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上之地位

秦省如

一

山西票号，一金融机关也。在昔其业务之发达，可称极一时之盛，乃时至今日，以历史演进之变革，以失其固有之地位，然其在经济史中，究占如何地位，诚有一为检讨之必要，兹先就其起源及发达之顺序，推次叙述之。

山西票庄，始于清季，明季崇祯之末，李自成乱起，及清兵入关，自成出走，遂掳巨赀而窜入山西，败走时，为清兵所迫，不暇囊载，因将所携金银财帛，悉置于太汾西地而遁。其时该地住民，得银数百万两，以之创设金融机关以资流通，此即票号之所由起也。其后山西之巨商，每多太汾籍者，职是之故耳。虽然，山西票庄，所以能称雄于清季者，要亦有其他之原因在焉。兹复略举数端，以窥其发达之迹如左：

第一，地理之关系。人口稠密土地磽瘠之区，人民不勤勉，则无以为食，不贮蓄，则又无以养生，且也勤勗贮蓄，仅孳孳于区区一地，终至流于强者存弱者没之命运，于是又不得已而向外以求出处。此征诸史实，莫不皆然。更以经济上之见地观之，是亦为必然之趋势也。山西僻处边陲，地多山陵，交通既不便，地质又欠腴沃，气候寒冷，五谷不丰，纵有仅少之农产，足以维持生计，然持此养妻孥，则尚有未足。故山西住民，抗天演之缺乏，谋自存之径路，不期然而遂养成向外发展之性格。其所以如此者，实亦地势关系有以致之然也。又山西人之离乡井而至于外省者，初集于北京者居多，洎后，渐次扩张业务，更设分店于各处，交易既联络，则政府民间，借以输送金钱及传达书信等事，托山西商贾为之，于是山西商贾，在势非将汇兑通讯，为经营之本务不可矣。

第二，与官吏相联络。票庄之业务，其最有利益者有二：一为官金存款，一为官吏借贷，官衙之地租、厘金以及各种慈善公会之募集金，存放于票庄者，所谓官吏存款是也。官吏因金钱困难，不克赴任时，票庄贷与旅费，使之就任者，所谓官吏借贷是也。票庄一方以薄利，或竟无利而得官金存款，用运他处，以博厚利，一方又以高利贷与官吏，待其赴任后，即收回债务，所得利益亦不尠，其渐臻发达之境者，亦非无因也。

第三，票庄之组织。山西票庄之组织，规模狭而用人少，营业之费用既低，交易之规则又严，凡伙友等无不励精自奋，热心业务者。且互守秘密，不使外人知号中实情，似具有一种独占的色彩。故能基础巩固，以图他日之发展。或传票庄之规则，为顾炎武所订，殆亦不诬也。

上述三者，皆票庄发达之原因，固不待言。然市由人举，人存事兴，山西风俗素称质朴，一般人民，均以勤俭耐劳闻于世，故其经营商业，颇忠于业务，不肥私囊，终至资本充实，信用昭著，所以繁荣进步而遂其充分之发达者，岂非当然之结果乎？

二

票庄之业务，概分三种：汇兑其一，贷借其二，存款其三是也。兹三者之中，似以汇兑为主，而贷借与存款，则不过为其副业而已。票庄之汇兑区域殊广，数量亦多，尤以官金之汇兑，为票庄独占之事业。此则票庄与官吏政府关系深切故也。且票庄遍设支店于各地，素得一般信用，亦其经营汇兑较为敏活之因。票庄之经营贷借，为表面上所不许，但苟有余金，亦常贷与钱庄，以得利息，且遇支出存款及汇兑时由钱庄借款，以济一时之急者，亦有之贷借方法。用汇票名义，将兑换料及利息，一并收入，其贷金也，以正确为宗旨，如思及危险，则所有利益，亦不为也。至于票庄之存款，以政府官衙及官吏等之存款为主，故数量均属巨额。票庄之资本仅少许，而能营大量交易者，亦以此也。政府有款于票庄，可适应必要而随时随处取出之，其便利固不待言，官吏则各地转任无常，况有时须向票庄借款，其存款于票庄，不亦更感便利乎，是则贷借与存款，虽为票庄副业，而得利匪鲜也。

三

票庄之势力，可由二方面观察之。其在横的方面，营业区域极广，北至库伦，南抵闽粤，虽新疆边陲之地，亦有其支点在焉。至于长江及黄河流域各省，则更支店遍布，互相联络，以期消息灵通，交易便利。合计支点之数，几达五百余处之多。在当时闭关自守交通阻塞之际，票庄之势力，亦云大矣。其在纵的方面也，当满清入关后，农业既不进步，工业未见发达，维彼时各国交通渐盛，输送入口商品供给内地需要，商业一项，尚有可观。夫商业者，居于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商品交易为业务者也。商业殷盛，则金融甚属重要，票庄自创始以迄清季，所以能隆盛一世者，盖以其常我全国金融之中枢，调达各地商务之繁昌故也。况票庄与政府交接，吸收官金存款，以青特征之一。是则清代之国家财政，亦与有票庄努力存焉。

四

山西票庄，其发源之情况，经营之业务，以及势力之扩张，均已述之矣。然则其与中国现代之金融事业，有如何之关系乎。此本节所欲解说者也。

一、作金融流通之基础也。中国之金融事业，政府向无一定之政策以统制之，每于事变发生，则影响所及，必致金融梗塞，人民颇感不便。加以近年以来，外患常迫，内举屡起，财政既受困穷，交通又属迟滞，金融流通，焉有圆满灵活之足称呼。所幸山西票庄，筚路蓝缕，以启荆棘，调查各地之市况，制订兑换之标准。虽币制复杂，银色像差，亦可使之彼此流转，互为交易。盖此种业务，在当时本为汇兑之便利计耳。殊不知金融流通，即以此而作基础，我恐今日中国之金融事业，于混沌杂乱中，尚能回转流通者，山西票庄之所为或亦不无关系也。

二、开银行业之先导也。近世之经济组织中，具显著之发达者为企业。企业者，促进金融事件之前提也，故金融机关，在近世经济社会，颇占重要地位，银行事业之经营，胥亦有赖于此矣。中国当清末季，欧美商贾相竞而来，商务进步，企业亦发达，银行之设立，即在此时。虽然，营银行之业务者非自现代始，昔时已有之。不过比之现代银行，规模狭小，组织不完备而已。中国货币制度，发达最早，司其流通兑换者，当亦曾有金融机关存在，及至票庄创设以来，汇兑、贷借、存款各业务，遂成为经营之专职，当时之金融事业，票庄最占势力。由今观昔，则山西票庄，诚银行业之先导也。且银行设立之初，其组织因迥然有异，然规则习惯，犹有不堪充其职员。且遇金融紧迫之时，更须富于经验者方可胜任，凡受此训练之人，入于其他之金融机关，当能发挥其敏捷之手腕，以调达市面，应响于金融界者，岂浅鲜哉。

五

就前述诸节，山西票庄，自设立以来，营业之启盛，以及在金融界之地位，已知其梗概。然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民国创建，山西票庄，遂限于衰颓之命运者，天数乎？抑别有原因在乎？天数不可知，所可推究者，仅人为的方面而已。从事保守，不求进步，组织营业，俱无改良计划，此衰颓原因之一也。银行成立，钱庄扩张，票庄不得独占市场而贪暴力，此衰颓原因之二也。交通发达，运输便利，自由竞争渐盛，独占事业蒙其害，此衰颓原因之三也。票庄业务，为其他商人所侵夺，存款既削，营业利益，未克保持昔日之状况，此衰颓原因之四也。有兹四因，遂致山西票庄，一挫不复，言之不甚感喟。虽然，创设中国金融事业之嚆矢，则票庄之功，实亦未可汨没，而其在我国经济史上所占地位之重要，尤为不可忽视者。爰为论列如上，并以示各种事业，因不限于票庄为然。如不适应社会组织之需要，以求改良，随时兴革，则将难逃其自然淘汰之天演也。（《钱业月报》15卷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