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上海钱庄业五十年之秦润卿

马积祚

秦祖泽先生，字润卿，以字行，浙江慈溪人，年十四即服务于上海钱庄逾半世纪之久。润老一生从事钱业，与上海之钱业之关系绝不可分，故叙润老之生平，必须从上海钱庄业说起。

上海之有钱庄，在五口通商之前，根据上海钱业公所的内园碑记所载，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嘉庆元年，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名单，前后共有106家之多，地点都在南市，而且已有董事名录，可见早有组织。从当时钱业与沙船、豆米、土布、绿茶、药材等往来，宁绍湖及镇扬帮均已加入其中活动，以抗拒山西票号势力进入长江流域。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为国际都市，经济形势改观，钱庄业务顿行发展，山西票号势力日趋衰退。在这时期，上海拥有四个大钱庄以上的九个集团，即镇海方氏、叶氏、李氏、慈溪董氏、鄞县秦氏、苏州程氏、洞庭山万氏、严氏先后重用宁波人绍兴人镇江人为经理。自1850年至1860年十年间，外商银行如麦加利、汇丰、有利等纷纷在沪开设分行，为了推销其货物及吸收存款。调剂资金和国内进兑之责任，完全着落在上海钱庄业的身上。

太平天国之后，小刀会刘丽川攻打上海，南市首当其冲，钱庄即纷纷北移入租界区，但因祸得福，内地财富，多由大官士绅富商地主等携入租界，使上海钱庄业发展长成更具备了有利条件。该时原籍安徽迁居苏州之巨商程衡斋，以典当业遍设皖、苏两省，富甲一方，洪杨之役起，为了资金的安全，遣其四子程卧云携资十万两到上海租界经商。卧云看中了钱庄业，先后设立了延泰、安培、咸泰三庄。十三年内（1876—1888年）分别由上虞罗韻楼，慈溪林韶斋（敦安）主理其事。在咸泰扩充时期，秦润卿先生方由同里林韶斋前辈携带入该集团学业，程卧云逝世后，其财产分由其子子文、子仁、子美及孙觐岳等继承；三庄改组。光绪十五年（1889年），成立协源，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立协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延源，均由林韶斋氏任总督理，沈文灿、罗越卿任经协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林氏逝世，三庄改组为豫源，秦润卿先生方脱颖而出，任该庄经理，协理为沈晋镛。豫源钱庄至1919年改名为福源直至1952年为止，均由润老担任总经理，兼督福康、顺康二庄，完全继承了前辈林韶斋先生地位，而且发扬光大，成为上海钱业的领袖，近五十年之久。

润老五十年来，对上海钱庄业建树甚多，其荦荦大者：

一、成立钱业公会，在1916年筹款十三万八千两，购得上海宁波路隆庆里房屋改建大厦四层，正厅为市场，二楼会议室，三、四楼为办公室及图书阅览室，地下建立保管库。次年二月上海钱业公会成立，首任会长为朱五楼，副会长为秦润卿。1920年朱氏逝世，由出席全体会员一致敦请润老担任会长，连任七届，至1935年冬方卸仔肩。

二、1921年二月发行《钱业月报》。

三、1922年在会所办理钱业市场（俗称钱行），上午办理洋厘（各种银元成色不同，以鹰洋为主的差价）银拆（即银两与银元之拆价），下午办理同业收交及清算汇划公单，使上海整个金融业之业务纳入正轨。

四、1923年、1933年两次重整业规。

五、1925年起成立钱业中小学，学生人数达1500人。

六、1925年，成立现金公库，分宝银基金与银元基金两种，免除水火运送盗窃等风险，并简化了手续，直至废两改元，改元为钞。

七、1932年成立联合准备库，延秦禊卿为经理，缴存银元总额逾五千万之巨作为基金。

以上七项均在润老任会长期内一手完成，可谓善于建树矣。

再从上海钱庄业五十年来兴衰谈起，先是慈溪林韶斋先生领袖上海钱庄，与之桴鼓相应者有同县洪念祖先生。念祖先生为湖州许氏与洞庭山万氏二财团合设之宏大钱庄总督理。宏大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设立，直至辛亥革命洪氏无意经营为止，垂二十年。林、洪二氏先后递任钱业公所总董（即会长），以迄秦润卿先生组上海钱业公会为止，故同光以后，领导上海钱业者，可谓全是慈溪人，其后与秦氏声气相应者，有顺康经理李寿山、赓福庄经理盛筱珊、鸿胜庄经理郑秉权、鸿祥庄经理冯受之、鸿祥庄经理冯春康，鸿胜、鸿祥、鸿祥、鸿丰四钱庄均由葛辛木先生任总督理，他如益昌庄经理徐伯熊、寅泰庄经理冯斯仓、恒隆庄经理林友三、裕丰庄经理林联琛等。以上各大汇划庄经理都为慈溪人，团结一致而以秦润卿先生马首是瞻，而所经营，均取稳健政策。

润老既领导上海钱庄业，时值清末民初，适逢其会，发生两大风潮，一为橡皮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风潮，二为辛亥革命前后之钱业恐慌。先言橡皮风潮，约在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年）间，南洋初种树胶。凡在南洋沽定土地而尚未种树者，纷纷来沪组织公司，发行股票招股，诱人买卖，并大登广告宣传。沪人以为利厚，倾囊争购，使每股票价超过票额六七倍之多，结果营扰年余，而股利一无所获，甚至多数洋人，佯言回国一去不返者。经发电询问，而音信全无，于是人心恐慌，橡皮股票价值已落千丈，视同废纸，商人纷纷破产，钱庄大受影响，连累倒闭者有正元、谦余、元丰、晋大等十余家。又因道胜银行买办席锡蕃、茂和洋行买办陈逸卿等均大买该项股票，致洞庭山派钱业大受打击，一致倒闭。牵累所及，镇海叶氏（澄衷先生后裔叶志衡、叶又新、叶永承等）所设立之升大、余大、瑞大、承大四庄亦告清理，造成“四大皆空”之谈助，于是南北市钱业公所总董洪念祖及会董林莲荪、朱五楼、秦润卿等，邀同华商外商银行，以及清政府，办理善后，平抑其事，但钱业元气已大伤矣。

继橡皮风潮尚未平息之间，辛亥革命接踵而起。当时上海钱业正处风雨飘摇之中，尚无保全自顾之策，如此人心不安，商业凋零，钱庄营业，为此大减。又以沪津两埠山西票号大批倒闭，仍至涉及倒亏关款者，于是关税完全移存外商银行，加以钱业总董洪氏年迈退休，代总董朱五楼及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被扣，上海道尹刘燕翼一走了之事，清室及满族贵人存款大批流入外商银行，合肥李氏所办之上海义善源票号，连同分支号二十八家一齐倒闭（总督理李经楚为前交通银行总办），负债有一千四百万两闻。多方逆流，汇集而来，至是钱业一度拟不上市，幸赖钱庄首脑秦润卿、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副会长虞洽卿等奔走调停，方寝其事。但钱庄自动清盘者多，上市者十去其七，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统计数为115家，两次风潮以后在1912年，二月上市钱庄，仅得二十六家，可谓一个巨变。但秦润卿主持之豫源、李寿山主持之顺康、朱五楼主持之福康，盛筱珊主持之赓余，镇海方氏之安康、安裕、承裕，鄞县秦氏之恒兴，镇海李氏之同余，均屹立如山，稳固如常。

1914年起，政局稳定，钱业鉴于前失，业务趋向稳健，对工商业放款通融范围缩小，开始办理抵押放款，本身纯粹经营银钱业务，绝不兼营商业投资，因钱庄家数不多，力量无形减少。该年钱业全部银底（此指大钱庄而言，凡挑打及元亨利贞四小钱庄不在其内）只不过一千五百万两左右，华商银行为一千万两，反之，洋商银行存款增加，一跃而有三千万两，本末颠倒，自此年始。

1914年以后，欧战发生，对上海钱业带来景气，其理由有七：一、列强自顾不暇，洋商银行资金外流。二、洋货路阻，民族资本抬头。三、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人心愤怒，抵制日货，采用国货。四、进口货大减，出口货骤增。五、侨汇增加。六、1914至1918，五年中之注册工厂大量增加，国内轻工业飞跃进步。七、钱庄资本来源扩大，因欧战发生后，颜料商顿成千万豪富，由同乡周宗良先生总经销下，批发商发大财者：一有瑞康润颜料行贝润生（前为周氏之账房）、恒丰昌颜料行之秦君安、咸康润颜料行之薛宝润、德昶颜料行之邱渭卿、万丰顺颜料行之王磬泉、泰生颜料行之张颜山、瑞康颜料行之奚萼街、瑞康顺股东赵雨亭以及吴善庆等。自1916—1933年止，颜料商投资设立之钱庄达二十六家，其次为土行之投资，因政府与外商协商逐渐减少鸦片进口，生效后，土价飞涨，同时欧战发生，来源自然减缩，土商亦发大财，有弃邪归正者，纷纷开设钱庄，自1912—1926年止，先后开设钱庄有三十三家之多，其中著名者如郭子彬、郑培之、施再春、陈青峰、郑煜盛等，均为潮州人，但均敦请宁绍二帮为其经理，可谓加入两批生力军，故自1915—1920年，亦可称为上海钱庄业鼎盛时代。

1921年之“信交风潮”，1919年以后欧战停止，纷纷复员，外商货物，蜂涌而来，同年日本国内发生经济恐慌，大量日货运沪倾销，加以银价频跌，先令狂缩，进口大增，出口亏折，中国新生之工商业已备受打击，但此时风行欧美和日本的信托公司及交易所传播至中国。于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于1920年七月开幕，半年季盈余达五十余万，接踵而起者有：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棉业交易所、杂粮交易所等，开业后莫不顾票价格飞涨，获利倍蓗，顿时闻声附和，投机风起，至1921年夏秋之间，信托公司达十二家，总资本达八千一百万银元，交易所达一百三十六家，总资本达一亿五千万元，竟超过中外银钱业资本之总和。信交发展，既不依常规，其唯一作用即使本身股票作过渡之抬价膨胀，以致金融界相戒不放款，投机者遂告贷无门，种种黑暗一时暴露，于是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字号大批倒闭，失败者累累，引起一大风潮。事后秦润卿先生又谈话云：“民国十年，本市有数家交易所先后开业，并有信托公司数家相继成立，其股份在市买卖，价格辄踰数倍，一般眩获利之丰，组织之易，遂相率发起交易所及信托公司，一时多至一百三十六家，不久倒闭者相踵相接，予市面以莫大打击，是为‘橡皮风潮’后又一巨大风潮。幸当时钱业主持者鉴于‘橡皮风潮’殷鉴不远，老成持重者，避之若浼，得免于牵累，是又不幸中之大幸也。”此乃夫子自道，亦可见润老之稳健，但绍帮钱庄已不幸卷入。绍兴同乡四十八人及绍帮钱庄三十家家集资银元一千二百万元开设中央信托公司，其中以田祈原、宋汉章、田时霖、严成德四人为主要负责人，参加者如李济生、王鞠茹、陈一斋、王晓籁、谢伯殳、陈青峰、胡熙生、裴云卿等，在此一年中，遽告损失，从此绍帮钱庄力量减削，不能追及宁帮，此乃投机失败之又一教训。

1923年齐鲁战争、江浙战争发生后，上海首当其冲，各地民众纷纷收藏现银，银两银元存底，除洋商银行尚能保持水准外，华商钱庄银行银底均感减少，于是洋厘飞涨，银拆跟升，益以北京政府乱抛公债，价格狂落，故投资公债钱庄如裕丰、庆丰、永春、永昶、隆裕五家之倒闭。幸战争状态为时不久，一时紧涨，迅即平复。不意平复后，华商银行之力量，日益加强，已成钱业之一大劲敌，浸假有超过钱业实力。幸钱业在润老领导下相互合作，尚能无间。其原因在于：一、该时银行尚无票据交易所，均由钱庄代理中外银行汇划清算。二、银钱二公会通力合作，一举排除数十年来控制全国鹰洋势力，毅然把鹰洋龙洋袁洋杂洋并开一个行市，使外商银行无从相扰。三、钱庄用五天或十天庄票向发行银行领用钞票，并得将道契公债抵冲四成。四、钱业保证对中、交二行挤兑时，给予充分支持。五、银钱业联和政策。六、上项合作之顺利进行，实由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与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均是阿拉同乡，三言两语，彻底合作，即通行无阻。但由于银钱业经营大致相仿，由于二业间之竞争，其中矛盾与争执，亦所难免，《银行周刊》与《钱业月报》常常发生对立之言论，盛竹书主张银两银元并用，不全以银两为本位，钱业公会则反对之，银行公会有马寅初、徐永祚、戴霭庐诸君著文鼓吹废两改元。钱业则坚持中国传统，以为不可，但此时期，钱业主张胜利，银行业则力有未逮。

秦润老支持三大爱国运动：一、1919年五四运动，钱业自6月4日停市至十一日，以为支持。二、1925年五卅惨案，钱业自6月3日停市至6月26日，共表抗议。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润老主持上海钱业，断然一致与日本厂商绝交，连经销日货之商行，亦摒除不予来往。

1927—1935年，上海钱业转向由盛而衰，1927年北伐成功后，上海人心振奋，钱业给予政府支持，1927—1935年先后购买公债及借垫款项达两千九百六十五万银元（见《钱业月报》），但钱业受政府之待遇适得其反，宋子文就财政部长到沪后，着手组织国债基金会，委员二十一人，银行界占七人，钱业界仅秦润卿（宁）、楼恂如（宁）谢韬甫（绍）三人，预算币制委员会全属银行业，钱业完全落选。至1930年通过银行法，使钱业之法人地位，完全沦为银行之附庸，并由银行法通过无限组织，每家不得少于二十万元，银行均系有限组织，钱庄都是无限组织，遂使内地钱庄因资本不足，大批淘汰。先使枝叶剪除殆尽，以便银行深入内地。润老为此再三呈请国府另订钱庄法，但力争无效。复以1930年之地产风潮，1931年之长江水灾及九一八事变，1932年之一·二八淞沪抗战，使上海钱业饱受打击。《淞沪》停战《协定》后政府乘机推行废两改元，收兑宝银，中西银行为九千五百万两，钱业为四千七百万两，使钱庄赖以银行为中心交易之组织完全崩溃。洋商银行首先退出洋汇划，丧失洋商银行合作。银行公会则成立票据交易所，完全脱离钱行之汇划中心，主宾易势，钱业遂日趋衰退。至1932年以后，世界发生经济恐慌，洋货来华倾销如潮，出口货价值低落，百业凋敝，农村破产，工厂商店倒闭日多。外商银行停止道契抵押，钱业信用放款多数瘫痪，加以美国提高银价，大批白银自沪外流凡二亿余两，上项世界不景气历时三载，遂引起1935年钱业大恐慌，使该业陷入困境。润老代表钱业向财长孔祥熙商过关之计，财部遂实行法币制度，乘机成立“钱业监查委员会”，控制钱庄，由徐堪任主任，委员八人，钱业仅予秦润卿一席。先将钱业准备库（代表全体大钱庄）加入银行票据交换所，成为三十八个票据交换员之一员，再由钱庄提出十足押品向财部拨借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然后向国家银行六折押借法币一千五百万元，以为周转之条件。润老至此意志消沉，殊表不平。该年终，向钱业公会引咎坚辞会长职。当其时全体会员黯然若伤，会场萧瑟，盖均知本业已面临殁落困境，非人力所可挽回。但润老所主持福源、福康、顺康三庄仍稳固异常，始终砥柱中流，康壮如其人，信用之佳，商业银行仍不能及。1937年全国对日抗战，钱庄已减至四十一家，大多抱残守缺，随银行之后，同甘共苦。1938年战争西移，上海陷于孤岛，银行因处境困难，反不如硕果仅存之钱庄能沉着应付。润老再起领导，由1938年银十钱一之力量，进而到1940年银二钱一之力量对比，为钱庄力争上游，不意在1943年日军进入租界，金融大坏，秦氏引退，敌伪政府强令仅存之钱庄二十九家改为有限公司，沦为银行之附庸，同时物价飞涨，漫无止境，伪币发行大量增加，投机商侩结合恶势力组织钱庄，家数增多，泛滥一时，至1944年竟进二百二十六家之多。其后年间，润老已年过古稀，栖息在家，以养余年。

润卿先生与作者同里，亦为予之父执辈，恒视予为小友，常亲声欬，故知之较详。先生一生重道德守信用，体格高伟，吐词典雅，事亲孝，与朋友义，简约自奉，公私分明，任事贯彻始终而务实践。五十年来始终领导一业三庄，对整个钱业主在互助团结、危难相扶利害与共之旨。润老热心公益，敬乡爱国，为中外所器重。同业之间，一言九鼎，咸所推重。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延揽华董三人，即由秦润卿、虞洽卿、冯炳南三位担任，其受租界当局重视可知。润老曾兼交通银行经理、上海市银行理事、中央银行监事、四明银行董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四明公所、钱业公学、医院等会董或总董，而一生精力则全在钱业，已如上述。先生日常生活最有规律，兹随记数则，以见先生之为人。

一、自律甚严。先生平日起居极有规律，每晨六时起，晚上十时睡，食有定时，无烟酒声色之好。亲朋宴会辙在家先就餐而去，席上不过浅尝而已，其摄身得法，故体力长得健康，而无倦容，寿登耄耋。

二、退居不废学。先生于公务鞅掌之余，不废读书，古今书籍，分门别类，常备浏览，最好进德励品之学，一生因处事多，阅书富，故肆应各方函牍，率而命笔，简洁老练，自成佳构，尤其对外重要辞章，均出亲笔，不假手记室。

三、理解力强。先生对任何事变，理解力极强，往往端绪初呈，即知其结果，阅人亦然，秉性亢爽，要言不烦，而思虑周到，判断迅速，迥异常人。

四、热心公益。吾甬人率能急公好义，而先生尤注重实际问题，如救济粮食恐慌，则重施粥，兴学则重义务教育，并设立图书馆，爱乡睦族，则重教育贷金，对宗教兴味极微，对道德观念极重。

五、造福桑梓。在慈溪城中创办普迪第一第二两学校，学生达两千人，完全义务教育，重师资，讲德、智、体三育并重，不收学杂费，甚至课本笔墨纸砚，完全赠送，毕业后介绍职业，与同乡共创慈城保黎医院，对贫苦同乡不收诊费药金，协助孤儿院与养老院，使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对故乡粮食问题，力谋自给，着重储粮、保粮、施粮三大端，以为调整之道，一遇年歉，必出平粜，裕如也。

六、捐助抹云楼图书馆，自设抹云楼图书馆，拥书十万册，具有明清二朝之善本。先生恒约予回乡登楼阅书，惜乎俗务纷繁，未克如愿，闻现已捐献给国家。

先生有子五人，女一人，孙曾若干人，卒于1966年，享寿九十，大雅云亡，哲人其萎，予以浅陋，拉杂为记，何足以状先生耶。（《秦润卿先生史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