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业之过去与将来

近顷谈中国金融事业者，每以钱庄与洋商银行、华商银行，别为三种势力，俨成鼎峙。顾洋商银行之伸足于通商口岸，要在互市之后；而华商银行之蔚起，迄今犹不逾廿稔。至于钱业，则远在洪、杨以前，即已粗具规模。在昔风气未开，经济组织幼稚，各业资金，每若短绌，全恃钱庄信用放款，以资周转。自社会进化，新企业相继成立，继之以华商银行之勃兴，于是通商惠工酌盈济虚之责，遂由银钱业分任其劳。大抵银行所重者物，故其放款业，侧重抵押；钱庄所重者人，故其放款也，偏向信用。平心而论，放款而重抵押，自最稳妥，然以百业资本有限，欲求经营裕如，仍有赖于信用放款，方可调剂。若必限于货物抵押，则市面又何从繁荣？故信用放款在钱业过去历史上，实大有造于工商业之发展；而工商业需要钱业之殷，历百年如一日，夫岂无故栽！

间尝论之，凡百事业之成功与垂久，初非偶然。往者票号银号势力之后，远过钱业。洎乎今日，或告淘汰，或呈式微，独钱业以能与百业共痛痒，与时代同步趋，用能发扬光大，历久不替，唯其与百业关系之深，故处处从便利各业着想。有如星期日之全日办公，大结束之通宵达旦，时间上之方便也；依金融季节而为收放，视个人信用而为称贷，放款上之方便也；他如各业司账人员，迄今墨守陈规，不易改革，用是钱庄之会计制度，一时亦未容革新。要之，在整个社会经济组织未能改善之前，钱业决不能离开各业，独自前进，钱业在过去之所以为各业推重者，而不免贻通人以守旧之讥者，亦在此。

钱庄资本不若银行之巨（上海则例外），开支不若银行之大，故虽内地城镇，亦易纠股设立；而当地之商业金融或农村经济，即得赖以调剂。至今银行之射，犹限于通都大邑，而钱庄之服务区域，遍于内地。虽论者对于其组织之不甚健全，或有微词，然以我国目下之经济地位，尚不能无需此星罗棋布之钱庄，负调剂内地金融之责。必欲限以公司之组织，范以银行之制度，期之若干年后可也。

学者间有病钱庄之信用放款太无保障者，以为平时固无问题，一遇经济恐慌，危险立呈。盖以道德之高，信用之优，皆不足拒绝恐慌之侵袭。苟为抵押放款，则此时有货在手，当日以七折受押，此时即无如何危险，此固不谬；特以吾人所知，年来外被世界不景气之笼罩，内遭农村之崩溃，物价暴跌，每出意表。是以丝茧、米粮、纱布等项押款，在前昨二年，无不遭受相当损失，初不仅信用放款为然。又若过去三年之中，美国大小银行，因押品分文不值，放款无从收回，因而搁浅倒闭者，比比皆是。是可知恐慌之袭来，实当别论；吾人所当注意者，转在平时如何估量各业之信用，而予以经济上之援助。慨自晚近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等信用若弁髦，视道德入泥土，以致钱业放款，在在可虞。故将来钱业对于信用放款，势必逐渐加以紧缩，不复如过去之尽量承做矣。

鉴往知来，吾人观于过去钱业之能适应环境，积百余年之经验，造成今日之地位。近如沪上钱庄活期存款之收受，保险业务之代理，信托事业之举办，工厂放款之推行，皆能勉应时代之需要，进而为整个社会服务。逆知今后必能随时代之巨轮，稳步转动，长为中国金融业之一砥柱，与银行业并垂不朽，是则不能不属望于全体同业之努力矣。（上海市商会商务科编：《上海市商会商业统计：1932—1934金融业、新药业》，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文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