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库券之性质及吾业应募之经过

公债与库券，同为国家举债之方式，以性质论，略有不同。盖公债者，由阁议之决定，列入预算，经国会之通过，而公布发行者也。若国家在特种情形之下，财政蹶竭，发行公债，缓不济急，不及列入预算，而公布发行者，为国库券也。故发行还本，以时期言，公债久而国库券暂；以手续言，公债经国会之通过而后发行，国库券，先发行而后追认者也。

今者国民政府，以军需浩大，缓不济急，准财政委员会之呈请，而有国库券之发行。揆诸事实，国家赋税之收入，零而缓，库券之发行，整而速，不过化零为整之举而已。故其公布条例之第一条曰：此项国库券，定名为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则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之收入为发行库券之担保明矣；又第八条之规定曰：此项国库券于发行时，预付利息二个月，自十六年七月份起，每一个月付息一次，并用平均法，付还本银三十分之一，即分三十个月，均于每月末日行之，至民国十八年十二月末日，本息如数偿清，换言之，即国民政府以整三十个月，江海关二五附税之收入，向人民为一次之贷借，日后将按月付息还本，至三十个月完全偿清耳。夫贷借为合法行为，私人间习熟为之，况国家乎？国家以保障人民故，因有种种之设备，则设备之目的为人民，其利益亦归于人民，反言之，人民受其利益，应有纳税募债之义务，即权利与义务对待之说也。

鼎革以还，十五年来，国家之举债者屡矣，不募诸国外，即募诸国内。外债以客卿董成，耻莫大焉；内债则到期延宕，甚或置之不顾。斯人民原具爱国之诚，国家施苦吾民之政，票价涨落，影响金融，蒙羞乎国外，贻害于人民。良以社鼠城狐，冠冕庙堂，阘茸颟顸，猎居津要，此辈主政，又何政之不寙哉？数月以来，国民政府，建都金陵，义旗招展，壶桨以迎，而财政公开，尤为立廉洁政府之先声。当局者，深悉国人受从前公债之害，故于发行三千万国库券之初，即指定二五附税为担保，尚以为不足昭大信也。随有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之设立，因有条例之颁布，其最紧要之第五条曰：此项库券，本息未偿清以前，其保管权限，不得变更；又第七条曰：江海关收入二五附税，由财政委员会通知征收机关，自指定之日起，应逐日将所收全数，拨交保管委员会，云云，是则税收固为确实，保管又属周密。自辛亥鼎革发行国债以来，当以此为创举焉。既政府示信于国人矣，人民又何可不尽其天职乎？吾同业位居南国，治隶新府秉当仁不让之旨，为丘陵细流之助。然迭年以来，内忧外患，商业凋零，自顾顾人，同深太息。际此绠短汲深之候，不能不为义不容辞之举，但求心力之尽，毋贻齐末之讥，公私兼筹，良非得已，为大局计，亦所以为国家计焉。（《钱业月报》7卷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