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谭元春在北京的交游
北京是竟陵派崛起的重要阵地之一。万历三十八年（1609）至四十一年（1612），钟惺利用在北京参加会试及观政、任职的机会，与同年中马之骏、王象春、文翔凤等“雄骏君子”相竞逐，终于以成熟的“钟伯敬体”而秀出其上，于袁宏道离京、病逝之际，在这里初步建立起竟陵派的影响。这之后，钟、谭的活动主要在江南，直到天启甲子（1624）谭元春以恩贡应京兆试，才得以重新打入都中文坛。这时的谭元春，已不是十多年前依附于钟惺的“小谭生”，也就是说，是在他创作上“气纯格定”、声名大振之后实地与在京的文人士夫交接，这对竟陵派影响的扩大与深入极为有利。在这里，他以他的“泛爱容众”，建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交游圈，且特别有意于文事方面的经营，经夏历秋，所参加较有影响的社集先后有：与傅良选、徐永周等集于马是隐七枝庵，与袁祈年、张尔葆、恽本初、马文治等结长安古意社于城东，与葛一龙、周永年、张尔葆等集于茅维邸中，与谭贞默、袁祈年同赴于奕正招，入西山作数日游，并与葛一龙、周永年等集于奕正园中，与周永年、陈梁、金声、胡自牧等夜集所居柏鸾堂，归前与马之骏等集茅维邸中等，日益显示出他在中心文坛的重要地位。虽然“试不偶如故”，但“是时谭子名遍天下矣，所著书流行国门，群少年争嗜之，禀为师匠”[13]。此后，他又在崇祯四年（1631）与崇祯七年（1634）两上京师，继续在这一区域推展竟陵派的影响。
兹将谭元春在北京的交游择要考述如下：
马之骏（1588—1625），字仲良，新野人。钟惺同年进士，其事迹前章已有介绍。之骏与元春可谓神交已久，至天启甲子（1624）始得谋面，屡有诗酬唱；元春归前，之骏邀饯，并共茅维同赋。之骏卒天启乙丑（1625）后，元春于崇祯四年（1631）再赴京师，尝过新野，为赋《新野吊马仲良》诗。
于奕正（1594—1636），初名继鲁，字司直，宛平县学生。性好古，尝集天下金石志。其诗名《朴草》。《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有传。谭元春与于奕正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周损《朴草序》谓奕正“独于寒河谭伯子有深嗜笃好焉，凡堂壁轩楹、卷帙皿具、额幅联笺以及标跋铭款等，宝友夏一滴墨，真欲使成龙而尤恐其飞去也。……然世知友夏知己为同里钟退谷，而不知有燕于司直独何欤”[14]，是其对元春情有独钟。谭元春每次来京，几乎都住其园中，后又将刘侗（约1593—1637）介绍给奕正，他们三人所结成的亲密同志关系，是后期竟陵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周亮工论曰：
奕正工为诗歌，好游名山，尝言秋山严静淡峙，如有道高人。每于霜清木老时，骑驴而往，穷岩绝岫，数百里间，无不周览。遇断碑，必披荆剔藓以识之。或攀枯萝，蹑危石，逾其绝顶，慨然赋诗，有超世之概。与楚谭元春友夏、刘侗同人尤称友善。两君来京师，必客其园。与同人著《帝京景物略》。崇祯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遍历名胜，将之楚，会友夏止之，遂归。而疾作，殒于金陵旅舍。……于生南行，将著《南京景物略》，竟以友夏不果，惜哉！[15]
可见其性情与元春颇合。这里提到的他与刘侗共著之《帝京景物略》（另有周损参与诗歌采选），就被认为是竟陵派散文的代表作。朱彝尊以为“其诗南学于楚，然燕赵之风骨尚存。”[16]陈田也认为，奕正“诗学竟陵，清韵铿然，盖彼法之铮铮者。”[17]陈允衡于《诗慰初集》于奕正集卷首评曰：“司直极推服友夏，而能不为所囿，故所作俱精坚完整，转驾友夏之上。”对其创作评价都相当高，这在竟陵派诸多同志中并不多见。
周永年（1582—1647），字安期，吴江人。有隽才。钱谦益记其事迹曰：“少负才名，制义诗文，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风流弘长。禅宫讲席，西园北里，参承错互，诗酒淋漓，莫不分身肆应，献酬曲中，海内咸以通人目之。晚而扼腕时事，讲求掌故，思以桑榆自奋。遭乱坎坷，卜居吴中西山，未几而殁。所著诗累万首，信笔匠心，不以推敲刻
为能事。余尝有诗云：‘安期下笔无停手，元叹撚毫正苦心。’人以为实录。”[18]有《怀响斋集》，另著有《虎丘·邓尉山志》、《中吴志馀》、《吴都法乘》等。传又见康熙《苏州府志》卷七十《文学》。永年与钟惺在万历己未（1619）即有交往，天启甲子（1624）在京，与元春屡有同集，二人当亦非初识。崇祯六年（1633），元春由德清至吴门，又尝与永年、徐波等同游。盖亦服膺钟、谭者。钱谦益所录其诗，即为后期竟陵派同志徐波手定。
葛一龙（1567—1640），字震甫，吴县人。由赀生选授云南布政司理问。诗负盛名，有《尺木斋》、《修竹编》、《弄闲草》、《筑吟》等集十六种。传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葛理问一龙》、《静志居诗话》卷十九。钱谦益曾批评他说：“已而年渐长，笔渐放，楚人谭友夏之流相与尊奉之，浸淫征逐，时时降为楚调，犹昌谷之移于秦，可为一喟也。”[19]一龙与钟惺、谭元春皆交好，顾梦游《独秀轩诗序》记其言曰：“而先生则自称曰：余诗盖鲜当意，是用屡迁。前溯廿年于伯敬得一字，曰‘厚’；又溯十年，于能始得一字，曰‘古’，莫之忘也。”[20]可见他对钟惺之推服，故诗风确实受到竟陵派的影响。万历己未（1619）在南京，即与元春酬唱往来；天启甲子（1624）在北京更屡有过从，常常一同参加社集，相互间亦多有题咏同赋。元春此际还为其集《筑吟》题词，自谓“而予与震父交最深”[21]。其全集《葛震甫诗集》，一本末附十一世族孙跋，谓由钟惺、谭元春、陈继儒在天启间为之选订付梓，亦不算全然无据。刘侗尝为序之。
茅维，字孝若，归安人，茅坤之子。万历乙卯（1615）举人，授翰林孔目。以经世自负，尝诣阙上书，不报。其为诗，与臧懋循、吴稼竳、吴梦旸并为苕之四子。有《十赉堂集》数十卷。传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茅太学维》。茅维京中之邸显然成为当时名士游谈佳处，元春在天启甲子（1624）尝数过其邸谈艺，并屡有社集。
陈梁，字则梁，初名昌应，字梦张，慕狄梁公为人，因更名字。海盐人。给事中陈所学第五子。少入太学，游京师，与魏大中定交。大中被逮，裹粮从之，预为经理后事。喜扬雄、司马家言，诗文不肯苟下笔。晚岁僧服茹荤，治生圹于郭外，结屋三楹覆之，曰此亳社遗意也。暇辄召客纵饮圹前。有《易疑》、《诗疑》、《个亭集》、《苋园集》。传见《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复社姓氏传略》卷五。陈梁在天启甲子（1624）与元春亦过从甚密，除了在京一同参加社集活动，还与周永年、赵鸣阳偕元春同过利西泰墓而吊之。赵鸣阳，字伯邕，号新盘，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吴江诗粹》卷十有小传。陈梁与赵韩离京前夜，曾特地前往元春寓所叩门相告。陈田评其与赵韩诗曰：
启、祯间，竟陵之说甚行，家矜牛鬼，人诧蛇神，奇奇怪怪，何所不有。海盐陈则梁、平湖赵退之，挹其流波。余录则梁诗“了知年命促，姑妄话神仙”，犹见解脱；退之诗“孤主河山如瓦注，群公门户自金汤”，特自警策，譬拾金于恒河也。[22]
知二人诗皆为竟陵所染，而此间谭元春与他们的交游不能不认为是一直接的传播途径。
赵韩，字退之，初名京翰，字右翰。平湖人。父刑部郎中维寰，文名动海内。韩复继起，有大许小许之目。万历壬子（1612）贡入成均，晚年自号榄生，著有《榄言》、《蜡言》、《蔗言》。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五。
谭贞默，字梁生，嘉兴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23]。天启甲子（1624）在京与元春邻寓。元春赴于奕正招游西山，贞默与袁祈年同行，《帝京景物略》收录了他们不少同游诗。
袁祈年，字未央，改字田祖。袁中道子，出为宗道后。以荫入监，天启甲子（1624）举北闱乡试。年四十九卒。传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复社姓氏传略》卷八。如前已述，祈年与元春在青年时代即有交往，而以京山黄玉社诸子为媒介，万历三十八年（1610），祈年尝作《庚戌夏日怀友夏》诗[24]，对元春已有很高的期许。他与袁宏道子袁彭年，与元春均有多年的深交，常有诗书往来切磋艺道，与钟惺亦有交往。天启甲子（1624），在京与元春同为长安古意社社友。是年又尝致书钟惺，希望他在沈春泽刊《隐秀轩集》后，复有自选诗集问世[25]。则其虽未必如彭年“已化于竟陵”[26]，至少亦是喜钟、谭诗者。钱谦益以祈年“诗笔有家风，秀而不实”[27]而深痛之。
恽本初（1586—1655），字道生，号香山，常州武进人。诸生，以例贡国子监，居京师三十年不遇。崇祯甲申（1644），举贤良方正，除内阁中书。弃官归，更名向。本初是著名的画家，工山水，学董、巨二家法，有《画旨》四卷。传见《复社姓氏传略》卷三。天启甲子（1624），恽本初与元春初识于京师，尝共结长安古意社，并有画赠元春。
张尔葆，字葆生，会稽人。大理寺丞汝霖子。官扬州府同知。《米家四奇诗》卷三有小传。尔葆为张岱之二叔，张岱之喜好竟陵诗文，应该与其有一定的关系。尔葆以画著名，婿陈洪绶颇得其传。万历己未（1619）秋冬，元春游越，尔葆与马文治曾在西湖之上拏舟相寻，结果失之交臂；天启甲子（1624），于长安古意社中始得相见。时亦有画赠与元春。
马文治（？—1645），字远之，平湖人。游京师三十年不遇，归家杜门，以贤良征，不赴，乙酉（1645）没于难。《檇李诗系》卷二十二有小传。文治亦为长安古意社中人。
钱麟翔，字仲远，桐乡人。友于友夏。不知是否出于替朋友讳护的好意，他竟竭力否认钟、谭对《诗归》的著作权，朱彝尊谓其曾传布说“《诗归》本非钟、谭二子评选，乃景陵诸生某假托为之。钟初见之怒，将言于学使除其名。既而家传户习，遂不复言”[28]。然此事颇可疑。元春此次在长安古意社中与之为初识。
徐永周，字公穆，阆中人。崇祯贡生，入清。《蜀诗》卷十二、《剑阁芳华集》卷十五有小传。永周与元春颇相得，在共结长安古意社前数年，即曾邀元春入蜀而未果；天启六年（1626），永周特地赴竟陵，访元春寒河居，相与游晴川、夏口，并以诗请益，元春为作《渚宫草序》。
李长科，字小有，江南兴化人。崇祯辛巳（1641）贡生，怀集知县。《皇清诗选》卷十二、《金陵诗征》卷三十有小传。长科与元春为旧识，这次也参加了长安古意社。崇祯七年（1634）春，两人再次在京见面，一同参加灯夕会；崇祯九年（1636）夏，元春又有诗寄之白门。
金声（1598—1645），字正希，嘉鱼籍，休宁人。好学，工举子业，名倾一时。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庶吉士。改御史。福王立于南京，擢声左佥都御史，坚不起。清兵破南京，声纠集士民保绩溪、黄山，被执至江宁而死。唐王赠声礼部尚书，谥文毅。《明史》列传第一百六十五有传。金声在崇祯政坛上有不凡的表现，在天启间则主要以时文名。谭元春天启甲子（1624）在京寓万福寺，与金声、胡自牧朝夕同堂读书、谈论文字，名其堂曰柏鸾堂，暇时亦常集会。崇祯元年（1628），有白门客至元春寒河居，元春以重新评订之金声时文稿与自订制艺授之，并为作《柏鸾堂合艺序》。胡自牧，字用涉，武昌人。天启甲子（1624）上京，与元春同行。
郭天亲，字圣胎，莆田人。万历中国子监生。其兄郭天中，字圣仆，更有时名。传见《明诗纪事》庚签卷八。然陈田同卷郭天中小传以天中为天亲弟，误，当从陈衎《郭圣仆传》（《大江草堂二集》卷十）所记。他们兄弟与钟惺、谭元春俱有交往。天启甲子（1624）在京中，天亲曾同元春、袁祈年、周永年一同在葛一龙住所聚会，元春亦尝过天亲斋中咏石。
从上述举述的交游中我们可以看到，受竟陵派影响或成为其追随者的为数实在不少，他们中有些人的诗文集还先后得元春之题引，不仅可以证实元春在当时“以物宗推之”的地位，而且亦意味着因此被贴上了竟陵派的标签。
北京作为中心文坛的重要性是毋庸置言的，上面所举述的这些文学圈中人士，来自五湖四海，绝大多数在游学、游宦之后复又四散开去，故具有很强的辐射性。都中的文学风尚是四方郡国所追随的目标，尽管这会使得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团体、各种文学主张在这里相互较量、争锋，竞逐异常激烈，但一旦征服了这里的门庭，它便获得了引导全国文学潮流的话语权力。
当年钟惺在北京的竞逐，应该说已经为竟陵派在这里的树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风气的变易在都中文坛也是异常迅疾的，若要始终保持一种文学流派的主导地位，仍需要人们一再地去占领这个阵地，不断地强化自己所在流派的印记，谭元春此际在北京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谭元春在这里的交游圈与钟惺当初的相比较，在身份上也还稍有差异。元春所与交，大多数都还是同他自己一样，属于未获得高级功名者，那些仰慕、崇拜他文章声名的人，也大都是所谓的“少年”，或如王夫之以轻蔑的口吻所批评的，是“经生”、“游客”：
若竟陵，则普天率土干死时文之经生，拾沈行乞之游客，乐其酸俗淫佻而易从之，乃至鬻色老妪，且为分坛坫之半席，则回思北地，又不胜朱弦疏越之想。[29]
他们身上有更多的湖海习气，相对来说，他们也是更为年轻的一辈。因此，征服他们，同时也就意味着将竟陵派的风习渗透到更为广泛的阶层[30]，也更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说到北京的中心地位，我们还要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崇祯二年（1629）复社成立前后，北京还成了该社领袖及有关成员利用应试之机会，在这里交通声气并举行各种活动的一大据点。据谭元春自己记载，至少他在崇祯甲戌（1634）第三次就试于京师时，与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吴昌时等复社、几社魁俊邸舍同巷，就曾有过直接的交往[31]。谭元春与复社之间的关系，本书第一章中已有论及，元春之加入复社，与其说具有政治的内涵，不如说是具有社会文化的内涵来得更为恰切；尤其是复社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集团，对谭元春这样一位文坛巨子来说，参加复社的活动更多地出于文事上的考虑，也是很自然的事。张泽于崇祯癸酉（1633）秋序刻《谭友夏合集》，表明复社中人恰恰也是从文学上来论定竟陵之功的，并且，从其所列校评姓氏来看，元春还似乎受到了应社、复社领袖们相当隆重的礼遇。但是，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与复社领袖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创作风格更是相去甚远。如果说，谭元春作为竟陵派领袖真的受到应社、复社之核心层的推崇，就文学本身的因素来说，一方面当然是竟陵派自万历末以来在这些社事的发源地吴中地区长期深入影响的结果，如张泽在序中也说，“海内奉谭子之教也久矣，泽亦寝处其中者十有余年”，又谓自己与朱隗、徐汧十年来“摩娑既久，径路斯熟”[32]（有人则因此怀疑是张泽等借复社众多领袖的大旗，推行一己之文学嗜好，故包括张泽、徐汧、朱隗及潘一桂等人在内，被视为后期竟陵派的同调[33]。朱彝尊即谓朱隗：“云子际钟、谭盛行之日，唱酬吴下，遥应南风。”[34]）；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在这个时机向天下人标示“谭子之为谭子”，却应该还有出于个人喜好以外的背景，那就是欲借“奉谭子之教”，与同他们在文学主张上展开论战的江西派文章家争夺文柄。因为下面将会说到，谭元春与江西的那些文章大家有着比较深的关系，他们对“以物宗推之”的谭元春同样极为关注，并欲倚重他的力量加重自己这一边营垒的分量。然而，不管复社诸子对于谭氏的标举出于何种动机，在客观上，他们的这种举动，使得后期竟陵派借助于复社本身的巨大势力，在此际又一次将这一文学流派的影响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