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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太湖是孕育吴文化的摇篮，无锡梅里是三千年前首建句吴国的源地，梅里境内的“鸭城”是吴王牧凫鸭之所，《舆地志》《梅里志》等史载：“鸭城在县东二十里，吴王牧凫鸭之处，即此城也。”古梅城素有“山歌乡”“故事矿”的美称，那里有极其丰富、光彩照人的民间文艺宝藏。1963年《无锡县文艺》发表了我搜集的一首《梅里花》：“梅（里）梨花（化），梅里（梨）果（歌），梅（里）梨开花（化），结果（歌）果（歌）哎，花（化）开开来结果（歌）果（歌）哎，满树仔果果满地歌（果）。”

这首歌，无锡的老人说它是《开花（化）歌》，它质朴自然、情真意切，以吴歌特有的谐音、双关的手法，抒唱出泰伯奔吴在梅里开化生产、传播文化的真实情景。

我就出生、生活并工作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地方。从小受到这里许许多多动听动人的吴歌、故事和传说的教育与熏陶。毛泽东同志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并说：“……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我没读几年书，连小学也没毕业，在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海容作品研究》一书中，教授和同志们称我为搜集家、整理家、研究家等，我愧不敢当，但有一点：我一直在群众的语言大学里学习着、记录着（听课、做作业）直至今天。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60多年的民间文学生涯是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的，是从学习童谣、儿歌开始的。我的奶奶、妈妈、婶娘都是“儿歌家”，她们要我睡，要我吃，要我笑都用唱儿歌的办法，这对我影响极深，永远刻在心中，这是我进入民间文学的第一步。记得1946—1949年在家乡组织少儿站岗放哨时，我带领小朋友唱童谣：“小小红头军，本领是（实）在狠（大），棍打青恶狗，枪戳黄老鹰”，“东洋兵、西洋兵、南杀人、西抢金”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国儿童》、少儿出版社及江、浙、沪等报刊发表300多首儿歌。1964年我的《童谣和儿歌》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因“文革”全毁。2001年我多年的心愿实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太湖新儿歌集《美丽的小鸟》（6辑200多首），其中有不少还是奶奶、妈妈教的，如：“红桃花，红火火，小鸟飞去做鸟窝。”我在下面加了两句：“边做窝边唱歌，当心碰落花朵朵。”如：“蚕宝宝，乖宝宝，日夜劳动勿疲劳。”也加了两句：“活到老，做到老，最后还把银屋造。”我还为儿歌集写了一首《美丽的小鸟》代序：

这“序”虽为儿歌集而作，其实，也是我一生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粗浅体会。

在爱听爱唱儿歌、童谣的同时，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吸引着我。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现在到处有民谣、山歌、渔歌等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我6岁时，父亲因家无寸田，农忙时出外做短工，农闲时在一单间破屋开了“两张半”枱（台）子的小茶馆，村里的老人都喜欢去“穷开心”，讲“山海经”，说古道今，谈天话海，无奇不有。特别是太湖无锡一带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机智人物的故事传说和长短吴歌。在老人中有“讲头”（主要讲故事），有“唱头”（主要唱山歌）。他们讲得活龙活现，唱得生动活泼。我听得津津有味、句句入心，深深地刻在脑海。正如高尔基说的：“最深、最鲜明、在艺术上达到完满的英雄典型乃是民间文学，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所创造的。”我把每天听到的几乎一句不漏地讲给小朋友们听，小朋友们听得入迷、上瘾，有时手舞足蹈，有时伤心落泪，于是他们天天要听，我就天天给他们讲，故村里人都叫我“小先生”直至现在。

因饥寒交迫，我11岁时就离开家乡到苏州、常州做小店和小手工学徒。在此前的四五年中，我确确实实又上了五年大学，学到了许多历史常识、文化知识，增加和丰富了许多（特别是吴地的）优秀文化遗产资料。这段时间，为我今后的民间文学事业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无锡解放后，1949年春我就到区里工作。刚开始我一直跟区委书记跑，打打杂差。不料，有一次和区委书记同去参加“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的大会时，书记刚开了个头，接县急电要立刻去县府开紧急会议。区委书记对我说：“小朱，你讲讲吧！”说着钻进吉普车走了。我站在台上呆了一会，红着脸说：“我没在大会上作过报告，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会上有人点头，多数人摇头，我只得硬着头皮讲了个《双倌抗租》，万万没料到，讲到双倌受苦受难时，许多人低头痛哭了，讲到双倌惩治恶霸时，大家站起来，一片掌声……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掌声中把会议要求贯彻下去。区委书记回来后对我说：“小鬼！讲得比我好呀，会开得很成功嘛！”

从此，我开始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意义和威力，开会、讲话不怕不躲了。生产会我就穿插长歌《沈七哥》传谷传畜传歌传经的故事。宣传“新婚姻法”时，就唱“哥是钥匙妹是锁，哥爱妹，妹爱哥，水勿离鱼鱼跟水，砣勿离秤秤跟砣”等吴地情歌。讲抗美援朝时就唱：“一笔写勿出两个‘中’，中国同胞骨肉亲，门口篱笆扎得紧，野狗野猫钻勿进……”每次会议均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由于开会、工作的需要，促使我更积极地随时随地搜集、记录、运用各种民间文学的资料，从1951—1963年，我在无锡县安镇等区委和县干校、党校工作期间，特别是在学校（党训班）的五年间，是我学习、运用、搜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一段更有成效的新的时期。那时党训班每年要办3～5期（每期1～3个月），参加的对象大多是基层区、乡、村党员、干部。每次办班期间我都要去作报告、讲课，每次都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要求，运用（或穿插或举例、或讲或唱）各类大家喜闻乐见的，而又能加深对问题理解的民间奇人奇事奇语。我在台上讲，同志们在组里讨论时讲，我讲一点点，同志们讲一大片，我到各组听、记，真如小鱼进了大海，真正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党校的五年，我确确实实又做了五年的留学生，大大丰富了各方面（特别是太湖无锡等吴地的吴文化、吴俗、吴民间文学）的知识，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有一次，我在作报告，不料省农民协会欧阳主任等在门外“监听”。会议结束时，主任拍拍我的头笑着说：“我们听了你三个钟头报告，时而掌声雷动，时而鸦雀无声，你这个小鬼肚里名堂真不少哇，哪来的呀？”我答：“从老百姓那里听来的。”他又说：“这是民间文学嘛！快给我写出来，都可以发表出版了……”从此，我开始懂得，民间的东西也算“文学”，还可以发表呢。于是，我采用了边搜集、边运用、边整理的“三边”方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搜集记录（有的是充实）的有长篇系列故事，传说《泰伯奔吴》《聪明的朱双倌》《忠王李秀成在无锡》《无锡大阿福》《太湖的传说》《大运河的传说》等；长篇叙事吴歌有太湖无锡一带的“四庭柱、一正梁”，即：《沈七哥》《薛六朗》《陈瓦爿》《金不换》《小青青》等。《沈七哥》为正梁，后来挖掘的史诗《华抱山》被称为正梁中的黄金梁。此外还有许多小故事和中、短山歌，等等，共记录大小笔记本20多本，还收购收藏各种原始手抄本30多册。

在我搜集、挖掘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整理，陆续发表。从1954年起《无锡工人报》《无锡报》《无锡县文艺》《苏南日报》《苏南大众》《群众文艺》《民间文学》等报刊共发表各类故事、传说85篇。第一篇发表的故事就是《双倌抗租》，同时发表有《无锡歌谣》《太湖山歌》等300多首（童谣儿歌上文已述）。1961—1963年无锡县文化馆编印出版（丛书小册子），我整理撰定的有：《吴泰伯的故事》《朱双倌的故事》《李秀成的故事》《倪云林的故事》《大阿福的传说》等。以上丛书连同196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无锡故事三百篇》《太湖歌谣五百首》，因那场“浩劫”全部毁掉了。我发表的作品（包括那些小册子）被编印《毒草集》6集。谢谢好心的农民老伯，冒着风险在黑夜中送我一册，成了目前唯一的“珍贵”收藏孤本。

“文革”中我蹲了三年多牛棚，最痛心的是多年的资料全毁，不少老歌手、老故事家去世，搞民间文学的人，均被“借古讽今”等罪名深受其害，不少同志发誓再不搞民间文学了。就在这个时候，直到1978年的早春，上海文艺出版社钱舜娟同志从北京等地组稿后赶到了无锡。在县的一次组稿会上，她讲了粉碎“四人帮”的大好形势、党的“拨乱反正”的方针后说：“无锡是吴歌、吴文化的发祥地，有很多‘宝矿’‘宝贝’等着大家去发掘。……”会上我即兴唱了四句吴歌：“震天动地除‘四精’，谢天谢地把冤伸，急天急地搞‘民文’呕！欢天喜地迎新春。”

此后，老钱三天两头来电、来信传达姜彬老师的指示“及时抢救，挽回损失……”等等。从此，我和大家都从余悸中解脱出来，积极投入到民间文学的抢救、挖掘和整理工作中。经过七八年的加倍努力，取得较大成绩：1980年歌王钱阿福师徒唱述，我收集整理的长篇叙事吴歌《沈七哥》（2 000多行）在《无锡县文艺》发表，1981年《江苏民间文学》第三、第四期发表，1983年中国《民间文学》发表，同时也发表了《朱海容与沈七哥》的专论，称《沈七哥》的发表在“民间文学”的百花园中是“文革”后的第一声“春雷”，第一枝“报春花”。《沈七哥》不仅震撼了中国民间文学界、学术界，并引起国际民间文学界的重视，波恩大学瑶贝克教授花两年时间于1986年把《沈七哥》译成德文，撰文说：“《沈七哥》是中国最早的汉族民间长诗，是世界少有的‘创世诗’，它不仅开创了生产，同时开创了文化。”

紧接《沈七哥》后，《中国歌谣报》《民间文艺季刊》《中国民间文化》等报刊连续发表了《五姑娘房门半扇开》（600行）、《六郎娶小姨》（2 500行）、《小青青》（4 000行）、《陈瓦爿》（2 100行，与人合作）、《金不换》（1 800行，与人合作）、《三姓歌》（1 000行）等7部长篇叙事吴歌。1988年《沈七哥》《薛六郎》《小青青》等三部入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新华社曾两次为上述吴歌的发表，向全国发了电讯稿，《人民日报》国内、国外版，《瞭望》周刊（国内国外版）及《大公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采风》《乡土》等30多家报刊，50多次作了报导和介绍，称《沈七哥》《薛六郎》等长篇吴歌的挖掘发表，可以彻底打破“汉族无长篇叙事诗”，“江南无长篇叙事歌”的“定论”，足以补充进中国文学史并另立华章。

“文革”后的三四年间（20世纪末80年代初），我一直参加县的“样板工作队”，到处打游击，这对我深入民间、深挖“宝矿”是十分有利的。我利用晚上时间常去看望歌手、故事家，特别是冒着生命危险唱述史诗《华抱山》的华祖荣等老歌手老党员等。好多老人也常来看我、找我……这时，有些好心的亲友、领导劝我了：“那些老头、老太婆讲的都是老东西，亦勿是亲戚，勿要过多来往，影响工作，发表的作品不能只顾眼前呀！……”我说：“勿是亲戚却是亲人，讲的老东西可为新时代服务嘛！我不光为眼前，更是为了今后哩！”我虽然这样说，这样做，但当时在我思想上对文化、文艺，特别是民间文化的认识不是很完整的。这时候，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成立了以姜彬教授为首“民间文学协作区”。该组织对协作区的民间文艺民俗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吴歌的搜集和研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和编辑出版工作。大型（全国性）的“吴歌学术讨论演唱会”就有5次，其他单项的课题研究、普查研究等学术会有10多次，我几乎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协作区”和各地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组织发动下，无锡地区和各地一样，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套集成的普查和征集工作。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战，我总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无锡县民间故事集》（上、中、下三集80万字），《无锡县民间歌谣集》（上、下两集70万字），《无锡县长篇叙事吴歌集》（9部105万字），《无锡县民间谚语集》（30万字）皆于1987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总社出版。我主编的《无锡市歌谣精选集成》（20万字）199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担任省《歌谣卷》的编委，参加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歌谣卷》的普查和编纂工作。1989年1月获省文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局、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颁发的：“在艺术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文艺集成志出省卷的编纂工作中，成绩显著，富有创造精神，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1991年7月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颁发的：“在国家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获奖证书。1997年11月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在完成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歌谣集成·江苏卷》编纂中取得显著成绩，特颁发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二等奖”的光荣证书。

上述的数项“获奖”以及省、市、县的数十次的奖励，上靠各级组织的领导、指导，下靠基层干部、群众的真情关怀、热情支持才取得的。当然，我也受到鼓舞，它成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在搜集、出版长篇吴歌和编纂省、市、县三套集成的同时，紧紧抓住吴地民间故事、传说，特别是著名的长篇系列故事的整理发表和出版。1979年2月《无锡民间故事集》（20万字）由县文化馆编印出版，专家评它是省内“文革”后首集。1980年1月长篇系列故事——《瞎子阿炳》在《民间文学》第一期发表。上面的两个故事，连同1980年发表的长篇吴歌《沈七哥》一发表、一传出，真如一场春雨，催得“百草回芽”，对解除本地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文革”后的种种顾虑起了很大的作用。歌王钱阿福从乡下走到我家里说：“我唱的《沈七哥》竟能公开登报上书，在我肚里冻了十来年的大冰块全化掉了……”于是，他像大海开了坝似的接连唱了三天三夜加半天，还意犹未尽，临走时还唱道：“肚子里闷存十多年，今朝春雷轰开了天，砻糠搓绳刚开个头，连台好戏在后边。”

阿福走后的第三天，锡东鸭城的老故事家老歌手，人称“山歌精”的华祖荣邀我去他家做客，我一进他门，惊喜得发“呆”了，为啥？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齐集一堂，笑容满面。华祖荣首先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文革’中都被斗过，有的已死掉，活着的时间也不长了，现在可以讲、可以喝了，想请你来听听……”我看着、听着，激动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了。这一天，我记录了《朱双倌》《李秀成》《倪云林》等20多篇故事和传说；《华抱山》《小青青》《陈瓦爿》等5部长歌和100多首中短歌。

“阳光照大地，春风暖人心”，在抢救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繁荣文艺的大好形势下，我又进一步深入“矿区”访“歌头（歌手）”，“故事桶（家）”挖掘和充实到《华抱山》《田神双倌》等许多珍贵的“宝贝”。此时我在县科协文联工作，我结合工作并利用所有业余时间，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进行汇总、梳理、分类，大部分（约故事传说350多篇，长篇吴歌7部，中、短歌谣600多首，谚语3 986条）入选省、市、县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外，把比较著名的、优秀的、资料较完整的进行整理充实，从1980年—1990年（除了上述长篇吴歌和三套集成外，我又发表出版了《大阿福的故事》（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曾到日本等国展出，《双倌的故事》长篇连载（1982年《无锡县报》），《小五姑娘的挖掘和整理》《薛六郎的搜集整理》《沈七哥的搜集整理》等7篇调查报告，及《吴歌源流无锡考》吴歌史研究论文一篇（1983—1984年《中国歌谣报》《民间文艺季刊》等）。1986年春无锡县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文艺多层次、综合性的学术讨论演唱会”，我写了《原本同根生、今日共聚会——无锡山歌、小调、滩簧学术讨论演唱会的由来》（1986年《中国歌谣报》8、9期专刊）。从1986—1988年《无锡日报》《镇江日报》连续发表长篇系列传奇故事《太平军在无锡》《忠王李秀成东征》连载，1988年冬在两次连载的基础上，加进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写成长篇历史传奇小说《天兵东征演义》（20万字，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获市、县一等奖、省优秀奖。这期间（1987年）还为歌王钱阿福隆重举行“钱阿福艺术生涯七十周年庆祝大会”，同时进行优秀民歌手授证，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一百多位领导、教授、民间艺术家参加。

岁月不饶人呀！一晃，不知不觉已到花甲之年了。1989年在我即将离休的时候，我决定将吴歌王的声、像永远留下来，撰写和策划（与人合作）《歌王阿福》电视艺术片一部，经过半年多筹备拍摄，由江苏等电视台连续播出，《新民晚报》以《千岁吴歌还活着》为题说：“《歌王阿福》的播出，使吴歌王的形象、歌声永远传之后世……”1990年10月获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俗民艺录像片汇映优秀奖”。

1990年无锡市“一市三县”空前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巨大工程，和全省大多数市、县一样胜利地完成编纂出版任务。在一片欢乐声中，有些人认为（也有个别人提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无啥搞了。当时，我想：三套集成工程，领导之重视，发动之广泛等可以说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但“绝后”，“无啥搞了”等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啊！不错，表面的、短小的、容易唱述的、重复的大多已搜集到，并选进各级集成。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和线索，还有许多长吴歌、长故事，有待挖掘和完善，特别是含“金”量重的（历史久远，篇幅浩繁，屡遭官府严禁逼害的，唱述的人又很少的，快绝迹的珍贵作品），必须抢救和深挖。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既是‘古代学’也是‘现代学’。”这话说得多好，现在古代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做好，“现代的”有的刚开头，大多还没起步，怎么可以说：“无啥搞了”呢？

1990年，我离休了，领导动员我迟退三年。我说：“人退工作不退，我早决定把‘终点站作为起点站啦’，我所喜爱的民间文学事业、吴歌、吴文化的研究工作在等着我哩！”

在各方引导、支持下，1990年是我深埋心中的“计划”实施的新的起点。首先研究和撰写有关“吴歌、吴俗、吴文化”的论文。从1990—1993年发表：

（1）《浅释吴歌与吴文化的关系》《吴文化的概念和涵义》《吴歌的源头和演变》《古吴文化播四海》《试论新吴歌的现实意义》《歌王和他的徒弟》《无锡吴歌和歌手的风采》《名师出高徒》等15篇（《民间文艺季刊》《乡土》《民间文艺家》、台湾《乡情月刊》等）。

（2）《江苏无锡拜香会活动》《宗教观念与民间说唱艺术融会的奇葩》《泰伯神祭祀习俗及演变》《老寄爷的祭祀习俗》等7篇（《中国民间文化》等）。

（3）《苏锡地区稻作山歌初析》《江苏无锡稻作生产及其习俗——无锡稻作演变纪略》《无锡米市的概况及行规习俗》《“草”与“米”的神威——无锡民间有关稻草和米的习俗》等5篇（《中国民间文化》）。

（4）《泰伯奔吴建吴》《吴都的地望及地位》《吴墟浅释》《句吴名称的来历》《吴地的断发文身》《从语言化石看泰伯奔吴》《无锡地区的古吴地下资料》《古吴遗迹遍及无锡》等14篇（台湾《乡情月刊》连载一年多）。1993年2月10日歌王钱阿福去世，15日为“歌王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北京、上海民协以姜彬为首组成五人代表团一早赶到无锡为阿福送行。追悼会后又举行歌王阿福作品研讨会两天。

1994—1996年是我实现新起点的第二步：

（1）我首先撰写出版论文集《古吴春秋》——无锡民俗文化（上、中、下）三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年获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二届民间文艺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优秀论著最高奖项。

（2）出版太湖机智人物双倌传奇长篇故事集《巧断奇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省民协第二届民间文学评奖一等奖。

（3）从万余首歌谣中精选整理出吴歌王钱阿福短、中、长近千首，出版《吴歌王的歌》——钱阿福歌谣选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此期间，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山歌研究》中收进我搜集整理的歌王钱阿福师徒演唱的《沈七哥》《小五姑娘》片断，和太湖山歌10多首。荷兰莱顿出版的《中国吴地采风》《中国吴地山歌》等三集，大型的《中国吴地山歌》的封面，就是：“无锡歌王钱阿福”的大幅照片，书中刊登多幅无锡歌手钱阿福、华祖荣、唐建琴（女）等演唱的照片，收进长（节选）、短吴歌50多首。

199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朱海容作品研究集》刊登和介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新疆、扬州、苏州、南通等各地的教授、专家、民间文艺家80多人的论文和研讨情况。会上，不少教授说：“朱海容年岁越大、成绩越大、质量越高、速度越快，这是一种可贵的现象、难得的现象。”我知道我做得还很不够，按计划还须加倍努力，我把领导和同志对我的鼓励，作为努力奋斗的动力。

1997—2001年，是我走上新起点的第三步，即整理出版英雄史诗《华抱山》。这一步是不同于前两步的“一大步”，是在前两步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是在我大半生民间文艺生涯基础上的最大一步，确切地说是了却了我一生最大的心愿——还哺育我的家乡父老兄弟们（特别是老歌手、老故事家）一点“情”和“爱”。

我的家乡歌谣多，“山歌如山又如水，石成高山水成海”。我的家乡长歌多，“太湖长歌多又长，《沈七哥》《薛六郎》《小五姑娘》，《华抱山》是长吴歌中黄金梁”。上述歌谣是对太湖明珠无锡歌乡的真实写照。

《华抱山》长歌从小就听到，他出生在鸭城，他的坟墓叫“大王坟”，在鸭城北二里的板桥附近，他落山为“公道大王”的吼山在鸭城东三里地，他的许多遗迹和大王故事、英雄歌，老人们常讲常唱，但都是零碎的。“文革”前我把各地听到的都按原话记录。当时，我感觉：①因传子不传婿等原因，讲述的人不多了；②因历代严禁，讲述人都有顾虑，不肯全讲全唱；③内容丰富、曲折；④篇幅太长了。痛心的是“文革”把所有记录资料毁了。

“文革”后，我按“积极搜集”“慎重整理”和“科学性、文学性、可读性”等原则，以及“先易后难”，“先熟后生”等方法，在搜集整理出版三套集成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理论作品等）的同时，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挖掘和充实《华抱山》（50多万字）的资料，特别是又寻找到唱《华抱山》的5位歌手。

1994年后，由于：①三套集成等原计划任务基本完成；②《华抱山》的资料已充实；③唱述《华抱山》的队伍已扩大；④协作区、省、市、县有关部门的催促，特别是钱舜娟、过伟、高国藩等多次来信说：“听歌手华祖荣说《华抱山》比《小青青》长许多，是个英雄好汉歌，这类歌不挖就是罪过啊！”

从此，我的精力就转向《华抱山》的整理上。步骤上分三小步：①1994—1995年汇总、补充、核对整理成《华抱山》第一集初稿；②1996—1997年修改、完善二稿、三稿、四稿直至定稿，送出版社出版；③1997—1999年《华抱山》第二集，补充、核对、修改、完善、定稿（连五稿）送交出版社。

经过五六个年头的日夜苦战，《华抱山》第一集6 000行，于1997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华抱山》第二集9 000余行，于1999年4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获锡山市（即原无锡县，隶属于无锡市，今改为锡山区）特别贡献奖，2002年获无锡市“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中华民间文学史》中立专章介绍《华抱山》。2001年韩国出版的《中韩文化交流研究》第3期，2002年第4期以“中国第一部汉族英雄史诗《华抱山》”为题，设了专辑，发表北京大学段宝林、复旦大学吴欢章、广西师范学院过伟、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士杰、程蔷等14位著名教授专家10多万字评论。2001年7月在无锡市召开“英雄史诗《华抱山》中、韩国际研讨会，中、韩、日80多位教授、学者参加研讨。会上，宣读交流50多篇论文。大家认为史诗《华抱山》出版意义重大，足以打破“汉族无英雄诗”，“江南无英雄歌”等定论，足以补写进中国文学史，也无愧于进入世界文学宝库。研讨会前后，《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文学报》等39家报刊及新华社等以《中国民间文学又一大成果》《历史上一大突破》等50多篇报道和介绍。

1990—2000年的10年是我走完新起点第一阶段的三大步。

2000—2010年的10年是我新起点计划中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也分三步走：①完成《华抱山》第三集的整理和出版；②完成根据太湖民间机智人物《双倌》的故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文学本——《鸭城田神》（20—30）集；③完成根据太湖无锡地区唯一的《民间秘歌》（约1 000多首）。

2010—2020的10年是我作为新起点的第三阶段。进一步挖掘丰富现有的资料，整理出版近代、现代《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笑语》《民间习俗》，简称新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四套集成》。

我新起点第一阶段10年的计划及以前的所有计划任务都完成或超额完成。求求老天让我多活10年吧！如果有来世的话，那么我向“来世”借10年（20年也愿），让我完成第二阶段、第三或第四阶段的任务，不完成，我还不清同志们、乡亲们，特别是歌手、故事家们给我的情和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