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自述——写给过伟先生的夜话：缘由、心态、轨迹与路子的龙门阵

郝苏民

一、勉为其难说自己：也是“没来头”

过伟先生，您看，这么正经八百的话题，要在夜半三更以聊天“交差”，我是出于两点理由：一是，在我看来您老兄学出正门（真正老清华），荣居南国，阳光雨露，天时地利；加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体魄倍儿棒、心态又忒好，有勤劳向上的人生态度；不管行内行外怎么看，您自信、敬人，有个人生活、事业的路子，一个目标走下来——这种精神何等了得！于是，在民间文化这块土壤上有您的一畦园林，您不来“空手道”，不懈耕耘结下累累硕果，成为圈子内知识老人中自强不息楷模！——凡此，着实打动了我。在您面前，最终我不能不按您的意思来办了：这才双目一闭，咬紧牙关，“脱裤子割尾巴”“跳水”了！

跳是要跳了可余心难实，“草绳”惊疾顽固：不由警惕追随大腕被弃绝；常惧攀高名师而自弱（先生们多是名门之秀一宗，或曰“陪某国学者考察之时”背景；吾自认“名字”？——心虚！）余等属自学未成才那流儿，实不敢朝这窝儿里钻。自造文气鄙乃乏术者也！

其次是，窃属“少数群体”，族传意识尚白、崇绿；忌皂、恶酸，力追“绿色”人生。今遇时风疾转，客居黄河之滨磕碰扬沙作浪时日久矣，界内有敏者长于兴风，边塞之边缘人，本胆小愚执，难学转圆，不齿背信，已曾落得命途多舛！忆昔傩面者多行，不慎轻信陪伴便被蜇咬；出于回头，又染“矫枉过正”之弊，常不敢跟“有聊”先生为伍，共干无求是之潇洒，有哗众的个性；好为人师而长于“序”类以示“导”；善拉皮做旗假门户以慑众。吹嘘追捧、媚官惑民，不惜假冒，私喜以销魂也。愚之不明时务，许是边族本性乎？便笃信大众语：“避着走，躲得过”之云。及至古来稀后追逐独处，常自忖，写不出长命书，读别人善书行不？原缺悟性则多静思不成？是的。仅想为来者记录点个人时代行踪，惧怕张扬，力避讨人嫌罢了……

当下既然仁兄炽热如火，弟虽顽亦被化，仍怕吾界“李鬼”眼红冒火造出事端。不得已呀，先生，一生站惯了不习坐下，只好人约黄昏后，事办三更时，待那类耳聪目明、久谎而自信的老师们心满意得逍遥梦乡后，与您这样的诚信文友窃窃私语做人、做学一二事，不碍“大家”假真肆意，放心无妨，亦无不可也。故有此麻烦唠叨状。您就权看作时下又一类人的生存状吧。

二、“原生态”土著：从业有“来头”

在京华曾为友人博士生一次茶座聊天式“说学”课中，我对敝人自愿走上异族群里共同生活、观察、体验，以了解并习惯其生活文化；探视并理解其精神、心灵世界的根源时，是从我出生、生存、生活的背景说起的，是连缀人生过程，经一个个具体环境里的生活故事和生活细节浸泡来透视的。为的是力图求一点那时的本相；或尽力接近那段时程里的那种真实，以便从中得出源自本真的理解和重述。我的行为是对某些方面打“向前看”“无伤痕”旗帜，极力忘却“昨天”，涂改、消除历史本相的各类“丸散膏丹”或称“大力丸”“狗皮膏药”之类的摆脱。不敢狂言所谓“挑战”，顶多是个“拒绝遗忘”。乃因我确证至今仍存弥天大谎、伪劣假冒不仅还有市场潜行；而且“李鬼”打倒“李逵”之事时时常有而“见怪不怪的”事实。在我们当今这个第三次思想革命的时节，非是“图穷匕首见”；也会“道高一尺而魔高一丈”啊……君不见，连首都马路上本属地下“办证”的数码广告赫然搬到地上；虽如恶癞黏身却坚实牢固得潇洒光鲜，这不足见市场需求的真情吗？可依靠的时代往矣！

我那次是这样讲：

“……按中国地图说，从北方之西——甘肃嘉峪关到北方之东——河北山海关，这一条长城线北边是自然地理上的蒙古高原，也可称蒙古大草原。西、中部越过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再直线北望，从东到西就是整个西伯利亚，其中部有贝加尔湖（即苏武牧羊的‘北海’），住着已归属俄罗斯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再向西，经中亚可达俄罗斯（布利亚特；图瓦）。这一空间就是古代北方游牧人早期活动的地面（亚欧大陆）。向南隔一条长城的这面是中国内蒙古和甘肃、宁夏、青海。我最初就生长在这两类人种、族群，或曰两类文化夹缝中——朔方地面（今宁夏）。”（见《中国人类学评论》第4辑《骑过了很多种牲口，做过了好几个梦》，78-92页，2007）

在这块“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地面和四周，是汉人、回族人、蒙古人和满人（旗人）杂居而农而牧的地面。从祖籍安徽不知哪辈历史变故被迁边，记忆中祖父代已是塞外土著口音。蒙学时已是汉满蒙回童子常为一堂，大致能相安无事，似乎心目中都模糊着一层公认的认同；管你是谁，都是“公家”管的。但相互出于文化差异而在同学之间的误会、尴尬、龃龉之事也是时常难免的。但就是这种生活细节上已不着意的“塄坎”却从小在心田里画上了无意识的“自我”与“他们”的差异和生活不同边界的印记。当这种生活体验过的图像，在我中学阶段偶尔接触到当时《东方杂志》《观察》这类刊物，对反映不同种族、民族的奇风异俗和生活图像时，便产生了强烈好奇心的共鸣和探索其究竟的求知愿望。——我是要说，我后来从事民俗、人类学的冲动，完全是由我从小所出生、生活的地缘关系和社会环境，自然地熏陶、萌生、进而培育到主观意识；是中国大地、社会、历史、生活的自然生成。

14岁进入今天的西北民族大学（当时为学院），15岁之后，先后接触和学习过阿拉伯、维吾尔、蒙古、藏以及其他民族语言（东乡、保安、土等族），皆非心存什么理想和未来事业的憧憬，而仅仅是一种源于中国一块特定社会生活土壤里的少年——青年阶段之好奇与兴趣追求；或毋宁说是现实生活的必然。当然这种事实源于生活本体；其结果是否已经升华到一种越族界、跨国界可对话的“学术”水平，那要凭其职业后成果被学界所发现、被认同之后的事；而绝不是仅靠“自述”和相互吹捧可最终被历史认可的！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促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基本形态，虽有朝代更迭，但你来我往，还是“朝代”而“天无二日”。在百姓的实体生活层面上，尤其如同回族这样的民族撒遍全国各地的分布，空间概念里既是我中有你，也是你中有我的；大家都是“公家的事大”。这个“公家”，是认同在“国家”之下的。不管“公家”是哪个族的人掌权，都是“公家”。我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回族人之一罢了。

19岁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做助教。两年后曾在人民日报副刊“豆腐块”式连载过译作（蒙古谚语，1956年12月20日始）；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民间故事集（《金蛋》《布利亚特蒙古故事集》）；同时，也从积极响应团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一个新青团员直属支部书记身份，一夜之间稀里糊涂地给划到“1957”的另册里。所以过伟先生说我从蒙古民间文化译介始进入民俗学的评论是不无道理的。我的处女译作都系蒙古族的口头文学，但迈步是从1955年开始的（见1955年5月号《甘肃文艺》；1955年6月30日《内蒙古日报》蒙文版，以及前后的汉族民间笑话的蒙译作品，标题是《Khitad arad-un shog》）。这样看来，我真正的接触、学习与理解一个具体族群的民间文化是从蒙古族步入的，如果除汉族外，这也算一种民间文化工作的有意识行为，充其量，是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或曰“本土”（主位Emic）人类学的行为，属于民族志（口头传统部分）之内，它也在这里与民俗志相交叉。我自那之后的所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行为（教学的；考察的）可否说总都有那么一点权作人类学视野的倾向？自然我清楚，人类学视野里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动作，曾受到中国“正宗”民俗学大哥们时而的诟病，自然地被认为是无作为的民俗学者窃取它界理论武库的一种劣迹。那也无妨，我倒认为多么愚拙的探索，总比因循守旧的陈说，或受制于一种客观而仅能“传言”“寄生”等因，稍有生气一些。好在大哥们仁义，宽容“异端”之说呢……

三、“未敢翻身已碰头”

过伟先生，晚上好！我特别倾心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一说。现在又一次在我身上证明它的必要！——我往往不经意地犯这样的糊涂，自认为理解的，总认为他人也是这样。其实，自己不理解的，别人未必也不理解，何须喋喋不休呢？最可宝贵的，应该是要有“自知之明”！

所谓那种“流放”生活，其实其本身，促使我懂得了朴素的“文化自觉”，我开阔了眼界，面对以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识过的文化现象，我好奇、也存猎奇之心。当然明白了应尊重人家，包括出于无知而曾经反感过的东西（如对崇拜偶像）。

细思起来，1950年入校、1954年年底，在共和国首座民族院校——原西北民族学院本科毕业，时曰“春季班”，教育部派官员马司长等一行专程主持分配，这个新校首批学蒙藏维语言的百十来名大学生们，从内心到容貌放射着阳光！当宣布做助教而被留校，全非自愿时，碰到了第一个“革命需要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何去何从”的考验。那时，我们受老八路影响，革命的浪漫主义占据脑海，不愿留城市，真心实意想去边疆，想去西藏、新疆；我因专业是蒙古语言文学，自然向往蒙古大草原（带有探险色彩的幻想）。眼泪四五点，“情绪”一番后，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乖乖地当起了当时院系调整后首批所谓助教。我以选“翻译理论”课为理由，成了从西北大学边政系被“调整”来的，我国当时唯一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中译者谢再善教授，和据说是曾当过“伪蒙疆自治运动”德王高官的吉利古太（主要是指导蒙古口语能力）两人的助教。1956年，又适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共青团前身）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5位青年教师，还经院党委审批成立了‘五爱文学社’”。我在两位导师培养的“庇护”下，按照自己兴趣，打着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整日埋头于汉、蒙民间口头作品的互译中。——这就是我作为后来专业方向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开端（我翻译了蒙古族的故事、民歌、谚语……，我的名字出现在《民间文艺集刊》（上海）、《民间文学》（北京）、《草原》（内蒙古）、《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和《甘肃文艺》等报刊上）。次年，我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金蛋》的单行本。有言道“乐极生悲”，果不其然！我还陶醉在两种民间语言互相译后如何等值的“偷着乐”当中，莫名其妙地便被列入了另册！这个灾难后果的严重，当时是全然单纯的。随着时日的延续，才越来越吃出到它的苦辣……！也就是说，我仅仅享受了几年的解放区明朗天的阳光，就被从“白专道路”“一本书主义”等“新概念”的烟雾里一下子被“斗倒斗垮斗臭”了。何谈什么“向科学进军”！

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后虽然我被赶出了教学岗位，但在接受各类草根大众“监督”进行劳动改造中，我真正进入了新社会；尤其1960—1962年三年灾荒中，我与甘加草原藏族牧民三个三百六十五天的相处中，确是我第一次最深入、最持久地在心田里对一个“他民族”生活及其主人全方位的体察。这可以说是我一生空前绝后的“人类学田野”作业！我为生计学会了牧民的当地口语，从而走进了男女老少的心灵中；我学会了驾驭着牦牛，深山去打引火的“苏鲁”柴，以及皮绳捆绑牦牛垛子等活儿，麻利利索；也勇于和途中帐圈里的藏獒群以挥舞长绳特制“打狗棒”的周旋，而显示牧区男子汉的豪迈野性；与孤苦伶仃的老“阿依”（老婆婆）们单纯而率真地无忌聊天，让我听懂了这里一辈辈妇女们不同的心语……

20世纪60年代饥饿、凋敝过后，也是突如其来地经过一种说法，我被“摘帽子”而重新回到城市校园。这个“摘帽子”后，原来“帽子”还掌握在“革命群众”的手里，这又是一个6年过程，再加“文革”10年，众人皆知。这里可省略了……不过，熬到1972年，中苏交恶，没料到因西北民院被撤销，身已在五七干校待审查的我，突然时来运转，被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发现，“在野”15年后又重新走上讲堂真是如同天上掉下了馅儿饼；当然，是在“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监督中上课堂的。——人到此时，其实也有幸福感的。这类看似与学术无干，暂且可按下不表，但这是其时真实的中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生活铸就了个人的人生。我和监督我的学生们又在号称“草原天堂”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边界旗县的草原上度过了一个个风霜雨雪……

过伟先生！

职业上我自主重新上岗是在22年过去的“文革”之后，但在它种文化的浸泡、感悟、沉思中，比较、体味、领略另一种文化和人及其社会，我的生活实践，真的是陷落入反面“失马”的“塞翁”给赐予的呵……可惜翻身之后的“正人”我，却没有了连续一年田野考察、采风的机遇！之前那几年，真影响了我日后一生中那短暂的追求。

在藏区时，我曾认真学习藏文，起因是在夏河拉卜楞佛寺发现了竖写的“藏文”，好奇促成了我自此钻研起源于藏文字母的所谓“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的自学。逼迫离开高校，我却在社会的大学里得知了原本应在“象牙塔”获得的学术知识——元代忽必烈命西藏高僧（八思巴·罗追坚赞）创制可在大元版图上“译写一切文字”的“国书”——即书成颁行的“八思巴字”。难怪，1980年在民院创刊的学报上我发表第一篇关于八思巴字蒙古语园牌释读的论文后，得到的回响却是“文革”前系科某负责人不屑一顾地说：“连他当年的老师都没说过蒙古人还有什么八思巴字，他从哪学的？资产阶级骗人的老一套……”。

当年学蒙古语文，是处在充满了“明朗的天”时对未来的一切美好憧憬；结果却是苦涩的破灭；但通过语言我却爱上了一个游牧人群底层的一切；而今在阴霾时日里不得已地学习藏语，则完全是混肚子的功利用心，获得的却是与另一个游牧人群心灵的通达。而源于藏文字母的蒙古文献语的“八思巴文”，又给我这种“第三者”走进真正游牧世界（社会的、心灵的）搭起了一座简易便桥。——这看似是“塞翁失马”，如今我悟到这却也是中国生活本原的“意外”逻辑。你信不？你看看这个中国故事：

现行中国蒙古族的蒙文，据史载，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俘获掌印官搭搭统阿，见其印上畏兀字，知其功能。遂令授畏兀字拼写蒙古语，始有蒙古文。按，回鹘文源自粟特字母，由右至左横书，传至蒙古人时，仿汉文而改为竖写左始；藏文本源于古印度梵文，左书横写。元时忽必烈命“国师”西藏萨迦派高僧为大元帝国创造可以“译写一切文字”的“国字”时，创造者却又把作为“母体”、本为横写的藏文，改为竖写方形体式，创造出既可拼写汉语；又可拼写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的文字。而原先来自那个畏兀式蒙古文字，后来又成为满文字创造的胚胎；按阿尔泰语系语言学大师N．鲍培的看法，八思巴字又成了后来朝鲜文字型编造时的基础！——你看，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美妙；这些事儿在中国历代和世界文字史上，都可看为罕见的特有事象，为何会在中国发生呢？我总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学人玩味，十分令人向往的奇妙之事。

是的。我并非“世界公民”！我在我的国家，在我年华最美好的时候，我曾经历了曲折、折磨，但也是在我的国家，生活却也给了我人生的感悟和只有中国独有的知识。我不应该感谢中国生活吗？按回族的语言说是：“知感”。

四、一朝翻身欲何求

过伟先生，好！我的“学术故事”从现在起，可以从阴霾里冲进一个春风拂面的田野中来畅谈新的真实了。在我命运不济之时，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年轻老伴”（即指我晚来的初婚）是在三年甘加草原中的“艳遇”，她以一个“革命圣地”“老党员”且在付出重要岗位上任职的资格、代价带着两个孩子，申请党组织批准与我组合家庭。她又付出了离岗的投资和众目睽睽的凶光，我们胆战心惊地公开了（曾是同窗）心愿，当这样互相依扶着走了10多个岁月，我们“共苦”地煎熬了“四人帮”阴雨如磬的十多个365天；总该可以“同甘”一个“害人虫”全线垮台的狂欢和被全社会重新接纳我们站立起来时的幸福吧，然而，她在为我们全家耗尽一切，尝受了“‘旧’社会使人变成鬼”的事实，而尚未看到“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美景，便痛苦地离我们全家而去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又从西北师大外语系回到了西北民族学院，走上了“文革”后重新恢复重建的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课堂！

很自然地，为“老三届”77级蒙古语专业的大学生，我自作主张地开始用蒙古语文开讲了《蒙古民间文学》一课，不言成绩如何，但最少，在我这门较早开讲的课和之后教学科研的影响下，我培养（或曰“启蒙”）的学生里，从事民间文化（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及至人类学）已成为教授的，硕、博导师的已不止三五人。这虽不可低俗地言可“欣慰”，但更不可轻易忘却那些峥嵘岁月扶持我走过来的有恩之人！

此时，重要的一个严峻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如何继续走下去？

时轮已至1980年。回想我从“万恶的旧社会”走进“解放区的天”用了14年；从1950年起步又走了30年，我终于借邓小平“重出”之光，第二次走进春天。我屈指一数，到退休为止，属于我的也就仅仅15年的时光！昔日的岁月，我搭上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作学费，还有我的出身农村、一生胆小怕事的母亲和唯一手足姐姐，都在“十年动乱”中，为那个阴霾先后饮恨殉葬；那么多曾相知相处过和素不相识的善良生命，无辜地为我们这类屈辱的灵魂能坚强地留下来迎接曙光而遮风挡雨……那么，我为了不该忘却的记忆，应该如何度过这可数的余生呢？

一种使命和责任感，不容许我仅仅考虑个人的得失为目的去分配今后的时日。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生命本是在育人授业的学校里，感受着人生的悲喜剧走过来的。那么，我们欠下了的为师债，还不乘此来者尤可追的时间去补偿吗？

我突然明白，我一个人有限的十五年时光，如果同时有几个十五年呢？哦，从现在起为传薪；为培养学生而经受住来自各方名利“诱惑”的重要；我学会自信青春作价换来的“文化自觉”，放弃两次可到京工作的机会，努力做到“蜡炬成灰泪始干”地做师做学吧？对，我只能坚持做教师，是余生最节约的“开销”，最大量的生命储蓄！

关于整体蒙古学与地处中国西北地区西北民族大学的学科关系，我从初开《蒙古民间文学》伊始，便曾提出了“区域文化优势”的看法。当“十年动乱”后，中国召开“国际蒙古学学术研讨会”中，我郑重向各国蒙古学家提出倡导“卫拉特—西蒙古”分支学科的研究观点。得到国内外大多数与会者的友善支持。

但是，后十年代价，也促人深思。长期以来一个困惑仍然萦绕心头：

新中国建立肇端，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人才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学院，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十年动乱”，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西北第一座民族性高等学府的民院，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在当时中国的遭遇完全一致。那么“四人帮”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们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经过“文革”和西北民族学院被“文革”砍掉，既敦促我们反思，又鼓舞着这时曾被打散、重新从四面八方归来的民族学与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面对破败的母校，跃跃欲试在老民族学院，实现初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术心愿！

真是借了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一伙人几经努力，“西北民族研究所”在国家民委支持下，是这个学院有史以来第一座成立的专业研究所。我们不久就办出了大型学术刊物《西北民族研究》（至今她已走过25年的路程，被全国同行评定为CSSCI刊物）。

好的开头并不意味着一切顺利。“文革”留下的后患，从各方面包括我们自己头脑中不断出现，矛盾重重；“学校年年五月换领导”；“办班创收”等全来了，无形手的牵掣，让你无法一心一意搞学术。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学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却在该引进何人、该谁来办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扯皮。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空待大好时机的流失……自然，更无法预料至眼下，继续着高校越走越“行政化”的趋势和学校发展，教师和教授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出所谓“民主管理”的作用呢。

1998年10月，借全国教育界连续改革热潮和校方新领导支持，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整整几年整合的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参与建立过的西北民研所的门槛，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搞系、所合一机构。

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化。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大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大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费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对开发西北的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的意义。他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这给我们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附带一说，不得不令人痛心的是，在始作俑者们的作祟下，西北民族研究所不久终于被“李鬼”们捣鼓完蛋而告终，成为至今国家民委主管的院校里唯一没有民族研究所的“共和国首座高等学府”！

“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的名称煞费苦心。第一，当时“西北民族研究所”还在弥留期间，一校不能搞两个民研所；第二，民族学的研究队伍在大西北有史以来相对其他地区十分薄弱；加上当时在这里有相当一些“说话算数”的人并不懂得作为人文学科的民族学是什么，有人把政治视野下的民族工作当民族学看；也有将并不需要搞田野考察只凭史料归类而连缀成文者，当作民族学对待。为了区别这些，我们暂用了人类学的名称。至于民俗学，一取大家比较了解，且西北各族资源丰富；二鉴于中国当时高校这一学科的实况。

1990年我们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唯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我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8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4个民族的127名学生，已毕业者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对象，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我们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的路子，摆脱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生都在培养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名师们的协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甚至东北各地。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一块学术平台。

回首往事，我从蒙古学的民间口头传统，走向中国多民族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大门，我身临或接近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到西蒙古的阿拉善、青海海西、肃北、新疆以及蒙古国、俄罗斯的蒙古人的地区；我走进并有时生活在甘、青、川的藏区；我与哈萨克和幽默睿智的维吾尔穆斯林牧民、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有过交道，友谊；在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尤其在蒙古语族各语言共同特征的“诱惑”下，我通过语言、信仰的轨迹，有意识地体察了甘青一带人口特少的那些“小民族”——保安、东乡、撒拉、土、裕固等民族的口头传统。参与搜集、翻译、整理、编选的作品留下了我们大家的足迹；在舌耕的课堂上、在席明纳尔过程中共同撒下了师生不断探索的汗水……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这些行当里，有那么多有成就和品学兼优的先生、同仁和有为的男女青年，为我们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给过我们以真诚的帮助、支持，这是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的。我和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们一起，认真地选题，踏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勤奋地读书、写作，完成了各自的学位论文。当然，那些惯于作势的官员；那些赝品“学者”也曾延误、坑害过我们热爱专业的一片痴心。我们把这一切看作是祖国红尘社会里的“正常”，故而无怨又无悔。重要的是我们真诚地做了，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努力了。我们师生的心里，怀着对善意教导过我们的先生（和明智的官员）们的感恩之情；我们也难以忘记师生们共同沐浴在教学相长的那些快乐的日日夜夜。

重提以下若干“成果”名称，并非显示个人有“功”，仅为它们身后包含的那些难以忘却的人与事而已。

《东乡族民间故事集》（1981年，北京）、《布里亚特蒙古民间故事集》（1984年，北京）、《卫拉特蒙古民间故事》（蒙古文版，1986年，内蒙古）、《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注》（1986年，内蒙古，此书获国家民委哲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1987年，上海）、《西蒙古—卫拉特传说故事集》（1989年，甘肃）、《文化透视：蒙古口承语言民俗》（1994年，青海）、《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1996年，宁夏）、《丝路·走廊的报告：甘青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1999年，北京）、《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田野随笔》（2003年，甘肃）、《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北各民族在行动》（2006年，北京）；此外，我还主编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少数民族文献》（共计15卷，含汉、藏、蒙古托忒文、回纥式蒙古文、察合台文4 767页，1990年，甘肃。此书获国家民委1993年社会科学奖一等奖。）和《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共10册，甘肃—北京）等；以及相关论文、文章、随笔约50余篇件。

过伟先生！话到此处，该打住了，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素描。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勾勒。至少在目前，也是一个不易说清的处境。那就留给你这样的有心人；留给朋友、学生；留给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些同行们吧，请记着，大西北有你们同行的各族学友们，他们都是厚道的好人……

2009年1月—5月14日深夜于沙痕书屋

郝苏民 继续匆草毕于疾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