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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二十六名家
1.3.6.1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基因——论林河民俗研究发展轨迹及其理论独创性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基因——论林河民俗研究发展轨迹及其理论独创性

过 伟

林河先生是从文学创作转入民俗研究最后落脚于傩文化研究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编辑和青年作家,新诗、散文、戏剧作品多次获省级奖。歌剧是文艺样式中最难的一种。歌舞剧《雪花飘飘》显示了他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了一颗闪亮的湖南文艺新星。1957年他被“扩大化”后,经历了长期艰辛困厄的煤矿井下劳动,多年清贫繁重的考古掘土劳作之后,他转向了民俗的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举于版筑之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林河的艰辛困厄、清贫劳作经历,在错案改正以后,促使他闯出一条不同于一般“书斋学者”学院派的学术研究之路。笔者通读他的论著,在字里行间仿佛听到他热爱祖国文化的朴朴心跳声,为他的研究心态与研究方法所深深感动:①“……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到文献中去找线索,到民间去找遗存,到考古发现中去找印证,比单凭对文献的训诂考据,将会使我们发现更多的问题。”[1]460开发典籍、考古与田野考察(到民间去采风)“三个资料库”是学者成功的共同经验。林河泳游于“三个资料库”时具有许多独特的泳姿。②“……远古无稽,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们研究,我们只能开辟新路,从研究傩文化的特征入手,通过考古发现,到考古资料中寻找出土文物的傩文化特征,判断它们哪些是傩文化?哪些不是傩文化?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来……”[1]477因为没有现成的路,所以林河独辟蹊径。学术成功属于英勇开拓的探险者。多年考古掘土劳作,练就了他对考古文物的“敏感”与“慧眼”,也因此结识不少考古学家,识知不少考古新信息。出身于侗族,长期田野考察,使他积累了许多民族民俗瑰宝。厚积而薄发,敏求以出新。③“洪水神话是人类神话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西方学者用西方的观点已研究了那么久。……现在应该轮到我们用中国的观点去研究了。”[1]490西方学者“却很少有人从‘无神论’的观点和东方的观点研究,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洪水神话对西方的影响,更少有人将中西的洪水神话客观公正地进行比较研究。中国的洪水神话比西方的更加丰富而原始,也不为他们所关心。因此,我们从‘无神论’和中国的观点去研究洪水神话,建立起中国的‘洪学’,是很有必要的。”[1]492岂仅中国的洪学,中国学者要有坚强的民族志气和宏伟的民族气概,用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努力创建中国民俗学学派。④“……还要奋勇拼搏敢为人先、淡薄名利甘于寂寞不计成败计荣辱才能得到它们。”[1]45(着重号为过伟加)这句话,引起笔者深深的共鸣,笔者称之为“32字真言”,此乃学术研究成功之本。林河先生正是怀着这颗“平常心”,本着这样的“不平凡的精神”,写出了《九歌与沅湘民俗》《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古傩寻踪》《东ァッァの神と祭ソ》(日文本,与日本学者合作)《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林河卷》《中国巫傩史》等系列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基因之作,为中外学者赞为“奇人奇书”,在中国民俗学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学术光彩。

解读长沙马王堆汉墓民族文化之谜

林河先生回到阔别20多年的文学编辑岗位以后,先在他熟悉的本民族——侗族民俗中开矿,发表《抢亲之夜》《滚烂泥巴田》等。姑娘们剪桃枝扎笤帚、劈金竹做响篾。男方抢亲队摸进寨来,忍受着姑娘们笤帚刷、响篾打,寻找那脚穿红绳缠绕的草鞋的新娘,抢出寨外,鼓乐齐动,松炬通明,迎回郎家。儿童生日,五岁时,母亲在这边送孩子下烂泥巴田,孩子滚过田那边,父亲接上田坎。十岁时,父亲领孩子到田边,祖父(没有祖父,便请寨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田坎那边迎着。十五岁时,祖父带孩子到田边,孩子滚过烂泥巴田自己爬上岸。他运用生动的散文艺术,进行着科学的民族民俗微型研究、立体描写研究。

他没有停步于民族民俗之微型研究、立体描写研究。考古学家发掘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罕见的、谜一样的文物。他抓住契机,闯出了“民俗考古”“文化考古”的新路,1985—1987年,连续发表《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与楚辞及南方民族中的神话》《一幅消失了的原始神话图卷》《马王堆汉墓的越文化特征》,解读千古之谜。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衣形帛画,他运用墓中同时出土的竹简文字,认知它是“非衣”,又细读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所引《诗经》“燕燕于飞”,“飞”字作“蜚”或“翡”,运用古文字学、训诂学方法,“非”即“蜚”“翡”之省写,“非”也即“飞”,于是定此衣形帛画为“飞衣”。运用民俗学方法,凭借《楚辞·招魂》、东汉郑玄《仪礼注》、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的古俗,和沅湘之间新中国成立前流行的民俗,判断此“飞衣”是南方民族用来招魂的。林河进而考释飞衣帛画之九日,乃南方“九日神话”,非北方“十日神话”;画中一神托月,乃南方“托月天神”,非北方“奔月嫦娥”;画中水鸟,反映南方“鸟耕”习俗,水鸟之王即雁鹅,今南方民族所祭祀的“朱鸟”,古越语称“雒朱”,乃“雒雁”图腾;飞衣帛画画出了一个未为人知的南方民族神话:“南方有位女神,是天地日月万物的创造者,她差遣神使水鸟,将嘉禾赐给人间,帮除虫草,使农事丰收,丰收的人民以嘉禾祭她”;画中人首蛇身天神可能即南方民族的“傩神”;画中的女神,是蛇鸟、龙凤图腾等多种文化相融合的产物;紧靠天门的华盖,象征天幕;南方雷神鸟形,天门下的怪鸟可能是雷神;亡者魂归何处?侗族传说亡魂的归宿地乃老祖母所住的雁鹅村,画中反映了亡魂乘龙飞往雁鹅村;总之,飞衣帛画所画南方民族神话,反映了亡灵如何回其老祖母居住地,和有关天上、人间、地下的全部神话内容,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南方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号汉墓棺绘神话图,未见典籍载此类似神话内容,林河引南方民族古今民俗事象解读:羊形怪兽乃羊图腾;骑鸟的羊形怪物,应是棺主驮侯夫人辛追的亡灵,骑着神雁去老祖母住的地方;棺绘乃古代羊氏族丧葬风俗画,伏鸟、伏豺、伏蛇、博牛表演祖宗的武功业绩,击筑振铎,鼓瑟吹竽,歌舞恭送亡灵回其老家。

林河进而剖析汉墓的越文化特征: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考察女尸辛追,接近百越民族的体型;辛追不穿裤,与百越民族“短卷不裤”习俗有关;辛追一双天足,大脚趾与其他四趾之间空隙较大,说明她生前常赤脚。《怪兽行乐图》人形怪兽几乎全赤脚,《导引图》人物也有打赤脚的,全似与越人“跣足”习俗有关;从辛追本身及该墓出土的俑人和画中人物看,大多具有高髻、椎髻、编发、断发、披发、短袖等越族发式、服式习俗特征;《地形图》上两组柱状物,似与越人的“牂牁”(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神物)崇拜有关;出土文字资料,一部分用汉语极费解,用越语(壮侗语族)解释较明白。

1993年发表《西汉风流女》,解读辛追随葬物“马酱”是何物?林河细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悟“马酱”乃刺激女子性功能的春药。他论述:史官文化,万恶淫为首;巫官文化保留古老的女子以淫为美,以服淫药媚人为俗。越女辛追死后用春药随葬,其族人看来,理所当然。

林河不拘泥于仅从汉文化的角度研究长沙汉墓,而从楚文化、越文化、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角度观察长沙汉墓;不拘泥于仅从考古的角度,而从民俗的、文化的角度,多角度地研究,因而有不少新解、不少发现,突破了不少学者的传统见解。林河的汉墓越俗研究,是他探索中华文明中初试锋芒之作,解了不少千古之谜。

《九歌》是绝色女巫与男神的情歌对唱

屈原是楚国国宝级的大巫

林河先生1990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九歌与沅湘民俗》是他运用少数民族民俗学与少数民族歌谣学的方法与知识,释解古典文学、古典诗歌的开拓性著作,在民俗学史上,开拓了文艺民俗学的新路与范例。他解析了以下5个难题:

(1)《九歌》的“九”是什么意思?《九歌》共11篇,并非9篇,古今学者们动尽脑筋,耗尽心血,都未得确解。他运用沅湘之间少数民族语言、歌谣与民俗进行探索。侗族民歌“结双歌”,侗语“嘎九”(ɡɑ jiu)。“嘎”,汉意“歌”。“九”,本意乃“大鬼”,也是对情人的尊称和爱称。侗语形容词在名词之后,“嘎九”译为汉语当即“九歌”。民间习俗常因歌中衬词而取歌名。结双歌有许多衬词如“九呀,九哩,丁呀,九呀,九哩”,“九呀,九嘛,雁兮,九呀九,天人呀”,因此侗语名称为“嘎九”,即“九歌”。“九歌”可释意为“结交情人的歌”,可释意为“大鬼歌”(即“祖歌”“神歌”),为屈原时代沅湘之间的“祀神歌”,民众以绝色女巫媚神,“九歌”乃女巫与神灵之间的情歌对唱,这就解析了“九歌”之“九”并非数字“九”之难题,取得可信的释意。

(2)《九歌》是什么性质的歌?林河引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史官文化”“巫官文化”之说,分析屈原时代南郢沅湘之间有三种文化因素:一是充满了野性美的“蛮越”文化(傩文化,巫官文化),二是充满了驯化气息的中原文化(史官文化),三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楚文化。《九歌》是“傩文化哺育出来的”。“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九歌》,应是屈原既保留了沅湘间民间文学的野性美,又剔除了那些过分原始的野性的一种再创作”。“《东皇太一》是迎神词,《礼魂》是散神词,《国殇》祭祀的是为国战死的亡灵。……除此以外,其余无一不是扮演人神相爱的场面……”

(3)《九歌》所唱的神是些什么神?林河对11篇作品一一作白话译文、注释与民俗考证、神的考辨。如《东皇太一》用侗、苗、瑶、土家诸族制“花树”祀神来释读“盍将把兮琼芳”,否定有些学者以中原“燔柴”(燃香木)之俗来注释“琼芳”。考释“东皇太一”是南方神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天皇,是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结合后产生的神名,与中原的“太一”不是一个神。又如释《云中君》为女巫与云中君的情歌对唱,云中君为雷神。再如释《湘君》与《湘夫人》为一出戏的上下本,可算得中国原始戏曲(傩戏)的雏形,两篇都是湘君与湘夫人之间的情歌对唱,两神不是娥皇、女英,也不是夫妻神,湘夫人可能是沅湘间最早的水神,湘君应是后起的水神,男水神湘君出现后,湘夫人成了湘君的人身附庸,但她毕竟是广泛流传于沅湘间的神话人物,在《九歌》中成了徒有虚名的一名女神。以沅湘民族祭祀结束前的礼花、传花风俗,释读《礼魂》“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是颇有新意的,也令读者豁然开朗。总之,林河先生不仅在注释、民俗考证与神的考辨中充分运用文艺民俗学方法与沅湘民族民俗知识,还借鉴在辨读民间的民歌手抄本(不注哪首男唱、哪首女唱)、戏曲剧本和傩戏剧本手抄本(不注明哪个角色唱,也不注明道白与动作,只记唱词)所练就的识读本领,从而分辨《九歌》哪些诗句是女巫唱、男神唱以及哪些诗句是湘君唱、湘夫人唱,从而理解诗句、诗篇,作出白话译文,提供了一份“《九歌》新解”。

(4)“兮”字读什么音?郭沫若《屈原研究》引用清代古音韵学家孔广森释“兮”字当读“啊”,为不少学者赞同。林河敢与权威学者争辩,引沅湘之间土家族《梯玛神歌》、苗族《打山魈》、瑶族《还盘王愿》《十二月花歌》、侗族《嘎九》《采水蕨歌》等跟《九歌》形似神似的民歌,大量带有“兮”字的民歌,而且歌中往往“兮”“啊”并用,论证“兮”字当读xi不读ɑ。

(5)屈原是什么身份?林河在《屈原与沅湘民俗》中说他是“楚国的大巫”。不少学者不赞同。因此,林河1991年在《楚文化论丛》和《楚风》增刊号发表《伟大的楚巫》,1994年在《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2001年在《中国巫傩史》,作了进一步论证。其论凡四:①《离骚》开头8句,屈原自叙身世,以“身为大巫而自豪”,我是天帝太阳神的苗裔啊,我是皇考祝融(负责沟通天人之际的神佐,神巫之首)的子孙。我生于寅年和寅月啊,又在庚寅的那一天降生(生逢“三寅一庚”的好命,神巫集团认为他是最理想的天降神巫)。皇天鉴临了我的“初度礼”啊,兆赐我以不寻常的法名。赐我的法名叫正则啊,赐我的法号叫灵均。林河用古代巫俗释读《离骚》出新解。②屈原的官职属巫官系统。“三闾大夫”掌王族屈、景、昭三姓,通晓王族的天神系统和祖神系统及各种祭祀仪礼并能沟通天人之际,能够与天神打交道的半人半神似的人物。“左徒”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大巫官,王甚任之的国宝。③楚人贵巫而中原贱巫。④总之,屈原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作家,第一个诗人,第一个民间文艺家,南方文学的创始人,爱国主义的奠基者,更是一位伟大的楚巫。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人(包括孔子、孟子)往往择国而仕以实现其政治抱负;唯独屈原那么执著地爱祖国爱人民恋故土,其根源在于巫文化对祖先神的崇拜。诗篇《离骚》是屈原深感楚王不听巫言,自愧不能恪尽神职,只好祈祷皇天,求神允许他离开人世,皈依天界,从彭咸之所居的祷祠。诗篇《九歌》是屈原深入民间,采录民间巫文化的精华,精心整理加工的巫歌傩戏。总之,是南方巫文化培育出来的文学经典。

五千年前的“姜水神农”?

一万年前的“南蛮神农”?

中国传统历史学家常说人文始祖是4 000多年前陕西的炎、黄二帝,常说中国5 000年文明史。林河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炎帝神农氏的籍贯与年代。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名词在形容词之后,“神农”当是“农神”。

(1)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论证神农不是姓“神”名“农”,当是后人尊农耕民族的始祖为“农神”。炎帝也不是神农氏的姓名,当是中国农耕民族叫“炎”的民族的帝(领袖)之意,那么4 000多年前的“姜水神农”、一万多年前的“南蛮神农”都是炎帝。《太平御览》引《尸子》:“神农七十世”,《春秋命历序》:“炎帝八世”,《吕览·慎势篇》:“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三皇本纪》司马贞自注:“神农……凡八代”,《春秋命历序》:“炎帝号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路史·蚩尤传》:“蚩尤逐帝榆罔而自立,号炎帝”,《茶陵补志》:“炎帝榆罔受封于茶陵之露颠,亦神农之末一帝也”,古书所记,可见有许多炎帝,也有许多代炎帝,并不只是一个人。

(2)用文献学方法论证。说炎帝是南方人的有屈原《远游》的“湖南九疑山说”等14部古籍。说炎帝是北方人的只有《国语·晋语》的“陕西姜水说”等2部。

(3)用符号学方法论证。《白虎通义·五行篇》:“时为夏,夏之言,大也,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也。其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其精为鸟,离为鸾,”记录了民族的天帝是炎帝,炎帝的神祖是祝融,炎帝的图腾符号是太阳,祝融的精气是鸟,“离”(太阳)是“鸾鸟”,也就是“太阳鸟”的意思。《禹贡·扬州条》:“彭蠡既潴(越语“都”也),阳鸟攸居”,就是“鼓蠡湖边已繁荣得像都市一样,太阳鸟部族在那里安居,生活悠然自在”。

(4)用模糊语言学方法破解炎族图腾语言之谜。要遵循以下8项原则:①不同的文化圈产生不同语言,虽读音相同,却缺乏可比性。②古今音不尽相同,研究史前语言,必定要以古音为主。③同一人种都源于同一祖先,可能有共同母语,但历史长河中不同时空条件会产生不同语言。④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语言,但文化交流等原因,他们会引进外来语,也可被外来语同化。⑤语言表达力远比文字丰富,有些中国语言很难用象形文字表达,有些民族语言用拼音文字也不可能表达得非常准确,这就更要用模糊语言学加以辨别。⑥研究史前语言,必先研究语言的对象,不可张冠李戴。⑦某种文化是某个民族创造的,它的语言往往具有母语性质。⑧图腾语言虽具母语性质,也可能产生变异性,甲民族的图腾语言传到不同图腾的乙民族,也有被乙民族语言替代的可能性。图腾语言约包括(子)图腾神、(丑)图腾崇拜物、(寅)图腾生产力有关的事物、(卯)图腾所处的环境、(辰)图腾内部亲属与群体、(巳)对图腾之外的事物、(午)对图腾生活方面的事物等七方面的称谓。林河分析炎帝是太阳鸟图腾,炎族的生产力是稻作,因此他们的图腾语言应是炎、阳、离(日)、雀、鸟、鸾、凤以及农作物糯、粳之类等七方面称谓。“炎”字属“谈”韵,同韵字有广、蟾、萏、甘、剑、蓝、篮、镰、奁、芡、盐。炎族种糯稻,崇拜鸾鸟,“糯”与“鸾”为“元”韵,同韵字有丹、干、船、餐、坛、仙、弹、犬、兰、山、蛮、满、汉、院、栈、园、馆、扇、线、钱、剪……从语言发生规律看,炎族语言有些可能是炎族创造发明的,有些可能是炎族的稻作文明在传播途中陆续创造出来的。

(5)林河用民族学方法破译炎族演变之谜。“神农氏族”有首创农耕的单一型“南蛮神农氏族”,继承了南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神农氏族,又有融合了游牧民族的混合型“姜水神农氏族”“中原神农氏族”,融合了北方民族传统文化的神农氏族。对没有文字之前的古人之历史,林河从考古文物中找到农耕民族的“符号特征”,一种是“太阳人面形符号”(学者们称之为“饕餮”,林河称之为“傩面”),一种是“太阳鸟符号”,而且从考古文物的年代看,最早产生于南方,由南向北传播。“姜水炎帝”吸收南方农耕文化,由畜牧文化转向农耕文化,发展农业方面成就很大,进入中原黄河流域的炎族在出现了文字以后,便把他的功绩记入了历史,于是有了四千多年(泛称五千年)历史的“炎帝神农氏”。“南蛮炎帝”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一万多年前的发明稻作文化的“南蛮炎帝神农氏”便湮没无闻了。由于考古出土文物,方有林河先生的以上论述,重现“南蛮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绩。

(6)林河用民俗学方法破译炎黄文化之谜。黄帝的姬氏族,得名于一种果实能吃的野草“薏苡”,姬氏族常赖以为食,将“姬”作为民族的氏姓。黄帝尊称“轩辕氏”是根据黄帝族善于驾驭大车的特点而定名。炎帝以“姜”为氏,表明他本属于一个牧羊的民族。姬、姜二帝原本都不是农耕民族的领袖,他们兼并了农耕民族后,民俗的融合性与变异性的结果,他们方成为农耕民族的领袖。《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路史·后纪三》:“(神农)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说明了本是游牧民族的姜水炎帝,向农耕民族学会了农耕,农耕比游牧生活较有保障,把他学来的农耕教给不好耕的游牧民族,大大减少了以畜为食的习惯(省杀生),大家拥戴他作天子,称神农氏。他叫刑天制《扶犁》《丰年》之乐,开始祭祀南方九黎的农神“釐来”。

林河先生1997年发表的《炎帝是哪里人?》的研究,解决了神农炎帝的籍贯和时代,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中华文明有“万年历史”的重大问题。

中华文明万年历史

林河先生探索中华文明万年历史,华彩之作是2001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基因初探——中国巫傩史》。这是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二十年间的学术研究结晶。其主要学术成就有八:

(1)中华多元文化可以归纳为上层的“圣贤文化”和下层的“平民文化”。在历史上,圣贤文化是只占中国人口5%以下的“文化人”的文化,属驯性文化,起于周公制礼,止于公元20世纪初,大约3 000年,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其特征是维护封建。下层的平民文化是占中国人口95%以上的文盲半文盲的“巫傩文化”,属野性文化,起于人类的蒙昧时期,一直延续到现代,在中国大地大约活跃400万年,为中国培养了数不清的无名科学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者。其特征在历史上一直是“替天行道”反封建的急先锋,从陈胜、吴广到辛亥革命的哥老会,哪一次没有“巫傩文化”的影响?研究历史文化的目的是要寻找人类社会的“文化基因”,通过基因研究去改造世界。人类的文化基因只能到人类的“原生文化”中去找。“巫傩文化”是中国的原生文化。

(2)主宰西方民族的是游牧民族的冒险精神。主宰中华民族的是农耕民族的和合精神。

(3)中国农耕文化有北方的“旱土文化”与南方的“水田文化”。北方“旱土文化”以河北磁山距今7 300年前的“粟作文化”为代表。南方“水田文化”以湖南道县玉蟾洞1.5万年前的原始栽培稻、湖南黔阳高庙7 400年前的稻作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6 900年前规模经营的人工栽培稻为代表。中外出土稻作文化遗址,外国以7 000年前印度阿萨姆邦为最早,中国早于印度的除上所述文道县、黔阳以外,还有1万年前江西万年吊桶环,8 000年前湖南澧县彭头山、汨罗附山园、石门皂市、鄂西南多处、河南舞阳贾湖,以及7 000年前湖南南沱乡大塘、浙江桐乡罗家角、陕西西乡李家村与何家湾。外国次于印度的有泰国5 000年前的侬傩陀,中国则还有早于泰国的6 000年前的湖南澧县彭头山、江苏吴县草鞋山、太湖马家浜、山东大汶口、四川大溪、台湾大岔坑,以及5 000年前湖北京山屈家岭、浙江余杭良渚、台湾恒春。4 000年前外国有印度的索拉斯特拉邦、拉贾斯坦邦和哈喇帕文化,巴基斯坦的莫罕约达罗。中国4 000年前的稻作文化遗址在长江流域以及黄河、珠江流域已普遍发现了。从考古发现,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要比印度早几千年,国外学者认为稻作文化源于印度是不合考古实际的,当源于中国。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也是旧的观点,实事求是,当为一万年文明史。

(4)巫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库。巫文化的中级阶段是渔猎时代的图腾崇拜。历史上著名的植物图腾有花图腾、葫芦图腾和竹图腾。中华之称为“华”,源于远古花图腾的原始民族华胥氏。著名的动物图腾有鸟图腾、虎图腾、犬图腾。巫文化的高级阶段为农耕时代的傩文化。

(5)傩文化是南方农耕民族的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农事祭祀活动,其祭祀对象是鸟神(傩神),祈求鸟神保佑农事丰收。若碰上瘟疫厉鬼为害,人们同样会请出傩神为人间驱疫消灾。傩文化向北方传播。中原古人载于典籍时忽略了傩祭是供奉傩神的主要方面,只记录了它“驱疫赶鬼”的一个方面,使后人产生了傩就是驱疫赶鬼的错觉。

(6)傩文化就是鸾文化、糯文化、粳文化,是农耕文化的上层建筑。距今7 000至5 000年之间的农耕文化遗址中,发现作为祭器的陶器、玉器或骨器上常见太阳与鸾(凤凰的雏形)结合的“太阳鸟”图腾符号。这是“傩文化”的标志,“傩文化”即“鸾文化”,由南而北传播于中国,并传播到环太平洋地区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美洲印第安人……考古学证明,中国南方人是农耕的创造者,最早栽培的稻为“粳糯”,自称“糯民”,崇拜神鸟“雒”,称祭祀神鸟为“傩”,自称“雒民”,即“祭祀神鸟的人”,古书所记“骆越”“雒越”“僚人”……都是它的汉语音译。南方农耕创造者是“南蛮炎帝神农”,有一万多年历史,但典籍未记载。农耕由南而北传播,北方弃牧从耕者是“姜水炎帝神农”,史籍所记的“三皇”之一,有五千年历史。因此,“傩文化”即“糯文化”。“粳糯”在古人人工栽培中,进化为“糯”与“粳”两大品系。种“粳稻”者便是“粳民”,读作jɑnm,又变异读作jinm,古汉译作“荆蛮”,一部分发展为南中国汉族,一部分发展为壮侗语族诸民族(今还有自称jɑnm、jinm的民族)。“糯文化”产生较早,“粳文化”是“糯文化”的发扬光大者,属“傩文化”的新阶段。6 000年前“粳文化”所创造的“世界之最早”有许多事物:1万年前的原始人工栽培粳糯、陶器、纺织、高台式住房。8 000年前的水田、灌溉沟渠、圆形粪围、原始聚落、磨光石牌饰品、×号巫术符号、原始祭坛、圜底陶器、陶器上连珠形日月纹(日月崇拜)、占卜龟甲(上有七个符号)、七音骨笛。7 000年前的神农氏头像、炎帝神徽、高层神塔、华丽的棂船、陶器上神鸟舞春组画和各式干栏建筑纹及组合式塔庙。6 000年前的独木舟、干栏式长屋与木建筑卯榫构件、丝织机、丝织品、象牙雕蚕汶祀神杯、红黑溙器、双头连体太阳鸟、双头连体月亮鸟、凤凰、炎神面具、伸缩管骨哨、古乐器“埙”、陶祖、耕具骨耜、有堤无壁垒的城市和5米宽的卵石大道以及护城河与大木桥、有舵大木船等。中国传到西方去的文化如丝绸、陶瓷、茶叶等都是南方农耕民族“粳民”(jɑnm,jinm,荆蛮)的发明创造。

(7)林河先生还探讨了黄帝时代和尧舜禹汤时代的傩文化,探讨了傩文化与汉文化、楚文化、龙文化、夜郎牂牁文化、盘瓠文化、萨满文化、日本稻作文化、西方洪水神话的关系。公元前10世纪,长江以南崛起了东方超级大国——地域辽阔、人文鼎盛的楚国,她继承发展了“粳民”(荆蛮)的傩文化。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继承发展了“粳民”(荆蛮)的傩文化,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绵延一万多年。他开掘了“一个被中国历史遗忘了的伟大民族——粳民(荆蛮)”。他论证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并非由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秦”,而是由于继承发扬“粳民”(荆蛮)文化的楚国又称荆楚的“荆”。

(8)林河先生从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的农业科学研究得到启发,从而努力拓展傩文化研究。袁隆平认为,水稻的原生态是野生稻,产量很低,人类将它驯化成人工栽培稻,提高产量,但经过一万多年驯化,野性基因逐渐失去活力,驯性、惰性不断增加,若达到极限,使驯化稻丧失野性活力,增产也达到极限。因此他另寻恢复驯化稻野性活力的方法,将野“败”稻(袁隆平给野生稻起名野“败”稻)与驯化稻杂交,野性基因回到驯化稻之中以恢复野性活力,育出高产的杂交水稻。林河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巫傩文化与圣贤文化,圣贤文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没少花力气,但几千年来动乱不止,帝王权力与贪欲无限膨胀,而民族的驯性、惰性、奴性与日俱增,值得深思。“巫傩文化”是人类从野性世界带来的原生文化,它传承了野性世界的一切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的文化基因。林河认为,“世界上没有不能研究的学问,只有不够完善的研究方法……”,因此他运用考古民俗学、少数民族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基因——傩文化,探讨傩文化中的创新型、和合型、开放型、民主型等文化基因,歌舞戏剧和文化艺术等基因,汲取野性文化的活力,以求创造新文化,创造和平幸福的未来。75岁的林河正在写中西文明比较史。林河先生的学术研究,饱含着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激情,洋溢着不断奋进的开拓精神,真是中国民俗学史、中国人文科学学术发展史上的“奇人奇书”!

(原刊《梧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林河.中国巫傩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