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商事惯例》序

事实为习惯之母，而习惯又为法律之母。何以言之，一事之发生，必谋所以应付之，应付而不当也，则改弦更张，必求其当而后止；既当矣，当事者均认为可，遂用以此方法互相应付。此种事实，即成为习惯。法律之产生，亦必先有事实，而应付此事实之法律，必求其合于人情物理，于是习惯又为制定法律之依据。历观往事，无或爽者。上海商务发达殊早，华洋往来，又甚复杂，我国往昔既未有商法之颁布，故商界之习惯，即公认为为不成文之法律，由来已久。严君谔声，载笔申江，熟谙掌故，出其余绪，编《上海商事惯例》一书，归纳错综复杂之人事于二十二门之内。悬知此书一出，商事上之处理，可以之为准绳，商事上之纠纷，可资以解决。即国家制定商事法律，欲其顺适民情，亦必以此书为镜。则斯编之作，其徒然哉？（1933年1月慈溪秦祖泽，新声通讯社出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