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

采 泉

我涉世五十多年来，所结识的闻人名流，巨商大贾，颇不乏人，在金融业方面，我最钦佩的莫如秦润卿先生。先生，名祖泽（1877—1966），浙江慈溪县人，我们平时都尊称他润老。润老人格高尚，见识远大，任事勇决，律己严肃，均足以领袖群伦，为商界楷模。至于他的鸿献硕划，老成持重，能以不变应万变，度过历次惊风骇浪，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使人莫测其所操何术，其实润老一生谨慎，从不行险于侥幸。能够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上海租界是次殖民地的产物，政治、经济均有他的特殊性，自从19世纪末以还，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全国也先后经过了五次易帜，兵连祸结，人民受到深重的灾难，政局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经济、财政的动荡。处在这样夹缝里的金融业，要想做出一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贡献，真是谈何容易！而润老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保存了自己，还扶助了工商业，做出了卓越的成绩。

要研究润老事业的发轫，便得从他担任上海豫源钱庄的“外场”谈起。豫源钱庄为苏州程姓所独资创设的钱庄，其资本和规模仅仅比一般的典当业略胜一筹，算不上金融家。“外场”俗称为跑街，当时一般钱庄的职位分工是：内场、外场、信房、库房。联络客户、放款和兜揽存款的属于外场。所以“外场”的职位是卑不足道的，可是那时的放款大都是“信贷”，这就要凭“外场”人员的精明才干了。润老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被同业中一致赞扬的，就是“放账有魄力”！这句话应该怎样来理解，就得从当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下找寻答案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自顾不暇，暂时松弛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我国年轻的实业界，正想乘时崛起，挽回权利。新来创办的想“白手起家”，略有基础的拟因势乘便，扩充业务。当时北洋政府虽也号召所谓“扶助工商”，可是他的财政左支右绌，一筹莫展，“通商惠工”仅仅是一句空话。历史的使命就落到私营的银钱业身上，而银钱业对私营企业怎样才能做到大力支援，使那些具有爱国思想，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企业，得到“及时雨”的灌溉，全得通过“外场”的信贷来完成。润老由于少年老成，取得了资方的高度信任，简直把整个钱庄的资金交付给润老，由他放手去干。润老之所以放账有“魄力”，多半还是这位资本家知人善任。润老成名以后感恩知己，始终以“老管家”身份，来报答程氏老东家托付之隆。程秦两家共存共荣，绵历四世，佳话流传，人比之“管鲍分合”，这是后话。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他是怎样做“信贷”工作的？他首先考察这个企业是否有前途，是否值得大量投资。企业对象决定以后，主要是考核主持人的人品、思想、才干、能力，摸清了事业和人事的底细以后，同时还注意到主持人的私生活，等到全面了解以后，就把这家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一样，全力以赴，义无反顾，一定要做到这家企业赢利，赚大钱。有时为了添置设备，或者受到市面影响，资金积压，周转失灵，功亏一篑时，润老像救死扶伤一样，决不袖手旁观，一定要把这家企业，化险为夷，稳度难关。因此，企业和钱庄缔结了血肉的关系，到头来，过去放款的重点客户，转眼之间成为存款最多的客户，真正做到了百废待举，兴亡继绝，扶植了广大的新兴企业，这就是润老的“魄力”。因为他对客户了如指掌，所以在他做“外场”时间，没有放过“到账”、“滥账”。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秘诀。“取友必端”是润老一生处世的哲学。他对客户的负责人特别注意的是：第一看他是实业家，还是投机家？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正是投机家施展身手的场所。投机家的唯一特点，就是追求暴利，悖入悖出。当其趾高气扬之时，挥金如土，毫不吝啬，到了投机失败，不仅本人身败名灭，同时也拖累了金融市场。“信交风潮”等几次震撼上海的风潮，金融界蒙受严重损失，甚至被累倒闭，便是实例。润老所经手放账的客户，尽是实业家，所以他丝毫不受影响。次之，看这位实业家的私生活方面，十里洋场，是“纸醉金迷”的“销金窟”，赌博、声色以及各种不良嗜好，稍不留意，便可倾家荡产。自从上海开埠以来，万贯家财，转眼化为乌有的，何一不是当事人私生活所造成的后果。润老对私生活不严肃的客户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所交往的客户都是正派人物。当时的“外场”是一个“肥缺”，他可以捞到许多油水。客户对钱庄的跑街，奉为上宾，摆花酒、上馆子，视为正当“交际”，还有丰厚的礼品，或者是特殊的酬劳，使“跑街”们欲壑得到相当满足。从此，对客户投机倒把，均置若罔闻，结果一败涂地，造成了“倒账”、“滥账”。润老一心扑在事业上，兢兢业业，谨持廉隅，对客户信义相孚，杜绝苞苴。客户亦深深知道润老爱憎所在，都敬之如严师，倚之为柱石。有设施必须先经润老同意，遇困难全藉润老支持，在民族资本家才露头角的阶段，润老已得到全市工商业的拥护，为他日后执金融界牛耳创造了条件。

润老当时还仅二十余岁，由于他对工作高度负责，无丝毫私心杂念，加以精明能干，为同业交相称誉。店东程觐岳有知人之明，发觉润老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大有前途，就以“外场”破格擢升他为副理，不久更提升为经理，从此，他一帆风顺，由豫源钱庄、经理、福源钱庄经理、福康与顺康两钱庄督理，到后来王伯元创办垦业银行，又请润老为董事长，原为钱庄领袖，到此银钱两业均奉为泰斗。1947年，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润老虽已不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但仍被推为联合会的理事长。后来凡是润老所领导和有关的一些银钱业，如福源、福康、顺康、鸿祥等钱庄以及垦业银行等，都顺利地度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安然到达彼岸，接受人民银行对私营金融业联营联管。1952年，私营金融业全行业改造，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立，润老被推为副董事长，仍坚持每日到银行办公。润老毕生致力于金融事业，除在沦陷期间，力避与敌伪合作，辞去各种社会职务，深居简出，韬光养晦以外，无时无刻不是日理万机。总之，润老服务金融业七十多年，眼看上海金融业由盛而衰，化私为公的全部过程。身经由次殖民地的“洋场经济”，以及“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的重大改革和“信交风潮”与1935年钱业大恐慌等险恶局势。钱庄的负责人如果经营不善，或者举措失当，都随时有被卷入漩涡，招致灭顶的危险。而润老始终像一位老练的舵手，把定方向盘，避开了险礁、暗礁，把它送到安全地带，这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使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钱庄，保持实力，交待了历史任务，润老就是这一行业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

润老担任“外场”时，放款有“魄力”，已见上述，到当了经理以后，他的业务方针，第一是稳健，稳健就是谨慎，但他的谨慎，并不等于缩手缩脚，所以第二仍是他的“魄力”。他所主持的几家钱庄，都是上海资历雄厚的大钱庄，而“福源”尤为钱庄业的领袖。过去上海的钱庄有独资的，有合伙的，他们的资本额少的只有两三万两银子，多的不出十万两。福源创立于1919年，资本额即为二十万两银子，一次交足，在当时银钱业中可谓先声夺人。当时为苏州帮程觐岳、程芴庭两人合股开设，润老没有股份。由于程觐岳对润老的器重，全权交给润老。润老一生对于“福源”虽立了“汗马功劳”，但始终以“客卿”自居，丝毫没有利用程氏资力，自己经营投机觅利的行为，光明磊落，就这一点便获得社会上的信仰。他毕生的精力放在福源，因此，福源是润老的安身立命之所，研究润老的一生，就得从福源谈起。

福源业务上首先值得称道的，就是不依赖外国银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所设立的银行有汇丰、大英、麦加利、大通、正金等二十余家，俗称为“外滩银行”，都是经济侵略的主要工具，“白银外流”便是通过这些渠道输出的。平时则操纵了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所谓“洋厘”、“银拆”等许多巧立名目的金融术语，都是“外滩银行”所玩弄的把戏，用以从中取利。而国人所营钱庄，又因资历单薄，在头寸紧张的时候，不得不饮鸩止渴，向“外滩银行”借款，以事周转。平时既受制于“外滩银行”，仰外商鼻息，丧失了自主权，一有外来影响，外商催还借款，往往导致破产、倒闭。福源钱庄有鉴于此，一直不和外商银行打交道，所以余款只存在国家银行和同业票据交易所，绝不向外商银行存款，这点也显得润老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政治、经济上竭力争取自主权，就是在洋人把持租界时代，也没有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吓倒，这和后来敌伪时期坚不“出山”的思想行动是一致的（1939年以后，因通货膨胀，曾将部分资金存入外商银行，是为形势所逼）。

福源在业务上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一向作“多单”——即钱庄本身有一部分流动资金长期存在国家银行、国库等公家的财经机构，从不做“缺单”——缺单就是向外商银行或同业间借贷度日，是“多单”的相对术语。客户把钱存在钱庄，钱庄把这笔存款放给另一客户，这是钱庄的正规业务。如果量入为出，钱庄应该终年是“多单”，可是事实上钱庄却是“缺单”多而“多单”少，原因何在？结症就是一个“贪”字。因为好多钱庄，往往不务正业，借名来经营商业，或者从事投机倒把以攫取暴利。不但钱庄本身做跨业性的投资，经理也做投机生意，高级职员也互相效尤，于是“宕账”激增，大大影响资金流转，有的贪图利息高，盲目的大量放款。当时钱庄的业务是膨胀的，客户的信用也是膨胀的。不少钱庄对外强中干的客户，单凭客户繁荣的假象，超过了本身所能承担的放款，一旦银根紧缩，过去的膨胀的假象，“遇冷则缩”，造成破裂，一家出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同业均蒙其害。远的如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1921年“信交风潮”，虽创剧痛深，以历时久远，姑且不说，即如1935年宁波帮秦氏钱庄的倒闭风潮，大大震撼了上海的钱庄，几至“全军皆墨”。而润老所主持的几家钱庄，却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动，这就显出润老深谋远虑和脚踏实地的作风。

这里还得顺便交代一个问题：上面所说的“宁波帮秦氏”，指的是鄞县秦君安家族，润老虽也是宁波人，而他所主持的几家钱庄，却属于苏州程家帮，和秦君安丝毫没有关系。秦君安以经营恒丰昌颜料号起家，全盛时先后投资合伙的有“恒兴”、“恒隆”、“恒巽”等八家钱庄，积累了大量财富，号称千万家财，为宁波旅沪同乡的首富，在资产实力上说，润老与他望尘莫及，但秦君安是著名的“守财奴”，唯利是图，什么叫“敬业乐群”以及社会公益之事，他均置若罔闻。因此，他的声望，远不及润老。1935年秦君安逝世，“恒兴”、“恒口”等钱庄倒闭，引起了上海银钱业一场轩然大波，钱庄业几至瘫痪。其时孔祥熙在杭州，上海市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特电邀孔火速去沪料理，结果成立“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来承担善后事宜，并由政府发行二千五百万元“金融公债”用以弥补这场银钱业受累损失。这次钱庄业之得以渡过难关，是煞费经营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虽由财政部指派徐堪、杜月笙等为委员，实际上还是润老始终其事。上面所述的是润老和宁波秦氏家族钱业集团的一段关系。

上海钱庄主要经营汇划，而“兑换收入”也为利润来源之一。在全国币制不曾统一以前，银元和关银并用，租界的钱庄和外商银行是互相依赖的，因此，尚有“洋拆”、“洋厘”等种种名目，可以给钱庄钻空子开了生财之道的途径。自从“废两改元”以后，银行业务遭受极大影响。更以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震撼全球，我国的经济情况也日益衰落，形成百业凋敝。上海钱业迟早要出现一场无法抗拒的灾难，这是润老所预料的。早在1925年，润老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时，就有《告各同业钱庄书》，提出了“曲突徙薪”的主张，谆谆告诫同业要防患未然。兹节录其大意如下：“盖闻乐群以敬业为先，博利以止贪为务……曰‘往来浮存款项’犹常备军也。以一半放出活期透支，一半留存钱庄多银，若果依此而行，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亦可以作船观，纵有狂风骇浪，突如其来，亦得安然而稳渡……我同业为自全计，不能不求自立之道。自立者何？唯有对于营业，慎益加慎，宁缩小其范围，勿虚张声势，兢兢业业，时时刻刻，存临深履薄之明怀。最好长年多做多银，及多储现金，放远大之眼光，勿拘拘于小利，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是则‘真体内充，积健为雄’，岂不美欤？”

这篇《告同业书》是上海钱业公会具名发给同业公会的，虽不全由润老起稿，但整个对同业业务方针的指导，则完全秉承润老意旨执笔的。福源等几家钱庄，凡是润老所领导的，都恪守不渝。因此，不论任何风吹浪打，都没有出现过“挤兑”、“提存”等情况，相反，每经过一次风潮，福源等钱庄的存款，都有明显的激增，这就是他们始终做“多单”所得到的甜头。《史记·货殖列传》有“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这样两句话。我们平时不太理解，现在从润老一再劝同业做“多单”的教训，方才悟出“三之”和“五之”的道理来。举例说，钱庄以少量资金，充分利用别人的资金来取得最大的利润，仅靠存款和放款之间利息的差额作为正当收入，利益是不大的。因此，有的钱庄经营其他投机，或囤积居奇，把全部资金放出去，常年做“缺单”。这样的行险侥幸，在得心应手时，三年就可以把资本额翻一番，这就是“贪贾三之”的注解。做“多单”就得把一半的流动资金存到国家银行或票据交换所里，简直没有什么利息，这样安分守己、稳扎稳打的营业方针，至少需五年才能翻本，这就是“廉贾”的做法。从长远利益来衡量成败利钝，“贪夫徇财”失败的尽属“贪贾”，在历次风潮中多少煊赫一时的财主，都像冰山一样一座座倒下去，而福源等几家钱庄，却似“病树枝头万木春”，不是润老“不贪为宝”的明鉴吗？倘然同业早日遵照润老的劝告，量入为出，常作“多单”，想不致引起1935年的风潮，即使发生，也不致焦头烂额，弄得这样大伤元气。以上说明润老始终一贯的商战策略，也就是福源等几家钱庄的基本营业方针。

福源第三个特点就是放款方面始终是重工轻商，而工业放款则以纱厂放款为重点。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重工业，私营的几家纱厂，已经要算是新兴民族资产的企业了，但他们在日本纱厂势力的排挤下，根柢又很脆弱，妄想和帝国主义的企业做业务竞争，随时会“捉襟见肘”，就得依赖银钱业做他们的后盾了，但小额的贷款对于一个初具规模的纱厂来说，简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润老本“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爱国思想出发，竭尽全力来支援这些厂商。在《上海钱庄史料》第十二章福源钱庄历年“工业放款表”（一）（二）所记载的放款对象和金额中，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在1939年，鸿章纱厂承借营运放款最高额达银元二百三十七万有奇，超过了福源原有的资金四倍以上（“废两改元”后福源增资为五十万元）。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1939年正是上海钱业刚遭受严重打击以后不久，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地产和其他商品最呆滞，市上银根最紧的时期，润老对鸿章纱厂全力以赴，这就是他的“魄力”。

福源还有几点与众不同的地方。上海钱庄大都开设在弄堂里（北京所谓“胡同”），一般利用石库门房子，因陋就简，不讲场面，主要是为了节省开支，同时不愿意把流动资金花在不动产上。福源在1933年就在宁波路江西路附近建筑一幢相当规模的三层楼营业大楼，和几所银行大厦可以分庭抗礼，凭这一点引起全沪工商界瞩目。其实自建营业大楼正属于房地产的正当投资，和讲场面的情况不同，而且自建营业大楼，正可以亮出福源的招牌，比做营业广告更为经久有效。果然，在营业大楼落成一年存款激增至五百三十四万两，营造费就在几年内捞回来了。上海钱庄自建营业大楼只此一家，这幢大楼至今历时五十年尚很完好，这也应属润老业绩之一。次之，则为对厂商之重点放款。在1927年，六家纱厂抵押放款总数达银九十六万两，这样大手面的放款，是同业中少有的。到了1933年鸿章纱厂承借营运放款，采用包下来的做法，特派驻厂员，所有流动资金全部由福源承借，最高借款额达二百七十三万余元，简直把那家厂商当作本身的事业了。福源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是人事上相处的很好，由于润老的言教身教，从经理到职员都能重视业务，洁身自好，没有一个贪污渎职的职员。平时上自润老，下至员工，上和下睦，相处如一家人。润老如果因事外出，不及回庄吃午饭，一定要事先电话通知庄里，以免等候。这虽是小节，在这样有地位的人，能以平等待人是很令人感动的。

钱业本身是以“权子母”为业务的，以经营存款放款，调剂金融，从中取利，帮助了别人，也壮大了自己，不同于商业买卖，会受市场暴跌和呆滞等的影响。像润老这样稳健的营业作风，福源开设三十多年，年年有盈无亏，理应有雄厚的资产，可是到公私合营时，他的总产值并不比福康等钱庄高得多少，原因何在？试想，从北伐以来，连年军兴，兵连祸结，债券年年发行不断，虽有到期抽签，但未经偿还者积累更多，迨恶性通货膨胀不能控制，币值崩溃前夕，又更发行美元库券，福源认购五万元，以领导守法，率先奉行，并交出持有黄金七千两换取金圆券，经此重重打击遂致元气大伤，哪还再有深厚的公积呢！

以润老当日的社会经济地位，尽可以自己做一番事业，但他公而忘私，自己除了1926年在“恒大”、“鸿祥”两家钱庄投资一股，各出资两万元外，没有一家工厂或商号为他所独资经营。所以润老虽是上海金融业的领袖，却不能算作“财阀”。

他本人没有什么嗜好，自奉也很节约，但是非常慷慨，自恨早岁失学，到了稍有余力，就是想以力之所及，办一所小学，以为家乡子弟造福。自从武训以行乞兴学，推动了民间集资办学以后，继之镇海巨商叶澄衷，创办澄衷中学于上海，日本华侨吴锦堂办了一所锦堂中学（现改为慈溪师范）于慈溪，当时私人办学，均收到良好的效果。润老就在民国初年，就慈溪考棚的旧址，办起了普迪小学。以普迪命名，就是要普及文化，启迪民智，特聘鄞县一位名秀才谢缄三（祖恩）为校长，一应校务都重讬谢校长，教师亦由谢校长遴聘。该校除吸收贫苦儿童免费入学，还赠送书籍，完全是“义学”性质，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不到二三年，声誉鹊起，求学者激增，原校不能容纳，又设立分校，普迪才分为一小、二小，仍由谢校长总持校务，每年毕业学生数百人，被评为浙省私立小学至前茅。又在上海办了一所修能学社，聘请当代文学家冯君木先生主持，现今大书法家沙孟海即为“修能”导师之一。“修能”的性质，略同于过去的“经馆”，和唐文治所办的无锡国专差不多，以补习国文为主，亦授英语、数学等课，学生人数不多，但也有一定成绩。后来迁到牛庄路，改名为储能中学，周建人、冯宾符、段力佩、杨晦、汪刃锋等教师在该校任教。“储能”创办时间较长，学生曾达一千七百人。1950年，由上海市教育局接办，后改名为新中中学与溏沽路第二小学。钱业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钱业公会承担，但润老身任董事长，一切兴革设施，均亲自过问，不同于一般挂名董事长。另外，又兼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等学校的校董。又如，宁波市的效实中学聘润老为校董，这所中学，是宁波私立中学里历史最悠久，最有声誉的一家。可是在解放初期，学校经费支绌，甚至教工薪金发生问题，全赖润老大力支援，直到政府接办。平日对于清贫的教师，时加存卹。充分说明润老尊师重学，始终是一贯的。所以润老除了领导上海钱业而外，最值得称道的是热心教育事业。当时社会上只称道叶澄衷、杨斯盛几个资本家，为私人办学的先驱者，殊不知润老对于教育事业，全力以赴，并不亚于叶、杨两氏。普迪虽是小学，但优秀生经润老资助，大学毕业的有之，留学成才归来者有之。润老曾设立抹云楼奖学金委员会，奖掖后学。经过润老几十年在教育事业上大量资助，确实培养出不少人才。

同时润老还在慈城办了一所藏书楼，取秦少游“山抹微云”词句提名“抹云楼”，收集各种藏书四万余册，以供大众阅览，实际上是一所私办图书馆。这批书前后略有损失，最后赠与浙江图书馆。去年该馆印陈子龙为柳如是所刻的“戊寅草”，这是一部“海内孤本”，书上盖有“抹云楼”藏印，可见“抹云楼”所收集的善本不在少数。

从前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为了伪装慈悲，掏出些腰包，做出些救济事业，博得“乐善好施”的嘉奖，替自己装门面是常有的事，但大都是为了“要誉于乡党间”，或者是一时感情冲动，很少有持久性的，而且他们作“慈善事业”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他本身财产的九牛一毛，这种“义举”算得什么？润老一向抱着“穷则独善”的宏愿，博施济众，为人类做出贡献。他选择一条造福社会的途径，就是乐育英才，他是理财的高手，是人所尽知的，他是散财的能手，不是和他长期接触，是不会了解的。笔者和垦业银行总经理王伯元也是有往来的，曾去过他家里，豪华的大厦真是气象万千，而作为该行董事长的润老，所住的都是租赁来的单间二楼的里弄房子，和王伯元相较，不仅是相形见绌，而且是显得寒酸了。

润老生平无声色之好，他“内行”的纯净，简直无可指摘，以他一生额定收入，如红利、公费等正当利益，也应该是巨万家财，可是到他临终所有全部遗产，少得令人不能置信，这许多收入花到哪里去了呢？全部给他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散”光了，从壮至死，数十年如一日，不求人知，唯求心之所安，像这样的资本家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我想是找不到第二人的。

我在二十岁时，初次见到润老，那时他已经是金融巨子了，这是1930年的冬天，普迪小学校长谢缄三先生逝世，润老特地从上海专程到慈城主持追悼会，在会上致悼词时，润老声泪俱下，全场为之感动，我由衷地钦佩他老人家就始于此。到了上海以后，我和润老的秘书魏友婓是至交，常常去“福源”，因此，得常蒙润老接见，他和颜悦色，恺悌慈祥，给我印象很深。由于我对润老没有任何干求，除了他对我的作品承蒙欣赏外，没有其他关系，今天写这篇纪念文字，只说明一点，尽是从事实出发，所述资料，比较可以取信而已。（《秦润卿先生史料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