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文学情结”

姜　彬

我开始关注和研究民间文学，已经历50多个寒暑。那是战火纷飞的1946年，我从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北撤到山东解放区。在临沂养伤期间，恰逢蒋介石军队重点进攻山东，遂被分配到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任编辑工作，在这里读到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它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从此，我着意搜集起民间口头创作来。不过，这时期我搜集民间文学着眼点主要在提高文艺创作的能力，向民间文学学习语言和表现手法，以及作品所表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智慧。

1949年底，我南下到上海，仍在编辑部工作；1951年华东人民出版社成立，我任副总编辑，仍对民间文学给予较多关注。1951年编辑出版了各民族民歌集《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编辑们合编）。1952年我把收集到的民歌，从体裁到表现手法分别整理出一批短文，首先在社内部刊物上陆续发表出来，1954年结集出版，书名为《论民歌的表现手法及其体例》。尔后，我对民歌更感兴趣。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歌谣的认识，我利用社里资料室比较完备的藏书，把历史上每一个阶段歌谣的存在形态和采录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55年撰写和出版了《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一书。当时研究的时间很少，这个研究不可能很深入。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华东唯一国家级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的编务很烦冗，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节假日和晚间进行的；较长期间，我几乎没有节假日，即使是大年初一，外面爆竹震耳，我也独自关在总编室中。

就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说，1958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对民歌来说尤其如此。和一切文学艺术样式一样，民间文学也总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当时出现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强烈地影响了民间文学，在民歌领域随即出现了“大跃进民歌”的创作活动，其规模之大、普及面之广，是无与伦比的。可惜的是，依附于生产运动并与生产运动相呼应的民歌创作，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当时生产大跃进的浮夸风、冒进风和共产风，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不良风气起助长作用。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作为民歌创作的一个现象，它确实鼓舞了许多人，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把它看作是民歌发展的一种机遇。因而一直到大跃进的危害性在现实生活中显现出来时，民歌创作中种种弱点才被人所认识。就我个人来说，受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时期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处在创作活动的前沿阵地，亲身参加了城市和农村的民歌创作活动，并被群众运动的气势所鼓舞，写出的论文在一生中也要算是比较丰厚的，计有《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专著）、《扬风集》（论文集）和《上海民歌选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小册子）等，这些著作不可避免地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也记录了可以作为时代征候的一些史迹和个人感觉，对我的民间文学研究生涯，有着一定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我调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任文艺处长。这时候，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民间文学研究上自然也有许多需要反思之处，我开始注意到民间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我曾经关注过古代的民歌状况，而对于与现代关系更密切的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民歌搜集和研究的历史，却知之甚少。我利用职务提供的条件，以作协上海分会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为基地，抽调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编七室和上海群众艺术馆的数位同志，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查上海各图书馆、藏书楼和机关图书室所藏关于五四以来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报刊、图书资料，编成了《五四以来民间文学报刊、图书资料索引》一书；二是组织了一个小组到上海郊区奉贤、南汇二县调查民间文学在民间口头蕴藏和发展情况，第一次搜集到传统长篇吴歌《白杨村山歌》（二千多句）、《庄二姐望郎》等多部，还有盛行在二县沿海地区的哭嫁歌、哭丧歌以及各种民歌民谣、新民歌的创作和流传情况，为时半年，写出了《奉贤县民歌调查报告》一册，这些都作为内部资料印了出来。我本人在这段时间把调查到的五四以来全国各地关于民间文学的书刊，逐一加以阅读和研究，补了这方面历史知识的空缺；在60年代中期写了长篇论文《高原上的曙光》，简略地叙述了民间文学从五四时期到延安时期的发展过程。

五四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在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的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国的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它使我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与国际的这一学科发生了较大的联系。

1960年后我受到冲击，这个时期基本上无所作为，其中在1972年底，我因身体原因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养病，稍稍有点闲暇，心里又燃起了想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欲望，于是利用家里极其有限的材料，埋头一二年时间，写成了一部名为《中国民间故事初探》的著作。因为受环境和资料的限制，这只是一部粗率的作品，但也可以说明，一个民间文学研究者，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只要有些可能，是不会放掉自己的研究的，这也可算是我的一个“民间文学的情结”吧！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开展，江、浙、沪二省一市民研会为了组合力量，成立了民间文学协作区，列出这个地区共同的课题，合力进行材料的重新征集和组织研讨活动。这些课题有《白蛇传》《孟姜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个盛传于吴语地区的传说故事和地域性的民歌“吴歌”，由二省一市民研会分工负责，大张旗鼓地征集资料，印出了多本供研究的资料本，每个故事都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和大型研讨会，参加的除二省一市的学者外，还有全国的学者，气氛相当的热烈。特别是对吴歌的研讨，大型研讨会就召开过五次，并多次组织学者进行就地采风、组织歌手演唱和小型座谈。历史上第一次发掘出的长篇吴歌就达30多部，发现了著名的民间歌手数十人，如无锡的歌王钱阿福、著名歌手华祖荣、唐建琴；苏州的女歌王陆阿妹、被民间誉为山歌老虎的蒋连生；上海的朱炳良、张璧舟；南通的汤文英；等等。从他们口中记录了大量的长、中、短吴歌，其中如长达2 000多句的《五姑娘》《沈七哥》等，整理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赞誉。这在吴歌搜集和研究史上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时期。

我和大家一起投身在各种搜集和研讨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对吴语地区在民间文学上出现的空前繁荣的现象，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个时期对我来说，真是受益匪浅。随着研讨活动的进程，我写出了一批论文，后来结集起来出版了《论吴歌及其他》和《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二书。正是这个历史进程，在我的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概念：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认识到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别和历史发展的不同，各地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化特征，民间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各地的民间文学与各族地区的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将会使研究更加深入。因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草了一篇《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区域民间文艺学的概念，这篇文章的内容，首先在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会上作了发言，而后整理成文发表在《民间文学论坛》上。这是个大范围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不是就民间文学本身来研究民间文学，而是把民间文学放到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范围内研究，以探民间文学之源，这样，或许有利于对民间文学作更深层次的剖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一书的后记中，提出了一批初步设想的选题。80年代末向国家基金会申请了第一个课题，即《吴越地区民间文学与佛、道、巫关系的考察研究》（出书时改名为《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这个课题从调查、研究、撰写到出书整整用了三年，于1992年出版，计50余万字，是江浙沪二省一市学者联合撰写的。这是我们在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上第一个实践，完全是探索性的。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并获得了上海社会科学院1991—1992年度的社科优秀成果特别奖。这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使我们有勇气按计划进入第二个课题的研究。

在第一个课题的进行过程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民间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和民俗紧密相连的，要认识民间文学必须深入地认识民间文化，我们把吴越地区各具特点的几个生产区，列成三个课题，即《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东海沿岸港岛文化与海岛民俗》《吴越地区的山区文化与山民民俗》，加上已完成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共四个课题组成了一个系列研究层面。

1993年我们向国家基金会申请了第二个课题：《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因为有了第一课题的实践经验，这个课题进展顺利，大约经过三年时间，这个课题的写作已告完成，1996年课题得到了出版。这个课题仍然是由二省一市的学者合作完成的。此书出版后，在外界引起的反响，是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的，日本学术界很快就决定翻译该书的民俗部分，1997年它获得了上海社科院1996—1997年度社科优秀成果特别奖；1998年被上海市评为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被评为国家资助项目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学术类二等奖。

目前，我们正着手进行第三个课题《东海沿岸港岛文化与海岛民俗》的撰写。

正如上述简叙所言，我的民间文学研究道路，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1966年“文革”前。这个阶段我受到了延安时代革命文艺的感召，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是为了进行文艺创作的需要，向民间文学学习语言、表现手法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到了50年代中期，我对民间文学有了进一步认识，开始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探索民间文学的各种历史形态和发展过程，以及五四以来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历史和经验。但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我的眼光所及并没有超越民间文学本身，主要是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民间文学的。

第二个阶段，“文革”以后至今。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被“四人帮”压煞的各个领域都显出了勃勃的生气；这个思想解放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超越了“文革”所波及的范围，也冲破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17年间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思想桎梏，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一些以前被废弃的学科，在新的思想的光照下再度得到了复生。在民间文化的领域里，有以顾颉刚、钟敬文先生为首的七教授关于恢复民俗学的倡议，得到了全国许多省市民间文艺界的响应，纷纷成立民俗学会，一时之间成为学术界的盛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民俗学，尔后进一步与民间文化学相结合。与此相应的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促使民间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的民间文学的研究也跨出了新的步伐，简要地归纳起来，有如下各点：

（1）从文艺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开始，进而扩展为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研究。

（2）方法上主张在马列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吸收诸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3）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二省一市的协作实践，形成了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的概念，并且努力付诸实施，逐一组成课题组，对区域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我们的设想是两个步骤：第一步从文化（民间文化）的调查研究着手，把区域文化作为研究民间文学的背景材料，弄清区域文化的具体内涵；第二步把民间文化与民间文学各种形态结合起来研究，使民间文学研究得以深入和体系化。

从现已完成的两个课题看，我们采取了如下做法：

（1）研究工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

（2）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提供的例证。这种例证在吴越地区是很丰富的。在吴越地区已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不下数十处，出土遗物极其众多。这是前辈学者无法得到的，现代科学却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民俗和民间文化源头的相当丰盈的资料库。

（3）开拓和建设区域民间文艺学，要依靠和运用地方的人力资源。一门群众性学问的开拓和建设，靠一二个人在书斋里皓首穷经是不成的，必须由众多的熟悉民间文化的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上述两书不仅由多人合作撰成，而且还有一支更大的调查队伍，多数是各地的文化干部。他们不仅对民俗比较熟悉，与群众关系也较密切，容易调查得到材料，而且有一定文化水平，可以把材料写成调查报告，供撰写学术著作时使用。他们为上述二书写的调查报告达8～10篇，有力地支援了著作的撰写。

最后，我想再补充谈谈我在学术思想上的几点认识：

（1）研究工作离不开坐冷板凳，根据掌握的资料进行案头钻研，是研究工作的不可少的基本功；但研究材料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从书本而来的文献资料外，还有从现实生活中调查所得。对民间文化来说，后一个来源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也有不同的途径。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向现实做调查，这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获取资料，是群众在现实中先有这方面的实践，然后研究者通过调查加以再认识，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材料。也有另一种获得的途径，那就是在某个历史时期，研究者得到这样的机会：亲自参与了群众的实践，从而获得现实的经验，这种经验（资料）对研究者思想上起的作用要更直接更大。

（2）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但我有一个人信念，认为像政治上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学科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因此，我不热心于把国外学者根据国外的条件创立的一套照搬照套。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的学术体系（包括观点和方法）中，对于我们有用的部分，我们可以有鉴别地吸收。有的明显地带有主观片面性和形式主义性质的部分，我们则不必要跟着照样画葫芦。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的极其丰富的现实材料，加以分析和综合，整理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样才会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学、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我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搞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但从理论上说，积之以时日，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3）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在目前阶段的当务之急，不是急于去搞大而无当的体系，而是继续脚踏实地去摸清和积累现实中存在的资料，作逐步的理论概括。50年来新中国的学者已作出大量的成绩，但和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比较，似乎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原刊《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以《我的民间文学道路》为题，入选《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贾芝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我的编著和主编的书刊，记得起来的大致就是这些了，从书目中可以看出，我从民间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开始，到“文革”以后逐渐转到民间文化（即民俗学）的研究，80年代后期即已主要的致力于民俗学的研究，我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季刊，前后达数年之久，对吴越地区（江、浙、沪）提倡和发动民俗的调查和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国内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和《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两本学术著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著出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已形成了吴越文化的系列研究，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两个课题是《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东海港口与吴越民俗的流布》，另还在设计中有《吴越山区文化与民俗》等。以上情况可作研究参考。

姜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