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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二十六名家
1.4.1.1 蒙古族民俗学家乌丙安的理论贡献

蒙古族民俗学家乌丙安的理论贡献

过 伟

乌丙安先生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著作有“四个第一”:

(1)《民间文学概论》(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独著民间文学大学教材”。在1956年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辽宁大学中文系前身)讲授民间文学概论课程,1957年内部铅印讲义《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基础上修订成书。

(2)《民俗学丛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是我国“第一部雅俗共赏民俗知识之作”,初版第一次印刷三万册。乌丙安是较早由民间文学向民俗学发展、著述丰厚的学者。

(3)《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民俗学大学教材”,致力于建构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

(4)《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我国“第一部民俗学研究生教材”,探索主体、控制、符号、传承四论。

(5)此外,还有“神秘文化之作”《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中国信仰民俗》《生灵叹息》。又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民俗百科丛书》《满族民间故事选》。

乌丙安在民间文学沃土、民俗原野辛勤笔耕。“每年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天的民间采风工作日,并有机会到山乡村寨较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作业。”(《生灵叹息》287页)在民俗原野滚摸爬打半个多世纪,从大草原走向全国,历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从辽河走向世界,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世界78名最高资格会员之一,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ISFNR)会员,应邀赴德、日、韩、匈牙利等国讲学。

一、开拓性的《民间文学概论》

借鉴苏联“人民口头文学”,从中国实际出发,提炼中国民间文学理论,探索人民性在民间文学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表现,探索基本特征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探索民间创作对作家文学的影响,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影响。

从中国作品出发。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盘古开天辟地、黄帝蚩尤涿鹿大战、伏羲造网捕鱼猎兽、仓颉造字等,提炼神话理论。张良、朱元璋、张士诚、李秀成、绍兴担山、扬州“狗误我”、杭州萤火虫、鲁班造赵州桥、石家庄鹿泉等,提炼传说理论。狗耕田、“炸海干”、青蛙骑手、田螺姑娘、蛇郎等,提炼魔法故事理论。老雕借粮、猫头鹰搬家、燕子搭窝、五灵子鸟光秃秃等,提炼动物故事理论。巧媳妇、长工与地主等,提炼生活故事理论。射虎、再拉一次、死错了人等,提炼笑话理论。从歌谣作品提炼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情歌、故事歌理论。从民间说唱作品提炼评书、鼓书、快板、相声理论。从戏剧作品提炼民间小戏理论。从民间作品提炼民间谚语、民间谜语理论。从新时代的民歌故事提炼新民间文学的理论。

乌丙安是钟敬文教授第一批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他自然向导师学到不少民间文学学术思想。参与导师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他修订出稿交给春风文艺出版社后,自然会贡献自己的学术思想于教材之中。但我们只知道他参与,未能知晓他写了哪些篇章,贡献了哪些。

总之,他的研究特色,只能从春风文艺版著作探索,“从中国民间文学作品实际出发,提炼鲜活的理论”。

二、普及民俗知识的《民俗学丛话》

1981年乌丙安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开设“民俗学概论”选修课,在全国教育界来说,处于领先地位。写教材的同时,就“15个话题”写了《丛话》,1982年春写完。(1981年为拙编《侗乡风情录》写序《民族民俗学的新路》。)

他选取可识可赏的民俗细节,来说明民俗事象之传承性、变异性、历史性、地方性,来阐释民俗学的基本理论。例如,通过“多子的石榴”来说明民俗学的概念与范围;枣和栗子说明民俗的特征;猎鹿、猎熊和猎貂说明狩猎民俗;工匠之规矩、准绳说明手工业民俗;从貂蝉谈服饰民俗;酒、饭、菜谈饮食民俗;上栋下宇谈居住民俗;兄弟分家故事谈家族民俗;伯、叔、姑、舅、姨谈称谓民俗:神话中的兄妹婚到现实社会的一夫一妻谈婚姻民俗;从乡亲谈村落社会民俗;诞生礼、丧葬礼谈人生礼仪民俗;“泰山石敢当”谈信仰民俗;“塔布”谈迷信民俗;五彩丝、粽子、龙舟谈节日民俗。

解剖麻雀吧!

例如,《多子的石榴》,从希腊女神天后赫拉左手握石榴,印度女神诃梨帝母左手抱幼儿右手拿石榴,东德博物馆珍藏公元前575年古希腊女神雕像右手拿石榴,古波斯女神雅娜希手托装石榴的钵等外国女神说起。说到中国石榴公元前2世纪从古波斯帝国传入,西汉张骞使西域带回珍果。说到古波斯的石榴信仰,西传希腊,南传印度,东传中国。《北齐书》记载,安德王到李妃娘家赴宴。李妃之母宋氏送皇帝两个石榴。皇帝不明其意,将石榴丢了。太子太傅魏收说,“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皇帝马上命令魏收捡回石榴,赏美锦。北朝农书《齐民要术》记录民间栽石榴之法。北魏散文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白马寺一颗石榴值头牛。《本草纲目》记载石榴有甜、酸、苦三种。《酉阳杂俎》记载南诏(今云南大理)甜石榴称为“天浆”。《方舆胜览》记载石榴花做酒。《本草衍义》《海上方》《广雅》记载石榴入药治病。《孟姜女十二月花歌》唱到石榴花。三国东吴产生《环榴台》传说:孙权宠爱潘夫人。夫人玩到招宣之台,酒醉,呕吐食物玉壶中。侍女倒壶,拾得宝石戒指,挂上石榴树,因此得名“环榴台”。朝臣说,吴蜀争雄,“还刘台”利刘备不利吴。孙权下令改名“榴环台”。唐《酉阳杂俎》记录石榴仙女故事:天宝年间,崔元微带家人进山采药,一年后回来,独坐院中。杨、陶、李、石四美女求歇,说探望风十八姨。十八姨到,相聚饮酒。石姑娘和十八姨口角,不欢而散。众女求崔君做红幡,画日月星,竖院东。一天,东风吹来,折枝飞沙,院中繁花无损。崔君方悟美女是花精,石姑娘是石榴。众女赠他鲜花,服下,过了五六十年,他还像30岁一样年轻。《宋史》记载,汉阳孝妇被诬杀害婆婆,定死罪。行刑前,孝妇拔发髻石榴花枝给行刑人,插石缝中,说:“如果石榴生长,证明我是冤枉的。”石榴年年开花结果。乌丙安由古波斯传入中国的石榴生发出议论:“这种用多子的石榴象征子孙众多的现象,能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的地域流传不息,说明了什么呢?它们构成了怎样的类型?形成了怎样的稳定特点?它们又是怎样传播、保留、发展下来呢?回答这些问题的专门科学,就是民俗学。”[1]4-5神话故事和宗教传说中的多子石榴,是在口头上传播的。女神造型中的石榴、婚姻产育礼仪上的多子石榴,是在祭祀、祝福等行为上传播的。石榴多子与人间多子多孙的联想、构思,又是属心理上的传播。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世代传袭,才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祈求人丁兴旺、祝愿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习俗类型之一。”[1]5“随着民俗学的发展,范围扩大了。……不光注意了民间对石榴多子的信仰,同时也注意了民间栽种石榴和食用石榴的种种习俗;更进一步,民俗还研究馈赠石榴的民间社会交往、石榴花在民间观赏的习俗,以及石榴在民间医疗中的入药习俗。”[1]7他还批评了把民间文学从民俗学单独分离出去的主张,认为“从民间文学的构思、艺术形象、流传来看,民俗的特点又是十分鲜明的。”[1]14

总之,从形象的民俗细节,谈到口头、行为、心理世代传袭的民俗事象,进而谈到抽象的民俗学理论,谈得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引众多读者投入民俗学。

三、建构理论体系的《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先生教授了四年多民俗学课程,有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历史、哲学、经济、法律、外语等系本科生及旁听生,本国进修生,外国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留学生。实践出真知,教学实践生教材。他继承、发展中外古今之学说,论述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①“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②“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③“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④“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语言上、心理上的事象”;⑤“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2]7。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四大方面:经济、社会、信仰、游艺。[2]12民俗学的性质,既是独立学科,[2]13又是边缘学科。[2]14“采风是民俗调查的古代典范”。[2]20“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采集法的主要形式。”“靠听觉或视觉去收集然后由文字叙述描绘的唯一方法,已经被录音、摄像所取代。”“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的方法也要相应使用。某些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生活、心理素质、道德观念、民族沿革及交往关系等与民俗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必要的测察、测试、测验或精确的统计等方法都是不可缺的。”[2]21“比较研究法的广泛应用。”[2]22“本世纪(指20世纪)中叶,又出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及其方法”。[2]23民俗的内部属性显示三个特征,即:民族的区别、阶级的差异、全人类的共通性。[2]29民俗的外部特征:历史性[2]33、地方性[2]35、传承性[2]36、变异性[2]38

乌丙安按经济、社会、信仰、游艺四大方面论述民俗事象,是《中国民俗学》的主体部分。

经济民俗再分物质生产、交易和运输、消费生活三大类。民间村寨经济,再分山村、渔村、牧村、农村四种民俗形态。山村又再分自然采集、狩猎、驯养、林木、采矿以及由它们所派生的各项副产,从原始古俗说到今俗。渔村也再分水上捕捞,水产加工、渔具修造。牧村经济从狩猎和驯养古俗派生而来,皮革与羊毛、驼毛的生产与肉食、乳品的生产并行,有多种生产习俗。农村经济由采集植物的古俗发展而来,刀耕火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所遗留。农业工具的创造和发展是农业生产习俗的重要内容。农业与畜牧结合,才有了畜力农耕习俗。种子构成系列农俗,引来多种栽培方法,以粮谷为主,或以棉麻为主,或以薯类瓜类为主的村落,形成不同村落经济类型,粮农、果农、菜农、棉农、药农,各具特色。他对民俗条分缕析,形成乌氏民俗学学术特色。

《中国民俗学》较《民俗学丛话》更系统、更条理、也更细致。如服饰习俗,分析11个构成因素:①性别,②年龄,③职业,④地位,⑤用途,⑥民族,⑦季节,⑧质料,⑨色彩,⑩工艺,皕瑏瑡样式;又分4种惯制:①实用,②观赏,③礼仪,④信仰。条分缕析地论述丰富多彩的服饰习俗。如婚姻习俗,论述16种民俗形成:①掠夺婚,②服役婚,③买卖婚,④表亲婚,⑤交换婚,⑥转房婚,⑦招养婚,⑧招养夫婚,⑨典妻婚,⑩童养婚,皕瑏瑡指腹婚,皕瑏瑢冥婚,皕瑏瑣共妻婚,皕瑏瑤“阿注”婚,皕瑏瑥试验婚,皕瑏瑦自愿婚。外加其他民俗传承,离婚和媒。将古今婚俗嬗变条分缕析,归结于今俗一夫一妻自愿意婚。

《中国民俗学》1990年修订版,增写了生态民俗和都市民俗两章,突破了初版狭窄的范围,展开了民俗学视野,乌丙安说:“等于突破了我自己。”(2001年4月8日乌丙安致过伟函)

乌丙安主编《中国风俗辞典》,与《中国民俗学》修订版在1990年同时出版。《中国民俗学》表达他的学术思想,《中国风俗辞典》则是和出版社磨合的学术成果,凡18类民俗事象释文:①岁时节日,②婚姻,③生育,④寿诞,⑤民间医药,⑥丧葬,⑦交际礼仪,⑧服饰,⑨饮食,⑩居住,皕瑏瑡器用,皕瑏瑢交通,皕瑏瑣生产职业,皕瑏瑤民间工艺,皕瑏瑥宗族社会,皕瑏瑦娱乐,皕瑏瑧信仰祭祀,皕瑏瑨巫卜禁忌。释读“民俗”云:“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是一个家国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基层文化,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事象。这些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表现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中……在流传中有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和导向、整合及凝聚等功能,同时表现出社会性、民族性、地方性、阶级性、全人类性等倾向;作为人类文化意识的现象,民俗将与人类社会共存亡。”释文简明论述“民俗”,与《中国民俗学》《民俗学丛话》对照着读,体现了乌丙安学说,当是乌丙安执笔的。另一“民俗学”释文,从1913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歌之研究》出现“民俗学”一词,写到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于北京成立,实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略,当也是乌丙安执笔的。

四、探索主体、控制、符号、传承四论的《民俗学原理》

乌丙安一本书换一种笔法。评论其学术成就也该一段换一种风格。

(1)《民俗学原理》是一气呵成的吗?不!乌丙安17年功夫冶铸:1981年他率先在辽宁大学首开民俗学课程。1982年正式招收民俗学硕士生,乌丙安任导师,学科学术带头人,把“民俗学原理”作为一门硕士学位课程填写在培养计划表上。第一阶段1982—1985年,是“民俗传承论”研究阶段。第二阶段1985—1989年,是“民俗符号论”的研究阶段。也是探索“民俗主体论”和“民俗控制论”及执笔写作的阶段。第三阶段1990—2000年,着重在民俗学与相邻学科专业的关系上做了探讨。“这本《民俗学原理》是在长达17年的理论探索、田野调查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在17年的硕士生和研修生课堂上2 800多学时的‘口头传承’,为最后定稿起到先期验证的良好作用。”“民俗研究中心硕士生导师江帆不仅先期主修了这门课程,同时还做了讲授这门学位课的长时间准备,并于2000年已正式向硕士生授课。”[3]17

(2)乌丙安的“研究心态”怎样?他反思国际民俗学“学科的注意力始终盯在令人眼花瞭乱、异彩纷呈的‘俗’上,却很少关注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加紧了对民俗的传承主体‘民’的研究,这便是探索‘民俗主体论’和‘民俗控制论’的初衷及执笔写作的阶段。”[3]4“注意到国际上出现了严重的民俗危机,存在着把民俗学划为人类学附属的一部分的动向时,也深感民俗学百年来自身理论的贫困所带来的遗憾。”[3]5理论性探讨“缺乏对民俗本身及其承载者群体与个体的人文特色的剖析”。于是,乌丙安奋起理论探索,17年铸一书。“民俗学人面对这一块几代先驱者开拓出来的民俗学领地,守土有责,理应有所作为。在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尽可能做到无愧、无悔与无憾。[3]12-13

(3)乌丙安的“研究方法”怎样?①借鉴古今中外前贤的研究成果。②自己的中外田野调查(东北地区民间信仰、北方民族萨满教、满锡伯朝鲜等族习俗、高山族土俗的实地调查,日本渔村、山村及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族信仰风俗田野调查,日本裕仁天皇大葬礼俗的现场调查,韩国庆州古文化遗俗、匈牙利多瑙河流域及巴拉东湖地区村镇习俗、德国莱茵河流域、威悉河流域及威横山脉一带的村落习俗及民间童话分布的踏查)与自己的理论思考相结合。③与外国学者学术交流。④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与学生交流。总之,海纳百川与独立思考相结合。

(4)乌丙安的“学术成果”怎样?按主体、控制、符号、传承四论,简约评介如下:

①主体论。探讨民俗的“构成”与“养成”。探讨“民俗构成”时,探讨“民俗质”“民俗素”“民俗链”“民俗系列”与“民俗系统”。“民俗质”是构成民俗事象的最原初、最基本的质料。凡是在民俗生活中听到、看到、感觉到、想象到、接触到的事物,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可能是构成民俗的材料。只有两个以上的民俗质相结合,同时显示出一定的民俗含义时,才构成一个民俗单位,才被用来传递民俗信息,形成民俗认知的内容,才被用做民俗行事。例如一只乌鸦,只是生物学上的鸟,还不是“民俗质”,俗民生活中遇到病痛或其他不安顺的事情时,见到乌鸦的黑色,听到乌鸦沙哑难听的鸣叫声,感到这是不祥的凶兆,便构成民俗单位,这时的乌鸦便成为“民俗质”。[3]13

由若干民俗质构成的一个个民俗单位,叫“民俗素”。例如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求子习俗中“朝拜顶山”等民俗素:求子人在“朝拜顶山”中备有麦粉面糢、糕点、小米、饼干、黄色杆香或线香、红布条、五色纸,到娲皇山脚,向山上女娲神宫跪拜,焚香烧纸。还有“拜神许愿”“登十八盘”“登顶求子”“神诞坐夜”“跳神讨药”等民俗素。[3]15-16

俗民们在民俗生活中,常把若干民俗素联结并排列起来,构成一连串密切相关的民俗组合关系,称“民俗链”。如汉族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以及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七月七、十月初一、腊八、祭灶等节日或祭日,都早已形成不同的民俗链。[3]21古婚俗“六礼”发展而来的今婚礼有24个民俗素,也是长长的民俗链。[3]19-21

依照俗民生活实践归纳同类民俗的所有民俗链在一起,形成同民俗的系列与其他同民俗的系列区别。[3]25从古至今的民俗,大致有生态民俗系列、农耕民俗系列、服饰民俗系列、家族民俗系列、婚姻民俗系列、鬼灵信仰系列、节日民俗系列、民间歌舞系列、民间故事系列、歌谣系列、俗语谚语系列等48个系列。[3]27-28

48个系列可归纳成物质生产、流通、消费、社会群落、人生礼仪、信仰崇拜、传统节会、民间艺术、民间游戏竞技、口头散文、口头韵文、惯用语等12个民俗系统。[3]29-30

“历代俗民的生存愿望与生活需求是民俗得以产生、传习、保存、应用的基本动因。”[3]32乌丙安道出了民俗的真谛。

乌丙安进而探讨俗民群体的“民俗养成”:“许许多多全民的大型民俗,都经常要靠家庭这样的小群体的民俗去展现。家庭于是成了民俗的最小的传习和养成群体。”[3]43赶农贸集市的人,赶庙会的人,构成民俗群体。[3]44“民俗学所确立的基本对象是俗民群体的文化,俗称民间文化。其中包括家庭这样的小群体,到民族这样的大群体,以及所有大、中、小型负载民俗文化的群体,都在民俗学的视野范围之内。”[3]50

“个人拥有民俗文化知识并不停地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是民俗世界的常规现象。”[3]66“‘习俗化’是指任何个人从他所出生的环境中开始对习俗惯制的适应过程;也是群体对他们的成员个体施以习俗惯制的养成过程;也是个人在习俗体系中学习并增长习俗知识、培养习俗意识和能力的过程。”[3]72“民俗养成的内化发展与外化发展,都密切地作用于人的群体;也只有习俗化了的俗民个体及俗民群体才构成了民俗的‘主体’位置。民俗学的研究理应以研究这个民俗的‘主体’为中心。”[3]133

乌丙安审视中外民俗学家的学术成果,结合自己的田野考察和学术思考,批判那种“只侧重‘俗’的事象而忽视‘民’本身负载民俗的特征”,得出这些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

②控制论。探讨“人类自己编织成习俗的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身上。”[3]135在习俗环境中可分两大类;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有具体意向地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违规越轨会受到惩罚,模范遵守会受表彰奖赏。另一类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这些民俗约束,俗民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压力,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3]138乌丙安接着探讨“越轨与反越轨”“冲突”“标签”,[3]138-166进而探讨民俗控制的六个类型:隐喻型,如民间故事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3]168奖惩型,如立牌坊、史书地方志立传表彰。[3]173监测型,如宗法制大家族内部对乱伦禁忌的传统控制,对未嫁女、已婚妇的行为约束。[3]180规约型,如乡规民约。[3]185诉讼型,如广西金秀大瑶山石牌头人判案。[3]195禁忌制,如影响心理的占卜、赌誓方式。

乌丙安借鉴外国学者而中国化,借鉴社会学、人类学而民俗学化,与中国各民族民俗实例相结合,发展其民俗学原理与控制论理论。

③符号论。探讨“民俗符号传送民俗文化信息的规律”。[3]212例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毡、大红轿、新红礼服、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帖传递着中国传统婚俗的喜庆信息;白孝衫、白头绳、白挽联、白胸花以及近代出现的黑袖标传送着中国传统丧礼的哀悼信息。松、鹤、桃传长寿,牡丹传富贵,荷传清廉,龙凤、鸳鸯传婚姻幸福,橘、鸡传吉祥,乌鸦、枭鸟传晦气,爆竹传春节,灯会与汤圆传元宵,五彩丝、雄黄酒、米粽传端午,月饼传中秋。这都是中国民俗事象的表现体,形成中国特有的民俗象征符号。[3]213民俗符号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称“指符”)和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对象“含义或概念”(称“意符”)结构而成。[3]227例如,大红灯笼是“指符”,吉庆是“意符”,构成一个传送庆祝民俗节会的符号。[3]228

非语言系统的“指符”,有听觉的音响指符,视觉的标记、纹饰、图像、实物、色彩等指符,其他感觉(味觉、嗅觉)的指符,人体兆的指符。[3]240-267

古典民俗“符号”,如《诗经》之比兴,[3]273阴阳家用五行学说的一系列符号编码解释宇宙天道和世间人道的运转变化规则。[3]274

④传承论。探讨“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3]279乌丙安借鉴维也纳学派与“文化圈”“文化带”,曼彻斯特学派与“泛埃及主义”,美国历史地理学派与“文化区”“文化带”,结合中国民俗实际,探讨中国民俗之传承:[3]291-310亲属制度的传承,中国习俗社会中的“九族”制、“五服”制;继承制度的传承;长子继承、幼子继承、继养子继承、入赘继承。婚姻制度的继承,婚姻制度传承远比婚礼习俗更重要。[3]312-318“民俗事象总是处于从古到今、从上到下、从此及彼、从内到外的传递之中。[3]321民俗传播在许多群体及场合受到控制,如行业的特殊规矩和习惯有秘密传承的约束。[3]321民俗传承的扩散机制和控制机制对了解民俗发展、变异和走向及俗民自发的移风易俗有应用价值。[3]322

探讨“民俗传承人”(包括主持民俗行事的头人、寨老、族长、大祭师、大巫师、大萨满、乐舞师、歌师、演唱史诗《格萨尔》的“格萨尔奇”、演唱《玛纳斯》的“玛纳斯奇”、演唱《江格尔》的“江格尔奇”、民间故事讲述家秦地女、金德顺、李成明、谭振山、刘德培、黑尔甲、胡怀梅等)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民俗传承作用。[3]323

总之,乌丙安《民俗学原理》此作,梳理古今中外学说,内蕴着国际学术发展史,中国学术发展史,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从中国民俗实际,提炼中国特色的理论。从宏观的视角对民俗学基础理论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从微观的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入手。即注重“俗”,更关注负载着“俗”的“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五、探索神秘文化

《民俗学丛话》里的《泰山石敢当和万物有灵》《从塔布看迷信习俗》《五彩丝、粽子、龙舟》《中国民俗学》里的《信仰的民俗》14—17章,《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民间信仰》《生灵叹息》58篇中50篇可说是“神秘文化随笔”。乌丙安一路行来,十分关注神秘文化。

《神秘的萨满世界》探索古书《史记》《三国志》《后汉书》《隋书》《魏书》《周书》《三朝北盟会编》里记载的萨满古俗。俄罗斯人伊代斯、布兰特发表中国旅行记,第一次把满族“萨满”(shɑmɑn)介绍给世界。萨满分布东起长白山,经蒙古高原西达天山南北,古代有肃慎、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回鹘等17个民族,现今有满、蒙、土、维吾尔等13个民族。萨满教几乎遍及北亚、北欧、南北非、南北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4]1-5

乌丙安探索萨满教的大自然界、动物世界、灵界。探索萨满文化传承人“萨满”(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替身。既代表人们许下心愿,又为人们排忧解难。既是人又是神。并不完全脱离生产,是人们中的一员)。

乌丙安梳理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十方面区别:①民间信仰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宗教有特定的教会、教团组织。②民间信仰没有一定的至高信仰对象,宗教有至高崇拜对象,如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安拉,道教的原始天尊。③民间信仰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宗教有创教人、布教祖师,如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道教的太上老君李耳。④民间信仰没有形成宗派,宗教有宗派。⑤民间信仰没有完整体系,宗教有伦理的、哲学的完整体系,有经典,如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佛教佛经。⑥民间信仰没有一定的规约,宗教有教规。⑦民间信仰没有专司神职的职业人员,宗教有专职的执事人员,如僧尼、道士、神父、牧师、阿訇。⑧民间信仰没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固定场所,宗教有寺庙、宫观、教堂、礼拜寺等。⑨民间信仰没有特定的法衣、法器、仪仗,宗教活动却有神具、教服、法器、仪仗,如佛教袈裟、三宝物、木鱼、念珠、禅仗等。⑩民间信仰者在民间生活中没有自觉的信仰意识,从来都是自发的或盲目的,宗教信徒有自觉的宗教意识。[2]242-247

许多民俗事象在《中国民俗学》里,只作简约的介绍,或从中提炼理论,或作为理论的例证。但在《生灵叹息》这部民俗随笔集子里,却获得舒展的、形象的、立体的记叙。有时有抒情的词句,如:“萨满世界就是这样的无情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苦难的抗议,也充满了被压迫生灵的叹息。现代中国的生灵多么希望这是最后的叹息啊!”[5]3有时有哲理性的词句:“中国民俗宁可宠信万神之能,也不去信一个万能之神。”[5]5自然流露“乌丙安风格”“乌丙安才气”“乌丙安风韵”。

神秘文化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领域。乌丙安先生的诸多学术著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文化宝矿。

乌、过友谊起航于1981年为拙编《侗乡风情录》写序《民族民俗学的新路》。1984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相会于石家庄。1985年国庆节为拙著《岭南十二枝花》写序。1986年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究讨会,重逢于南宁,做客过伟家,盛赞主妇杨萍女士烹调“第一美味”红烧肉,太夸赞了,她久久还说乌丙安风趣可亲。1999年嵩山文化研讨会,相聚于登封。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又聚北京。2007年写《乌丙安论》,偿了多年心愿。

(刊贵州《凯里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乌丙安.民俗学从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3]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1989.

[5]乌丙安.生灵叹息[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