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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以至整个清代，评论界的主流于竟陵派皆极尽攻伐之能事，始作俑者，不能不推钟惺的同年进士钱谦益。在其《初学集》中，于钟、谭之指摘已颇详尽，虽然尚未直接点名：

尝取近代之诗而观之，以清深奥僻为致者，如鸣蚓窍，如入鼠穴，凄声寒魄，此鬼趣也。以尖新割剥为能者，如戴假面，如作胡语，噍音促节，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气运从之。^[1]

万历之季，称诗者以凄清幽渺为能，于古人之铺陈终始，排比声律者，皆訾謷抹煞，以为陈言腐词。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甚矣，诗学之舛也。^[2]

古人之诗，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抉摘一字一句，曰此为新奇，此为幽异而已。于古人之高文大篇，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者，一切抹杀，曰此陈言腐词而已。斯人也，其梦想入于鼠穴，其声音发于蚓窍，殚竭其聪明，不足以窥郊、岛之一知半解，而况于杜乎？……若今之所谓新奇、幽异者，则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隐壁也。纵其凄清感怆，岂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3]

稍后于《列朝诗集》中之所论更为人所熟知。问题是，他的这种抨击究竟出于何种背景与动机？不少论者鉴于钱氏与钟惺的特殊关系及其各自文坛地位的显晦升沉，认为他对钟、谭的攻击，纯属气量褊狭之私心在作怪，如楚人熊士鹏即提出责问，钱氏原与钟惺交善，“每闻舟车到江南，遂弥月望江干，俟退谷至，始携手去。及退谷殁而虞山乃大肆排诋，则何心也？”^[4]袁枚在分析牧斋之所以排击七子以来“立门户”者时或许说得更明白些：“惟其有意于摩垒夺帜，乃不暇平心而许，此亦门户之见也。”^[5]言下之意，钱氏对竟陵派毫不留情地进行攻讦，亦非其无佳诗，而实在忌其盛名。全祖望则有诗曰：“门户纷纶祸未休，可怜文字亦戈矛。”专记所闻谭元春侄谭篆请杜濬为竟陵报与牧斋不共戴天之仇事^[6]。诚然，从牧斋所说的“世之论者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然则钟、谭未出，海内之文人才士皆石人木偶乎？”^[7]我们多少可以看出其囿于个人意气的一面，前举牧斋为王象春、文翔凤等鸣不平，似亦可作如是观，故而他又会将钟、谭之崛起，比作“春秋之世，天下无主，桓文不作，宋襄、徐偃德凉力薄，起而执会盟之柄”^[8]。然而，时值明末国家衰亡之际，眼看着钟、谭那种王夫之以为为“普天率土干死时文之经生、拾渖行乞之游客”^[9]所奉持，沉溺于吟咏一己之“孤衷峭性”，多少有些消极、颓废的文学趣尚日趋成为文坛的话语权力，且步趋竟陵者又愈加将其推向极端，这是钱谦益所在的力图经国济世的正统士大夫阶级所痛心疾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氏的指摘又绝对不限于因个人在文坛上的显晦升沉而带来的成见，而明显具有所在社会、阶级的背景。鼎革之后，当士大夫们从政治腐败与道德沦丧等诸多方面反思明亡之原因，而欲全面重建儒家传统价值体系的时候，作为意识形态一种突出表征的文学风气，是他们尤为关注的。正因为如此，竟陵诗风及其文学主张一直成为明清之际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议论的焦点，可以说，恰恰在这个时代具有巨大影响的竟陵派文学，成为蕴涵解读明清之际文学乃至思想文化嬗变信息的富矿。

从明末的情形来看，正当谭元春领导的竟陵派进入发展后期而蔚为文坛宗尚之际，与谭元春有着某种关系的应社、复社中人，已经欲通过所谓“正谭子之学”纠救竟陵末流追随其诗歌趣尚所导致的偏失，如张泽序刊于崇祯六年（1633）的《谭友夏合集》，于元春《高霞楼诗引》“举秀逖之才而小用之”句下，周立勋、张泽评曰：

畅快言之，而谭子之学始正告于天下。天下之学谭子者，能猛然一破其膏肓否？^[10]

于元春《奏记蔡清宪公》批评钟惺创作上的缺点，杨廷枢、张泽评曰：

今世学两家者，请从其所得，究心一过，则无效颦之丑，而不为两家所摒绝矣。^[11]

在元春《蔡敬夫先生赋寒河二诗见寄奉答二首又和其来韵二首用呈怀抱》诗下，徐汧、张泽评曰：

近来步趋钟、谭者，类知其清灵，不知其苍浑，故求之愈亲，而去之弥远也。请从此等诗想其开阖排宕之势，则得其神理所在矣。^[12]

他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无非是将对钟、谭创作境界的理解、阐释，由清灵尖新引向苍浑阔大，由柴门花鸟引向骚雅诗教，无论应社、复社的领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评骘，这样的要求多少还是显示了新一轮复古运动在文学上重振风雅的某种价值标准的影响，透露出时代风气转换的某种消息。

如果说，他们的做法尚是欲通过正其视听从正面加以引导、改造，那么，如几社中人则对竟陵诗风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其代表人物陈子龙如下一段有关竟陵派的议论常常为人所引用：

至万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墮坏。而文人墨客所为诗歌，非祖述长庆，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真，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之资为芳泽。是举天下之人，非迂朴若老儒，则柔媚若妇人也。是以士气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业不显。贵乡钟、谭两君者，少知扫除，极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举古人所为温厚之旨，高亮之格，虚响沉实之工，珠联璧合之体，感时托讽之心，援古证今之法，皆弃不道，而又高自标置，以致海内不学之小生，游光之缁素，侈然皆自以为能诗。何则？彼所为诗，意既无本，辞又鲜据，可不学而然也。夫居荐绅之位而为乡鄙之音，立昌明之朝而作衰飒之语，此《洪范》所为言之不从，而可为世运大忧者也。^[13]

这里陈子龙回顾了万历后期以来诗道墮坏的种种现象与风气，“祖述长庆”，当然指公安诗风；“学步《香奁》”，则指王彦泓为代表的艳体诗，彦泓尝以岁贡为华亭训导，“以《香奁》艳体盛传吴下”^[14]。他认为钟惺、谭元春的崛起，在荡涤这样两种俗靡诗风上还是有作用的；但是，竟陵之“极意空淡”，相对于经国之大业而言仍非正途，既不根柢经史而以“温柔敦厚”为教，又无格调可言，况令“海内不学之小生，游光之缁素”趋而附之，这意味着弃置士大夫在文学上应有的职责与风范，而成为在野山林诗人无病呻吟的代言，是可忍孰不可忍？所谓“居荐绅之位而为乡鄙之音，立昌明之朝而作衰飒之语”，是其一篇要旨所在，其论诗主要取儒家政治伦理的内涵及由此延伸的审美标准，而直接将诗道与“世运”联系起来，为倡导重归雅正之复古张本，显然也是站在了正统士大夫阶级的立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因此揭示其用意说：“观其《答胡学博书》，盖卧子当启、祯之时，诗道陵夷已极，故推明正始，特表何、李、王、李诸君为昭代眉目。”并特别标举子龙振兴古学的典范意义：“论明人诗，正大和平，折衷风雅，无如陈卧子先生。”^[15]又如李雯，在为他与陈子龙、宋征舆共同编纂的《皇明诗选》所撰序中，也在梳理、反省整个明代诗歌演变过程的同时，以审变求正、“绍兴绝业”为己任，否定前此五六十年文坛的诗歌业绩：

自是而后（案：指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雅音渐远，曼声并作。本宁、元瑞之俦，既夷其樊圃；而公安、竟陵诸家，又实之以萧艾蓬蒿焉。神、熹之际，天下无诗者盖五六十年矣。^[16]

竟陵派显然被视作时代最近的一个主要对立面。由此观钱谦益所说的“吴中少俊多訾謷钟、谭”^[17]，亦不可谓无据，尽管他常有有意曲述人意处。在这种情形下，云间一派遂被奉为明末诗坛力矫钟、谭之失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劲旅，如侯方域在顺治间所说的：“夫诗坏于钟、谭，今十人中亦有四五粗知者，不必更论。救钟、谭之失者，云间也。……后惟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18]当然，他对云间之失亦已有自己清醒的认识。顾景星也曾总结说：“当启、祯间，诗教楚人为政，学者争效之，于是黝色织响，横被宇内。云间诸子晚出，掉臂其间，以大樽为眉目，追沧溟之揭调，振竟陵之衰音。”^[19]赋予了他们在救弊振衰中重开一代风气的文学史地位。

从第一章有关万历中期以后政治与学术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明末正统士大夫阶级在思想、学术观点上所发生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则突出地呈现出向儒家诗教传统回归的倾向。钱谦益也好，陈子龙也好，虽说他们的取径各不相同，陈氏在折中风雅、一返正始的旗号之下，被黄宗羲一针见血地指为“嘘北地、历下之寒火”，叶矫然为此还有点愤愤不平，斥黄氏“其实不知诗而强言诗，故人言两失”^[20]，殊不知这恰恰是来自钱谦益的看法^[21]；而钱氏则被认为文承唐宋派一脉，所谓“好精实而尚条达”^[22]，诗则“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23]，但他们主张的底里却是相通的。钱谦益曾经表示，欲通过“精求古人之血脉，以追溯《国风》、《小雅》之指要”，实现“诗道之中兴”^[24]，这无疑是他们都用以自命的抱负。所谓“《国风》、《小雅》之指要”，除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美”、“刺”功能及“性情之正”，别无他义，是为“真诗”，这也就是明清之际人们最喜欢讨论的“诗之本”的问题。钱谦益论曰：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25]

认为诗人当以表现其社会责任为职志，所抒发的性情应该关乎君臣夫妇朋友之道，一己之所感应该反映时代命运。陈子龙亦以“忧时托志”为“诗之本”，并谓“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涂歌巷语，亦有取焉”^[26]。他如王夫之不也说过：“诗虽一技，然必须大有原本。”^[27]黄宗羲则于“性情之正”上说得更为明确：

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28]

所谓“孔子之性情”，不外乎“兴”、“观”、“群”、“怨”而一归于“思无邪”，这在一个充满忧患丧乱的动荡社会中是尤其被呼唤的精神传统。以之衡量竟陵派之诗歌创作及其产生的效应，则很自然会被斥作“无本”。

其实，钟、谭亦是强调文学表现“性情”的，前面我们已经作了分析，且认为其所表现的内涵，已经显示了万历中期以后一般文人士夫在学术与文学思想上从个性解放的革新思潮走向保守、倒退的一种趋向。并且，正如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像钟惺、谭元春的作品中实际上也不乏关心社会现实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实际创作在表现“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之趣尚的导引下，距离正统士大夫对诗歌的功用要求还相差太远，他们所走的毕竟是个人全身而退的“隐逸诗人”那一条道路，更多地是自我内心深处隐微的“虚怀”“幽愿”之呈露，体现的是衰飒、凉薄的生命精神征象，对于这样一种“性情”表现，那些主张诗歌须忧时托志、助宣政化的士人必然会提出质问，吴应箕便辩驳说：

夫竟陵之诗果可法哉？其言以有性情浮出纸上者为真，呜呼，果若此，是《三百篇》之后惟竟陵独矣。乃今承袭其风者，以空疏为清，以枯涩为厚，以率尔不成语者为有性情，而诗人沉着含蓄、直朴淡老之致以亡。予尝谓：学王、李者不过窃诗之皮毛也，学竟陵则并性情而乱之。^[29]

他实际上正是以“正”的标尺来要求“真”的，而如竟陵诗所谓的求“真”，恐怕还不是黄宗羲所说的“其为性情亦末矣”，在吴应箕看来，反而是“乱”其“性情”者，故与竟陵派那种玄虚幽独的“求古人精神所在”截然不同，他所看重的古人之精神，在“汉之气节，宋之理学”^[30]，所谓“留东汉之天下者，气节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学也”^[31]，赋予了“性情之正”相当坐实的解读标准。

从《毛诗序》以来，文章关乎世运一直是儒家着力提倡文学政教功能的一个基本观点，这种主张在力图以道德救治危乱社会与人心的末世无疑更会得到加强。我们从前举钱谦益《徐司寇画溪诗集序》、陈子龙《答胡学博》，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将竟陵文学与世运盛衰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将钟、谭基于被认为是“无本”之性情所体现的僻细、幽渺之审美风致描述成“鬼趣”、“兵象”、“衰飒之语”，因而要求溯洄风雅，推明正始，救治“元音之寂寥”^[32]的积弊。这一种“元音”，也就是钱谦益在《徐司寇画溪诗集序》中所说的“天地元声”，是“大雅”所要求的一种鸣盛的审美风致，它成为衡定钟、谭文学创作在形式风格层面亦丧失时代精神的一种鲜明的价值参照^[33]。而一旦国家破亡，人们很容易从明末墮坏的士风、文风上追讨原因，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症结，于是，钱、陈为竟陵派所定下的基调，普遍地为清初遗民乃至整个清代所承袭，衰世之音论进而演为亡国之音论，在顺、康之际构成反思“诗坏于钟、谭”的一种主旋律。如邵长蘅《明四家诗钞序》：

大抵羽翼四家（李何王李）者，病在雷同沿袭，而自得之趣尟；击排四家者，病在尖新僻涩，而膏肓之锢深。故万历、启、祯六七十年间，天下无诗。非无诗也，其所为诗者非也。诗亡而国运从之。呜呼，重矣哉！^[34]

作为思想家的顾炎武则更将之提升至“道”的角度进行反省，将钟惺置于王阳明、李贽这样变异一代思想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之列加以声讨，认为“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这三人“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呜呼！‘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已先言之矣”^[35]。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思想价值来说，与王阳明、李贽鼎足而三的“殊荣”或许应归之袁宏道而非钟惺，然因竟陵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远甚于公安，且它所代表的那一种趣尚有着更为浓重的末世文学色彩，故从思想变异的脉络和在当时社会的实际效应而言，顾说不谓无见。又如王夫之，排诋钟、谭亦可谓不遗余力，其谓竟陵“以酸寒嚣竞之心说孔孟行藏，言之无怍，且矜快笔，世教焉得而不陵夷哉？”^[36]又说“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敩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37]，同样于世道人心着眼，而令其罪责难逃。至于朱彝尊批判竟陵派“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38]，“正声微茫，蚓窍蝇鸣，镂肝肾，几欲走入醋瓮，遁入藕丝”^[39]，说起来是承其曾祖朱国祚之说，却显然再一次强化传播了钱氏的声音。钱、陈各自基于国家政治命运的演变态势以及由此出发的思想道德要求所构建的明代文学史叙述，虽然在对先后崛起弘、正、嘉、隆间的前后七子的评价上颇有分歧，并亦因此影响到之后的明诗史观，然至少在万历以降的分析、论述上却达成了某种共识，试观钱谦益论隆庆、万历以后文坛，经沿袭王、李一家诗、公安起而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及竟陵以凄清幽独矫之，“诗道三变，而归于凌夷熸熄”^[40]，与前举李雯对明诗的反省何其相似，皆认为自此诗道愈趋愈下，以至于灭亡，而处于末世的竟陵一派无疑扮演了诗文之极衰的角色。这样一种文学史叙述，于是乎在整个清代成为相当通行的一种定论，如乾隆初沈德潜《明诗别裁序》在论述前后七子的复古成就后说：

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竟作。公安袁氏、竟陵钟氏谭氏，比之自郐无讥，盖诗教衰而国祚亦为之移矣。^[41]

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42]

当初王夫之的《明诗评选》，以七子、公安、竟陵为“三变”，三家中对公安尚有好评，以为“中郎诗以己才学白苏，非从白苏入也”，不像七子、竟陵“无自位”，批评“无目者犹以公安、竟陵相承而言”，这与钱谦益的立场相对比较接近，他最终还是判定，“故三变之中，钟、谭为尤劣”^[43]。而如叶燮，在对七子一派的看法上亦不同于云间一派，是承钱氏的诗学主张而来，其于七子的评价同样也还是在竟陵之上：

即如明三百年间，王世贞、李攀龙辈盛鸣于嘉、隆时，终不如明初之高、杨、张、徐，犹得无毁于今日人之口也。钟惺、谭元春之矫异于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犹可及于再世之余也。是皆其力所至远近之分量也。^[44]

总之，曾经盛极一时的竟陵派，经明末清初，终于被论定为整个明代文学史上最衰朽、最应该批判的对象，这样的命运一定是钟、谭本人根本无法想象得到的，然征诸其被视作明代诗文之极衰的种种缘由，却又似乎合情合理，一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毕竟涵摄了那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这就是历史。

当然，自清初以来，对攻讦竟陵之风盛行表示自己一种客观、审慎看法的亦不乏其人，如吴伟业指出：“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以彼虚憍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竟陵之所乘。”^[45]黄宗羲质问说：“攻北地、太仓者，亦曾有北地、太仓之学问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46]他如余怀以为：“学钟、谭有习气，骂钟、谭也有习气。”^[47]常州董以宁则曰：“是学竟陵而诗亡，攻竟陵而诗愈亡。”^[48]凡此种种，皆显示了论者的清醒与远见，但那也不过是表现对矫枉有矫枉之流弊、特别是为矫枉而矫枉反成盲目趋响的一种警惕，至多会在诗艺层面上指引人们在七子与竟陵之间采取某种趋利避害的折中态度，对于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鉴于竟陵派的诗学主张主要恃钟、谭《诗归》一书而传播，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使得这一部古、唐诗歌选本很自然成为清代诗学批评的标的。我们检阅有清一代比较重要的诗话，几乎没有不涉及对于《诗归》的批评的，有关竟陵派的诸多问题亦往往都集中地反映在对此书的指谬上，这构成了这一时期对竟陵派认识、评价的又一大特点。

大凡批判《诗归》者，都在钟、谭之识见问题上大做文章，吴应箕指斥他们“最能埋没古人精神”^[49]，固然太过绝对而笼统，但与钱谦益抨击钟、谭“惟其僻见之是师”^[50]，定下的是同一个调子。对《诗归》展开比较系统而具体的批评，首先当推毛先舒的《竟陵诗解驳议》，这位陈子龙之门下于该文中共列举《诗归》“立说善者”三十八条，“立说缪者”三十三条，看上去有否定也有肯定，谓钟、谭“惜乎驰骋小慧，河伯自欣。然彼所见，如窦中窥日，明虽不多，景非假借，故《诗归》诠谛，亦有可算”，还能够承认他们有自己的见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发覆指迷的作用，所谓“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似乎显得颇为公允；然而，其基本结论仍重在批评其偏至而不中道，以至落于僻见，而归因于识器之褊小。他归纳《诗归》一书有“六便”：一、指义浅率，展卷即通；二、持论儇侻，启人狙智，造次捷给，易绌准绳之谈；三、矜巧片字，不贵闳整，龟肠蝉腹，得就操觚；四、但趣新隽，不原风格；五、前代矩矱，屏同椎轮，便辟淋漓，一往欲尽，当巧之际，无复逡巡；六、高谈性灵，嗤鄙追琢，各用我法，遑知古人？则但吐由言，便称高唱，辄复曹、刘为拙，沈约如奴。总而言之，就是浅率、邪僻、巧慧、尖新、好尽、废法，故“钟谭持论，虽颇有可喜，不欲深道之”^[51]。他的这一番析论，当然可以说是在前人如钟惺友人曹学佺、高出等人批评《诗归》“欠雅厚”及“好尽”基础上，进一步推原、条理所做的总结，不过其批评的立场已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在挽正声之衰而斥庸音之放，故而明加驳正。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看早先方以智《诗说》谓：

竟陵《诗归》，非不冷峭，然是快己之见，急翻七子之案，亦未尽古人之长处，亦未必古人之本指也。区区字句焉，摘而刺之，至于通章之含蓄、顿挫、声容、节拍、体致全昧。^[52]

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见，僻见而涉支离，误认浅陋为高深，读之使人怏怏耳。^[53]

钟、谭《诗归》，尖新诡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计，皆无足取。盖诗道本广大，而彼故狭小之；诗道本灵通变化，而彼故拘泥而穿凿之也。^[54]

凡所指摘，实大抵不出毛氏所论之范围。即如为竟陵作了相当维护的贺贻孙，在不满“今人贬剥《诗归》，寻毛煅骨，不遗余力”之同时，一方面指出：“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诗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敢于表彰其标持性灵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也还是指出，“但未免专任己见，强以木槵子换人眼睛，增长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55]。

这里的僻见浅陋也好，格调体制全昧也好，尖新诡僻也好，狂慧空疏也好，除了如冯班毫不客气地指出钟、谭“天资太俗”^[56]，实际上都还指向钱谦益以来不少人所指责的“不学”，要知道所谓的“学”恰恰是明清之际风会转移的一个显著标志。毛先舒所说的“假令钟、谭能涤荡尘滓，斟酌古原，因其羽毛，树之骨鲠，则上可崇汉、唐之绝轨，次亦得轨嘉、隆之弊法”^[57]，无非是批评钟、谭终未能去其俗怀而真正从古学入；贺裳于《诗归》之诗评也多有指谬，或谓钟、谭“渠自读古人草草”，或谓其因《诗纪》之笔误，“偶见其新，遂称为妙。好奇之僻，其蔽为愚，真可一笑”，虽属细枝末节，那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学”，故黄生（号白山）评曰：“按全书赏误字者非止一字，总之一言以蔽之，曰不学不思耳。”^[58]

综观清初以来对于《诗归》的批评，凡所采用的价值标准，与对于竟陵诗风的批评亦无二致，那种基于这个时代群体之文化信念与审美理想的“雅正”仍是第一位的，这既关涉性情，又关涉诗的格调。就性情而言，无论是刚大之气还是温厚之旨，皆须根柢经史加以培植，仍需要“学问”相支撑，否则便是寡陋无稽，便是僻昧支离；就格调而言，则仍需要古典传统的“法”来维系。不管诸家批评是否自觉地建构这样的价值标准，反正到了代表官方声音的四库馆臣手中，这样的标准是极为明晰而又被竭力强调的，他们据此论定《诗归》：

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59]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说法全承钱谦益之论。对于持这种标准的批判者来说，像《诗归》这样一部旨在“开后人之法程”的诗歌选本，不仅已“埋没古人精神”，而且更会贻误后学，故是一个需要彻底肃清其流毒的标本。

在众口一词的批评中，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举名列复社的贺贻孙便是一例，以为《诗归》“特标性灵”、“殊有胆识”^[60]。傅山亦曾说：“毕竟刘须溪、杨用修、钟伯敬们好些，他原慧。”^[61]至如雷士俊《与孙豹人》，则从肯定其“深心”的角度，指出：“大抵钟、谭论说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仅见。”^[62]这和施闰章与陈允衡论钟惺集所说的“可谓之偏枯，不能目以肤浅”^[63]，是出于同样的辩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赞扬钟、谭论诗有慧识深心的议论，实际上主要是从个体审美经验的立场出发的，所强调的是自出手眼，平气精心，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寻求一种真正的精神感通，如贺贻孙谓“诗文有神，方可行远”，“神者，灵变惝恍，妙万物而为言。读破万卷而胸无一字，则神来矣，一落滓秽，神已索然”^[64]，显然在承认诗文作品存在着一种形上之“神”的前提下，提示读者亦应该通过一己“厚其养而潜其深”的审美经验领会作者的这种神意，这也正是他为什么会说“严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钟、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二书皆足长人慧根”（出处同上），至少意味着他承续“性灵”一脉对钟、谭诗歌批评方法论的肯定。施闰章论诗虽主性情与格调的融合，但他毕竟还是赞同许天玉所说的，“夫善学古者，在得古人之法神而明之，出以己意，不在乎肤立而毛附”^[65]，将一种自主的审美要求置于学古之上。傅山则从应如何正确对待像钟、谭《诗归》这样极有争议的选本着眼，标举自信于心、超然独立的立场，他说：

《诗归》再钞，便非于唐诗起见，似于选《诗归》者起见矣。不必谀，不必梗，商量发挥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尔公之辨，单是寻著与人作驳耳。若不自己从他论注上开生面，又何必钞。但此书行之既久，海内耳食众矣，妄有讥评，为钟、谭不得，为不钟、谭不得，慎之哉！真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与何、李、王、李、钟、谭共坐一堂之上，公公当当，做一树义调御师，令各家伎俩一齐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辨才，总是偏见，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时，看者有时，变何易尽！论何胜腾！^[66]

这样的言论原来张岱即曾有过，在当时算是十分难得的公允态度，重要的是其背后所支撑的不蹈袭前人、无所依傍、自得天机甚至是自命异端的文学思想与主张，这倒是代表了清代知识阶层论诗的另一种倾向，尤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乾隆后期，《诗归》及钟、谭诗文集终于先后成为禁书，尽管禁毁出于十分具体的政治原因，诸如钟集中多处涉及“辽事”、“建虏”，有所“悖犯”，谭集中有《吊利西泰墓》之诗，亦属“违碍”，但正如《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查禁《隐秀轩集》所云，“惺诗文纤佻诡僻，破坏风气，本无足取”，故正式代表统治阶级的立场予以取缔，这似乎成为那场批判运动的必然结局。于是，原本因一时趋响而成为众矢之的竟陵派终于受到冷遇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67]。相比较顺治三年（1646）尚有如夏官、郑星所辑《钟谭诗选》刊行，至清代后期，要寻觅钟、谭已行诗文别集亦属相当困难之事，会稽施山即尝记曰：

予家藏钟伯敬集，为姚云坡携去，毁于兵燹。初以钟、谭夙负盛名，当非难得之物，数年来楚中搜访，竟不可得。庚午在天门，即明之竟陵也，遍索之，仅得谭友夏自选《岳归堂集》钞本。已而江决钟祥，城不没者三板。近体一册又已失去。今所在者，惟古体一本。晨星硕果，惧其复失，爰择其不甚晦涩者，别录数章，与朋辈共尝异味焉。^[68]

又李慈铭也是仅见谭集而未见钟集；甚至更早的时候，如丹徒王文治晚年于嘉庆元年（1796）春仲读记之《钟惺文钞》，恐怕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而由其他文献抄撮而成^[69]；这不能不让人有今昔寥落之叹，而对于竟陵派诗文的探讨，自然也就成为人们不再愿意涉足的领域。

一直到了清末民初，重又有不少对于钟、谭诗文议论的出现，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二九“补订二”中所例举的李慈铭、曾习经、林纾、陈衍、冒广生诸家之题识评注，这种不约而同的关注，皆具有重新发现竟陵派文学的意味。晚清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世变，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产生了十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即便是延续传统的旧文学，也会在悄然嬗变中滋长某种趋向前近代特征的新的成分。因此，他们对于竟陵派文学的品鉴、阐发，就往往不再是基于那种正统审美价值观念的“雅正”之标准，而纯粹是表现个人在诗艺方面的精湛修养与独具只眼，并且是明确将之作为一种品尝“异味”的鉴赏活动。在这样一种趣尚的指引下，他们不仅在总体上肯定“竟陵以真诗救假”^[70]，肯定“清苍幽峭”一派的诗歌风格^[71]，或肯定“唐诗选又以《诗归》为善，先隔断尘俗”^[72]，而且将关注的目光拓展到了钟、谭的小品文字，如曾习经就以为元春“小品文字间亦冷隽可观”^[73]，这实在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尽管施闰章早就指出过像钟惺是“其文良胜诗。宁不厚不浑，不光焰，不周详，而必不肯俗”，但他对于钟文的推举首先是史笔，“史论诸篇别有见解，笔力从《左》、《国》、秦汉中来。次则题跋铭赞，蓄意矜慎。其序赠之作，稍涉泛滥，毕竟为应酬所累”^[74]；王士禛亦与施氏一样，宁愿竭力盛赞钟惺的史评，谓“钟退谷《史怀》多独得之见。其评《左氏》，亦多可喜”^[75]，这种看法的背后，实仍隐藏着某种正统性的文学趣味标准，倒不如纪昀在评论《帝京景物略》时还毕竟说过几句有慧识的话，谓此作“胚胎《世说新语》、《水经注》，其门径则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盖竟陵、公安之文虽无当于古之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寸有所长，不容没也”^[76]。故李慈铭表彰谭元春诗文，亦专就“情性所嫥，时有名理；山水所发，亦见清思”著论，欣赏其游记“得山水之趣”^[77]，显示了价值取向转移的某种征兆，而这与五四以后现代作家大力提倡公安、竟陵的小品文字不能说毫无关联吧，钱锺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示说：“此等近代文献，亦今日沾沾焉自命为钟谭拨雾见日者，所宜知也。”^[78]为此，我们应当充分重视钱先生的这一提示，对于前近代作家中已经开始对钟、谭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重新评价这一事实应予以相当的关注，因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发生某种变异的审美趣尚与价值观念，无论对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标举个人的性灵文学，还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竟陵派文学来说，都是一个值得追溯的端点。

[4]《书退谷先生诗集后》，转引自李先耕《评钱谦益对钟惺的批评》，载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编《竟陵派文学论丛》第一辑，湖北京山县印刷厂1985年5月印刷。熊士鹏，字两溟，天门人。嘉庆乙丑（1805）进士，官武昌府教授。著有《鹄山小隐文集》。尝搜辑乡邦文献，编刊《竟陵诗选》十三集。尤嗜钟、谭诗，又尝选元春诗并序之。由其《谭鹄湾先生诗选序》观之，则文风亦拟钟、谭酷肖。

[20]《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96页。

[21]钱谦益《赖古堂文选序》即尝曰：“云间之才士，起而嘘李、王之焰。”（《牧斋有学集》卷十七）

[22]参见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3页。

[23]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牧斋初学集》卷首。

[33]方以智亦曾指出：“治世之音闳以厚，其辞雅，其指远，竟陵反之。”（《缦轩诗序》，《稽古堂文集》卷下）

[44]《原诗》卷二。《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3页。

[51]以上引文均见《诗辩坻》卷四，《清诗话续编》一，第79—80页，第87页。

[58]以上引文均见《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一，第274页。

[5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总集类存目三”《诗归》条。

[69]此清钞本《钟惺文钞（不分卷）》，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0册，其中除《浣花溪记》、《先师雷何思太史集序》两篇外，余如《纪盛诗序》、《学政条约序》并《节录款则七段》、《江阴示诸生》、《萧氏族谱序》等，皆不见于已行《隐秀轩集》、《钟伯敬先生遗稿》等集中。

[70]参见冒广生《读公安竟陵诗》，《小三吾亭诗录》“七古”。

[7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六月十一日记邓保之论诗法，转引自钱锺书《谈艺录》“补遗”，第425页。

[73]见曾习经《题友夏集》“次山有文碎可惋，东野佳处时一遭”句下自注，《蛰庵遗诗·读书题词》之十五。

[76]《删正枙帝京景物略枛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