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发展后期：谭元春于竟陵派 影响的进一步拓展

以天启甲子（1624）为发端，竟陵派进入了以谭元春为中心的发展期。

就钟惺这一方面来说，他于天启壬戌（1622）正式赴闽就任福建提学佥事后，除了“为官至劳至俗”，以至于诗“则一字不敢题起”^[1]，主要兴趣实际上已由诗文转向佛典，一部《楞严经》，自谓与相从闽署的贺中男“披剥者四旬”^[2]，其研究决心之大，欲“五十外断却一切世事，并诗文亦断之”^[3]。他在福建的文学影响，基本上仅限于所拔闽士之间。天启癸亥（1623）丁父忧去职，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天启甲子（1624）二月遭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这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后阶段致命的一击，自此沉废于家，静摄终老，除了与旧相知及乡亲尚有文字往来以外，真的只是栖寻众典，“一意精求佛法”（出处同上）。《楞严如说》十卷辑成后，又说此后当究心《法华》，还一再欲引谭元春共无生之学。天启乙卯（1625）六月临终前三日，则口授《告佛疏》一通，受五戒发愿来生，取法名断残。因为他的“晚逃于禅”，即使在他尚在世时，已经等于放弃了“艺林作司命”之权柄。唯一表现出尚不忘文事的，是在给袁祈年的一封回信中，他对自己《隐秀轩集》的传世仍显得相当在意^[4]。

对于谭元春，天启甲子（1624）以恩贡应京兆试，开启了他人生经历及文学生涯的新阶段。自万历甲辰（1604）钟、谭订交以来，竟陵派的成立及其在万历后期的发展，钟惺的影响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至这一阶段，与钟惺走向落寞、沉寂相对照，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谭元春愈加独立地在中心文坛及有关区域趋于活跃，江湖声气日广。钟惺病卒后，领导竟陵派的大任责无旁贷地由他一人来担当，这使他在天启末、崇祯间文坛很快建立起沈德符所说的“之子独雄视，万夫禀号令”^[5]的地位，“一时同人，于友夏以物宗推之”^[6]。其实，天启壬戌（1622）他在武昌与友人孟登游寒溪寺后，梓前武昌令陈治安题寺壁六诗，或许已可看作他表现某种话语权力的一个信号，这种通过搜剔幽隐标举竟陵宗尚的做法，与钟惺刻陈昂诗有着同样的意义。在创作上，其时的谭元春“避同调之声，厌争趋之陋”的想法也愈加强烈，正如他自己告白钟惺亡灵所说的：

然子在日，予之文已有未经子目者，意欲待业就志满，而后与子各置一地，以雪天下二子一手之名。^[7]

故竭力想要别立蹊径，如拈出一“阔”字作为钟惺“厚”之诗学观念的补充^[8]，甚至不惜“由险涩以求深厚”^[9]，我们从《谭友夏合集》所收的《岳归堂新诗》，亦可看到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从整个晚明文坛来看，时至启、祯之际，随着政治、社会及学术等诸多方面出现新的变局，文学领域亦进入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如前所述，党争性质的改变、士人处境的严峻以及国运的岌岌可危，造就了时人一种较为普遍的时不可为之“末世”心态，并迫使他们重蹈传统士大夫内敛、沉潜、与现实政治相疏离的道路；在这种情势下，万历后期钟、谭在与七子、公安派的竞逐中所建立起来的影响在此一时期终于达到了“海内靡然从之”^[10]的巅峰状态，正如李明睿所说的，“今天下盖知宗景陵哉”^[11]。而在另一方面，此际以种种文社的形式骤兴的士人集团，以其对现实的应对，正酝酿着新一轮重归“雅正”的复古运动，竟陵派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应社、复社中人通过对《谭友夏合集》的评骘欲正“谭子之学”，陈子龙则直斥“近世以来，浅陋靡薄，浸淫于衰乱矣”^[12]，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了竟陵派即将遭遇的命运。因此，谭元春领导后期竟陵派的发展，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居于相当微妙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