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阿爷”

秦允宗　秦规宗

宁波人称祖父为“阿爷”，祖母为“阿娘”。50年代初，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去阿爷的寓所海宁路咸宁里九号玩，是跟着父母同往的。母亲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我们去见阿爷。阿爷脸容慈祥，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目光中不时透露几分略带严肃的神情。那高大的身材，可能是长期伏案操劳的缘故，背已经开始弓起……也许我们俩是最小的孙儿，阿爷面带笑容地说一声：“你们玩吧！”

我们好奇地坐上办公椅，摸弄端详着写字台上的文房四宝，觉得这一切颇为新鲜。阿爷拿出印着直排红线格的信笺，让我们写毛笔字，而阿爷则静静地坐在沙发上阅读书报。母亲说：“别乱动阿爷抽屉。”我们心想，阿爷这么严肃，哪敢动他的东西。母亲告诉我们，阿爷严爱分明，爱孩子放在心里。父亲的工资仅够八口之家糊口，有时还要阿爷接济。阿爷承担了你们的全部学费，才让你们有幸跨进学校大门。也许从小感受到读书的艰辛，在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之后，我们在不惑之年继续读书学习，相继通过自学考试并取得了大专文凭，成为社会有用之人，奉献回报社会。

随着岁月的流逝，阿爷的胡须渐渐地银白。每逢周日，我们常去看望阿爷。有些点滴小事，至今难以忘怀。有一次，我们与父亲、堂兄等人与阿爷共进午餐。就餐在后客堂，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东墙上挂着祖父母60岁寿辰的照片，阿爷的座位是在桌子的东首。吃饭时父亲有个坏习惯，筷子夹菜有时喜欢从碗底朝上挑，吃饭把碗内的饭粒落在桌子上，阿爷见后严厉地训道：“把饭米碎捡起来，吃饭好好吃！”父亲这时老老实实地把饭粒沾起，送人口中，就餐的气氛倾刻间凝固了，顿时鸦雀无声。待阿爷把饭碗扫得一干二净，离席而去，饭桌上，伯父母之间、堂兄表妹之间才开始活跃起来了……

阿爷住的是上海普通石库门建筑，厢房加客堂两上两下比我家的厢房大多了。我们经常不时的登上爬下，在阿爷的卧房转悠。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放在五斗橱上台钟两侧的，用象牙雕刻的老寿星。那老寿星手杖上顶着的镂花球，大球套小球，层层叠叠，玲珑剔透。阿爷从不睡懒觉，每天早早起床，在天井里挥挥手，弯弯腰，活动筋骨。年迈了还坚持在床上锻炼。阿爷一日三餐，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不沾烟酒，洁身自好。阿娘信佛食素，疼爱儿子和孙辈，与阿爷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到溺爱的程度。我们叫一声：“阿娘！”她就把好吃的东西如黑枣、胡桃、糖果饼干等尽往我们怀里塞；有时会为儿孙辈护短，向阿爷发脾气。但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阿爷总是让阿娘三分，诚信家和万事兴。

星期天在阿爷家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到了亮灯时分，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最迟开灯的地方，就是阿爷呆着的那间书房兼会客室。他十分注意节约水电，经常教育我们勤俭是美德。解放以后，他担任上海市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时已年近八十，他不要派车接他上班，而经常从海宁路咸宁里寓所步行至宁波路福源钱庄。像他这样一位在上海钱庄、银行业这么有影响、有声望的老人，生活之简朴和节约，在当时沪上是极少见的。而阿爷一生捐赠给家乡慈城的教育卫生公益事业，却十分慷慨虔诚，至今受到家乡人民的深切怀念。就是在这间书房内，阿爷于1966年春病倒了，同年7月5日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

我们两兄弟出生在上海，原先对家乡宁波慈城镇相当陌生。是阿爷的教诲，父亲坎坷的经历，把我们与家乡联系在一起。每当我们回家踏上这片故土，总要到阿爷墓地去瞻仰他，重温阿爷的人生路。（《秦润卿先生诞辰125周年纪念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