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谭元春在江西的交游

江西地区在当时是一个文艺重镇，启、祯间尤以时文家数称名天下。钟惺虽然在天启二年（1622）由南京返家途中经过江西，但他在南昌除了拜访那位博通经史的宗室朱谋外，似乎未见与那里的艺文圈有涉。而谭元春与这一地区的文章家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且不说早年得汤显祖为序《谭子五篇》，据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载，艾南英与莱阳宋玫，章世纯与元春弟谭元礼同砚席，天下羡之若神仙。他自己在崇祯壬申（1632）游南昌时，则专门向自称“二十年知己”的陈际泰出示自订之时文稿，又以所作古文求正，陈际泰因为之作序而极尽赞美之词^[35]。元春卒后，其弟谭元声又来到赣州，以所辑元春遗稿与这里的师友商定，并请曾文饶序之。钱继章在《序友夏》中谓“其遗集一刻楚中，一刻江右，而江南流传绝少”^[36]，多少显示了谭元春与江西地区的某种特殊关系。

导致谭元春崇祯间两度入江西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是他天启丁卯（1627）得中乡试第一名的座主李明睿。明睿（1585—1674），字太虚，南昌人。出汤显祖门下。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授侍讲。崇祯中，官中允。顺治初仕礼部侍郎。有《四部集》。传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崇祯壬申（1632）春，元春来到南昌拜谒李明睿的父亲，因而得与这里的文人群体交接，如陈际泰、万时华兄弟、徐世溥、喻周父子、余正垣、刘斯陛、熊人霖、陈宏绪、邓履古、王猷定、苏桓、朱健兄弟、戴国士、朱禹卿、李光倬等人（或许还有仇），多负海内重名；有一次在滕王阁集会，见招文士即有二十人之众。其客南昌未见，而后建立交谊的，则有曾文饶、黄震象等。崇祯乙亥（1635），谭元春再一次来到江西，与李明睿等同游庐山，并与庐山诸僧游处。

兹亦将谭元春在江西所建立的交游圈择要考述如下：

陈际泰（1567—1641），字大士，临川人。举崇祯七年（1634）进士，授行人。居四年，护故相蔡国用丧南行，卒于道。有《易经说意》、《周易翼简捷解》、《五经读》、《四书读》、《太乙山房集》、《己吾集》等。传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六、《启祯野乘》卷七。际泰以时文名世，为江西四大文章家之一，亦为江西文坛的一大领袖。他在为谭元春所作的时文稿《旧序》中自谓与元春有二十年的交情。崇祯壬申（1632），元春游南昌，出示其文稿求序，际泰与陈宏绪、万时华诸子同观，宏绪、时华以为“是眉山近上者，又或谓似刘蜕诸作”，际泰则以为不然：“余接视惊起：诸君大差，此固合《史》、《汉》以来诸体液而出之，而以己之性情行之者也。”^[37]其论虽多溢美之词，却颇契友夏之心，因为元春于己之时文亦颇自负，自以为直追“正始之音”。

万时华，字茂先，南昌人。生而颖异，诸经子史无不历览成诵。冢宰李长庚官江西布政时，合十三郡能文者为豫章社于南昌，首时华与万曰佳、喻全禩，时华尤为所推。工诗古文词，负海内重名几四十年。崇祯中保举守令诏下，布政使朱之臣荐于朝，应征北上，抵维扬，辄病不起。有《溉园》初、二集，《园居》、《田居》、《东湖集》。又《诗经偶笺》，习毛、郑者宗之。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有弟时升，字起先，亦有时名。《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有“万抟，字风后，时华弟”，或即其人。时华久慕元春之名，与元春识面前十年即有见怀诗诉相思之情，崇祯壬申（1632）终于得见。元春与时华兄弟亦尤为投契，交情深挚，所谓“茂先、起先尤魂梦眷眷人也”^[38]，此后常有诗、书往来，叙生活起居并想念之苦。尝为作《万茂先诗序》，引为同志。元春在崇祯五年（1632）游西江后，曾将是年秋冬所集《剪石草》寄示，《遇庄》成，亦以相寄。时华之《诗经偶笺》，被认为是竟陵派之流的《诗》解。

徐世溥，字巨源，号榆溪，新建人。诸生。好学能文，时艾南英以时文奔走天下，闻世溥名，与约为兄弟，江南诸名士无不以杓斗归之。入清后，匿影杜门。所著有《榆溪集》、《外集》及《易系》。传详《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则世溥亦江西文坛宿将。崇祯五年（1632）元春在南昌时，与适从南京归来的世溥交好，多有社集。元春行前曾忽病心火，因有“弟不死，尚能从巨源究千古诗赋之变”^[39]之说，亦可见元春对他的推服。

喻周，字京孟，南昌人。顺治丙戌（1646）举人，官恭城县知县。《复社姓氏传略》卷六亦有传。与父喻全禩（字仲延）并有文名，元春以仲延为“奇古”，京孟为“深婉”^[40]。崇祯五年（1632）春，元春在南昌盘桓两月，曾应喻氏父子招请，与陈际泰、万时华兄弟、徐世溥一起，参加其三洲蔬圃的社集，各成五古一首，元春诗存其集中。徐世溥并为之作《三洲唱和序》，谓胜邺城、金谷、山阴、西园之会^[41]。

刘斯陛（1597—1632），字士云，南昌人。给谏一子。弱冠补弟子员，尽发遗书读之，高文典册，无弗练达。时海内坛坫蔚兴，斯陛与里中万曰佳、陈宏绪、徐世溥、甘元鼎、李奇、邓履古、余正垣狎主齐盟，四方名俊莫不望走其门，诸文宗至江右，必与之上下议论，交若等夷。数试不得志，病消渴卒。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可见刘斯陛也是江西文坛的一个领袖人物。其所居之泛阁，即为风雅之士游谈之所，元春崇祯五年（1632）在南昌时曾数度相过，诗酒酬和。惟其英年早逝，令元春有“风流文酒、疏怀朗致、小塘小阁、一藤一花俱已矣”^[42]之叹。

陈宏绪（1597—1665），字士业，号石庄，新建人。兵部尚书道亨子。性警敏好学，家集书万卷，兄弟友朋日夜讲习。以荫生荐授晋州守。谪湖州府经历，署长兴、孝丰二县事。寻为巡按劾罢，后屡荐不起，移居章江，辑《宋遗民录》以见志。著述颇丰，有《周易备考》、《尚书广录》、《诗经群义》、《石庄集》、《恒山存稿》、《寒夜集》。传详《复社姓氏传略》卷六。陈宏绪也是当时的文章大家，元春此次在南昌，常常一同参加社集，而与之成为“相醉几死”的密友。

苏桓，字武子，新建人。工古文，早卒。江宁顾梦游镌其稿行世。《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有传。元春崇祯五年（1632）在南昌，尝与同集万时华夕佳楼，并有诗为其客维扬赠行。

熊人霖，字伯甘，进贤人。兵部尚书明遇子。崇祯丁丑（1637）进士，授义乌令。壬午（1642），迁工部主事。卒。《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有传。诗长于乐府、五言古，不喜近人。元春此际与人霖亦互有赠答，后元春又为作《序操缦草》，表彰其能习古体。

余正垣，字小星，南昌人，贡生。有《昔耶园集》。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正垣在江西文坛亦有地位，能诗，徐世溥作《南州四子传》，其中即有小星。元春崇祯五年（1632）在南昌时，曾与同集，并有诗赠其赴庐陵。元春此后凡与江西人士通书，以上诸子必附问候。

曾文饶，字尧臣，泰和人。元春于曾文饶颇为推尊，文饶于元春亦然。据文饶为元春所作遗集《序》，谓“与元春通声气者二十年”^[43]，然一直未曾谋面。元春崇祯五年（1632）游南昌时，恰逢尧臣出游，两人失之交臂，遂成终身遗憾。元春卒后，其弟谭元声来到赣州，以所辑元春遗稿请曾文饶作序，文饶以“友夏诗文皆真率，然工巧者不能至也”，“如友夏者，绝去町畦，自开户牖，真可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矣”（出处同上）誉之。曾文饶同里又有曾房仲，元春尝为之序诗，曰：“吾友曾尧臣告我：房仲朴素如寒流，斋食学道，于世纷一无所好，而独好于世所不急务之诗，与世所不急求之人，如予辈者，亦从而梦想饮食之，不惜以二十年之精魂，与之淡淡结于天地之间，而二十年后始遣人持书赉所作以告之，岂不可深念耶！”^[44]此亦可证元春在江西地区的影响。

朱健，字子强，进贤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仕邵武推官，有《苍崖子》、《古今治平略》。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六、《江西诗征》卷六十二。元春崇祯五年（1632）在南昌，尝与朱健、陈际泰、万时华兄弟、刘斯陛、陈宏绪等同集龙沙寺。弟朱徽，字子美，一字遂初，崇祯四年（1631）进士，授行人，历仕吏科给事中、固原兵备道副使。与兄并期以著作名当世。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元春此次做客南昌，朱徽自京师归，仅得一见。崇祯八年（1635）元春再赴江西游庐山，子美有书约盟，并以《池河新诗》附寄，元春答之，称其《新诗》直逼唐音。

戴国士，字初士。新建人，孝廉。《明诗平论二集》卷十八、《滕王阁续集》卷十四有小传。钱谦益尝为作《戴初士文集序》。元春崇祯五年（1632）在江西，尝游新建西山，同戴国士雨宿嗣昭园。此后屡有书信往来，关系相当密切。国士还曾赠兰于元春寒河。

此外，元春在江西地区相与知识者，尚应有汤开先。开先，字季云，临川人。汤显祖幼子。有隽才，所撰有《潭庵集》。传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汤遂昌显祖》、《复社姓氏传略》卷六。开先与李明睿过从甚密，或因之而与元春交接。竟陵诗风在江西地区的深入影响，汤开先是又一显著的例子，为诗由少慕徐渭，转而酷嗜钟、谭，傅占衡《潭庵集序》还特别记述了其“尝因作十灯题，举友夏‘照残身益幻，看定妄难生’句，以为妙绝”^[45]这样一个细节。

江西地区自宋以来就积淀起比较深厚的文学传统，明代前期已有很大的发展，历明代中晚又臻其盛。尽管在其内部也存在着新变与保守的冲突，但其发展基本上是自足的。作为万历间该地域文学一面旗帜的汤显祖，以较早对七子一派的“力为解驳”^[46]，成为晚明性灵思潮的先驱，“海内訾謷王、李者，无不望走临川”^[47]。然而，据钱谦益记述，万历乙卯（1615），汤氏托吴人许洽生以文集若干卷示钱谦益，又请转致如下一段告白：

吾少学为文，已知訾謷王、李，搰搰然骈枝俪叶，从事于六朝，久而厌之，是亦王、李之朋徒耳。泛滥词曲，荡涤放志者数年，始读乡先正之书，有志于曾（巩）、王（安石）之学，而吾年已往，学之而未就也。子归，以吾文眎受之，不蕲其知吾之所就，而蕲其知吾所未就也。知吾之所就，所谓王、李之朋徒耳；知吾之所未就，精思而深造之，古文之道，其有兴乎？（出处同上）

虽不免有谦词，然其自述文学趣尚之转变，“退而愿学于曾、王”（出处同上），却很能显示江西文学传统的力量。启、祯间声名鹊起的一批江西文章家，如吴中文震孟、姚希孟誉为江右奇文而汇编其行卷或诸稿的丘兆麟^[48]、陈际泰、艾南英、罗万藻，大都承此宗尚，已而抚州章士纯亦以善曾南丰、汤若士之学显，而在当时以陈、艾、章、罗并称^[49]。艾南英与应社周钟、陈子龙那场名闻遐迩的论战，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文章之体当宗王、李之学而言秦、汉，还是当求法于宋之欧、曾、苏、王？因为其时应社、复社的领袖们守持的是七子之壁垒，而艾南英正应和奉若士之教的钱谦益，排诋王、李，不遗余力，其与陈、章、罗及徐世溥、傅占衡、万时华、陈宏绪等人连镳共为古文，奉宋濂、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诸推宋人者为国朝文章大家，取径再明显不过，是基于宋代乡先贤所创建的文统。这场论战看上去仅仅是文学趣味与法统的问题，却直接关涉到争夺文章选柄的实际利益，故斗争异常激烈。

谭元春在江西地区的交游，对于竟陵派在此一地域的影响来说，可谓具有拓殖的意味。竟陵派以反对王、李之学起家，这一点与江西文章家们有共通的立场，当年汤显祖为元春序《谭子五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其所持根本立场的一种激励，也因此构成了他与该地域这些文人能够相互接受的基础。但是，除此之外，竟陵派代表作家与江西文章家们在具体的文学主张及取径上毕竟有相当的不同，从这个地域文学自足的发展状况、强大的文学传统以及他们对自己文学主张的维护来看，一种外来的文学潮流要想突破这一地区，实在并不容易。然而，谭元春凭借自己的真诚与魅力，逐渐地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他的影响，不仅文章着实受到如陈际泰、陈宏绪、曾文饶等大家的推尊，而且使得竟陵诗风突入其间（前举如万时华、汤开先等，皆已入竟陵之室），很显然，他在这里以交游圈为阵地，积极开拓局面，起到了极其有效的作用。

当然，任何一种交流其影响总是双向的，谭元春在江西地区的游历，给他自身对文学的认识、诗文创作的取径也带来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在与这些江西文友的书信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章门吾师友地”^[50]，“弟真以西江为师友之乡也”^[51]，这应该不是一种虚谀之词。在与楚中友人王启茂的书中，他也这么说：“西江人士读书有风概，弟乐与游之。”^[52]我们发现，通过与江西文友直接而深入的交流，谭元春恰恰对“唐以后书”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不仅在丧母庐居时“常携《稼轩长短句》”^[53]，而且在崇祯八年（1635）与王启茂的书中曰：

刘子修（按：即刘长庆，子修其字，石首人）曾在茅店问予所阅书，告以大凡，又言预刻韩、柳、欧、陈，陈谓同父也。介甫文，弟所敬，子固文，弟所爱，而皆未一动笔详阅，欲以次了之。又有山谷、淮海、皋羽、秋崖之属，弟皆阅一过，甚佳。岂能以意去取一人哉？前述之书来，极称介甫，弟将细览焉。^[54]

于诸多宋代诗文大家尤其宋文有相当的好评。艾南英在与陈子龙论战时曾经有如下一段论述，曰：

宋之诗诚不如唐，若宋之文则唐人未及也。唐独一韩、柳，宋自欧、曾、苏、王外，如贡父、原父、师道、少游、补之、同甫、文潜、少蕴数君子，皆卓卓名家。^[55]

我们可以将元春此时的这样一种见解与艾氏的论述作一比照，其趣尚之趋同以及所受到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原本诗文多在唐以前求取变化之资、尤以魏晋标格的谭元春来说，这种趣尚之变奏在江西游返后出现，似乎无法得出别的解释。翁人龙在《鹄湾集选序》中曾提到谭元春“晚年亦曾向余悔厥畴昔所选《诗归》，别有批驳”^[56]一事，如果此事属实，则更应对元春此际受到江西文章家的影响有充分的估计。由此我们亦可推测出，在复社领袖与江西文章家的这场争夺文柄的斗争中，谭元春实际所持的倾向与立场，这当然也与竟陵派一贯地反对王、李之学的根本立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