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与秩序的需要

没有什么是天生的，汉族中国人的传统也一样。这种后来成为儒家基础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近年来的研究，古代中国是由松散的部族联邦构成共同体，由共同体构成大联盟的，人们生活的基础和认同的单位，最初还是家庭和家族。想一想就明白了，在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谁知道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和我是不是一条心呀？比如我过去曾经在西南的大山里面生活过，就知道那里苗人多数连县城也没有去过，而粤西十万大山的村寨呢，隔山跑死马，交流根本没有那么方便，至于闽西的客家寨宅，一个个的圆形封闭着人们的交往，与外界也相当隔膜，但是，理论上他们也都可以认同一个很大的区域和族群，说起来“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人们并没有多少交流和沟通。那么，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属于一个“国家”，而且甚至是一个“民族”，并且相信这个国家和民族是可以信任和依赖的呢？

从历史上说，古代中国很多关于国家的观念和社会的制度，都是从家庭、家族、宗族这里引申出来的，这种合理性认同来自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秩序的理解，人们觉得这个秩序有道理、可以依赖，所以被渐渐放大，就成了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当然，这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是需要的，单个的人会觉得孤独和恐惧，当他面对一个硕大无边的空间和无数陌生的族群时，会觉得自己很孤立，所以特别需要一种可以互相信任的群体。就像你到一个“外国”，突然周围都是听不懂的话语，你会觉得很紧张，你不知道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你的，你会觉得孤独，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要对你不利，还是要对你友好，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这就好比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大楼，没有图纸，没有灯光，你也会觉得很恐怖，要看看门背后，要翻翻床下面。所以人需要“群”，这个“群”就是民族、国家和社会，而“群”又要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讲同一种语言，你会觉得彼此熟悉，长相接近，你也会觉得天然亲近，生活习惯相同，你也会觉得是同一“群”人，因此可以彼此相信。

可是，从家、家族扩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又需要有秩序，不然就会乱。那么，这个秩序怎么建立？先看“家”，一个家庭或家族，不同身份与辈分的人居住在一个空间里共同生活，如何使这种生活有秩序、不混乱？这种秩序靠什么使大家都服从与信任？上次我们讲到“男女有别和上下有序”，国家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都在一个空间中生活，而且互相和睦地相处。我们前面讲过，在家庭、家族里，有伦理上的等级，包括父党母党、长幼上下、嫡庶亲疏的区别，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等级，也知道他人的身份和等级，根据这种自我和他人的位置和关系，采取适合的态度，处理“我”与“自我”、“我”与“他人”的关系——其实是全部价值观念的基础和起点。

关于这一点，东西方、古近代都一样，但具体而言却有差异。古代中国呢？上下有序和男女有别很严厉，意识也很强烈。比如我对父母，要奉养，要恭敬，要侍候；可是，我对我的叔、伯，要用对非直系长辈的态度，不用“晨昏”去拜谒，但要尊重；我对侄、甥辈，可以要求他们服从，但不过分严厉。这样就叫“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这些观念成为习惯和风俗，如果加上家规、族规、乡约的文字书写，就成了一种“规定”，先秦时代形成“礼”，到唐宋以后，又有各种各样的家礼、家规、乡约。但是，如果这种“规定”再扩大到国家，把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关系扩大到君与臣、大臣与小臣、士农工商的秩序，如果这些“礼”（背后是舆论与共识的支持）得到“法”（依赖着法律与权力的控制）的支持，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制度”，而“制度”有了“权力”，于是就形成了放大的“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