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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的一切研究都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民俗学是社会科学，我们研究民俗学的目的之一，应该是从民俗中发现过去，以过去审视现在，从现在去思考未来。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过去的学者是无从了解、也无法研究的，但西方的人类学兴起后，美国的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发现了从现代的原始民族中去发现古代社会的方法，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因此，作田野考察已成了当今的文化人类学家必须掌握的科学方法之一，学者们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已不再是唯一的研究手段了。我在田野考察中发现：贵州省的喇叭苗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平定滇黔时征调的湖南城步苗兵的后裔，他们虽然已隔绝了六七百年，但至今仍保留着相同的语言与风俗习惯，由此可证：他们的语言与风俗习惯至少在七百年之前就是如此的了。又如偏处中国湘黔边界大山中的侗族，有在小孩生日时，父母送小孩去滚烂泥田的习惯。而在相距万里之遥的日本，同样有小孩在过生日时，父母抱小孩到田边，在小孩的脸上涂烂泥的习惯，这显然是同一种风俗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所出现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中国的侗族与日本的大和民族同属稻作民族，但很难说两者之间有很亲密的族源关系，这相同的稻作民俗应都是从中国古代的越人那儿传承下来的。从古代越人到今日的侗族，两千年来百越民族经过不断地分化，才会形成今天的侗族。由此可证：这一小孩过生日的古俗，似也应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种用民俗学研究历史的独特方法，是其他学科很难做到的。

现择要谈一谈民俗学方面，吸收当代世界上先进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过去，由于没有考古学，千万年来的历史都是依靠古书上的传说来研究的。但因为近五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中心是在中原，因而五千年来的历史，基本上是中原史，反映不出中国的全貌。直到今天，考古发现才告诉我们：中国并不止一个文化圈，在五千年前，东北的内蒙、辽宁地区有相当发达的“红山文化圈”，西北的甘肃、青海地区，有相当发达的“老官台文化圈”，东南的江苏、浙江地区有相当发达的“河姆渡、良渚文化圈”，中南的湖南、湖北地区有相当发达的“彭头山、大溪文化圈”……史书记载，毛笔是秦朝的将军蒙恬发明的，而长沙楚墓中却出土了比“蒙恬笔”要早几百年的毛笔实物。七千年前的长沙南沱大塘遗址，出土了极像是毛笔画的花鸟画，似说明中国人用毛笔的历史，或许已经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些都表明考古学已向文献学宣告了中国传说时代的结束，实证时代的诞生。单纯依靠文献上的传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如不适应这个变化，我们就必然会落后于时代。

今天，在中国土地上活跃着56个民族，在古代，同样地曾活跃着华夏、东夷、百越、匈奴、突厥等许多民族，各个民族都曾为中华文明作过巨大的贡献。北方的游牧民族曾给中国带来了统一国家、治理国家、富国强民等的丰富经验，南方的农耕民族，曾给中国带来了粮食生产、种麻养蚕、造船建屋、安居乐业和丰衣足食。但在过去的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下，往往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都归功于中原民族，造成了许多张冠李戴的现象。南方民族的农耕文化大约要早于中原一万年，但农耕始祖的桂冠却被戴在了距今只有四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姜水炎帝的头上，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三、语言文字学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各个民族大都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几千年来，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传承性都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汉字是象形文字，从它的象形，可研究出古人创造这一个文字的逻辑思维。

从语言学方面说：是某个民族创造的文化，必然会在历史上遗留下某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印记，图腾崇拜会留下图腾文化的语言，游牧文化会留下游牧文化的语言，稻作文化会留下稻作文化的语言。圣贤文化会留下圣贤文化的语言，平民文化会留下平民文化的语言。汉语是古今各民族、各阶层语言的大融合，现代汉语中还融合了西方的语言。融合的多少、融合的先后、融合的程度等，必然会在古书、口语、神名、祭名、人名、山名、水名、地名、物名、专业术语中留下它们融合的痕迹。我们通过这些研究便有可能从中发现汉语中哪些是哪一种文化语言留下的痕迹。在研究中，还要注意语言学的“古今音韵”“对转”“四呼”“四声”“长音”“短音”等的变化，情况非常复杂。但不管情况是多么复杂，其中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变化规律，研究起来就不会很困难了。当然，常规的语言学是无法研究这些复杂事物的。只有用最新的模糊语言学，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答案。

研究人类社会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符号学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而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只占5%以下的文化人的历史，至于95%以上的人民大众，则从古代直到封建时代末期，都是只有语言，而没有历史文献可供研究的。人类的语言、手势、表情、眼神、姿态等都是符号。此外，人类还有结绳纪事、刻木为楔、雕刻绘画、手工艺品等表意符号，在成熟的文字出现之前，还有利用“写实符号”加“抽象符号”构成的组合符号以表意的准文字阶段。考古发现的文物品种、器物类型、装饰风格、雕塑刻画、墨写彩绘等，都是传递先民信息的极好资料，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接受它的信息，我们就一定能从中发现许多于史不载或记载有误的先民们的珍贵历史。我根据考古发现，对出现于七千四百年前的“人面獠牙太阳鸟纹”进行追踪研究，发现它就是先民心目中的“农神形象”，它最早出现于长江中游的稻作地区，然后扩散到江浙齐鲁和中原的稻作地区，历史、考古学家所谓的“饕餮纹”或“兽面纹”，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农耕之神——炎帝的形象，因此写成了《神农炎帝形象小考》一文（原刊于河南《寻根》杂志，《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新华文摘》均予转载），就是我运用符号学于历史考古方面的一次尝试。

五、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

简称“三论”的信息论、系统论与控制论，是当今盛行于西方科学界的方法论之一，运用三论去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以使我们在研究上少犯许多错误。傩文化的研究，当今有“傩是虎图腾”“傩是猿图腾”“傩是鸟图腾”之争。如果我们用三论去探讨一下，我们将会发现，虎、猿之说，以信息论来分析，信息的来源是贫乏、片面而无法印证的，以系统论来分析是无力结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以控制论来分析，是无法在历史的坐标图上，绘制出“纵坐标”与“横坐标”的。只有“鸟图腾”一说，不但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可供印证，而且可以清理成逻辑分明的系统，可以画出精确的坐标图，因而是难以被推翻的。有人把非洲人的原始宗教舞蹈也当作傩文化，按三论去规范，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违反了控制论的。因为“傩文化”只是中国的巫文化进入高级阶段后，中国稻作民族特有的以“太阳鸟崇拜”（傩）为主要特征的“图腾文化”，而不是任何巫文化与“图腾文化”都可称之为傩文化的。这样，就不至于使我们的研究陷入“泛傩论”的泥坑中去了。

以上的说明，只不过是我学习方法论的一点心得，它大略地论证了一下方法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