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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论及，钟惺之为人处世，向不屑仅以文人才士名世，骨子里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正统士大夫的立身准则。早在为孝廉时，他已经将“经世出世”之“大业”与“文人才士”作为“士立身有本末”加以对举，明确表达自己以前者为人生最紧要的追求目标的心志，还说，“即不得已而名文人才士，其在何休不窥园十七年、司马子长游万里后乎”^[96]，而把“名文人才士”看作是努力成就功业之后的一种附丽。或许我们可以将之视作是一个人在青壮年时期高相标持的一种自我表白，然对钟惺而言，这也是切切实实躬行实践的行动纲领，我们从他在获得高级功名之前就表现出来的对政治事务的极大热忱，从他在京师中进士、授行人后愈加“思有用于当世”，立志有朝一日“吾若居给事、御史，务求实用，不兢末节小名，爱恋身家”，以矫治谏政“玄黄水火，终日聒渎”之积弊^[97]，都可以看到他真正用志之所在。即便在为行人近五年而未得任何升迁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自己的抱负与决心，在万历甲寅（1614）给蔡复一的一封信中，他一面自嘲说：“每念致身既迟，而作官已五载，以闲冷为固然。习成偷堕，每用读书作诗文为习苦销闲之具”，也算是为自己这些年来实际上并未放下文事寻找某种理由；一面仍充满自信地说：

凡此皆书生气习、文人举止，知无当于公。然其意略谓半生闲适，天人所忌，限亦当足。自兹以往，得移郎署，出领民社，渐与诗文疏。^[98]

在另一封信中也说，“惺无经世才志，而处一面，实心实政，未必后人”，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情，只是又以此等事“终非惺之所近”为由，还是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若论最后着，恐终当属诗文。”^[99]

尽管这时期钟惺对自己的前程有过种种设想，但真正心有所属的，如谭元春为其所撰墓志铭中的记载，恐怕还是在于给事中、御史之职。又据《明史·夏嘉遇传》，其时钟惺与同年夏嘉遇、尹嘉宾、魏光国等并以才名，确有当列言职的呼声。不过，正所谓世事难料，有许多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钟惺立志投身台谏，思亲力革除其“如鸡鹜之争食，如妇女之简狎”的门户陋习，“庶不令主上厌极大创，祸流缙绅”^[100]，这样的愿望，恰恰就在积重难返、并且是愈演愈烈的党派纷争之现实政治面前被一步一步地击得粉碎。这时的神宗皇帝，已经厌倦了廷臣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道德气节，在朝堂之上喋喋不休的争吵，加上自己在立太子一事上被迫屈服言路的意志，一直耿耿于怀，故以消极怠工与自己的臣僚作长期的对抗，这便是史书上所谓的“帝久倦勤”，虽然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在万历乙卯（1615）即陈请亟简考选之疏，述用人之切要，并拟授给事中、御史，但他就是不报。在这种情势下，万历丙辰（1616）秋，钟惺以考选候旨，请假游居南京，似乎显现出相当耐人寻味的动向。在八月廿五日舟发京师之当时，他有一首《入舟》诗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如果说“川途闲屈曲，行止安能知”多少透露出他对可能不那么顺利的前途的忐忑不安，那么，“努力及前路，赍意欲何施？矧兹岁月内，不能无所为。此中苟有获，即我性情资”，则表现出自己宁愿在这个人难以控持的待选之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那无非指的是更近个人性情的“书生”“文人”之举，这在是年岁末自南京给谭元春的信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

若将此暇日粗了文事，此后尽力官职一番，而晚节仍以此结局，不枉作文人，又与文人作朋友、作兄弟也。^[101]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说其时钟惺于仕途仍颇有期待，但他选择南都这样的人文渊薮换一个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姿态的表示，或许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证明），万一这一次致力于经世大业的抱负不能如愿实现，自己毕竟还是另有文章事业可以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自己终有可据以退守之处。

禁锢考选久趋不下的同时又横生事端：万历丁巳（1617）三月的京察，是成鼎峙之势的三党获得专政之时，前面也已说到，他们盘踞言路，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谁要想谋取台谏之职，若非趋附三党党魁并甘为羽翼，恐怕会有很大的难度。就在这一年，钟惺因三弟钟恮寄诗一帙于白门，特与书予以指点，信中不免会述告自己的生活近况，其心境与前几年相比，似乎骤然黯淡了许多。信中说：

功名富贵，皆有尽时，此物（按：指诗文之业）终是路远味长，晚年骨肉，便用此为安乐窝也。近来非惟嗜欲淡薄，即生子一念，亦付之天命矣。舍生报国，固其本念，幸而得全，即图为乐生之计。所谓乐生者，此物是也。^[102]

无论是与前面那两封给蔡复一的信相比较，还是与致元春之书相比较，这时的钟惺在述及有关自己功名前程及其抱负的调子上明显地低沉了下来，不仅将之连同生子之紧要大事并委以天命，而且其述志的重心实际上也已由向来坚执的“舍生报国”向诗文之途——所谓“乐生之计”倾斜，强调的是以文人结局。很显然，他已经切实预感到了形势的严峻。果然，万历戊午（1618）六月，发生了所谓“浙人党”的邹之麟因辽事上疏奏群臣谋国不忠之事，被认为是求吏部不得，反攻齐党亓诗教、韩浚等人，并诋亓之座师方从哲（时亓为诸党人魁，方则为所倚之太山），结果被黜，并连累到同年钟惺、夏嘉遇、尹嘉宾、魏光国诸人，“诗教辈以与之麟善，抑之，俾不与考选”^[103]。这其实也是钟惺等人以才名招忌、又决计不肯屈己附人门墙所致。尽管在当时有“以《诗归》招尤”的说法^[104]，但那不过是一种口实而已，正如钟惺自己所分析的：

夫不肖性疏才劣，可以见斥之道甚多，至《诗归》一书，进退古人，怡悦情性，鼓吹风雅，于时局官守，似不相涉。徐思之，乃当事者不忍过求于某，断其进趋之路，姑择此微罪罪某，而又不甘处己于俗，分此美名，若其目中亦曾看过此书者。此则自处处人之妙，其中真似，俱不必深论者也。（出处同上）

他成为当局结党营私、勾心斗角的牺牲品是显而易见的事。于是，是秋七月，一场旷日久稽的考选终于见了分晓，钟惺仅得授工部主事，所谓“南山老桂不改色，意至作栋变作薪”^[105]，多年来担当国家栋梁的雄心壮志至此忽然化为泡影，这种结果对于他无疑是生命中不堪承受的打击。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很快上疏乞改南，如友人王留劝慰他的，“闲署稍于文士协，名都应使寓公安”^[106]，真的决定定居南京而以文人结局，前面引用过的钟惺万历己未（1619）《与林少严座主》中所说的愿以读书作文当官禄之劳，自不可作戏言看。

时至晚明，士人在进退出处际已经有了更为多途的选择，途径之一就是所谓的以文人自处。据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观点，“文人”一词，虽然前代即有，但只是到了元末才被用来专门指称那种持文学至上、艺术至上之生活态度，主张艺术家的特权，与政治无缘、与哲学无缘的新型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很早就将文学作为文明所必需的要素，但是于文学而言，却极少有排除其他文明诸要素、主张其自身价值的观念，文学家、诗人同时还须具备更被看重的哲学的修养与政治的责任。北宋的代表性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同时也是政治家兼哲学家，他们就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者^[107]。晚明的社会环境，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文学担当主体下移等诸多方面，较之元末可以说有了更进一步的演进，且不说诞生了更大数量的游离于皇权—官僚政治构架的市民文人群体，如陈衎所指出的：“正、嘉以前，廊庙尚数盈丘壑；隆、万以后，韦布几抗簪缨。”^[108]即使对那些功名获得者来说，借从事文学来发展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性格之观念也已深入人心。钟惺固然算是骨子里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正统士大夫立身准则之人，因而会像上述那些北宋代表性诗人一样，将政治、哲学方面的作为看作高居文学之上的“生人大业”，然而当他仕途一旦严重受挫，被迫断了事功上发展的念想，还是会理所自然地转而将精力投注到文学上的追求，以了“不枉作文人”之心愿。因此，就钟惺这一次考选被汰、不得如愿至台省的遭遇而言，成为他人生经历的一个重大转折，对其文学生涯反倒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这一段居处南京的时日，也因此成为竟陵文学发展的全盛期。

谭元春为人与钟惺不同，前面已作了介绍，他那种不受羁缚的“顽旷之性”，在对待功名事业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在回顾自己少时的读书经历时，他曾经说过：“回思元春少而读书，贱未失意。山水固其所耽，而懒不重经；笔砚本与相近，而嬉未至工。”^[109]似乎向不存大志，唯以取适为意。当然，这样的表述或许更多地表示一种姿态，不如他在《答刘同人书》中所说的“至于进取一途，本其所热，而性不耐烦，轻去易就”^[110]来得更实在些。正是由于这种性格的关系，他自十八岁首次出应乡试，至四十二岁方以解元高中，确可以说是久困场屋：

门生学不合时，性不逢人，自十八岁入场以来，亦浮沉在诸生之中，而四旬内落第为常，未曾有实称师弟之人。^[111]

是为其自道。他的名气不小，表举他的人也很多，先后如蔡复一、朱之臣、徐日久、葛寅亮、周、傅良选、李明睿等，于他皆特别垂青，不过他自己对于科举的态度倒真是有点名士风度，“高兴为之不妨，高兴止之亦可”（出处同上）。

大概是十余年的不利将他的进取之心异化为一种矫激之志，他在万历乙卯（1615）三十岁那年参加乡试，干脆来个“场卷点抹皆无，如未以手触者然”^[112]，这在他那个时代也曾有个别极表个性的人为之，自然又复不第。他自己以为那并非标高示异之举，故特向师事之的蔡复一解释说：

数年来，气稍平而稍淡，绝无不屑诸生之意，惟束缚太苦，不能为所欲为。若三年后仍如此，则愿广给笔札，闭门无营，就天所付之一窍充而成之。（出处同上）

自哂三年内沾沾鸡肋也，初有太学意，今如是作想，恐太学是后来不第一大葛藤，徒勤明公今日特举，无益也。（出处同上）

不仅流露出对循规蹈矩、枯燥乏味的举业的不耐烦，而且随时准备抽身退转至天性所近之文事上的经营。

尽管之后三年间又有朱之臣意表举事，并招至江夏西庵读书，看上去元春似乎又安下心来，决意先搏功名再说，然而万历戊午（1618）秋试，却又给了他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其时湖广提学副使葛寅亮于元春颇为知赏，“拔谭子，称逸才出群，击节叹异”^[113]。寅亮，字屺瞻，钱塘人，万历辛丑（1601）进士。史称其督楚学政，杜绝请谒，衡文有精鉴^[114]。恰恰是因为“当路忌葛公执法”^[115]，因而连累到他所提携的诸多楚中才士，是年十月乙丑，礼部以寅亮衡文不正参奏，称：“葛寅亮所取士文字乖异，宜将黄中道等降青衣，待岁考定夺。其已中者罚压二科会试。本官应下吏部议处。”^[116]万历帝从之。元春与麻城刘侗、黄冈何闳中等并在降等之列，几落学籍。所谓“文字乖异”，或谓是元春“文瑰琦过度”^[117]，或谓其讥刺时政，反正所作应试之文一定有出格之处，遂授人以口实。于是，“元春意殊倦”，“谢巾衫如弃屣”^[118]，断然表示弃去秀才功名。

这一事件对于谭元春来说，同样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大挫折，在事发不久所作的一首忆友诗中，他以“万历戊午秋，奇士坠崇冈”^[119]来形容他们的不幸遭遇，可以想见在他内心深处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因而对其今后生活态度的选择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两年后，在给承天知府叶官的一封信中，他一面向这位对他及诸弟“相念相援”，并劝他回心转意、重操举业的父母官表示感恩，一面则极为诚恳地剖露心迹说：

春两年来营治十亩，已督率耕牛为太平农人，兼偕柘（按：原作“析”，据《鹄湾集》本改）阴柳影，赍一卷自随，待粳秫上仓，于冬春闲月，放怀山水，学古人经旬不返之迹，部署已定。非为高洁可慕，止以八比制科，本非真好，不过因功名所在，勉强为之。今又屡试不第，横以此得罪，自叹年命有尽，何苦为此？芒屦扁舟，便可逍遥许时，不枉作一世人，初愿如此而已。晋人有云：无官者多矣，岂皆高士乎？论者便以春为慕高士，此便不然也。

……春窃自念：虽无才而袜线之才尚未尽，虽有兴而进取之兴则已败，既不入珊瑚之网，又已惊虞人之弦，其为废匿，夫复何尤？而且数载之前，矢盟丘壑；出场以往，谢绝巾衫。初非无聊而强处乎此，又偶有感而忽动于中。此则区区动静不一，远逊逸士之明征也。但既翩翻而去，又贸贸然来，与诸生角艺一堂之上，心面相触，笔砚相向，谁为为之？谁令听之？春虽无良，不至颜厚若此。所以悟穷达之有命，窥捷径之无益，以途中逃雨之身，听物外浮烟之遭。^[120]

表白自己于穷达之命已有所悟，故不愿亦不能再拘拘于功名之累，当任性而行，追求逍遥自在的人生快乐。大抵所述虽坦诚，却仍不免有愤激狂傲语，看得出此次横遭得罪烙下的创伤印痕。在给遭遇相同命运的患难之友刘侗的信中，他的措辞就显然要更为激烈一些：

又所见人世君子，皆以劳役博科名，以耻辱博三公，以负心之事博义称，以人之死博安常，抑其心之所热以就冰雪，曰何必富贵乎？^[121]

可见谭元春的不思仕进，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顽旷之性”在起作用，而是现实的遭际令他有意识地要与庸昧浊俗相抗争，其自谢诸生之举本身就是一种抗议。或者，至少可以说，他这一次的人生经验，使得他自己个性中与功名利禄之途相冲突的一面更加剧化。

本来，在这一事件发生前，钟惺曾就邀约他赴南京相聚：“岁考后可与三弟（按：钟恮）定计来，勿牵于他念，千古一时。”^[122]现在既然事已至此，他自然便干脆放开手脚，逍遥出游，于万历己未（1619）夏，也来到白门，与钟惺一道，着力于南都文坛的经营，又与钟惺先后出游吴越，共同将竟陵派的活动及影响推向高潮。

这时的钟惺，在南都的地位既非以往可比，所与交接之广泛与深入亦属空前。自其万历丙辰（1616）岁末僦居南京之始，即不断主持或参与了各种社集，除了与前面所说的那个固定交游圈中的同志友人经常一起活动外，在此地的名彦隐流从焦竑、黄汝亨、苏茂相、董应举至陈继儒、唐汝询、王留、葛一龙、夏树芳等，皆有不一般的交往。谭元春万历己未（1619）来南京后，钟惺带着他到处寻访游历，活动更见频繁，与游者除林古度兄弟、唐时、胡宗仁父子、吴惟明、王宇、周楷等熟知的友人外，又有茅元仪、潘景升、吴鼎芳、冒愈昌、郭天中、傅汝舟、王野、宋献、洪宽、俞彦、范迂、宋珏、徐牟父等，都中人物所交殆遍。兹将他们在南京有重大影响的几次社集列举如下：

一、万历戊午（1618）中秋夜在俞园的集会。这次集会的召集人就是钟惺，缘由是欢迎邹迪光至白门游访。邹迪光（1549—1626），字彦吉，无锡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工部主事，累官至湖广提学副使。以吏议罢，归家治园亭于惠麓，极声伎殇咏之乐垂三十年。年七十余卒。著述宏富，有《调象庵集》、《郁仪楼集》、《始青阁稿》、《石语斋集》等。说起来，他与钟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钟氏十八岁为生员，其时学官正是邹迪光。这次钟惺执弟子礼邀老师赏月，又恰逢邹氏七十岁的生日，把酒叙旧，不胜感慨。邹迪光为词坛耆宿，又属后七子后期阵营的中坚，王世贞殁后，他与云间冯时可并欲主盟文坛，其实门户之见颇深，钱谦益谓其“排诋公安，并撼眉山，力为弇州护法”^[123]，并非无根底之谈。邹氏《蕉雪林诗序》即云：

近世有楚中郎氏出（中郎，楚人），思以其言倡导天下，使天下尸祝之。而自度其力不能为古，又度人之力不尽能为古，又思即自能为古，可以主盟矣，而李、何之后，复一李、何，何以超于世而称非常之业？则悍然为之说曰：“盛唐无诗，即汉魏亦无诗，诗独苏长公耳。”此说行，而后进之士无所知识，以为至语，转相传效。不能为古者既便而趋其中，即能为古者亦诱而入其内，诸童谣方谚、市谈巷说，皆归不律。夫拟汉魏而失之，如塑像衣冠而不得其似，尚为木会；拟长公而失之，犹刻形樵牧而无所仿佛，将为刍狗。酷哉，中郎氏之祸天下也！^[124]

又据说他对钟、谭评选之《诗归》亦颇有微词，许学夷记载说：“邹彦吉最称好奇，及见《诗归》，曰：‘不意世间有此大胆人！’”^[125]故就文学立场而言，他们的关系颇为微妙。好在这样的雅集恐怕真的是只关风月，所谓“白露苍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舞竖，半携书画船中”，“里寡新声入耳，就绛纱名部之音；地无胜迹娱心，发金谷故园之想”^[126]，更何况这次钟惺还特地邀来了名列“后五子”的李维桢及诸词人同集（李维桢的情况及与钟惺的关系，前面已有介绍），有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前辈领袖共聚一堂，相互援引，又有众嘉客诗酒酬唱，丝肉喧阗，算得上是当时文坛的一大盛事，由此倒是颇能体现钟惺在中心文坛的号召力。事后，当邹迪光收到钟惺寄示的题扇诗及那篇著名的《秦淮灯船赋》时，不仅绝口称赞所作“清绝、雅绝，决非时流口吻所能道”，“非天孙乎那得有此”^[127]，还盛邀他便时到自己的惠园一游，“令山灵负弩，一邀彩笔，是甚盛举也”（出处同上），很是显示了钟惺此时的身价。

二、万历己未（1619）端午之秦淮大社。这是借盛大的民俗文化活动而组织的诗社，系茅元仪根据钟惺、潘之恒、吴鼎芳、谭元春等人的倡议发起的。据茅元仪记载：

于是客于金陵而称诗者靡不赴：其人自卿公大夫，以至有道都讲、隐流游士、禅伯女彦；其地则自吴、越、闽、楚，以至土著之俊；其年则八十、九十，以至八岁之神童，靡不操牍而至。其命题则以五日秦淮社集，而兼赋投诗赠汨罗；其限体则以五字，而曰古、曰律、曰长律，兼举、分举者听。^[128]

实在是规模很大的一次社集活动，在南都的能文之士囊括殆尽，稍后并由元仪裒而帙之。茅元仪（1595—1641），字止生，归安人，茅坤之孙。有大志，好谈兵。崇祯初，以荐授翰林院待诏。寻参孙承宗军务，改授副总兵官，旋以兵哗论戍。其时颇以诗文自命，钱谦益尝谓：“止生为诗文，才气蜂涌，摇笔数千言，倚待立就。”^[129]可见其材质风致，有《西崦》、《又岘》诸集。他与竟陵派自此建立起较深的关系，与谭元春尤相得，诗风也受到钟、谭的影响，朱彝尊曰：“其论诗云：今人与古人，欲合而先离。其言诚是，特下笔未能醇雅，盖竟陵之派方盛，又与友夏衿契，宜其染素为缁矣。”^[130]倡议人中，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歙人。也是诗坛耆宿。他早年曾参加汪道昆的白榆社，又师事王世贞，故“其称诗弇州、大函”^[131]，汪、王及李维桢皆尝为序诗；后与袁宏道兄弟交，倾心公安，“其论诗又公安也”（出处同上），中郎为作《涉江诗序》——是其诗风亦与时而变化。晚而倦游，侨寓金陵，阳狂落魄以死。是年在金陵，与钟、谭游处，不仅一同参加了多种社集，而且诗风又有其变，所谓“而戊、己间复洁其体，深其思，振其衰，神明为用”^[132]；从其以戊午（1618）与己未（1619）这两年所作《漪游》、《清溪》二集属谭元春序之来看，似乎又有转而服习竟陵的意味，如元春序称：

景升六十年中，初与琅邪、云杜游，欢然同志也。已而与袁氏交，复欢。弇州诸先生力追乎古以为古，石公游于古之外以追乎古；今二三有志之士，以为无所为古内古外，而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即古人之用意，下笔俱在是，而景升复婆娑翱翔于其间。其年能待，其才能不衰，景升得乎天；前后之交，如一时一士，景升得乎人。而予皆归其功于变。夫不变不化，则又安有景升矣。（出处同上）

钱谦益批评之恒晚年唱酬“率意涂抹，无复持择”^[133]，或许与此亦有关系。吴鼎芳（1582—1636），字凝父，吴人。世居西洞庭，为诗萧闲简远，有出尘之致。与范汭刻意宗唐，刊落凡近，有《披襟唱和集》行世。年四十薙染为僧，名大香。按照钱谦益的说法，“凝父与葛震甫称诗于两洞庭，皆能祓除俗调，自竖眉目。震甫晚自信不笃，颇折入钟、谭；而凝父亭亭落落，迥然尘壒之外”^[134]，似乎独能不趋竟陵时响。然而据茅元仪引吴鼎芳自述：

诗自十年来，我道始大振，然不转盼间而吴兴范东生、吴门王亦房、黄伯传、嘉禾费元朗、释道敷俱已谢世，今之人惟曹能始、钟伯敬、董遐周、谭友夏、葛震甫及予与仪在耳。他人非不佳，然调不合则不敢旁附，不旁附则吾道孤，孤而复谢落，吾为吾道悲。^[135]

则其于钟、谭亦颇相引重而以为“合调”者，虽未必就“折入”，但也未曾有视竟陵为异道而着意排拒之想，我们至少可以从吴氏的叙述中测定钟、谭在当时诗界“清流”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从这些共同倡议、发起者与钟、谭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来看，钟、谭在南都文坛已经越来越有领导风气之实，而正因为这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巨大而深广的影响是其他任何社集难以企及的。

三、万历己未（1619）七月间在茅元仪乌龙潭新居的数次集会。这本来是几个同人之间乘兴往来的聚会，没有多大规模，亦不专为文事，可偏偏成为当时文坛举称的雅事。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这些与会之人，皆一时清雅之选，而如谭元春、茅元仪各撰成《初游乌龙潭记》、《再游乌龙潭记》、《三游乌龙潭记》，潘之恒亦有《乌龙潭寤园记》，都是不可多得的美文，一旦流传开去，自然颇受人瞩目。初游在七月三日，发起人为谭元春，茅元仪陪同往观其新成之轩阁，又有宋献、傅汝舟往来秋色上。宋献的事迹及其与钟、谭的关系已见前章。傅汝舟，字木虚，一字远度，号丁戊山人，侯官人。初与郑少谷游，奇崛好古，名列“鼇峰十才子”。晚居南京，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唱和，“为诗皆牛鬼蛇神，旁见侧出”^[136]。有《唾心集》、《步天集》、《英雄失路集》、《拔剑集》、《箜篌集》等。汝舟属前辈诗人，为人颇自负，诗则自出性灵，是年在金陵，与钟、谭多有往来，可见性情中有所以投契者。再游在七夕，吴鼎芳为招集者，与游者冒愈昌、许延祖、宋献、洪宽、谭元春、茅元仪。其中冒愈昌（？—1633），在南都文坛亦有时名，字伯麐，如皋人。诸生。为怨家所中，浪迹吴楚间。作诗敏捷，舌辩如悬河，尝游王世贞、吴国伦之门，奉二公为祖祢。有《绿蕉馆》等二十余集，李维桢尝为之序诗。钱谦益尝记曰：“万历末年，抨击七子者日众，伯麐恪守师说，抗词枝柱，愤楚人訾謷，至欲以身死之，此可以一笑也。”^[137]似乎与竟陵势不两立，然从其是年在南京与钟、谭的交往来看，关系未必真有那么紧张；即便钱氏所说属实，那也还是显示了钟、谭所代表的竟陵派之势力已足以构成对七子一派的颠覆，又令他们在迎拒之间左右为难。三游由宋献别招，在七月十二日，潘之恒、钟惺、谭元春、林懋、古度兄弟及茅元仪皆与焉。二三同志，以幽适无累之客心，玄对清灵空杳之景，抒发结庐人境之思，确实呈现出他们所追求的高人韵致；而这种韵致，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竟陵派审美方式的印记的。自谭元春的三次游记观之，他也是在竭力渲染这种特有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之审美方式。

万历己未（1619）秋冬，钟、谭各自为探望师友而游访吴越，开始了他们实地出征这一“人文渊薮”的交执之旅。由于目的地稍有不同，导致两人深入的区域各有侧重。钟惺的游历路线是，先至武进探亲并看望同年邹之麟，然后过无锡，应约造访邹迪光惠山园，经苏州，与许自昌、赵宦光、王人

、周永年兄弟、徐文任、文震孟兄弟、王志坚、范允临、钱谦益、徐波、周时臣等相游处，又经太仓，寻访王世贞弇园故居，然后至湖州，访同年友韩敬，又与韩敬及其外甥夏仪、著名女诗人王微等相游处。特别是携林古度在苏州地区有很大的拓展，所与交者，多一时名流，且这些风雅之士中不少人的园居本身就是宾客麕至的文艺沙龙，如许自昌之梅花墅、赵宦光之寒山居、文震孟之药圃、文震亨之香草垞、范允临之天平山园居等，故其影响很容易又传播开去。谭元春其时在南京已展现出独立开展活动的活跃身姿，如乌龙潭的数次集会，又如此前同唐时、茅元仪、徐牟父集傅汝舟水阁，同吴惟明、林古度兄弟、吴中彦、钟快集俞伯彭芥圃，以及中秋同吴鼎芳、王一翥、茅元仪诸友赴栖霞山等，皆显示了不依傍钟惺而又完全开放、喜交游纵乐之个性特点，以至钟惺亦真亦假地为之慨叹道：“名士身难静，幽居事渐稀。”^[138]此次出游吴越，其路线经丹徒、武进、无锡、苏州、嘉兴而至杭州，返途又经湖州、无锡回到南京，除了在无锡与湖州，与钟惺一样与邹迪光、尤时纯、韩敬、王微等并有游处外，则在杭州地区有所开辟，与在那里的严调御兄弟、邹之峄、闻启祥、李流芳叔侄、王宇春、郑圭、韩敬以及葛寅亮、王宇等频频集会，随兴游止，走笔赋诗，故友新识，交情日深。可以说，竟陵诗风之所以在整个江南地区有“浸淫三十余年”这般持久的影响力，是与钟、谭二人本阶段在上述这些区域的着力经营有着极大的关系。

钟惺在苏州地区的游历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在如云名士之中发现了徐波这样一位尘封已久的诗才。徐波（1590—1663），字元叹，长洲诸生，弃而为诗人，才思清妙，刻有《谥箫堂集》等。晚居竺坞，构落木庵，无子，施为僧院。康熙《苏州府志》入“隐逸”传之。先是在范允临的宴席上，钟、徐两人初次相见。据钟惺《徐元叹诗序》，范氏先曾向钟惺示以徐波诗，“亟称其才情风华之美”，以“苛”著称的钟惺则“惜其太俊，不敢遽以为可”。而据徐波的记载，钟惺是时在席间“迎握余手，诵余旧诗，谓似古人。……遂定交而别”^[139]，显然已表示嘉许。之后，钟惺特地至徐波浪斋造访，所谓“读诗交已定，相访庶无猜”^[140]，显示了钟惺对这位三十岁的晚辈诗人青睐有加；别吴之日，徐波送至虎丘，钟惺又有诗赠别，殷殷寄予厚望。就在此际，他欣然为徐波作诗序传之于世，而使其有诗名。在序中，钟惺称：

予读元叹诗，不必指其妙处何在，但觉一部亦满，一篇亦满，一句亦满，一字亦满。满者，即可之义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独以此一可字许元叹。^[141]

这真是钟惺对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在其《读元叹诗不觉有作》中更有“《诗》亡岂遂绝真诗，喜得其人一实之”^[142]这样无可复加的赞誉。如此赞语出自不轻易许人、更不谀顺的钟惺之口，实在值得追究，关键的关键还在于钟惺似乎寻觅到了在才质、性情及为人处世方式上与自己有极相中处的俦匹，其相中的程度甚至在自己与谭元春之上，从后来他为徐波过访南京所作的赠别诗中所谓“主宾蔬茗高人福，语默冰霜静者衷。生死到时思善友，倡酬忘处见名通”^[143]，我们可以看到钟惺对其知赏的缘由，这使得徐波在成为钟惺晚年最为投契的小友之同时，也成了竟陵派在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同志。此后两人的交往相当频繁，如次年钟惺邀徐波与叔弟钟恮见面；天启辛酉（1621）再邀徐波至南京与谭元春见面；天启癸亥（1623）奉讳自闽归楚，又与徐波见于吴门舟次，并以物色侍婢、精刻闽游诗诸事相托；直至卒前数岁，岁与徐波以买吴门茶为鸿鱼之路，名曰“茶讯”，皆可见钟惺对他的珍视与倚重。即便在钟惺卒后，谭元春亦依然保持了与徐波的密切联系，他的“落木庵”即是由元春命名并题额的。

据钟惺《潘稚恭诗序》，这一阶段已经有人于当今文坛明确标出“竟陵一脉”，谓其“情深宛至，力追正始”，钟惺自己也清楚，“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144]，竟陵派至此终于成为人们趋从影附的时响。沈春泽在《刻隐秀轩集序》中也说：“盖自先生以诗若文名世也，后进多有学为钟先生语者，大江以南更甚。”^[145]在钟、谭这一阶段的交游中，有案可稽者，至少有茅元仪、潘景升、葛一龙、王野、王留、李流芳、周楷、董应举、陈衎、徐波以及沈春泽、潘一桂等人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竟陵诗风的影响。

这一阶段也是钟、谭创作上最为丰产的一个时期。从他们作品结集的情况来看，先后有万历甲寅（1614）钟、谭同游西陵所作《西陵草》，万历乙卯（1615）谭元春“退家湖上”所作《退寻诗》，万历丙辰（1616）谭元春赴辰州所作《客心草》，同年合刻谭元春游衡山之《游首集》与钟惺游泰山之《舟岳集》，朱之臣刻谭元春此前未行诗为《寒河集》，万历己未（1619）谭元春游

山所作《仙室草》，是年秋冬谭元春游越所作《湖霜草》、《秋冬之际草》，天启壬戌（1622）沈春泽序刻钟惺自定之《隐秀轩集》，以及谭元春辑泰昌元年（1620）至天启三年（1623）所作为《拭桐草》等，集中体现了竟陵派进入发展盛期的创作成就。其中谭元春之《游首集》、钟惺之《舟岳集》，分别被他们自己自信地视为各自创作上的新高，如蔡复一谓“南岳诗出，而友夏欲以其游首诸游，并以其集首诸集”^[146]，钟惺则说，“岱游自可千古，记若诗亦如之”，“往时一副手笔，只以浮渡盆景架阁消之，不无牛刀割鸡之恨，今差可满志也”^[147]。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得名山大川之助，而有以变化其天资；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选定《诗归》的批评实践，毕竟赋予了他们更高的手眼，如他们在游西陵时已经感觉到的，“精论古人之学似有入焉者”，“遇境触物，所思所笔，遂若又进一格”^[148]。尤其对谭元春来说，游南岳所作不仅成为他创作上完全成熟的一道标志，此后他因此以“岳归”名其堂又名其集；同时也意味着是由钟惺之羽翼一变而与之比肩的转折点，钟惺自己就曾坦言，读之“不无内逊”^[149]，“吾两人自可交相庆，不必相妒也”^[150]。从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述自己南岳游归，与钟惺商榷其游岱诗文，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识见之精进以及日趋独立的立场。而从元春《岳归堂合集》所收诗讫于天启三年（1623）冬的情形来看，其刊刻时间当亦距是年不远。此集与钟惺的《隐秀轩集》，又分别是他们此前新旧所著诸集的选汇，这种具有自我论定性质的全集的出现，意味着竟陵派的创作进入全面总结的阶段，它于“模楷后之操觚者”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尤其是钟惺的这部集大半生创作之大成的自选集，所谓“删损之余，所刻已尽去”，“几几乎精金粹玉哉”^[151]，它的适时推出，对于其时后学竞写宣传钟伯敬语，“得其形貌，遗其神情”^[152]，就明显具有示正的作用。

[4]《友夏再至晤商林二丈与予兄弟山居旬余将归》，《隐秀轩集》诗宇集。

[17]钟、谭二序，闵刻本一署“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丁巳岁八月朔日”，一署是年十月二十五日，王重民以为此当为选定之年，非朱墨印书之年。他据闵振业序言及校雠《史记钞》事以为参照，推定《诗归》刻成，当在泰昌元年（1620）后。参见《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总集类”《诗归》条。然此说与《诗归》至迟在万历戊午（1618）已获得流传似有出入，详下。又据谭元春《答张梦泽》，谓（万历丁巳）五月自江夏归寒河，张氏两度遣僧递书至。元春旋有此报书，书中告示“《诗归》犹未竣工，想不待数月即有刻本”（《鹄湾集》卷八），应该不至于在数年之后始刻成。

[18]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西学术》第1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

[25]高棅的唐诗选本至嘉靖后才愈见流行，陈国球《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一文曾有专门的考辨，该论文见收于《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6]《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隐秀轩集》文藏集。

[42]可参看入矢义高《枙诗归枛考》，日本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16号（1948，10）。

[45]均见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其四所引，《谭友夏合集》卷六。

[55]参见钟惺《与井陉道朱无易兵备》，《隐秀轩集》文往集；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谭友夏合集》卷十二。

[56]《题唐李供奉降笔书首楞严石刻卷》，《隐秀轩集》文余集。

[61]《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钱氏《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则记中道尝叹息曰：“少陵《秋兴》、元白《长恨》诸篇，皆千秋绝调，彼何人斯，奋笔简汰？此辈无心，所以昧目”（《牧斋初学集》卷七十九）。此书的撰作时间当然较《列朝诗集》之编纂为早。据乾隆《钦定续文献通考》，汝谔“天启中以岁贡官常熟县教谕”（卷一百四十九“经籍考”《毛诗微言合参》条），知钱氏是书当天启间作。

[6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总集类存目三”《诗归》条。

[86]见蔡复一《答别钟伯敬兼及谭友夏》其一，《遯庵诗集》卷一。

[97]参见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谭友夏合集》卷十二。

[104]见钟惺《与井陉道朱无易兵备》，《隐秀轩集》文往集。

[105]陆梦龙《闻钟伯敬杨北之罢考选授诸曹魏士为停天官启事邹臣虎引疾归有感》，《憨生集》“七言古”。

[106]《同商孟和夜集钟伯敬金陵邸舍伯敬时补水部将定居南中》，《诗慰初集·涧上集选》。

[119]《忆今年春夏黄美中与予兄弟读书河上近闻其客浠川》，《谭友夏合集》卷十七。

[126]《喜邹彦吉先生至白门惺以八月十五夜要同李本宁先生及诸词人集俞园序》，《隐秀轩集》诗黄集。

[138]《访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归》，《隐秀轩集》诗宙集。

[143]《徐元叹再至金陵过访将归吴门送之》，《隐秀轩集》诗洪集。

[151]陆云龙《钟伯敬先生合集序》，《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