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本埠商业何以有如此之衰落

钱庄业务原以调剂盈虚、活泼金融求各种经济之发展，助生产事业之蓬勃。故其为用也，取得社会过剩之资金，以予社会中之不足者。其取也予酬，其予也索酬，而使社会中各种之企业，得有资助之机位，满足欲望之可能。而钱业为保障债权人之利益稳固计，又不能不兢惕将事，审慎放款。盖以资金缺乏之我国，稍一不慎，即流入于绝对消废者之手，徒使虚掷而无相当之效果也。

民元以来，国人虽困于水旱兵匪，横征暴敛久矣，犹以区域偏小，时期短促，灾区得呼助于邻省，故拯之易而复元亦易。近则举国用兵，大战之后，继之以匪，市民颠沛流离，不能安于其业。大势若是，而欲言经营展布，谈何容易，故年来生产事业之衰落，有惊人之税收统计，足以证明，间接可以推知各处市民购买力之薄弱，尤为我国至可危虑之点也。1927年全国关税之收入为关平银六千八百六十八万七千两。1926年全国关税之收入为关平银七千八百十二万二千两。去年实减收银九百四十三万五千两。在此减少数目之中，本埠占七百零二万五千零，以百分比，则占减收总额百分之七十五弱。此种可虑之统计数字，足以窥见本埠商业衰落之剧，自非他埠可比，又何怪乎生产事业之凋敝，懋迁商之停顿，金融界之呆滞，而言其由来焉。

基于国内各个经济组合之不健全。国内各种企业组合大抵简陋。以资本为比较言之，约乡镇商号小于城区，城区小于都会。都会不及中外互市之商埠，故商品之流动也，无形中亦有一定之程式。譬如外洋货物，先由进口商埠之商人批发与都城商，由都城商以商品之一部，供给本地市民消废外，转批发于乡镇商（亦有地域及交通上之关系而不同者），乡镇商始售与真正之消废者，但乡镇商大概资本甚微，及乏有力之金融机关相通融，故向都城商批货时，不得不说明先付现款若干，除欠若干（国内习惯三节清账）。都城商知其信用可靠，而实情如此，且为推消货物起见，不得不欢迎承受。然都城商资本虽较雄厚，以放账关系，又不得不求相当之挹注，于是向进口商批货时，如法炮制，以作抵补。进口商明知内地情况，为求货物脱手迅速计，抵酌加行情，聊为挹注。但进口商之货，来自洋行，订购时例须现银（远期庄票与现银无异）。无如资本之一部，易货而为都城商赊去，对于洋行又不能通融办理，势非求助于就地之金融业不可。业金融者时局承平，信用稳固之商号，知其营业概况，予以相当接济，及致战事倏起，金融业为防患未然计，非特不能通融，且对于前欠之款，向其催索，而国内企业组合大抵简陋，其小量资本乌能运用自如，遂至一轮停，而全局僵矣。

二、基于国内市民购买力之薄弱。国内民众，叠年以来，虽困于兵匪之横行，苛政之残暴，受其害者，固有析骸易子之惨，幸东南半壁，未遭大故，而物阜民丰，大足以挹兹注彼。但去年自遭野心国际之捣乱，民众之盲从，农工两界，受其利用，农弃其野，工辍于场，劳资苦争，无异自杀，农人之生产既减，工场之出品窳劣，一受天演之淘汰，不能行销于市场，一受产额之锐减，短少其收入，卒至劳资交困，无以自拨。而有几省区，又以天时关系，产收过丰，市价低落，如米麦等类者；有受海外同类产额暴增，以至物价一落千丈；如丝茧等类者，有受战事影响，交通停顿，产区无人问津，而至价值奇跌，如陕汴花衣府油生果等类者。举此三项荦荦大者，其他有非吾人见闻所能及者，不在少数。凡此种种，均足以剥夺当地农工养户之收入。当地农工养户收入既减，则购买力必受同样之退化，无怪中外货物之停顿，而金融事业之呆滞也。

三、基于战时财政之紊乱。美国独立战争时，绿背纸币，价值暴落，欧联大战，德之马克、俄之卢布相继破产。回顾战胜国如法之法郎、英之磅金、意之利拉，无不同时暴跌，故战事之足以紊乱财政，破坏金融，先例俱在，我国安能逃此公例乎。盖当争战之时，政府用款，无从预算，财政当局，亦无把握。古人谓动兵十万，日费千金，抚今追昔，良堪浩叹。然国家税收原可预稽，而缓也不足济其急，故应战时财政之亟需，理财者不能不出两种途径，以集现款，即行发纸币，或征募公债是也。虽然大量纸币之发行，其准备率，必致逐渐减低，其结果则损失在人民。公债之征募，当战争之时，必多少含有一种强制性，日后政府或加税收，或指定特税收为担保，其结果则损失亦在人民。两害相权避其重，纸币足以直接剥夺人民之利益，其来骤而祸烈，公债间接剥夺人民之利益，其来缓或以转嫁之原则而取人民之财贿于不知不觉之中。故人民于无可如何之际，宁就公债而避纸币。然其为减少人民之财富则一也。又何怪乎去年商业之受影响而衰落焉？

四、基于南北税收政策则之差别。查四日各报公布之上年海关税收报告，国民十六年海关入税共关平银六千八百六十八万七千两，较十五年减收九百四十三万五千两。其增收口岸为天津、大连、哈尔滨、汕头、安东，其减收口岸为汉口、上海、广州等埠。夫上海为远东通商巨埠，往年税收有增无减，而去年锐减至七百零二万五千两之多，以百分比率推之，则本埠一年中进出口货减少之总值（约如下式）

7025000×100/5＝140500000（单位：关平两）

约为关平银一万四千零五十万两，此种货值之减少，虽础于各种复杂之原因，而南北税则之不同，亦为其一。沪埠自国府宣布关税自主后，虽未正式实行，而各种税率提高已见实施。商人为规避较高之课税起见，至行销华北之货，直放北方口岸，故转口货物逐渐减少，而税收遂受影响，且长江各埠，轮运时阻。津汉津浦，干路不通，西北各省货产不能载运出口，均足以启关税减收之渐，为沪市衰落之由来也。

厥此四端，均足以启沪市商业之凋敝，间接引起社会之不安，今虽战事未能即已，而训政业经开始，当局者不可不谋救济之方，而善其后也。（《钱业月报》8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