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

社会科学今天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既是它当初诞生时所无法预知的，又有违当时许多人的初衷。社会科学建立之初，学者们希望它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单一科学。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愿望是不现实的。自19世纪初叶以来，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加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科学不断发生分化，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先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据估计，它的分支已达数千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各学科不断分化和高度专门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综合化发展态势。虽然专业化和分化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综合化、跨学科研究却在日益增强。一些边缘性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不断出现，各学科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重叠和交叉越来越多。一方面，社会科学与哲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彼此关注的问题比以前更多了。社会理论在与认识论有关的问题上越来越哲学化了，而在欧美哲学所关注的问题上，哲学越来越社会学化了，过去曾一度认为难以避免的认识论问题，现在更要依靠社会惯例来解决。另一方面，哲学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的渗透和扩张。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只重视发展生产而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从而导致了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社会保障、贫困、都市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企业家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需要改进传统的研究方法论和方法，消弭由使用单一方法所带来的偏颇和局限，因此，出现了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超学科研究视角，把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结合起来的混合方法研究，以及试图超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区隔的复杂性研究。

（一）后现代主义的渗透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更广泛的后现代运动的一部分。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场大众文化运动和思想运动，涵盖了建筑学、艺术、音乐、文学批评、法律、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后现代主义肇始于人文学科，植根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nihi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特别是海德格尔、尼采、萨特与维特根斯坦等人的理论思想。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拒绝。由于其纷繁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具体的定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与现代主义作对比。现代主义是指兴起于西方“启蒙时代”的基本预设、信仰和价值，它推崇理性、民主和人道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真、善、美的标准，相信科学技术进步，对科学技术充满了信心，对人类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所确立的预设、思想和实践的反动。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奠定了基础。首先，由于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人口增长、全球资本主义和世界移民，世界的多样性在加大。单一民族国家之间文化的混合和融合，以及不平等和权力等变化中的社会结构都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内部也出现了多个相互竞争的理论视域，每个理论视域都说自己提供了更好的解释。这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挑战了关于“普遍真理”的观念。而且越发严重的社会碎片化和社会科学的视域化也对占统治地位的经验论逻辑（即归纳逻辑）提出了挑战。据此，有些哲学家开始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只具有暂时性，有待于进一步修正。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关于确定性知识的科学原则。此外，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出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有关现实的社会建构本质的观点就开始出现了。

后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没有根本的区别。它对各种抽象的解释表示怀疑，认为研究最多也只能做到描述，因此所有的描述都具有同样的价值。研究者的描述不会比其他人的描述好到哪里去，研究者所描述的只不过是个人经验。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彻底转变或解构社会科学，甚至否认社会世界的存在，质疑任何系统的经验观察、知识概括以及知识积累。他们认为，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知识，各种知识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或地域烙印。他们质疑对逻辑、理性和理智的依赖，质疑对真理的追求，因为真理要涉及价值观、秩序和规则。后现代主义反对明晰性、必然性、整体性和连续性，而代之以含糊性、相对性、破碎性和不连续性。后现代主义还拒绝有关通过理性来促进人类进步的思想，拒绝用科学来做预测或制定社会政策。

后现代主义具有以下一些特征：①拒绝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信仰。②过度依赖直觉、想象力、个人经验和情感。③充斥无意义感和悲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会有进步。④极端的主体性，认为心灵与外部世界没有区别。⑤狂热的相对主义，认为有许多关于世界的解释，这些解释中没有一个是更好的。⑥强调异质性、混乱性和复杂性。⑦拒绝研究过去或差异，因为只有此时此地是相关的。⑧无法研究因果关系，因为社会生活过于复杂且稍纵即逝。⑨研究永远无法真正地呈现社会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研究问题上，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当地的话语，特别是在小地方产生的话语，这些话语反映了多个现实、对现实的认同和多重解释。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上，对研究参与者和研究者的社会建构代替了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和理解。访谈不再被视为对现实的报告、对受访者体验和意义的表达，而是被视为由主导话语问题及其回答所构成的当地背景。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成果不再被视为基于扎实田野调查而对其他文化的权威报告，而是被视为被研究者的建构和原创作者的虚构文本。在研究成果报告上，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以中立的方式来呈现研究结果。他们强调，不应该隐匿研究报告的作者或研究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在报告中显示他们的存在。因此，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报告就像是一件艺术品，目的在于启发读者，为人们提供娱乐，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唤起人们的回应。后现代主义研究成果的呈现常常带有舞台、表演或戏剧的风格，其形式不拘，可以是一篇小说、一部电影或一场戏剧。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提出，与学术期刊相比，用戏剧或音乐作品来呈现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效果更好，因为它的价值在于讲述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会引起有过类似经历者的共鸣。

后现代主义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反科学取向已迫使社会研究者重新审视其社会研究方法论，这里有三种可能的方法论立场：第一，放弃所有系统地理解社会生活的尝试，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立场。第二，接受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一切主张，并按其主张行事，这是一种盲从主义的立场。第三，接受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所提出的一些无法回避的批评，比如要求语境限定（context-specific）、多重现实和社会建构现实、强调知识的暂时性，以及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改革主义的立场。就这三种立场而言，我们更倾向于第三种立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知识具有暂时性，但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知识相对主义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二）跨学科、“超学科”研究的增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发展，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研究模式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超学科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利益相关者一道工作去解决生活世界问题的一种尝试，是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在传统上，科学是超脱于现实生活世界之外的，科学被看成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解释。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化，然后是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分化，进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20世纪初叶，科学有加速分化的趋势，科学各学科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每个学科都关起门来自成一体地进行研究，学科之间很少沟通、交流和合作。专业化一度成为阻碍现代科学继续发展的障碍，因为每个事物都有负面作用，专门化可能阻碍了人们对负面作用的认识。基于这样的认识，研究者们提出了要进行“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等人提出了系统理论，认为存在着科学知识抽象结构统一体。皮亚杰（Piaget）提出了知识破碎背景下的科学统一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战后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更多地是以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詹奇（Jantsch）首次使用了“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概念^[1]。他提出，政府、业界、大学这三方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创新，他建议，用系统论来研究组织，把高等教育改造成教育创新的系统。这样，通过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交流，科学成为社会生活过程（即现实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解释框架内，解决问题包括了反思、态度改变、个人能力的提高和所有权的变更。超学科行动研究成为科学家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内容。

超学科概念是在单学科、多学科和跨学科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学科研究是最常见的科学研究形式，仅限于在单一学科、单一领域或研究分支里进行研究。在单学科研究中，研究者一般有共同的研究主题、学术语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多学科研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涉及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还比较初步，仅仅限于研究结果的汇总，概念、认识论、方法论和学科之间的融合或整合程度都不高。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学科合作，它整合了多个学科的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范围和领域。在跨学科研究中，概念、方法论或认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整合和交换，能够相互补充和相得益彰。（Gibbons et al．，1994；Jantsch，1972）超学科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研究形式。超学科的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超学科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来获得对整体现实世界的认识。（Gibbons et al．，1994；Klein，1996；Salter et al．，1996）因此，可以把超学科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跨学科研究，这一研究形式打破了学科内外的界限，对学科知识和非学科知识进行了高度的整合。超学科研究的例子有：技术评估研究和健康伦理研究等。

从根本上来说，超学科不是工具意义上的一种方法，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世界观。超学科基于量子物理学的两个观点。第一，超学科采用了包含中间状态的逻辑，这与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迥然相异，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没有中间状态。然而，中间状态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加以说明。包含中间状态的逻辑在数学上已得到证明，适合于解释各种复杂性现象。超学科的第二个观点是现实世界是多维的。事物的每个层面都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量子层面现象与日常生活现象有着不同的表现。目前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等领域都在坚持二值逻辑以及现实是单向度的思想，仍然以牛顿世界观和19世纪的科学观为圭臬。尽管人类已经历了科技革命和电脑革命，量子力学技术已应用到日常生活，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深受旧有世界观的影响。21世纪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依靠传统的方法很难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借助超学科研究来实现某种超越。

超学科有五个方面的本质特征：①超学科处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挑战科学知识的支离破碎，具有杂交性、非线性和反思性。②超学科强调不确定性和应用的语境，重视语境限定的知识沟通，而这个应用语境正是通过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断沟通来建构的。③超学科强调相互沟通的行动，要求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在各个研究阶段进行密切和持续的合作，在不同行动者及其观点的沟通中形成所要研究的问题。④超学科也是行动导向的研究，不仅要整合不同的学科，而且还要整合理论发展和专业实践，不仅要生产出解释社会问题的知识，而且还要生产出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知识。⑤超学科要有新的组织构架来保障，超学科知识生产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松散的结构、扁平的科层制、开放的指挥链。

“超学科”主要有四个研究重点：第一个重点放在生活世界的问题上，第二个重点是学科范式的整合和超越，第三个重点涉及参与性研究，第四个重点是寻求学科外的知识统一。超学科用下列方式来处理问题：①把握问题的复杂性，②重视生命世界的多样性和对问题的科学看法，③将抽象知识与案例特有的知识联系起来，④增进被视为公共利益东西的知识和实践。（Pohl et al．，2007）

总之，超学科是一种方法论、研究理念或世界观。超学科对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的二元逻辑和线性逻辑进行了挑战，对科学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分离进行了纠正，对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革命。与传统意义上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相比，超学科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跨学科研究，也是跨学科研究的最新发展形式。

（三）“混合方法研究”的进一步运用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定量方法主宰了社会科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描述性统计分析日益成熟，推论统计学得到飞速的发展。在20世纪40—50年代，定量研究主导了社会科学研究。在行为科学和组织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信奉价值中立，通常用“假设—演绎”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相比，定性研究一直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定性研究发轫于19世纪，随着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早期的定性研究主要凭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来进行，但因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指导原则和操作规范，长期得不到重视。20世纪最后20年，在对定量研究质疑声中，出现了所谓的“定性革命”，定性方法登上历史舞台，应用研究受到重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建构主义也备受关注。定性研究被看成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定量方法的一种反动。建构主义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范式争论，即所谓的“范式战”（Gage，1989），两大阵营围绕范式或世界观对对方的研究方法、程序严谨性以及结果效度进行批评。

在两大阵营激烈争论的同时，出现了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混合方法”。混合方法研究作为兼具这两种方法长处的一种实用技术，成为这场“范式战”一个未预料的后果。尽管混合方法研究仍未完全成熟，但是它一开始就是以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出现的，被西方学者看成是继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Johnson et al．，2004），“第三条道路”（Gorard et al．，2004），“第三次方法论运动”（Teddlie et al．，2003）和“第三种研究共同体”（Teddlie et al．，2009）。

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是“意义提升（significance enhancement）”。根据柯林斯、奥屋格普兹、萨顿（Collins，Onwuegbuzie＆Sutton，2006）等人的观点，“意义提升”是使用混合方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它包括使用混合方法的五个目的（Greene et al．，1989）：①“三角互证”，即把定量数据的结果与定性数据进行比较；②“互补”，即在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其他方法的结果的比较中寻求解释、例证、改进和澄清；③“发展”，用某个方法的结果来丰富另外一种方法的结论；④“引发”，即揭示研究问题重构过程中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矛盾，描述数据中出现的新观点；⑤“扩展”，通过使用多种方法来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范围。

混合方法的中心假设是，用两种方法要比用一种方法能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Johnson et al．，2004）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指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或掺和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是“研究者在同一个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了定量和定质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与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在同一个研究中运用一种或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塔沙克里和特德莱（Tashakkori＆Teddlie，2003：711）把混合方法定义为“一种把定性和定量方法用于问题类型、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和/或推论的研究设计”。在《混合方法研究杂志》（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的创刊号上，混合方法被定义为“调查者在一项单独的研究或调查项目中对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混合和推断的研究。”（Tashakkori et al．，2007：4）

我们认为，混合方法是一种带有哲学假设、兼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研究设计。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混合方法关注收集和分析数据，强调在单项研究或一系列研究中混合使用定性和定量方法。混合方法问题指导着混合调查研究，它可用叙事或数据来回答。问题在混合方法中占有中心地位。混合方法数据分析涉及对统计和叙事数据的分析技术，以及其他混合方法特有的策略。在混合方法研究中，调查者需要在统计分析和主题分析之间进行熟练地切换。一般而言，混合方法论者应该精通定性和定量的经典著作以及混合方法研究著作（Creswell，1994，2003）。

混合方法还有一些其他资料收集和分析的技术。把混合方法研究看成是一种纯粹和精确的“方法”，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同。但是，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研究设计，它既是调查方法又有哲学预设。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涉及指导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哲学预设，以及在研究过程每个阶段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混合。一些混合方法研究者认为，混合方法是另一种与定量方法论或定性方法论并驾齐驱的方法论，它有自己单独的哲学预设和理论立场。从本质上讲，所有研究方法背后都有规范调查者研究的哲学预设。方法论一词意味着研究过程的复杂性，混合方法研究假设了一种或几种世界观，强调了应用的导向。但是，大部分混合方法调查者对它背后的哲学导向不感兴趣，这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范式战”没有影响许多混合方法研究者的原因。他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研究问题本身，而不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讨论。

进入21世纪以后，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混合方法研究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主要有三个特点：①加强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的对话；②混合方法研究及其应用的数量显著增加。③混合方法逐步成为独立的方法论领域。这个时期加强了定性和定量两大阵营之间的对话，同时也加强了混合方法研究与其他方法的对话。混合方法研究积极回应来自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的质疑和挑战。例如，“科学为本研究（SBR）”是布什任期内美国教育部所提出的后实证主义研究立场，它主张用随机控制实验作为教育政策研究中因果性的“黄金标准”（Cook，2002）。混合方法研究对此进行了回应，提出因果性问题非常复杂，定量方法不能独自解决因果性问题，只有在定量调查中加入定性研究才能解决复杂性因果问题（Maxwell，2004）。

近年来，混合方法研究及其应用不断增加。一方面，学术期刊上有关混合方法研究的论文不断增加。有学者统计过，从1995到2005年，共有60多篇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使用了混合方法研究（Plano Clark，2005）。另一方面，混合方法研究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家庭医药年报》（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发表了有关混合方法研究的专刊（Creswell et al．，2004）。《咨询心理杂志》（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发表有关定性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的专集（Hanson et al．，2005）。《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和《柳叶刀》（The Lancet）等权威期刊要求在健康科学实验检验中使用定性数据。

最近，不少研究者呼吁，要把混合方法研究看成是一种单独设计。一些研究专著和专业学术期刊的出版更加速了混合方法作为单独方法论领域的形成。《社会和行为研究混合方法手册》（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Tashakkori et al．，2003）专门讨论了一些有关混合方法的争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应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3）把混合方法看成是继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后的第三种方法。约翰逊和奥屋格（Johnson et al．，2004）把混合方法看成是教育研究中的合理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塞奇（Sage）出版公司在2005年创办了《混合方法研究杂志》（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专门刊载有关混合方法研究的学术论文，著名混合方法研究专家克雷斯韦尔（Creswell）和塔沙克里（Tashakkori）担任主编，该刊第一期已于2007年1月问世。混合方法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2005年7月在剑桥大学首次举行混合方法研究国际研讨会，共有100多位混合方法专家和方法论专家参加了会议。

混合方法研究是一个与定量和定性方法并驾齐驱的方法论工具，有其独特的世界观、术语和技术。混合方法设计整合了传统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整合在一起来解决研究问题，这两种方法的混合大于两种方法的简单相加。可以预见，混合方法设计将是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工具，研究者也可以从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中获益。尽管如此，混合方法研究才刚刚起步，总体上还不成熟，但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四）复杂性研究的广泛应用

复杂性研究（complexity research）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学术进展和学术潮流，甚至被称之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研究是一种日益强大的知识运动，它强调，人类社会系统是所有系统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复杂性研究将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使社会科学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复杂性研究被视为一种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统区隔的新观念。复杂性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本体论，它拒绝了以普遍知识、实验控制、决定论和线性因果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它对事物的解释性说明是以有限知识、情境知识、开放和不可预测系统，以及复杂要素间的非线性互动为基础的，而这些要素表现出“层创性”和“自组织性”。复杂性理论已被称为“对现实的跨学科理解，包含了带有层创特性和转变可能的复杂开放系统”（Byrne，2005：97）。

复杂性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是反还原论，它反对用系统要素来解释系统，强调系统性能要大于各要素（或部分）之和，因为复杂性系统会产生新的和不可预测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源于各要素（或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复杂性系统具有以下一些特征：①它是与环境不断进行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②它处于远离平衡态，需要不停的运动以维持其自身结构和生存。③它们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要素之间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④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的反馈回路，正反馈会增强要素的活动，而负反馈则会抑制要素的活动。⑤系统行为是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要素可能会被替换，但结构却被保留下来。⑥每个要素都不了解系统的总体行动，只会就地行动，只知道就地所发生的事情。

在复杂性研究中，“层创”和“自组织”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层创”概念一直是社会思想中重要的概念。现在常被用来指涉当地互动产生全球性结构和模式的过程。这个结构或模式不能仅仅从要素一级的行为或性能来理解或预测。（Mihata，1997：31）“层创”既包括灾难式的层创，又包括创新式的层创，“层创”的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表征及其临界点是认识复杂性系统的重要标志。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复杂性系统在缺乏中央控制机制的情况下，必须形成某种结构并不断地加以调整，这就是所谓的“自组织”。“自组织”是复杂性系统对环境产生自适应性的一个调整机制，自适应性反映了复杂性系统在系统层次上的自身调适能力。正因为有了“自组织”，新结构和新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式被“层创”出来，系统从原初的完全无结构而形成了复杂结构。由于复杂性系统通常远离平衡态，一旦有内外干扰，系统就会随机波动并从一个或多个选择点上偏离原有的轨道。这些变化点就是临界点（tipping point）或分叉。现在全球变暖引起全球气候扰动增大，就是系统波动的一个范例。

对复杂性系统的分析需要使用非线性逻辑，因为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必须用非线性方程来描述。传统的科学解释都是基于线性的因果关系，通常是从原因到结果，这个结果可能又成为另一个结果的原因，直到问题中的现象得到解释，这些因果序列是用线性方程组来表示的。但是，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并不是一种线性过程。系统偏离平衡态的程度越大，它的复杂性就越大，就越需要在非线性条件下来处理。在复杂性系统中，各种要素不断地进行相互作用和反馈，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果与该系统的初始条件并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多次反馈使系统表现出“层创”特征和新的组织形式。

在理解复杂性研究中，要把复杂性与混沌区分开来。尽管复杂性理论出自混沌理论，但是复杂性是一个比混沌更重要的概念。混沌对系统的初始条件很敏感，一个很小的条件变化会引起巨大的后果，比如“蝴蝶效应”等。但是，复杂性理论很少关注初始条件，而是关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不可预见的结果。混沌侧重于系统某个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复杂性强调系统诸因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而“层创”出来的秩序。正因为如此，复杂性理论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混沌理论却在经济领域无所作为。

在理解复杂性中，还要把复杂性系统与复杂系统区分开来。大飞机制造是复杂系统但不是复杂性系统。大飞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大飞机系统是由大量要素构成的，在总体描述这些要素上，该系统是复杂的。然而，在复杂性系统中，无法通过分析其要素来完全了解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往往因自组织而发生变化并表现出新的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复杂性理论不仅被用作本体论预设，而且在众多的学科领域中得到应用，如经济学、城市规划、建筑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它所探索的复杂性现象涵盖了从一个细胞呈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到股票市场的涨跌、城市交通的管理、自然灾害的预测，乃至社会的兴衰等。复杂性研究受到了全球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末，普利高津等在“Gulbenkian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要用非线性概念而不是传统的线性逻辑和因果关系来理解远离平衡态的复杂性系统。1999年，美国《科学》杂志以“复杂系统”为主题出了专辑，分别探讨了化学、生物学、神经学、动物学、自然地理、气候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复杂性问题。1998年，伯恩（Byrne，1998）专门为复杂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撰写了《复杂性理论和社会科学》（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一书。他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只把复杂性理论当成参考性框架来使用，而要在应用社会科学中使用复杂性理论。（Byrne，2005：96）他把案例视为一种复杂性系统，这些复杂性系统嵌于其他复杂性系统之中，并与其他复杂性系统交叉重叠。比如一个城市嵌于全球和国家系统之中，而街道、家庭和个人嵌于城市之中。（Byrne，2005：105）最近，电子期刊《社会问题》用特刊专门讨论了“复杂性科学和社会政策”这个议题，试图从复杂性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

复杂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在20世纪80年代末，钱学森通过对系统科学的研究就认识到复杂性研究的重要价值。目前国内许多学者都在关注复杂性研究的发展，并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