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牧文化、女性民俗到民间信仰研究

邢　莉

人们说哲学是智慧之学。其实民俗学也是智慧之学。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智慧之星，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不起的哲学体系和理论，而是他开辟了哲学的新天地，开辟了哲学以问题为中心的对话时代，“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从问题中引发人的思考，从问题中探索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奥秘。伴随着人对宇宙的征服，人越发感觉自己处于必然王国之中，人的最大聪慧，就是人在认知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要到哪里去？认知自己——人是从哪来的？人要到哪里去？世界上的人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不同？什么是人？什么样叫人性？其实哲学回答的问题，民俗学也在回答。

问题和话题既是传统的民间文化留下来的，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社会提出来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需要研究问题和话题。由于民俗学科的特殊魅力，由于改革开放畅通了我心中流淌着立志于学术的清流，我沉浸在一片蔚蓝色的海洋之中，而“任凭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我选择了游牧文化这个选题。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你究竟捧起哪瓢水？因为选题本身就包含着学术容量、学术分量及学术价值。

每个学者的选题都包含个人感情的体验和智性的思考。为什么选择“游牧文化”这个题目？情感永远应该退让于理性，如果只仅仅因为我是蒙古族，仅仅是因为我在民族大学任教，那还过于褊狭。民俗是一种文化，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创造的主体，而“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共同称谓。但是在权威的教科书中，在谈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的时候，谈及农耕文化较多，而谈及游牧文化较少，即使提到游牧文化的时候也只是作为农耕文化的陪衬和对应而存在的，如谈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和冲突，缺乏实质的内容。当我读到几本关于“中国文化概论”之类的书籍的时候，启迪了我“倏忽的心智”，我反复以逆向思维的方法反思：什么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否存在文化？游牧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游牧文化是如何起源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游牧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居于什么位置？面壁三年，终于写就《游牧文化》一书。该书从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对源远流长的蒙古族所创造的全部群体性质的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这本书包纳着从蒙古民族古老的神话开始的全部底层文化：其中包括游牧狩猎、衣食住行、科技历法、民间工艺、婚姻家庭、人生礼仪、节日习俗、娱乐游戏、宗教信仰等。我认为：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总格局中，游牧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类型，游牧文化的产生是因为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地域环境使然。在这本书里，我运用了“文化生态”的概念来解释存在于不同区域的特有的文化特质与模式的缘起，而不是找出应用于所有文化的通则。

在完成《游牧文化》的基础上，我又与社科院民族所的易华合作完成了《草原文化》。这两本书都具有游牧区域文化的特质，但是有所不同。前者是从中华民族多元化文化的角度思考的，后者则把游牧文化从历史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努力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一种沉甸甸的文化的分量。与前两者均有不同，另一本小册子《草原牧俗》是应叶涛先生之邀、山东教育出版社之请的应命之作。草原是给人以无限智慧和遐想的草原，草原是可以融化人心灵的草原，《游牧习俗》没有前两本书那样希冀以实证和逻辑服人，而这本小册子则以散文的笔法描述游牧文化，目的是让世人享受这种文化带来的温馨和骄傲。

我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女性民俗文化”。在长期教学的过程和对少数民族的调查过程中，我感到：女性的习俗文化与男性有着很大的区别，哈萨克族的哭嫁歌只有女性唱，而男性不唱，而新娘的哭嫁歌词的内容与母亲的、姐姐的、嫂子的、娘家各女性角色的绝不雷同。满族传统婚姻上只有新娘在抱宝瓶、跨马鞍，而新郎没有这个行为方式。在汉族传统的婚礼上，女性要带红盖头，红盖头只有新郎能够揭开，它对于除了新郎之外所有的人都形成禁忌，而对于新郎是特许，戴红盖头和揭开红盖头是男女在婚俗上不同的行为方式。男女性别、劳动分工是关注女性民俗文化的起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男耕女织就是典型。又例如在中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中，从物质习俗到精神文化各个层面，女性行为与男性行为都迥然而异，我认为：中国女性民俗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的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袭的文化事项。中国各民族妇女群体所创造的生产习俗、社会习俗、生育习俗等在维系上下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而女性所焕发出来的诗性智慧不仅仅长期没有纳入人文学科的视野，而且就是在多种学科勃兴的今天，仍旧是被忽视的角落。西方人类学主张性别研究，突破了对女性只研究自然特征、心理特征、婚姻状况及社会问题的局囿，开始了对女性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和研究者主体的历史。女性人类学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我在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出版了《中国女性民俗文化》，是为中国劳动妇女立传。

在对女性民俗学的关注中，我研究了观音信仰。刘锡诚、马昌仪、宋兆麟等学者主编一套民间信仰丛书，此创意在1992年。由于几十年的封闭，民俗学科经历的风雨和熬煎比其他学科更甚，不少具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领域成为空白，民俗学者心如明镜，但可望而不可即。长期以来民间信仰的研究是一个禁区。三位学者的学术视野及学苑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促成了20本关于民间信仰的书籍的出版，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打破了学术的沉寂，呼吸到真理的清新。不少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了观音？选择了观音就是选择了历史，我的选择不是寻求历史的正解，而是在寻求历史中密密的心灵的通道。历史的正极寻求的是王朝、权利，而我寻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中国百姓的心灵，他们的创造与苦难，他们的人格与人性。中国百姓对观音的热忱往往超过了释迦牟尼、弥勒，他们在历久弥新的历史中塑造了观音。这本书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百姓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观音信仰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探究了观音的由来及其在中国本土落叶生根的过程，探究了观音信仰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在民俗方面的诸种表现，也总结了观音在民间文化史上的地位。2002年，我见到了另一位观音的研究者——美国一所大学宗教学系的主任于君方教授。一个是在中国，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民俗学者，一个是宗教学者，为什么同时在研究观音？因为研究观音就是在研究中国百姓的心灵，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女性民俗研究领域是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我丝毫也不认为是我“开拓”了什么，更不敢以此为荣耀，但是我感到我是快乐的，因为我可以无拘束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如果历史的研究是材料的发现，而民俗是一种精神发现、人性的发现。这种精神发现往往是非历史的，但是它能够到达历史的和人性的深处。我研究观音是在追逐中国民众的信仰、追寻民众的人性、追寻民众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中国的文化是乐感文化。中国民众信仰的观音并非在虚无缥缈之中，向观音求子、求救、求财、求福的一系列功能都是围绕着“生”进行的。“生生之象是中国崇拜智慧充满意味的形式。”热爱生命、尊重生命、崇拜生命成为中国乐感文化的本体意义之所在。而我追寻观音的最终目的是在寻求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是“贵和尚中”、“合和为重”，而是生生不息，繁衍不息，在艰苦卓绝中追寻“生生之道”。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从民间信仰里体现出来。《观音：神圣与世俗》这本书获中国文联、中国民协联合举办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首届（1981—2000）山花奖二等奖，经修改后已经开始了第三次印刷，我想原因是中国百姓在认知自己的创造，观音属于中国百姓，中国百姓的真善美凝聚在观音身上。

如何做学问？这不仅是年轻人所寻求的，也是年长的人在实践中所不断探索的。由于每个人的学术背景不同、阅历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我写过几本书，是一个寻求者、探索者，现在也在寻求，在探索。我的体会是：自己讲和讲自己。所谓“自己讲”就是要拓开中国人研究民俗学的思路。民俗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其他传统学科比较，也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但不是西方人类学的附庸。经过老一辈的积累，这门学科已经有了“前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资料积累”和“思想积累”，但是要成为一门“学”，特别是成为钟敬文先生所提倡的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的确还任重道远。当然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理论，应该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沟通。这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存在着一个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问题。必须改变“我注六经”的方式。人家选什么课题我们就选择什么课题，人家如何诠释我们就如何诠释，亦步亦趋，是不可能建立具有特色的中国民俗学学派的。要“自己讲”，讲出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思维来。

再有就是“讲自己”。就是要研究本土文化。我们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多民族的民俗资源无比丰富多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俗存在着很多原生态群落，蕴含极其丰富，极具学术价值。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学者们提供了无穷尽的资源。民俗文化是生活文化，讲自己，就是通过研究认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直面生活的本来面目，直面生命的本来面目。只有自己讲和讲自己，我们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派。

在自己讲和讲自己的时候，要在占有大量的活生生的材料的基础上，有一种联想思维。例如，我的论文《蒙古民族的马崇拜》在韩国召开的第2届国际民俗学的会议上受到了好评。启迪我做这篇论文的契机是我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看到了禄马风旗，而这样的禄马风旗又与藏族的风马旗相似，这就使得我想追究其起源。在做“观音”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少数民族有没有观音信仰？藏族、白族和历史上的契丹族都信仰观音。撰写学术文章需要联想，需要逆向思维，需要创造性思维，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把各少数民族的资料比较、综合起来思考，这样才能够做到自己讲和讲自己。

在研究方法上我主张方法的多元化。民俗学是很年轻的学科，当然经过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积累，这门学科已经有了“前史”。刘锡诚先生已经总结出中国的许多民俗学派，就中国的诸民俗学派而言，其中的多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为此就需要存亡继绝，给予传统的多种研究方法以生存权，并且在新兴学科勃兴、学科交叉的新时期，向各种可能有生命力的方法开放，以利于民俗学的研究。

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它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运动。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的方式是社会实践，人类的思维向实践方面发展。这是21世纪人类思维的特征。而民俗学人类学所强调的田野作业就是实践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像很多我所尊重的国内外学者一样，我喜欢田野。特别是在撰写《游牧文化》的时候，曾经多次去过草原，内蒙古草原、新疆哈萨克自治区的巴里坤草原。在田野调查的时候，仅仅了解民众的行为方式，新闻采访，电视报道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主观意图也在描述客观的真实，这一点似与民俗相同。但是民俗工作者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要通过田野调查，了解民众的思维方式，了解人、琢磨人、研究人，目的在于行人道、尽人事、说人话。而这样的体验没有田野是不行的。在海拉尔陈巴尔虎旗祭祀敖包的时候，清晨3点我们就来到敖包前，虽是金秋八月，但是瑟瑟的草原却充满寒气。在清冷的空旷的原野上，穿着盛装的蒙古牧人络绎不绝，而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站立在晓风中。牧人何以有这样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行为方式说明什么？通过调查了解民众的思维，这是田野调查的目的。原来成吉思汗13年大祭一次，此年叫白龙年，这年的祭祀最为隆重。这样的行为方式为什么世世代代被承继下来，世世代代历经700年而历久弥新？通过田野调查，我探索着其背后的思维。

中国是一个古籍大国，存有大量的民俗文献，这是我们的瑰宝。有的年轻学者忽视民俗文献的搜集整理，这在做学问上是有偏颇的。我写过一本17万字的专著《天神之谜》，这本书与《观音信仰》是一套丛书。谈到天神，似乎扑朔迷离，屈原的《天问》就是在问天。实际上从考古学、古文字学、神话学、民俗学和建筑学考察，都存在着中国人原始信仰的积淀。可以说天神信仰高度凝聚着文化创造者体验世界的大全。天神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本书全部利用了文献资料，特别是先秦的古籍资料，梳理了天神信仰的体系，总结出东方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思考的中心，这个命题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很有意思也有意义并且需要不断探求的。考据法也罢，田野调查法也罢，不要用一种研究方法去规范民俗学，也不要把方法分成高低优劣，应该鼓励中国民俗学界不同学派的继承和新民俗学派的产生。

什么是学问？学问是真理。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但是我更爱真理。”学问是对真理的追求，而追求真理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学者脱离社会是不可能的，逃避社会也是不合理的。我对现实的关注，或许表现了我做学问的一种态度，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我现在做的课题是“游牧文化的变迁”。近百年来，草原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沙尘暴已经刮到了北京。“风吹草低不见牛羊”西部如何实行可持续发展？这个题目需要我付出更大的精力。探索是追求，追求就是不断地挑战自我。我们应该实行“学术自觉”，为社会发展出力，以生命的绿色去点缀民俗学科这棵绿荫蓊郁的生命之树。

（原刊《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