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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伟先生如晤：马年吉祥！应约写这份学术自述，写了几天。今寄上，请指正！写明第几天写，好比这几天的日记，连续几天和老友畅怀谈心，一大乐也！

1950年7月，我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应冯乃超副校长面聘，于次年9月回中文系任助教。1952年起讲授“中文写作”，1953年起增教“民间文学”，从此民间文学便是我此后研究工作的重点。这50年，生活工作地点先在广州，后在香港和澳大利亚。我对中国民间文学结缘49年，热爱它的感情，久而弥深，可说是梦寐难忘。回顾一下我走过的曲折的学术道路，求教于同道和读者，获取动力，希期有所进步。下面粗分三个时期忆述。

一、广州时期（1953—1980）

第一天2002年2月5日写：

此期的特征是出版两本书，初次奉献于社会。1953年秋天起，我开始教《民间文学》（当时称“人民口头创作”），次年9月至1956年7月，以讲师身份奉派到高教部民间文学研究班进修两年，班址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指导学者是钟敬文教授。我的思想较活跃，善于利用在首都的良好时机，除用心听课外，多方搜集、阅读、研究有关新旧书刊，勤写笔记，经常观摩各省市来京演出的民间文艺、曲艺和地方戏，又得老师辛勤教导，进步很快。1956年7月，进修期满，回校续教“民间文学”。1958—1959年我在广州出版了与人合编的《广州工人大跃进歌谣选》《范丹》（广东民间故事集）《广东儿歌》。1959年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自著的《民间文学散论》与《民间童谣散论》。此时，我能够闯入学术研究领域，首先应归功于钟老师的教导，二书使我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初阶，而他则成了我以后一生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最早引路人。他虽已仙游，我永志不忘。

当二书1959年初出版时，国内未有同类专著，故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注目。不久，《民间文学散论》被日本的东京与奈良学人引用，又得到苏联李福清博士引用和为文推介，同时此书很快也在美国和香港流传起来。近年北京大学教授段宝林对我说，当年他就注意到这两本书，问我为何不再版。我答：“书中缺点不少，不少同行学人后出的书，比我的好，已不宜再版了。”我谢谢他的关心和鼓励。

二、香港时期（1980—1991）

第二天2月6日写：

此期的特征是我出版“丛书”，找寻学术新路。我获校方领导批准，于1980年2月28日移居香港（因子女在那里定居）。那里执行殖民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我的学历、经历与著作全属无效，我要为一家四口（妻、我、子、女）谋生，是十分艰辛的。历尽辛酸、不必细说。

这里，回溯1966年6月起的“文革”，严重地冲击了我，蒙冤成了牛鬼蛇神，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毒打、抄家，1968年秋下乡劳动三年八个月。1972年5月抽调回校教学。不久又再度蒙冤，由讲师降为资料室职员，工资降为助教级，限令我即时退回多领的500多元工资。当时我心情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可是，我常在想：中国年青的民间文学科学，终有一天会得到重视与发展的。这信念像一支巨大的金色火把，时时刻刻照耀我前进。1976—1978两年多，我利用业余与休息的时间，偷偷地写成一套自成体系的“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八册，即：《中国民间文学概论》《中国神话研究》《中国民间寓言研究》《中国民间童话研究》《中国动物故事研究》《中国民间戏剧研究》《中国评书评话研究》《中国民间谜语研究》。第一本为总论，其余七本为分论，分之各自独立，合之则是一部全面的百多万字的大书，特色是通俗性与学术性兼具，当年是赵景深教授来信启发，我才想到采用这样的形式撰述。我到香港后，亲眼看到这套书于1980—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并迅速向国外流传开去，填补了国外无书的空白，被东京学者所赞许。后来也成了日本西南大学与中国台湾一些大学重要的参考书，台湾大学还列为中文系必读书。这套书虽不足，但较能适合在国外弘扬中国民间文学的需要。各书内容颇有新意，作为丛书也具特色，得到同行肯定，这应算是我找寻学术新路的大突破，聊堪自慰。

1980年到香港以后，要找一份工作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简直比李白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还要难。因我的资历不被认可，公立中小学绝不会聘我，只好屈就在几间私立中学于白天任教，夜间转到中文大学校外部、周末到香港大学校外部任课。为了糊口日夜奔忙，毫无休息之可能。不久以后，经过调查，我获悉香港30多间大专学校均不开设“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课程，中国的民间文学专著绝少出口到港，一些在中国较著名的专著及学者，也少为人所知。为了弘扬中国民间文学，我于1982—1991年两度进入香港大学深造，攻读高级学位。第一次以《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为题，被评为“写的丰富”于1984年6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由于这学历为国际所承认，我获日本权威民族学家君岛久子推荐，于1985年3月中旬出席是年大阪的国际性日本民间文化学术会议，在她协助下，访问神户、奈良、京都、东京，在日本历时半个月。到东京时，在都立大学的东京同行学者座谈会上，我应邀作《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初探》的专题讲演，受到欢迎。会外，和日本友人进行学术交流，参观国会图书馆的汉文书库和拥有130多间书店的神田古籍街及庆应大学图书馆，访问伊藤清司教授。这次日本之行，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在国外以专著弘扬中国民间文学，必须民族与国际眼光兼具，才会受到欢迎。此后，我写文著书，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得到了新的学术活力。

为了更好弘扬中国民间文学，并取得较好的学术活动空间，1985年我第二次以《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为题，在香港大学再深造5年多，1991年2月论著获好评，得到哲学博士学位。

第三天2月7日写：

在香港的最后5年，因我有了国际承认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候选人头衔，1989年9月被特邀出席台湾的第一届国际性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议，我宣读《关汉卿与民间文学之关系初探》的长文。同时，在会上会外，我有机会听到美、日、韩、澳、英、法和中国台湾学人的心得，使我以后进行学术研究时，开拓了新的视野，收获是巨大的。

在香港的11年，我十分勤奋。初到的第二年，在香港出版了《广东民间故事》《广东传统儿歌选》（以上与人合编）和论著《广东童谣、歇后语、客家情歌》（自著）。1987年出版《民间文学随笔》。由于我的学术体系与视角，较适合海外的需要，1988—1999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抽去我的香港版丛书第一册，补入《中国婚嫁仪式歌谣研究》，共成8册，仍用《中国民间文学理论丛书》名，在台北出版。当我的第一套“丛书”出版时，台北权威民俗学家娄子匡教授说我是“中国民间文学集大成者”，“研究方法前无古人”，我自认并非如此，如史诗与斜事诗，我并未研究过。而且对于各种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论析也不深透。我写作丛书，仅自视为学术上的探索。后来获悉为不少台湾同行学人引用，也受到几间大学学生欢迎。上述情况，只说明我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一点小成果，在海外，能起一些弘扬中国民间文学的作用。我多年的辛勤研究，得到了社会的回应，可是，这绝不等于我的著作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我绝不能自满。再要补述的一点，我还写了另一套《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丛书》5册。

在香港的11年，我的教学、研究与著述、迫得我喘不过气，但在国外总算取得意外的学术丰收。它也是我进一步探索的基础，给我的生命史上留下了可喜的一页。

三、澳大利亚时期（1991—2002）

第四天2月8日写：

此期的特征是我二出“丛书”，学术上再创新。女儿是澳大利亚公民，我已65岁，于是在1991年11月以“退休”人员移居澳大利亚悉尼市。其实我在香港是“临时工”教师和“个体户”作家，并不是某个单位的教职员工，有职位可退休。此后一心一意写文著书，我的民间文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内容更丰富了。分述于下：

1．再作深研，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发表文章或专著

鉴于国内许多专著能流传到港、台、澳（门）与国外的不多（国内出版物一般不输出国外，除非图书出进口公司协助，才会出口），即有出口，因缺少专人评介，自然甚少为人所注目。为了在香港作些推介工作，我曾先后在《广角镜》月刊、《星岛日报》《文汇报》和《东方日报》刊出一系列或长或短的知识性文章或书评，也分别在内地的《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江汉学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河池师专学报》、浙江湖州《水乡文学》和台北《国文天地》《汉学研究》等处，刊出学术性专文或长书评。还替台湾陈益源博士2001年出版的《台湾民间文学论集》写了研究性的万言长序。各起一定的推介民间文学的作用，受到注目。

2．出版第二套“丛书”与专著

在1989年写完博士论文后，到1990年（其中半年辞退一切工作和约稿），我花了大约两年时间，写成了第二套《中国民间文学知识丛书》，即《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此为旧版修订本）、《讲唱文学·元杂剧·民间文学》《中国传说述要》《中国四大传说新论》《中国描述性传说概论》。这套书的构思、体系、风格，与商务的“丛书”相近，析述较细致，又有些新意，于1993年在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完毕，如和2002年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概论性的《中国解释性传说》（又名《中国风物传说大观》）合起来，算是我研究传说的较全面的总结。在1993年，我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收入港台学术资料较多的《谭达先民间文学论文集》。1994年，博士论文《民间文学与元杂剧》，在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短短四五年间，我的15本论著，同时在台北书市出现，活跃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气氛，即使我对书的质量有不满意之处，但从此更引起读者和文化人要多关心民间文学，我著书的本意是达到了，因此，我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第五天2月9日写：

3．撰述港、澳民间文学专文专著

香港澳门在回归中国前，民众中间流传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过去有人误解，以为港澳在回归前，由于是殖民地，民间文学也许被外来的西方文化淹没。我在香港生活过11年，近六七年又常到澳门，了解到两地一向在民众中间仍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过无人推介与弘扬它，以至被人误解是民间文学沙漠。近年。我在《澳门日报》刊出了《赞澳门神话、传说的成就》《澳门民间歌谣的艺术初探》《哲理智慧文采——赞澳门民间谚语》《简评澳门民间谜语的艺术——兼谈土生葡人的谜语》《浅谈澳门民间文学》《澳门民间故事序》，在《广州文艺》刊出了《澳门妈祖传说艺术初探》，在《澳门杂志》刊出了《枙澳门记略枛形势篇风俗传说试析》《广东木鱼书的流传与远播——兼略谈国际学人的研究》《澳门枙荷花谣枛型童谣比较研究》等。此外有长文《澳门民间文学史》被收入友人将要出版的《澳门民俗大典》专著中。专著《澳门民间文学概论》有待问世。关于香港，我曾在北京《民间文学论坛》发表《香港谚语艺术初探及其来源考略》，在香港《紫荆》月刊刊出《香港山歌的成就》。2001年，写成《二十世纪香港俗文学研究》的长文，和10多万字的《香港民间文学论文集》书稿，有待问世。

为了深化研究，近来，我正在替澳门政府文化局写作一本学术性较强的《澳门民间文学研究》的专著。我曾细查过中山大学、澳门大学和香港大学书库有关藏书，也访问过珠海、中山二市文艺界，还研究过明清时期有关澳门的历史档案和清代出版的澳门报纸《镜海丛报》，我决心仔细研究，争取把此书写得较好，为弘扬优秀的澳门传统民间文化而尽我的一点微力。

4．加强讲学，广交国内外朋友，提高学术交流水平

我曾把近万册书，运到澳洲寓所备用。近年常回国访问，陆续添购了一些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的新书。我和中外著名学人也常有交流，虽然出国20多年，但对于中国内外学人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进程，特别是中国学术书刊在国外流动情况，我一向是留心的。1995年，我曾访问过上海“民间文艺集刊”编辑部，作了学术交流。1996—2000年，也分别到澳门的澳门大学，汉口的华中师大、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南宁的广西大学、广西师院，广州的中山大学与广西的玉林师专等院校讲学，介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日、韩、美、俄、澳（澳大利亚）、中国港澳（澳门）台地区的概况，会前会后常与同行学人交流，学人们的谈话与所赠著作，使我眼界大开，鼓舞了我的前进，也有助我今后更好提高学术交流的水平。

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在世界上是最丰富多彩的。我为它深感自豪！2002年，我已77岁，仍决心继续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