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鸽传讯——贾芝同志信访笔谈录

贾　芝　过　伟

贾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研究员，95岁。

过伟，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广西师范学院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所首任副所长，研究员，80岁。

过伟：贾芝同志您好！岭南遥致问候。感谢惠赠《新园集》《播谷集》《贾芝诗选》，感谢云南大学傅光宇同志转赠《民间文学论集》。细读，深受教益。

您是一只不倦的布谷鸟在中国的大地上鸣叫着，盘旋着，在草根文学这块园地开拓、耕耘、播谷。您自称草根学者。恳请谈谈钟情于草根文学70多年治学历程、研究心态、治学方法、在学术上创新之处、个人经历与学术的关系……

贾芝：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自然就是草根学者了。何况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亲劳作的麦地里捉蝴蝶。长大后，在伯父的资助下，我到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最崇拜法国象征派诗人，和同学结成诗社，写的诗大多是校园中的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1936午，我在戴望舒先生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了《播谷鸟》，找到了呕心沥血、飞鸣不已的神圣职责。那时，我已经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我真正关注和热爱民间文学是从延安开始的。1938年，我放弃了留学法国的机会，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兴起于抗日战争最严峻、最艰苦的陕北高原的山山茆茆。我搜集了民歌、民间故事，还创作发表了数十首写战士、写农民、写工人的新诗，如：《牺牲》《抗日骑兵队》《织羊毛毯的小零工》《春天来到陕甘宁边区的土地》等等。从创作到生活，我彻底摒弃了在北平时的浪漫情怀与“绅士”风度，完完全全成为一介草民，灰布棉袄外面系一根草绳，跌断腿的眼镜用线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大概只有那窑洞墙上挂的意大利小提琴了。

几十年依然故我。20世纪80年代，我身穿破旧的中山装，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两个单位的学术或党组会议上。同事们看到我匆忙狼狈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我倒不介意，还挺开心，丝毫没有一些人说到这句话时那种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的酸溜溜的感觉。

最近，我应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翻看几十年写的文章，与诸位学者大家相比，可谓寥寥，结集成书的就更少了，只有三本不同时期的论文集分别于1963年、1981年、1994年出版，反省自己，与其说，我是一名学者，不如说我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执行、实践者。我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过伟：请谈谈学者与民众怎样对接？

贾芝：我“个人经历与学术的关系”，便是以行为完成了“学者与民众的对接”。

1949年5月，我随柯仲平同志率领的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团回到阔别12年的北平；7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确定我在未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工作；10月我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处长是左联时期作家蒋天佐。我负责通俗文艺组，还参加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创办的《说说唱唱》刊物工作，12月14日，我向赵树理同志汇报通俗文艺工作计划。他指着通俗文化组的名单动情地说：“这是我们自己这么说哩。如果说还用文坛两个字的话啊，将来的文坛在这里！”12月22日，我们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请示，工作方向大体明确了，任务是编审全国说唱演义一类的模范性的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同时拟专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后者的搜集整理，还要组织一部分人创作示范性的作品。

不久，吕骥同志也找到周扬同志，要求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周说：“那就把其他包括进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研究会。”吕说：“那将来就没有音乐了！”周说：“不会的，你还是在里头嘛！”吕说：“我在里面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1950年初，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成立大会，周扬同志突然来到编审处。当时，蒋天佐和我都在。他随便一歪身坐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翘着腿闲谈起来。他要我到未来的民研会工作，要我向良友图书公司及其《良友画报》的赵家璧学习，说：“赵家璧只有一个皮包就编出一套丛书，只组稿就可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3月29日召开成立大会，周扬同志主持，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都相继讲话。郭沫若同志讲话的题目是：《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两个文件。会议以自由提名方式推选理事47名。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周扬、老舍、钟敬文为副理事长。几天之后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并暂定各组负责人。我任秘书组组长，相当现今的秘书长。会上还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民间文艺丛书，定了一些选题。按周扬同志意见，我包揽了协会几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我口袋里，口袋便成了民研会的钱柜。我还买了一张玉版宣纸请郭沫若先生题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做了一块牌子挂出去。当然，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约请专家、艺术家写稿，编辑民间文艺丛书。

从此，民间文学作为劳动大众的文学，随着人民当家作主，一扫长期受歧视的地位跃入艺术殿堂。发掘民族文艺遗产被列入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旧的观念影响还时隐时现，民研会潜伏着被扼杀的危机。民研会成立不久，我参加了筹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支部书记兼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组组长，民研会也随我到了出版社。

1951年12月，我随阳翰笙同志到广西柳城县土改。这时，民间文艺丛书已编辑出版了何其芳、公木（张友松）《陕北民歌选》、安波《东蒙民歌选》、严辰《信天游选》等十几种。我还请古元同志为丛书设计了取材于印花布的封面。同时，我还编辑出版《民间文艺集刊》三集，采录和资料征集工作也成绩显著。1952年6月，我从广西回京，民研会工作已停滞很久了，已编好的光未然的《阿细人的歌》也放了一年多了。我便与他商量修改出版的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志一直等我回来做党支书工作。等我忙三个月的整党，他执意要取消民研会。1953年2月22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周扬同志决定民研会归文学研究所领导，经费由文化部补贴，让我找赵沨同志谈定会址和经费。冯雪峰同志挽留我和孙剑冰，但不留民研会，我们难以考虑。3月12日，我和剑冰雇三轮车将民研会财物搬到城外文学研究所驻地中关园七楼。民研会随之到了文学研究所。

1954年，经过我多方上书抗争，得到胡乔木、阳翰笙同志的帮助，民研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结束了四处飘零的命运。从此，我本人也一方面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方面担任民研会党的领导工作，双重职务和身份伴随我直到离休。劳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却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学术研究与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群众民俗活动在这里得到对接。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将56个民族沉睡了几千年的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发掘整理出来使它重放异彩，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放弃了写诗，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去。对于这一点，诗人艾青同志始终有点不能理解。他是我在延安时期的朋友，那时他叫我“播谷鸟诗人”。1988年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还耿耿于怀地对我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尽管他也曾十分尊崇民间文艺，还亲自采访过关中著名歌手汪庭有写下《汪庭有和他的歌》，搜集出版过民间剪纸，但他依然不能完全理解我。我也不想争辩什么，反正我这一生是注定要和草根文学打交道了。

民间文学是民众的文学，我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的对接，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只有这样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更具价值。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其中有农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间艺人。可以说，全国包括台湾在内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的朋友或同行，他们或来访、或写信、或通电话，时时没有忘记我。每逢春节，问候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其乐融融，我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这是孤独寂寞的书斋学者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姜秀珍是安徽民间歌手。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她向周恩来总理敬酒，总理鼓励她“为人民多编多唱”。周扬同志也称她为“新的刘三姐”。这些在“文革”中竟成为弥天大罪，她被打成“黑线人物”。1979年，我们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她也来了。见到周扬和我，她珠泪滚滚，只唱两句就唱不下去了，热泪代替了歌声。姜秀珍是一个从来不脱离劳动的歌手，她的灵感源于劳动与生活。她说，离开人民，就像禾苗栽到石板上没有生命力。我们作为学者也好，文艺工作者也好，离开人民也只能是石板上枯萎的禾苗。

1978年，柯尔克孜族民间歌手居素甫·玛玛依到北京录制他演唱的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他同时带来柯族乡亲要求恢复柯文的意见书，让我转给华国锋主席。他说，柯文取消了，《玛纳斯》译成维文后，位于中苏边境的阿合奇县许多人到山坡上去听苏联那边的柯语广播《玛纳斯》。按他的请求，我很快将材料递交中央。不久，问题解决了，柯族人民像过节一样高兴。以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新疆，居素甫·玛玛依见到我就拥抱，颤抖的胡须紧贴在我的脸上。通过他，我与柯族人民的心相通了。

工作之初，周扬同志为我立下规矩：每信必回。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对基层文化工作者、农民故事家，还是尚未出道的文学青年我是有信必回，有求必应。至今，我还保存着几千封信。这仅是“文革”浩劫的遗存，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记载着友情，更记载着事业与历史的进程。我正着手整理归档，把它保留下来。

几十年的民间文学工作摔打、锻炼和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升华了他们的境界。说他高尚，他抛开了一切功名利禄；说他平凡，他又普通得像逃荒要饭的。这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我们用自己的行为完成了学者与民众的对接。

过伟：我深切体会中国民研会和您、高鲁、杨亮才等同志对我的培养。1952—1956年，我用5年业余时间通读20万首广西汉语传统情歌，选辑《柳州宜山山歌选》遥寄中国民研会，1958年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也于1957年加入中国民研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在1962年成立，向中国民研会抄来广西会员名单，我就成了广西民研会的创始会员。1980年您来广西三江考察，广西民研会黄勇刹秘书长向您介绍过伟，您说：“知道知道，过伟同志在全国民研会出版《柳州宜山山歌选》。”当时我们正搜集编选侗族民歌选和故事选，您讲了汉译少数民族民歌要“达意传神”，保持“诗的神韵”；整理民间故事，要“按照劳动人民的世界观美学观，朴素也是一种美，将人民口头创作，按其本来面貌，最有艺术光彩地记录下来”。1981年春节后，您打电报邀我出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学术会议，南下广西32年后，回京现身全国学术界，加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您了解我们搜集编选京族毛南民间故事选，交代黄勇刹让我们将书稿转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作为出版社对新中国成立35周年六部献礼书中的两部。这时，我了解到高鲁、杨亮才同志当年对《柳州宜山山歌选》的出版都尽了力。杨亮才同志亲任《柳州宜山情歌》的责任编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新的版本。您对中国民间文学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尽心尽力。请继续讲讲在研究方法上奉行书斋与田野的对接。

贾芝：新中国成立伊始，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专业学者少，理论欠缺，特别是蕴藏在民间的许多材料都没有发掘整理出来。面对这种基本不具备研究条件的困难局面，我们既没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学的研究模式，也没有照搬苏联的经验，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逐个解决具体问题。首先，我们秉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方式搜集并推广民间文学优秀作品。这不同于某些国家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的，我们是以广大群众的需求为目的。做法上也不仅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而是集结了成千上万的浩荡队伍，有专家、作家、艺术家，有语言工作者、民族工作者、基层文化干部，还有一大批工农群众中的搜集家、传承者和热心人。1984年，我们开始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发动了全国几十万人进行地毯式的普查，搜集资料逾40亿字。我们的工作永远以调查采录为第一位，它既是为研究作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过程。我们深入民间，抛开静坐书斋的研究，实现了书斋与田野的对接。

我的研究论文大多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是我1958年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适时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工作原则，被中宣部批转全国执行。再如：《谈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论采风》等都是就具体问题立论。《枙美丽的仰阿莎枛不是毒草》既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也是为了纠正社会上一些不够客观的批评，揭示了不能无端将丑化太阳与攻击毛主席联系起来，不能将今天的观点强加于古人，不可把艺术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简单道理。

1982年，我离休了，摆脱了行政工作的困扰，可以专心写作了。最初的十年撰写论文80余万字，主编丛书十余种800余万字。宏观研究还在继续，《我们在开拓中前进》在全面介绍新中国成立17年我们发掘抢救的56个民族的不同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同时，分四个时期展现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中国歌谣的一座丰碑》对歌谣的产生、历史源流，民歌将诗、歌、舞融为一体的形式以及相关民俗事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各民族各地区民歌、民谣的形式、内容、分类以及流布传承作了展示；对于始于西周时代的民歌采集研究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40年对民间文学的抢救普查与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我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一些专题论文：《故事讲述在中国的地位和演变》《“江格尔奇”与史诗枙江格尔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神话学》，等等。写得最多的还是序文，十年间为各地同志写了四五十篇，暂且叫它“小品论文”吧！文虽短小却不敢丝毫懈怠，篇篇凝聚着研究思考或者调查考证的心血。我说这是些“命题作文”。我不得不一次次地依据作者的课题，跟随他们的脚步涉足新的领域，与他们款款对话。这种学术的对接与互动促我学习帮我进步，同时也年轻了我的心，一股股来自田野的风吹绿了我的生命之树。这正是我长寿的秘诀。

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活的文学就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对我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拿来晒成鱼干再研究。”这太生动了，批评得入木三分。我震撼了，时时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仅仅是考察与作业，更是一种对接，是双向的渗透与交融。

1980年，在50天的时间里，我走了15个县、市。每到一处就做一次讲座，讲民间文学的宝贵和搜集整理的方法，但每处又不尽相同，每处都为我补充了新的内容。他们的实践丰富着我。在广西金秀大瑶山的原始森林中，我们从滚木下山的滑坡上山，到山上又没了路。向导用板斧砍出一条小径，我们沿崖畔踩着厚厚的枯叶小心前行，去寻觅雪鸟的踪迹和它的故事，做了一次生态保护和人文保护的对接。在三江林溪乡侗族老歌手吴居敬家中，十几户村民手提竹篮送来饭菜。席间，一曲琵琶歌《哭总理》，唱得满座唏嘘。我当即赋诗：“哀凄弦绝哭总理，歌不断头泪不干。听到悲歌我落泪，夜静潺潺会流泉。”在云南中缅边界傣族的竹楼上，我们又听到罕木信的歌：“远方的客人，你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我做的饭菜不香不甜，唱一支歌来补救。远方的客人，您来到瑞丽江畔；我的歌声不好听，让它留在饭桌上。”我第一次在竹楼上过夜，听歌手们对歌，彻夜无眠。

我每年都出行，大多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中朝边界、中苏边界、中缅边界、中蒙边界都留下我的足迹。直到我90岁的2002年，1月到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故乡，3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9月到江苏常熟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11月到湖北宜都青林寺等考察谜语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这几年，我不大出远门了，但家中客人不断，他们带来各地的信息，我们聊天讨论问题，书斋和田野的对话还在继续着。

过伟：您说的“书斋与田野对接”，对我有很大启发。我的论文和专著，常常从田野调查的实际材料中提炼理论。您倡议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其广西卷，我都参与了。歌谣集成广西卷，更在您指导、鼓励下进行。1988年我们正编选中，您来南宁，审读原稿，赞同我们增设“引歌”（民间诗论性质的歌）、“古歌”（神话歌）、“故事歌”等类，将我们的“凡例”介绍给各省，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1989年北京复审，批评广西没有一个人通读全稿。农冠品、过伟、黎浩邦对您细致通读全稿，逐页逐歌提意见，深受感动和教益，决心接受批评，三个人都通读全稿，细致修订。1986年您来广西主持“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1995年您、段宝林、王炽文同志和过伟齐赴印度出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第十一届大会，1996年出席该学会北京国际学术会议，我亲身体会您将中国民间文学推向世界。请讲讲“宣传中国实现了民族与世界对接”的情景。

贾芝：长期的闭关锁国、旧时代对民间文学的鄙视以及民族众多造成的语言隔阂，使中国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许多地方仍然鲜为人知，甚至还有“中国无史诗”“中国无神话”等无稽之谈。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中国民间文学的异彩，让它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1979年，经组织批准，我加入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95年第十一届大会我被该组织推选为资深荣誉委员；1983年我考察芬兰、冰岛民俗博物馆。离休之后，我先后到过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丹麦、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匈牙利、奥地利、印度、德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致力于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1985年2月，我到芬兰参加史诗《卡勒瓦拉》出版150周年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我以《史诗在中国》为题，介绍了中国三十多个民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以众多鲜活的作品实例有力地推翻了“中国无史诗”论。创世史诗从汉族的盘古尸体化生谈到布依、拉祜、彝、瑶、哈尼、布朗、普米等民族的尸体化生，再联系到北欧史诗中冰巨人伊密尔的尸体造天地。我指出，原始初民对天地万物的形成有着不约而同的幻想和解释。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夸大人的力量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美学价值。中国的英雄史诗则以北方的勇敢剽悍、粗犷豪迈和南方的低回婉转、刀光剑影形成鲜明对照的性格美。史诗在这些民族中被奉为“族谱”“根谱”，是他们的“百科全书”。我还重点介绍了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在多年调查采录的基础上已陆续出版汉文版、英文版、日文版，同时民间艺人在民间还演唱这些史诗的情况。

“中国是一个史诗的宝库！”“史诗在中国还活着！”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各国代表中传递着。我很快成为人们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会后，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还接见了我。我荣获了“卡勒瓦拉”银质奖。第二天，《赫尔辛基报》用半版的篇幅报道中国史诗的情况，还刊登我的大幅头像。芬兰学者向我跷起大拇指说：“您是第一个见报的！”德国学者海希西是我的老朋友，他说：“我亲眼见过解放前的中国，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成绩很大，你的发言就是证据。你只讲了20分钟，应当让你讲两个小时才对！”各国代表一致赞扬中国实施抢救的重要。学术上的交流与沟通，像一股热流穿过不同国籍学者的心，实现了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1996年4月，经过两三年的艰苦筹备，实现了我1992年在奥地利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达成的“在中国开一次北京学术研讨会”的决议。那次会议同时决策：“今后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北京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中国包括台湾在内的15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通过35场大小研讨会，大家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进行了有益的交流与切磋。会后，民间花会的考察更令中外学者耳目一新。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挪威雷蒙德教授说：“会议能在东方、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举行，对各国学者了解中国有很大帮助。”他又说：“这是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副主席、印度汉都教授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圆满的会、伟大的会，我们在中国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中国，感谢大家！”这次会议是国际民俗学者的一次盛会，是世界民俗学研究整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些年，有人在公众场合或文章中称我为“泰斗”“大师”什么的。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泰山北斗我不敢当。我以为学术领域本没有顶极，我更不是权威。我只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甚至不断修正自己中成长起来。我离不开民间文学和人民的滋养。我说我是草根学者，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本，要做平民百姓的学者。

（原刊《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