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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您提出给中国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写评论并附上自述，出它一本书。对此，我很支持。因为，这不仅可以留下有关史料，供后人了解；而且，这是“研究的研究”，很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许多人重视外国学术动态，而恰恰不重视或有意无意地忽略国内学术的新动态，总认为“我不如人”。这是不应该的。您来开个好头，实在太好了。

但是，当您向我提出要我提供材料时，我犹豫了。我僻处西南边疆，这里的同行较为了解我。北京有一些朋友，但在别处知道我的人就几乎屈指可数了。我曾给一些学者写过信，多半是不予理睬。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称为“工作者”，够得上称“家”吗？值得写评论吗？所以，我总是拖延，一拖就是几年。去年（2000年）8月您来昆明，亲临寒舍，说是只写您所熟悉的。这“熟悉”二字打动了我。确实，您是比较的“熟悉”我的。我本想随即动笔，但因要住院复查，拖了一下。去年11月复查发现肝癌复发，必须打化疗。岂知化疗一打，不到1分钟反应强烈，剧痛难忍，立即打镇痛针，10多分钟后有所缓解。但从此食欲不振，不能行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后可以下床，却直不起腰来。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回家休息，总是不能吃，不能动，直至如今。特别是春节后发现两腿水肿，有几天肿得发亮；同时肝肾功能下降，排尿不畅，一吃东西就腹胀，并已有了腹水。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病情略有好转，可以稍微坐一小会儿了。现在提起笔来写这材料，只能一天写一点，慢慢地来了此情缘了。

我遵照您的嘱咐，潇潇洒洒地写，自自由由地写。但也不敢枝蔓无边，还是拟上几个小标题，有个范围，以说清事实为准。这样好吗？

一、简历及其对治学的影响

民国癸酉年腊月初九（1934年1月23日）午时，我出生在四川省郫县西门外两路口乡下黄龙寺侧的农村里。因中午雪霁日出，故取名光宇。时父亲在外教小学，叔父种田。后迁居到三元场乡下祖茔老家。余以家贫失学。10岁始入私塾。13岁以同等学力考取初中第一名，免交学费。解放后辍学务农。土改后考入成都市第二师范。1955年7月中师毕业，被保送参加高考，录取在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文史系中文专业。1958年9月起至1959年7月，我参加了“收集新民歌”运动。在云南实际上是一次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普查，并编写“文学史”及“概况”，后期则整理作品与资料。我和10多位同学参加了整个活动的全过程。1959年9月师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广田、住所副所长刘澍德）。1961年底文学所撤销，转到作协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直到“文革”。从1958年9月至1966年“文革”开始，我都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工作。省革委成立后，于1968年12月赴弥勒东风农场“省干校”参加了“斗批改”。1970年5月4日作为“五七道路走全程”的战士，到弥勒县招纳公社杨柳冲村当“插队干部”。1972年9月调昆明商品检验局，从事进出口农产品检验工作。1979年9月“归队”到云南大学中文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从事老本行，进行教学与科研工作，一直不再有任何变动。

我生长在农村，工作后从事田野调查是在山区农村。农村的自然环境和农民的淳朴、质实、勤劳、诚实、公平、正直、坦荡、亲切等美德，不仅在我的性格塑造中起过重要作用，它对我的学风与文风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读过私塾，当时接触的传统文化虽然很少，乃至并不理解。但在读大学时，它却引导我喜欢古典文学，并学写古典诗词。在研究工作中，它启发我去翻古代文献，从中寻找别人不重视的零星资料，以为我所用。

在昆明商品检验局干了7年，搞的是农副产品检验工作。年年都有一半多时间下乡，走遍了滇东北、滇东、滇东南等地，对当地各民族风土人情有较多的了解。这间接地对我研究少数民族文艺也很有帮助。

我“归队”到云南大学时已经45岁。从1966—1979年，我的最宝贵的年富力强的年龄段已被浪费了整整13年！我决心专力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追回过去的损失。什么行政头衔、经济利益，其他种种，我都一概婉言谢绝，以致不惜得罪上级领导。

二、治学的几个阶段

我的治学经历，可以分作下列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某一民族文学进行全面调查，分析主要作品，编写文学史或概况。

1958年9月至1959年7月，我参加了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学的调查，并参加编写文学概况。那时是学生，初出茅庐，毫无经验，也无教师指导，存在不少问题。

1961年3—4月，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会上结合内蒙古、白族、苗族三部文学史，探讨了许多重要问题。会后，云南组织专人为修订白族文学史作准备工作。当时由作协昆明分会副会长刘御指导民间文学工作部，要求做好下列工作：一是对空白地区或薄弱环节，作填空的普查或专题调查；二是做好资料编辑工作，有关白族社会历史、文学资料分类编成内部资料，以供学者们研究白族文学之用。我参加了元江白族文学调查。而对我来说，费时最多、未能全部编好的，是对白族社会历史资料和白族文人作品资料选编工作。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省图书馆借回古籍，夜以继日地一边对照白族文学史初稿的引文，一边摘录未被引用过的材料。还好，白族文人作品选编了两册（虽尚有缺欠）；但白族社会历史资料二厚册手抄稿却因我参加“四清”而桌锁被撬失踪了！由于“四清”“文革”相继而来，有关工作全部停止。但这些准备工作，却使我明白了应当怎样读书，怎样从事资料积累。这些工作并没有白费，它使我在1979年9月“归队”到云南大学后参加修订白族文学史时，丝毫不觉吃力，而是运用自如。这也为我以后深入探讨白族文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首先全面地阅读和熟悉云南各族的文学、民俗、文化资料，为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1961年底修订白族文学史工作完成后，转入教学的日常工作。我先后开过“云南少数民族作品选讲”“民族文学专题研究”“民俗学”等课。

为了准备“云南少数民族作品选讲”一课，我几乎翻阅了我所见到的有关作品，进行比较、挑选。它不仅使我更多地了解云南各族文学作品的丰富和多样，也为后来完成《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中的有关部分打下了良好基础。

“民族文学专题研究”则是对一些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探讨。这些专题研究，后来基本上以论文形式公开发表了。

“民俗学”一课，是因朱宜初先生病后，室内决定由我来接上这个课的。我对能上这个课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研究神话时就感到深入研究民俗与神话的关系非常必要。为此，我留心各种民俗资料，剪报就有两大纸箱。我又约哈尼族民族学家毛佑全，一起到他家乡过十月年，专力调查民俗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合作编著了《叶车风情》。后来又和毛佑全、李期博合编了《哈尼山乡风情录》。

以上这些与教学相结合的研究，实际上还是打基础性质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重点深入探讨的时期。这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是神话研究。我是以云南各族中的神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当然也会涉及全国各地及至世界各地区的，这得视题目而定。在神话研究中，我深感神话、民俗、宗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以神话与民俗的关系更为曲折复杂。我的文章中，也更多地涉及民俗与神话的关系，只要一读就知道了。另外，神话研究中我深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因而我引进法国学者杜梅兹尔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神话，《三元——中国神话结构》就是初步的成果。

二是民俗学研究。我上“民俗学”的讲稿，其“概论”部分已整理成册。但“分论”部分，则只写出部分，大多是资料汇集了，却没时间整理和编写。我又鉴于民俗学结合现实进行研究的不多，想就我国目前在中学生中举行的“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作些研究。1998年我着手先编写古代部分，有古代仪式篇、成人标志篇。当代部分，准备作为教育科研题目申请经费，因为要搞社会调查。可惜，我只写好成人标志篇，已有20多万字；古代仪式篇正准备写，检查身体查出肝癌，只好入院治疗，停止一切工作了。

三是民族文化研究。从80年代后期起我比较重视民族作品中的文化要素，进一步研究作品或文学现象产生、演变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再进一步研究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民族文学中的表现，以及云南各族与境外各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上的表现及影响。《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交流篇》和《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论文则不太多。

我的治学经历，大体上就是如此。

三、治学的几点体会

我的研究，对学术界有什么贡献？提供过什么新的学术观点吗？我自己说不上来，这只好让人去评说了。当然，有一点我很明确：我不具备理论家的条件，我并不想提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云南民族文学、民俗、文化资源很丰富，我能运用中外现有的理论去阐明、解开一些别人未接触过的问题和谜，我就很满足了。我认为，当对云南各族文学、民俗、文化研究达到一个相当阶段时，条件具备时，肯定会出理论家，会写出适用于全国的理论的。但像我这个汉族人只能作垦荒工作，条件尚未成熟呵！不过，在艰辛的治学历程中，也还是有些体会的。这里捡重要的几点谈谈。

（1）一切论著都以资料为基础。甲，资料力求全面：口头的、有关活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资料内容力求包括历史的、社会的、周围民族的，特别是足以说明论题事象产生、演变的文化生态的相关资料，等等。乙，对所有的资料都应当分析研究。我最不赞成“各取所需”的做法：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资料大量引用，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资料“视而不见”，弃而不用。科学研究的责任至少是应对存在的不同资料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因为事物除了普遍性之外还存在特殊性，这特殊性例子也许会引出新的研究课题来。丙，用作论据的主要资料必须是可靠的或自己搜集的第一手资料。我对白族、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等调查较多，故引用较多。有许多是内部资料的（而不是整理后的读物中的），往往是当场记录的原始资料，最为可靠。由于引作论据的主要资料不准确，而导致结论谬误的事，我发现不少。我曾想写一本《学术鉴戒录》以自敬，并用以指导研究生如何对待资料问题。可惜，现在病重，没有写的可能了。丁，用作论据的主要资料必须充分，不能少于三个。我发表《盘古“垂死化身”神话探析》后，一位富有治学经验的同事说：文章有道理，但论证“化生”神话源于“火化”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缺乏普遍意义，两个证据可以提出问题，三个证据问题才可成立。为此，我遍查许多口头的、文献的（包括民族文献翻译资料），发现纳西族有一例，在《创世之光》收入该文时立即补充进去，算是可以提出问题了。此后又继续留心，发现彝文文献中还有例子。这将在另外的机会中补充进去，终于有了三个例子，问题可以成立，我也放心了。戊，任何转引资料都必须核对资料出处，或注明转引自何处。我因转引别人用的资料而引起重大失误，是有教训的。我也发现有的学者转引资料而不注明来源，也不核查原书，竞相转引乃至以讹传讹，谬误难以纠正的事。总之，资料的积累与鉴别，是写出有质量论著的先决条件。

（2）田野调查绝不可或缺。对于从事少数民族文艺、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你不去民族中进行调查，搞田野工作，你哪能有真知实感，可靠材料？你没有这真知实感，又怎能去判断别人提供的资料之可信程度？我是从1958年9月开始这一工作的。那时还是学生，缺乏经验，只知搜集作品而不注意与作品相关的其他资料。在编写概况时，往往因无法深入分析作品而放弃，或者只能作一般分析。在为修订白族文学史作准备工作时，专为补缺而调查，目标明确，调查得很细致，对作品文化生态资料的调查所花的时间，往往比采录作品本身花去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后来修订白族文学史时使用起来也顺手得多。这些教训与经验使我坚信：搞民间文艺、民俗、民间文化，绝不可以不做田野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年轻学者在某座谈会上指责我们这些调查起家的人写不出好文章，白守着一堆资料。然而他却不知道这些守着一堆资料的人厚积薄发，后劲很大。事实证明这些人在这十多年来，确实写出了不少好文章。急功近利，随意指责他人，是不妥当的。奇怪的是，当年指责他人的，他早已从这一界抽身，不见踪影了。你既然指责别人不是，那就自己做个好样子给我们看嘛，怎能一走了之、无责任感呢？还有一位学者对田野调查持怀疑论，以弗雷泽只是用他人调查材料而能写出《金枝》这样的名著，作为不需调查的证据。他忘记了名著产生的种种条件，不能把名著没有出现归罪于田野调查。事实上这位学者的文章，一提到民族文化交流相关事例时就捉襟见肘，左右犹疑，无法判断。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到民族地区作过田野调查，无实感真知。

（3）同能不如独胜，没有新意的文章宁可不写。有一次，一位朋友看见我正在写的文章的题目，对我说：已经有人写了，某刊物已刊用，下个月就发行了。不必写了，“撞车”了。我笑了笑说：不怕。我相信我有新的资料，新的角度，不会和他“撞车”。事实证明我的这篇文章更准确，还是被刊用了。当然，有时我也不得不写一些别人作过研究的问题的文章。那是在拥有新的可靠资料，为了纠正前人失误和补充其不足而写的。但必须有新的证据，新的角度，新的研究方法，否则很难超越前人。但我的大多数论文和著作，都是别人不曾写过或不大愿意写的。

（4）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选题宁可口子开得小些，把问题搞透。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哪怕是一个小问题也会涉及许多方面，理顺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作出合理阐释，是研究者的起码任务。一篇文章要解决许多问题或大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与其在一篇文章中贪大求全，贻人口实，不如条件成熟时写成专著为好。一篇文章能解决一个问题，应当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5）宏观把握与微观深入相结合。有人认为只有写宏观性问题才富有吸引力、理论深度。我则认为二者都很必要，但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研究为基础，才可能概括得准确、中肯。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异互补的。微观研究在宏观把握下，才能将微观现象的深刻含义和历史地位与作用阐释得清楚明晰。以编写文学史为例，选择适当的作家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宏观性的研究与把握。如何安排作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篇幅，则只有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微观研究必须深入，其成果尽可概括地根据文学史的需要来控制字数，但不妨加注成果发表之书刊，以供同好者之参考与深入探讨。在修订白族文学史时，我就是这样做的。

（6）“事”与“理”的关系要处理好。“事”指实际资料、证据，“理”指理论。20世纪50年代编写文学史时曾出现过“以论代史”现象，即资料、证据缺乏甚至没有，但写史者认为应当有甚至很丰富，于是引名著中或经典著作中有关的论点来予以说明。幸好这种作法很快得到纠正。但自50年代出现的模仿苏联写作模式，举出一种理论，列出几个例证，我把它称为“按理论模式填表”，其影响却至今仍然存在。不是从中国实际资料、证据去归纳资料自身固有的规律，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而是拾别人理论的馀唾，去增加几个中国例证。这完全颠倒了“事”与“理”的关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7）怎样对待先我出现的古今中外的理论和观点？首先是尊重。任何古今中外的理论和观点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成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首先就要尊重这合理性。其次是检验。任何理论和观点都是根据作者所知的依据归纳出来的，都有局限性，不可能十全十美。何况理论和观点的归纳，用语须要简明、清晰，只能归纳出异中之同，不能把实际资料中的同中之异归纳出来。这就是说理论和观点的倾向在于重视普遍性而无法顾及特殊性。但特殊性的东西多了，也会具有普遍意义，也值得研究。所谓检验，就是根据掌握的新资料、新依据，去验证那些理论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再次是纠误、补失。这是根据新资料、新依据去对原先的理论和观点中存在的谬误予以纠正，阙失予以补充。上述这三点是统一的：尊重是为了尽量吸收古今中外理论和观点中的合理部分、有科学价值的成分；检验是为了弄清古今中外理论和观点中合理部分、有科学价值成分究竟有多少；纠误、补失实际上是对先前理论和观点的发展与完善。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学术的发展。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也。盲目相信一切理论和观点，是无助于学术事业的。但有些年轻学子或学者乐于攻人之短而不善于学人之长，自满自高，又怎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发展自我呢。对别人首先要尊重，学习，其次才是其他，这次序是绝不能颠倒的。

（8）文风问题。任何论文，应当说准确而科学是首要的。其次，行文应当简洁明快，逻辑性强。再次，例证充足而典型，论述自然而亲切，使人易于接受。我最不喜欢这样的文章：一是摆起理论家的架子，口气生硬，令人望而生厌；二是把论文读者当作小学生，文章烦琐啰嗦，读起来心中很不舒服。三是有的为了增加字数多得几文稿费，故意把文章写得弯弯绕、绕弯弯，貌似艰深，实则内容不多。读这种文章如入迷魂阵，弄得人头昏脑涨，还一下难得要领。专业论文的读者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要尊重他们。论文应当以翔实可靠的典型资料作新证据，才能说服人。论文应当写得亲切自然，才会有吸引力。当然，我努力这样去做，也不见得就尽如人意。

我的治学体会，主要就是这些。零星琐碎，谨供您参考。不当之处，望予以批评纠正。顺带说明一点：我在谈体会时，除正面经验外，也提到一些我认为应当引以为戒的现象。对于涉及这些现象的当事人，我是尊重的；对于我不以为然的做法提出我的看法，也是为了学术发展，为了写作时用以自儆。我也写过一些与学人商榷的文字，对他们我就是抱着既尊重又爱护的态度来对待，以认真的态度分析问题，以翔实的可靠资料去说服人，使自己的观点能够站住脚。我的上述做法，希望不致引起误解，以为我是好为人师，爱说三道四。其实，我平常都是默存于胸，引以为戒而不出诸口；这次借这个机会告诉知交，也是便于了解我而已。

四、写作前后的几种心态

（1）写作之前，一切从零开始。对待任何一篇文章都是这样，并无成见在先。资料搜集齐备之后，从不同角度、侧面、涉及的各种学科加以审视，扬己之长，选择适应的切入点，组织材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自圆己说。结论不是形成于写作之先，而是得出于分析资料之后，谨严于逻辑论证之中。

（2）写作论文的过程是艰辛的，犹如十月怀胎后分娩过程一样，并不都是充满愉悦而无痛苦的。当然，这里有许多因素，客观上的资料不够充分与典型，主观上经验不足等都是。但我是教师，要给学生上课，有些课非讲不可，不能以己之昏昏去诲人使其昭昭。这样，什么样的硬骨头也必须去啃。当然，年深日久，积累渐多，经验有了，也就早做准备，速度可以相应加快。这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写作较为吃力，但一旦豁然贯通，真想大叫三声“快哉！”然后就思如泉涌，左右逢源，应接不暇，虽废寝忘食亦下笔不能自休，非一口气写完不可。事后抄稿时，只见字迹潦草，横七竖八，反而兴趣不那么浓了，所以我最怕抄稿，当年若有电脑，岂不省事多多！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进展速度稍快。主要难度是选择典型材料以酝酿观点上，逻辑论证可以快一些。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以来，我为保护视力，晚上不做事。但在资料汇齐后分类加以整理，选择典型材料以酝酿观点的时间大为缩短，只要选好适当的切入点，分别予以论证就行了。后两个阶段，对我来说虽然少了一些激情与快感，但我在每完成一篇文章或论著之后，都有完成某种历史使命的感觉，显然要深沉和厚重一些。

（3）论著或文章发表之后，如何对待别人的称赞与批评？这就要能正确对待自己。前面说过，任何理论和观点都存在局限性，自己写的也是如此。因而见到称赞绝不要盲目自满，忘记局限。别人提出批评，应当闻过则喜，因为你获得了改正与补充的机会。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意气用事、反唇相讥，更是要不得的。

（4）论文或著作发表以后，最使人难受的有两点：一个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使人孤寂；一个是受误解，使人难过。对我来说，前者是经常的，后者是偶尔的。由于我的文章多半是人所不愿写的啃骨头之作，也就是说很少有人接触过，所以很少有反响。我就只好甘于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一位学者审读《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书稿时，在评语中就说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写不出这本书的，确实如此。受误解则有过一次。《三元——中国神话结构》一书出版后，我寄一本给华裔日籍某神话学家，很快收到他的短信，说我想把什么都包容到神话三元结构中去。这话出自神话学专家之口，当然不是随便说的。我想，我在书中已经谈到神话三元结构产生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思想由来，也谈到这种思维上的三分法确实在后世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但“影响”与“三元结构”本身是并非一回事啊。再说，在三分法之外，还有二分法（二元对立，阴阳，对立统一法则等）、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十二分法等，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我怎敢独尊三元结构，把什么都包罗进去呢？我不知他的误解从何产生，只好瞠目结舌，无言沉思。也许，谈神话不应涉及影响。也许，应分为上、下编，上编专谈神话本身，下编专谈神话影响，使之泾渭分明。但值此恶疾缠身之际，也无能为力再作修改了。

过伟兄，应该说的都已说了，应该打住了。我写这些，一方面为了满足您的需要，一方面为了小结我的学术生涯，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后辈（子女和学生们）一些认识了解我的资料。至于对学术界有什么用，我不敢说。因为一个实干家与另一个实干家都同中有异，更不用说与理论家的差异之大了，理论家是不会注意我这些文字的。

过伟兄，由于您的恳切，我是仿佛面对故交、直陈心曲地来写这长信的。无拘无束，直言无忌，也可说是平生最不谨严的文字。问题肯定不少，留给您和他人去评论吧！

过伟兄，这封长信，先后写了近一个月。这不是因为脑力衰退、迟钝，而是因为体力不支。前边已经说过我的病情，虽略有好转，但全靠输液维持。每天打针到两三点，然后午睡，静卧休息。每天只能抽半个钟头握笔，有时好些可抽两段时间不超过一个钟头，有时几天不能写。现在终于写完了，轻松愉快，又放下一件心事了。

过伟兄，正当我自己觉得写作上得心应手之际，岂知天不竟从人愿，不让我多写一点。比起您来，我真羡慕您，为您高兴！

新世纪健康长寿！学术上成果累累！

过伟按：2001年3月收到傅光宇教授这份学术自述，当时读了，很受感动，也很受教益，想找个刊物发表出来。哪知4月10日下午接到他的夫人盛良玉女士的长途电话，光宇兄于中午12时55分在云南省肿瘤医院走了。回想2000年8月拜访他时，他说了不少有待写的课题，也看了他两个房间的图书、资料，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啊！

今将它推荐给《梧州师专学报》。发表学者的学术自述是这家学报的一大学术特色，已发表段宝林、杨知勇、姜彬，将陆续发表林河、徐华龙、傅光宇……的学术自述。借这机会，摘他的夫人盛良玉女士2002年1月23日致过伟函：

“老傅最后一次住院时间是2000年元月中旬。2000年元月20号，医生叫他回家休息，过完春节再回医院。哪知回家休息停了针水，老傅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出现腹水，足肿发亮，吃不下东西，行动艰难。这时，他知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就抓紧时间把学术上遗留的事情交代完。他首先写的是《我的治学经历》一文。写此文时的情景，我至今想起来还流泪不止。那时，死神已一天一天地逼近了，精血几乎耗尽，体能几乎丧失，一般人早就倒床不起了，而他却还天天支撑起来写，每天写几分钟，写得那么艰难吃力。我见了，心里就难过，叫他不要写了，他却对我说：‘这是过伟先生几年前就约我写的文章，这情缘不了不行。’就这样，写了一个多月才把那篇文章完成。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学术总结，而是他人生的最后的精血铸就而成。写完后，他又亲自去复印，亲自去寄给您（是我扶着他去的）……

老傅把他学术上的事情交代完后，就安排他的后事。他自己把碑文写好；把发讣告的人的名单理好；把自己的挽联写好；把自己的生平写好；把自己的墓地遗像选好……他的自挽联是‘登高丘而望远海，抚积翠兮揽沧波’。……

他把后事交代完后，2001年3月27号就写下他的绝笔《笑对死神》，28号我送去《春城晚报》，4月5号发在《春城晚报》上，4月4号，《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的同志来看他，他就处在弥留之际了。现把他的绝笔《笑对死神》一文寄给您，让您看看他临终前的伟大人格。”

一个人病重的时候难免想到死。有生必有死。生之日，即走向死亡的开始。这是自然规律。但世界上，恐怕只有人类才明白生死的必然，知道自己会死。

我1999年6月体检发现肝癌，手术后三天我曾写四首绝句来表达当时对病的感受：

这几首小诗实际上表现了我对癌症由悲而壮、而平、而实的感情经历。人年老体衰，要生病受折磨，最后死亡，虽是自然规律，但人总得实实在在地与病魔抗争，务求能战胜之。手术后，我保持最佳心态，积极配合治疗，加强营养，学练气功，设法提高自身免疫功能，适当参加一点社会活动，多种因素结合，效果还可以。

但因我的肝癌是在晚期肝硬化基础上形成的，故而容易复发。2000年11月复查，肝癌复发，医生建议化疗，结果，反应强烈，肝肾功能下降，缺乏食欲，体力逐步衰减。今年春节后病情加重了，有腹水，排尿功能差，腹胀，继而出现出血倾向。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情平静地对待疾病，并对后事、物质遗产、精神遗产的处理一一作了交代；同时不管能回家时或现在不能下床时，每天仍然要坚持做点事。

人是要靠精神支柱来过活的。人，生于自然，最后回归自然，乃是理所当然。不过，有走得是不是时候的问题而已。其实，癌魔摧毁我的体质，破坏身体机能，最后并不是它战胜了我，而是同归于尽。我之每天做点事，实际上也是把注意力从病痛中加以转移，也是与癌魔抗争的方式之一。真正的胜利者，乃是生神的另一面孔——死神，自然规律的体现者。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应当来得自然，去得坦荡。既然直面艰苦人生，为之奋斗过了，又为与病魔抗争作出了努力，那也就不错了。我，正以平静、坦然的心情笑面死的来临。死，是对痛苦的解脱。该走的时候，就走吧，用不着悲悲戚戚！

从傅光宇先生最后两篇文章《我的治学经历》和《笑对死神》，可以看到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思想境界。特推荐给读者们、学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