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人类学对一般人来说，是很生疏的。它们都是研究民间文化的学科，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学科。马克思晚年曾敏锐地关注人类学这门新学科，写了不少“人类学笔记”（其中的《摩尔根枙古代社会枛笔记》早已译为中文）。

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主要学的也是民族学（“民族学”是欧洲大陆对人类学的称呼，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学），这一点往往不为人所知，所以我曾写过《蔡元培与人类学》一文，被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的专家们所看中，在首次学术评奖时，被评为唯一的“论文一等奖”。

马克思、蔡元培这些先进人物，为什么那样重视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学科是研究民间文化的，也就是说是研究人民的，而人民是社会的基础。

本来，民间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根基是处在地下的，一般人往往看不见它们，只看见大树而不见其深根，只看见大厦而不见其基础。

而敏锐的先进学者马克思、蔡元培等人则深刻地关注着人类文化的根基。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人，包括一般高、中、下三层学者们，至今仍然对民间文化并不重视，所知无几，甚至认为广大人民不识字，所以他们“没有文化”，而无视民间文化的存在。

在社会上，在文坛中，各种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总是应该弘扬先进文化而抛弃落后、陈旧的文化观念吧！

鲁迅晚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写了一篇《不识字的作家》，认为在不识字的文盲群里，从来是有作家的，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口头创作的歌谣，如诗经国风和乐府民歌，“不识字的小说家”口头创作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生活故事、幻想故事、笑话、寓言、童话，等等）。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华抱山四大英雄史诗，更是宏伟的民间创作了。

因为口头创作在民间流传，像风一样，如不及时记录，就会一吹而过，甚至连痕迹也不留下来。因此，记录、研究民间文学就非常必要，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早在“五四”之前一年多，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蔡元培的“校启事：征集近世歌谣”，如晴天霹雳，在中国历史上打开了研究民间文化的新时代，于是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民俗学、人类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发源地。

当时北大成立了“歌谣征集处”（1918）、歌谣研究会（1920）和《歌谣》周刊（1922），《歌谣》周刊到1925年6月共出版97期、增刊一期。于是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民间文化的专家：蔡元培、刘半农、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大白、容肇祖、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常惠、魏建功、朱自清以及后来的钟敬文、赵景深、江绍原、郑振铎、娄子匡、朱介凡、贾芝、吕骥、安波、韩燕如等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者。他们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到三四十年代，从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开拓工作，一方面从西方引进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的调查收集与研究工作。以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浙江《民间》等刊物为基地，成立北大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中国民俗学会、延安民间音乐研究会等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是研究民间文艺的一个重要基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出版《民间文艺集刊》（1950）与《民间文学》（1955—1966，1979至今）和《说说唱说》（1950—1955）、《曲艺》（1957至今）、《曲艺艺术论丛》（1982）、《民间文学论坛》（1982至今，后改名《民间文化论坛》）、《民间文学集刊》（1957—1985）、《故事会》（1963至今）、《乡土》（1980—1985，江苏）、《南风》（1980，贵州）、《山茶》（1980，云南）、《山西民间文学》（1981至今）、《山海经》（1981，浙江）、《吉林民间文学》（1982，后改名《民间故事》）、《故事报》（1982，辽宁抚顺）、《黑龙江民间文学》（1981）等刊物。

这些民间文学刊物多以发表作品为主，研究性的刊物很少，研究成果也不多。

这是由于民间文学研究是个冷门，研究者较少。正如周扬同志在为钟敬文先生祝寿时所说：“民间文学研究家是‘稀土元素’，是中国所缺少的人才”。

这种情况至今似乎仍然基本如此。

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还是很少的，有的大学甚至因教师缺乏，连“民间文学”课也开不出来。和当前全国轰轰烈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因此，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

过伟同志的《中华民间文学民俗学26名家》一书，正是非常适时的一部开拓性的重要著作。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民间文学传承人——歌手、故事家，介绍了吴歌杰出的传承人、采录家朱海容与歌手故事家陆瑞英；二是24位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家，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较全面地介绍了几代名家的业绩。

书中对名家的介绍比较符合科学要求，有概括的说明和评论，以第一手材料为主，用大量事实展现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描写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也有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

由于这些人物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史上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本书的研究可看成是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这个重要方面，在过去的学术史上基本空白，所以，本书也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

隔行如隔山，过去的文学研究者大多缺少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他们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往往看不到民间文学这一方面。“山那边呀好地方”，他们是看不见的。

然而，民间文学是文学的根基，缺少对根基的考察与研究，这样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文艺理论与文学评论）当然是不全面的。其科学性是大有问题的。

文学研究者必须补上民间文学这一课。

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者，则是对民间文化较早具有文化自觉的一些进步学者，他们先行了一步。他们的经验、教训与研究成果，都是值得学术界重视的。

如果学术史缺了这一大块，那将是很不完整的，很不科学的。

本书中介绍的名家各有特色。

钟敬文先生从1924年11月起，即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歌谣“杂谈”，后来成为《民间文艺》《民俗周刊》的编辑，从事歌谣、故事研究，成果丰硕。几十年来，他坚持研究民间文学，直到百岁逝世时还在指导博士生学习，终生热爱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事业，这充分说明了民间文化事业的强大吸引力。

无独有偶，也是百岁老人的娄子匡先生，始终坚持民间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工作。他在台湾创办“东方文化书局”，编印出版许许多多民间文学与民俗书刊、资料，在国内外影响甚大，直到去世之前，还向我们征集“中国龟文化”资料。这种为民间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姜彬同志原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及其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他以“天鹰”的笔名出版了好几本歌谣研究的专著，在20世纪50年代是非常突出的，可惜在学界并不为文学研究家们所重视，实在是很不公允的。因此加以应有评价实在非常必要。他后来作为吴歌学会会长，在吴歌长诗的采录研究和吴文化的区域文化研究中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新贡献。

谭达先博士原为中山大学民间文学教师，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民间文学散论》《民间童谣散论》等研究著作，因“左”毒为害，被迫于80年代初迁居香港，后来又移居澳大利亚，但他始终坚持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出国前监督劳动时利用休息时间悄悄地写作《中国民间文学概论》等8本著作，国内不让出版便带到香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广受欢迎。他在香港写硕士、博士论文，68岁取得了香港大学博士学位，对元曲中的谣谚、对哭嫁歌及民间传说都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后来又对港、澳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民间文学进行了踏实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开拓性，这是前人所未有的。

如果没有开拓精神，是很难进行民间文化研究的，这里处处是空白点，需要开发。谭达先博士在香港搜集港、澳民间文学作品时，竟收集不到一首澳门歌谣谚语，也找不到一个澳门故事。他常去澳门讲学，都没有见到澳门的民间文学作品。1995—1997年正好我在澳门大学教书，发动学生做“乡土文学”“新诗与民歌”及写作课的作业时，记录歌谣、故事、谚语和各种民俗（年俗、食俗、游戏民俗，等等），收集到好几百篇作品。我把这些记录交给达先兄整理，他大喜过望。我们还一起到明爱老人堂去听百岁老人讲故事，于是合作编成《澳门歌谣、谚语、谜语》《澳门民间故事传说》两本书，他在此基础上写成《澳门民间文学研究》专著，并应我们约请，为《澳门民俗大全》（即《中华民俗大典》澳门卷）写出“澳门民间文学”一章两万多字。

直到80多岁，得了癌症，他还带病写作，并自费出版《中国二千年民间故事史》和几本论文集。这种精神与学术成果，都是极其珍贵的。

侗族专家林河先生把死的考古文物与活的民俗结合起来研究，提出许多新的学术见解，据江西、湖南考古发现一万年前人工栽培稻遗物论证“中华文明一万年”，这些见解有的非常新颖、大胆，是独创的，有时会引起非议，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学术著作在上海、广州与日本出版，富有启发性。蒙古族专家乌丙安先生是钟敬文先生的大弟子，虽然1957年被罚下农村，却使他对民间生活习俗有了一般人没有的深刻体会。改革开放以后，他引进国外的民俗学理论，先后写成《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两本很系统的理论专著，为中国民俗学理论基本建设作出卓越贡献，在普及民俗学知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他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实践家。回族专家郝苏民先生、蒙古族女学者邢莉，在蒙古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中都作出了杰出的成果，不只在研究中，而且在教学与编辑出版工作中，也卓有建树。

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学者代表白庚胜，不仅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获得中国、日本两个博士学位，对纳西文化及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而且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中国文联书记处的领导工作中都有巨大的突破，成为新时期民间文化研究的明星。

汉族名家老一辈健在者有台湾的朱介凡先生和北京的贾芝同志。朱介凡先生毕生研究谚语，兼及歌谣及民俗，著作等身。他的《中华谚语志》煌煌十一卷，是集大成的巨作。直到九十多岁仍然笔耕不缀，近两年陆续给我寄来好几大本民俗学的回忆录与过去的文集，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

贾芝同志自称“草根学者”，其实是民间文学大家，是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从延安鲁艺，他就从事民间文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便投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建工作，是主要的具体组织者，他是秘书组长，实为秘书长，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宗旨、纲领、领导机构组成成员等各项重要工作，进行具体落实，并编辑《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丛书。1950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郭沫若副总理为主席，老舍、钟敬文为副主席，理事包涵了各文艺部门的顶级专家，如音乐界的吕骥、马可、安波、周巍峙，美术界的古元、常任侠、张仃，戏剧界的田汉、欧阳予倩、程砚秋、张庚、李伯钊、马健翎，舞蹈界的吴晓邦、戴爱莲，曲艺界的王尊三、连阔如、王亚平、林山，文学界的茅盾、周扬、郑振铎、阿英、丁玲、艾青、赵树理、李季、光未然、柯兰、俞平伯、游国恩、魏建功、吴晓铃、王春、孙剑冰以及民俗学家常惠、江绍原、容肇祖、黄芝冈，等等，真是盛极一时。这是所有文艺协会中最先成立的协会，是聚集了各协会精英明星的协会。

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挂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出版社领导换人，新领导人看不起民间文艺，认为民间文艺是“封建文艺”，取消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活动，从1952—1955年，停顿两三年之久。当时文化部要调贾芝同志去国外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工作，他给文化部长茅盾写信，认为自己还是留在国内从事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更为重要，于是改派别人出国。为了恢复民研会的工作，贾芝同志多次给中宣部周扬、林默涵等人写信，反映意见，终于取得支持，于1955年4月创办了《民间文学》月刊，并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转到中国文联。这种变动，保证了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贾芝同志真是功莫大焉。如果当时任这一专业组织自生自灭，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贾芝同志一直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心骨，领导着民间文学工作的健康发展。他的文章、报告、文集都具有很大的开拓性。他组织领导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对“三大史诗”搜集翻译研究的工作，都列入了国家规划。

贾芝同志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他知道党的文艺方针、路线，不但进行组织领导，而且进行专业的内行领导。他所制订的“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已被历史证明是一个很好的方针，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必要的，有人要反对也反不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贾芝同志懂得马列主义的两大原理，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这是正确领导的前提，他是坚持原则毫不动摇而又善于走群众路线的。他跑遍了全国各省市，并在1979年第一批参加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活动，去过许多国家开会，受到芬兰总统接见，并被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国内外影响深远。

其他汉族学者汪玢玲、杨知勇、过伟、刘城淮、高国藩、段宝林、刘锡诚、刘守华、柯杨、金荣华、叶春生、徐华龙等人，亦都各有建树创新之处，有各自闪光的动人之处。

汪玢玲先生也为钟敬文先生的大弟子，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多有开拓创新，不断有新作发表。她在70岁以后所出版的关于虎文化研究的专著，受到广泛好评。

杨知勇先生曾在云南打过游击，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阿诗玛》的搜集工作，建立了功勋，后虽在1957年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坚持民间文学研究，努力用新的方法进行突破，不断有所发现。

过伟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清华大学中文系参军南下，在广西参加地方工作，主编《宜山农民报》时发动了民歌采集活动，收集到二十万首山歌，编选《柳州宜山山歌选》，多次再版，1957年后被罚下农村劳动后，坚持调查研究，在民间文艺、民俗学方面辛勤劳作，出版专著、选集等70本，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是他团结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共同完成的。他往往起到组织领导者的作用，而在署名时，却退居后位。这种高风亮节引起各兄弟民族学者的尊敬，这种踏实苦干的作风，特别值得学习。

刘城淮同志原在一矿山中学任教，业余从事神话研究，写成专著在上海出版，这是克服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的。他不顾癌症生死，坚持民间文学研究，令人景仰。

高国藩同志原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随郑振铎、吴晓铃等老专家学习、研究。1957年遭贬，改革开放后投身敦煌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深入研究，写出许多专著，影响很大。

段宝林1958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民间文学教学。1958年后全国各大学停开民间文学课时，北大得天独厚，他坚持给中外学生讲民间文学课多次，并印发讲义，被钟敬文先生誉为“有张志新精神”。他坚持马列主义科学方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民间文学本体论方面，提出了民间文学内容的特征——直接人民性；民间文学总体特征——立体性；在民间文学价值论方面，于20世纪60年代系统论证了民间文学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在“文革”中批判林彪“天才论”时，写出系统论文《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他以此文在1978年10月的兰州会议上作了两个小时的主题报告，引起轰动，为新时期民间文学腾飞敲响开台锣鼓。1987年12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把学习民间文艺作为普遍的文艺规律进行了新的论证。在民间文学调查研究方法论方面提出立体描写的科学方法，并由此提出六维立体思维模式，受到学界好评。由此，北大外语学院卓有成就的张玉安教授在“我受影响最大的五本书”中把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列为第三本。此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被国内外许多大学用作教材。在民俗学的理论方面，段宝林认为“历史残留物”作为民俗本质的流行理论是不全面的，从而提出并论证了“民俗的本质是生活美”的新理论。这在民俗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上都是较大的创新。因为美学在西方被看成是“艺术哲学”，只能研究艺术美而不研究生活美。

段宝林重视调查，曾到全国各省市（除台湾外）、世界五大洲30个国家考察，他同贾芝、吴超等同志1979年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审工作，认为普查很必要，建议民间文学也要搞普查、编集成，向音乐家协会学习，受到贾芝同志重视，当即并于1983年获准上马。后来，段宝林创议编《中华民俗大典》，获中国民协、中国民俗学会支持主办，现正在进行之中。他和贾芝二人是丁乃通先生介绍参加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的第一批中国会员，自1984年起写论文参加历次大会。他关于民间笑话的美学价值的文章，突破了西方喜剧美学的基本理论，引起学会主席劳里·航科对西文中心论的怀疑；他在1995年1月印度会议上发表的“论民间故事的发展前景”一文，也受到极大重视。此专题成为下一届会议（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哥廷根大会）的主题（民间叙事的未来）。可见，中国学者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在国际科学界起一定的带头作用。1996年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把最大的奖“彼得奖”授予段宝林，不是偶然的。

刘锡诚同志原是从事俄文翻译工作的，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还在高尔基及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出版过专著。后来他也从事民间文学的编辑和研究工作，特别是1983年他主持民研会的工作以后，努力引进新的学术观念，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做法是应该肯定的。退休后撰写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

刘守华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表文章对故事记录的科学性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改革开放以来，他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发表了许多著作。这种研究从事实出发，科学性较强，比较扎实。他对中国民间故事史、道教民间文学与其他问题的研究也都如此。

柯扬在花儿研究和西北民俗的研究中有独特的贡献。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深入山区进行花儿民歌的采集调查，后来又进行了更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写成专著，很有特色，很吸引人。

金荣华先生是台湾的民间文学研究大家，早在1978年丁乃通先生回国时已介绍了他的研究，说他用“情节单元”代替“母题”的概念，更加明确、恰当。他学习大陆搞民间文学普查的经验，在台湾发动一些县，对高山族一些支系，进行民间文学调查和集成的编印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和研究所所长，组织领导师生（特别是民间文学博士班）进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类型分析，编印类型索引，做了非常踏实的工作。在这一方面我们大陆学者反而没有去做，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如今三套集成出版工作即将全部完成，后续的工作如何进行，仍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金荣华先生前瞻的眼力。

叶春生同志是“文革”前钟敬文最后一届研究生，改革开放以来，在岭南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调查研究中，发表了许多著作，成绩很大。

徐华龙同志是在复旦大学随赵景深先生系统学习过民间文学理论的学者，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也硕果累累。特别是他在编辑工作之余，从事研究与著述，发表了好几本专著，在上古歌谣、歌谣心理和鬼文化的研究中，多有新的开拓。

总之，“26名家”的研究，向世人介绍民间文学研究的情况，实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填补了这块学术史上的空白，纠正了人们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虚无主义偏见，是饶有教育意义的，并且也是发人深省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它的局限性。“26名家”虽然有一定代表性，但也还不甚全面，有些大家，如顾颉刚、赵景深、江绍原、郑振铎、杨堃、杨成志、关德栋、杨荫深、薛汕、魏建功、蔡元培、闻一多、朱自清、阿英、胡怀深、罗永麟、韩燕如、孙剑冰、吴晓铃、张振犁、张紫晨、林惠祥、周作人、胡适等人，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独特的贡献，值得研究，但由于篇幅等条件所限，未能一一评述。不过也好，这“26名家”都是作者过伟同志所熟悉的，他可以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写起来也更加亲切。

由此书可知，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是许多新中国的学者热衷的，他们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作出了许许多多成绩，真是洋洋大观，令人应接不暇。然而，在现代学术史上，却少有人问津，需要重磅炸弹打破这个学术壁垒，这是学术观念的问题，文化观念的问题。如果仍然只见大树而不知根基之重要，只见大厦而不知基础之必要，当然也就会停于对民间文化无知无识的盲目境地，认为“都是如此的”而心安理得，这实在是当前学术界需要突破的一个大问题。

我相信，过伟同志的这本书，对打破这个学术壁垒，使民间文化研究受到世人了解，从而加快对“第三资料库”的开发，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部书将会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是为序。

　　　　　　段宝林　　　　　

2009年7月5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