的价值与作用。接着论民俗之精义，是“群体意识自发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功能性、稳定性、神秘性和变异性的特点。”移风易俗的学说“更应是应用民俗学的传统指导思想，历史反复证明其在文化史上的显著效应。”《吉林卷》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内涵上，汪玢玲教授力求有所突破，用“纳行帮，闯禁区，说人物，倡新风”等12字来概括。她将“行帮”概括为“从事某项劳动或活动中同一行业组成的生产及谋生团伙。”如记叙了长白山原始森林中伐木、放排的“木帮”和遍山采药挖参的“参帮”的信仰习俗、生产术语及御帮策略。勇敢闯入了非生产行业的“匪帮”和“妓帮”，全面了解旧社会的某些陋俗的形成与消亡。记叙了一些与民俗有关的特殊人物，如“淘金王韩边外”，创办京剧科班，为京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牛子厚，首勘长白山，为长白十六峰命名，首倡建立“大同共和国”的刘建封，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民众为他编织了许多民歌和民间故事）等。特设移风易俗章，记录了吉林移风易俗与新俗新风。值得说一说的是，卷末有《吉林民俗民间文艺采录研究史》专章。《吉林卷》记叙了吉林汉、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民俗。汪玢玲教授《吉林卷》序最后说：“民俗是通向人们心灵的窗口。”这既是文学的语言，也是科学的语言，道出了民俗的真谛。

她对研究生要求“敏求，博览，深思，勤撰。”她自己也是按此8个字做的。新问世的《汪玢玲民俗文化论集》，精选了半个世纪来她按此8个字所著精湛的49篇学术论文，展示了她的学术风貌，和《蒲松龄与民间文学》《中国虎文化研究》《中国民俗文化大观》《中华民俗大典·吉林卷》等，共同构成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华彩乐章。

姜彬同志《致钟敬文教授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书》，十分重视研究方法，论述了一个学派要有以这个学派为特征的自己的方法，以这些方法为主导去运用别的学派的方法；要从解放50多年来民间文学、民俗学者的广阔实践中，提炼、集中、概括出中国民俗学学派自己的有学派特征的研究方法。富育光同志《汪玢玲生平学术成就简述》“细观作者研究方法”云：“采用了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般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地理研究法、传播法、类型研究法、心理分析法，特别是田野调查法等”。笔者在本文中谈到了她三重求证法、历史考证法、比较研究法……读学者的著作，人们往往注目于她引用的材料、研究方法和理论结论。这三者之中，往往忽略了研究方法。这一薄弱环节，亟须引起人们重视及探索。

（原刊《梧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