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蔡复一与竟陵派
蔡复一（1576—1625），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乙未（1595）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乞归。改南户部，再改兵部武库郎中，出为湖广参政。迁按察使，历湖广、山西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改贵州，加兵部侍郎，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卒于军中，赐祭葬，谥清宪，赠兵部尚书。有《遯庵集》十七卷。《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七有传。
蔡复一与钟惺、谭元春都有着很深的交谊，可以说是竟陵派最为重要的同志。朱彝尊尝谓“竟陵之邪说行，率先倒戈者，蔡敬夫也”[65]，虽然于他们间的关系及此中机捩未加细察，然作为一种事实所呈现的结果，尚是确然的判断。
据钟惺万历己未（1619）为复一父蔡霁所作《蔡先生传》中“交惺十年，爱若兄弟”[66]推断，他与蔡复一当缔交于万历庚戌（1610），时钟惺在京中进士，授行人，而蔡氏亦在京居郎署。又据蔡复一《别钟伯敬时伯敬有蜀行将晤曹能始故末及之》“千万尚买邻，何幸居相即。密意未能申，各为将行客”[67]，知在次年钟惺奉蜀使前，他们在京居处相近，虽不能说交情已深，却已颇相引重，复一《古意赠伯敬》故以兔丝、茯苓为喻，又谓“岐形气相求，有如磁吸针”[68]，再以钟子期、俞伯牙事相比况。万历辛亥（1611）这一年，蔡复一出为湖广参政，这可以说是他在文学上“变闽而之楚”的一个重要契机。到武昌之后，他即有诗寄钟惺，诉别后之思。诗中说到自己的“长途读君诗”，又特别将钟惺描画成“闻有耽诗人，惟以诗为命。三日辍讽咏，面目憎青镜”[69]的苦吟诗人形象，来表现他心目中对之的钦羡。次年钟惺以奉蜀使毕顺道归家，岁末将返朝，复一又有《遥送钟伯敬还朝五首》，所谈论的话题则围绕人生出处，不仅显示关系已密，而且显示所交已相当深入。结识不久即有如此频繁的赠寄，显然表明他对钟惺确是情有独钟。钟惺旋有《报蔡敬夫大参》，对复一的质性以“幽恬渊净”四字加以概括。前面我们已经论及，这其实是钟惺品评人物的价值序列中最高品级的一种评价，以他严冷的个性，他不会轻易地以谀辞许人，“某非能为佞，公亦非受人佞者也”[70]，说的是实话，因而只能说明他与蔡复一在个性上的投契。就在这封报书中，他还郑重其事地将谭元春及其所作《简远堂近诗》、《虎井诗》推荐给他，不仅将元春标榜为“比于某真所谓十倍曹丕”的“异人”，而且称赞说，“其时义可出入嘉宾、子逊，砥砺名行，老成简练，他日有用之才也”（出处同上）。钟惺的用意，当然是欲让在楚为官的蔡复一对尚困诸生的谭元春有所提携（后复一也确即有行动，如荐元春于瞿汝说、马人龙二位学官），然亦未尝没有急于让自己所珍视的新旧两位契友相互了解之意，从谭元春稍后初次寄书蔡氏所说的“但数年以来，屡得明公与敝友往返书疏，皆伏读深思其理，不知其非贻春书也。又得诵明公前后诗，观所以为诗之道，如见所以运思下笔之时，是则明公日夜教春不倦也”[71]，可以想见钟惺在元春这一方对蔡复一的推重。元春的奉复一为师，不能不说是钟惺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大致说来，这时的蔡复一尚未正式参加竟陵派的文学活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长年处身宦海的早达之士，内心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文人情结，这倒并非仅就其对文学的热衷而言，他的骈体文在当时也还堪树一帜，尽管以应酬内容居多，后来结集成《遯庵骈语》梓行（他曾以之赠钟、谭），颇得好评，朱彝尊还特地记述说：“其骈体亦不屑犹人，亡友汉阳王亦世最赏之。”[72]而更应该说，他的个性中向有对文人传统中孤奇清迥一脉的崇尚（他自己的诗中，无论咏物、怀古的题材，常有这类“幽人怀”的表现），官场的庸俗与是非非但没有磨钝他在这方面的感觉，反而愈加激发他对此向往之至。“溪刻奇穷事，入画成清绝。以喻君子心，近寒不近热”[73]，是他对钟惺在京师之地所扮演的苦吟诗人角色所作的阐释；“我居十五年，缘熟梦难歇”（出处同上），则是他的自状。因此，当他一旦遭遇“唯以诗为命”（见前引《武昌寄钟伯敬》，下同）的钟惺，不能不为之所倾倒，他的“长途读君诗”即是明证，尤其是这时的钟惺已经“另立深幽孤峭之宗”，则复一的文学倾向及诗歌创作亦不可能不受到其影响。而对钟惺来说，其实这时他的志向仍是早年成孝廉时所说的“生人大业，经世出世二物，小子实请事焉，而仅名文人才士”[74]，这成为他的某种情结，因此，当遭遇蔡复一这样他认为“风雅、世务”不分为二的“达人”，胆坚、识透的“幽恬渊净者”，自然也格外引重，如他自己所表白的，从蔡氏的诗作中，“学术经济，识者于此可以潜窥”[75]，他所看重的恰恰是这种诗外的功夫，这一点驱使他自此凡属竟陵派重大发明者，必举以相告请益。
从本阶段开始，蔡复一与钟、谭在文学上的联系明显加强，他与竟陵派相互间的作用也日益突显。先是万历甲寅（1614），钟惺致书蔡复一，及时通报了家居与谭子选编《诗归》一事，告以此书的大概及作意，强调“盖举古人精神日在人口耳之下、而千百年未见于世者一标出之”，“实自著一书”，并募人抄副本一卷，准备先呈复一评定；随信寄去了钟惺万历癸丑（1613）暮春刻于京邸的闽人陈昂诗《白云集》，以“其诗其人其行径为明布衣第一”，欲令复一“快读之”；又寄示近作，告之“别后凡有所作，历境转关，似觉渐离初浅一道”[76]。这些都称得上是近期竟陵派文学活动的重大举措及进展，显然，此时的他已开始被视作是该派在文学上的同志。蔡复一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由钟惺《再报蔡敬夫》“冬春间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书及诗者三，亲遣使者二，此非寻常交游也”可以得到证实。蔡书虽已不存，然据钟惺报书，谓“来谕所谓去取有可商处”，“所指示谭生及弟所作佳恶，裁鉴精当”[77]，知其于《诗归》及钟、谭近作皆尝用心细读一过，并就有关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其商榷、裁鉴的具体见解在钟惺此书及谭元春稍后所作《奏记蔡清宪公》其二及其四中均有透露，我们在前节中也已有所引述，此后又不断有更为深入的讨论。至于蔡复一所寄诗，一当为《钟伯敬书问予近状近作赋此答之》四首，从其三“乃知有心人，无事不造奇。诗与人相似，矢口无近词”[78]这样关涉钟惺文学成就与特点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钟氏从才性到诗风奇崛孤峭、不袭今人的突出表彰，而“奇”也是蔡复一品评人物的价值序列中相当高品级的一种评价，他对钟惺的座师雷思霈、自己的座师黄辉就曾有“造物惜奇人，收拾太匆遽”[79]那样比之屈原的礼赞；另一则是五言律《行园见蚤梅一花（十月）》三首，知作于万历甲寅（1614）仲冬，亦即钟惺报书中提到的“前寄《早梅》诗”，或钟惺次年《黔还至辰溪怀蔡敬夫既见赠诗》中所说的“去冬余家食，寄我早梅篇”[80]。此诗在蔡复一本人的创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钟、谭皆有和诗。今试举如下：
梅虽与冬约，寒浅岂花期？以此香偏蚤，如形雪太迟。月来毋乃喜，风缓未能知。仙子绝尘立，诸天失并时。
若曰开无异，胡为事不同？微香先入梦，春色忽。坠留残绿，初苞让浅红。花将叶相见，造化果然工。
青松非晏岁，白雪是何年？自分心无竞，终知气有先。独清疑劫外，太晚笑春前。羌笛人间曲，安能动四禅！[81]
说起来蔡复一此前酬赠钟惺的诗篇为数亦已不少，然其风格境界实已有差别。这三首诗是蔡复一精心结撰的剔幽抉微之作，正是自觉运用钟惺所倡导的以一己虚静之神情领悟奇奥物理的一种尝试，试比较他曾做过的同类题材诗，如《梅花》、《红梅》等五古作品，虽体式不同，但仍不难看出，《早梅》三首要显得更为清奇简远，其叙述的句式亦已出现由虚字构撰而成的散文化倾向，客观景物摹写渐为主观知性判断所取代。复一以之寄示钟惺，当然有因与钟诗同格而定能获钟、谭倾心称赏之洋洋自得，尽管他曾谦称自己是“五十学诗”[82]，然亦未尝没有与之相颉颃的期待，事实上此诗确也赢得钟、谭格外的青睐，不仅随即各和一诗，而且得到钟惺“三诗似各有一段光景”[83]的高度评价，谭元春更以“始知其幽秀之脉、清芬之气”[84]来赞誉他的所作。这样，这三首诗也就明显成为其在创作上有意识趋附竟陵诗风，并在实实在在的创作交流中获得某种进步的一种标志。
接着，万历乙卯（1615）秋，钟惺典黔试竣，在返京途中经过辰州，特地与蔡复一作三日晤谈，钟惺《黔还至辰溪怀蔡敬夫既见赠诗》以“每得君所寄，思理如云泉。及兹获言面，意满俱默然。吾宁相对默，不愿频寄宣”[85]，记述了他们这次重新有机会当面探讨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似乎无言相对、而又志满意得的情状，蔡复一自己则将壬子（1612）登泰山、甲寅（1614）简谭生、再觏钟子于乙卯（1615）视作近来人生值得大书一笔的三件大事[86]。五年来的“离合深浅情”，赋予此次重逢非昔日可比的深层沟通机缘，用默契来形容他俩获得的晤谈结果，是再恰切不过的了。若由上引复一答别诗其二“四气为我感，微者莫如秋。高清归物根，观象无滞游。梅花与芙蓉，秋心亦所留。黄菊开未开？于此可精求。古人所难语，文石通其幽”细加品味，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时的蔡复一无论在诗歌创作思理还是呈现的风格上，与钟惺实已同气相求。
凭借这一份默契，蔡复一在此际将自己的诗集交与钟惺铨选，这在表示对钟惺高度信赖的同时，意味着他于自己创作所历的境界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从而表现出终于完全投向竟陵派的营垒（此前即有《
上草》相遗）。钟惺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真诚，其《选蔡敬夫诗讫寄示三律》通篇表现的是他去取之不苟：
君庸不自知，必待我商之。要以古人眼，深看今日诗。直期于见道，污岂至阿私？亦自关吾识，安容苟尔为！
自处不能恕，于君敢二焉？即今予所舍，犹使世堪传。甲乙何关俗，春秋颇责贤。细观新旧作，损益有由然。
去取了无忌，惟君知我诚。匪徒文字理，要自友朋情。藏亦何妨出，多当不易精。留兹严冷意，事事与相成。[87]
与他对自己的要求一样，他取诗的标准是“古人眼”，亦即与古人之精神、古人之真诗是否相印合，为此，所予遴选的范围应尽可能的大，是“藏亦何妨出”，这与他选其师雷思霈的诗采取的亦是相同的策略，所谓“惺于先生诗文逸于集外者，心诚求之，不遗余力”[88]，为的是尽可能不让一首“真诗”漏网；然真正所取却又持之甚苛，所谓“乃集中所存，反有毅然去之不谋于人者”（出处同上），不合他所持标准的决不苟且，哪怕是“即今予所舍，犹使世堪传”，他于诗求的是“精”，精者，求其所必传，而“多当不易精”。试想，在这样一种态度和标准下遴选出来的蔡诗该是何等面目？不用说，自然打上了鲜明的钟氏印记。又由谭元春此际与蔡复一书可知，蔡复一的这一册诗稿也差不多同时寄示元春，元春同样以取自孟子的“千古选诗者之准”“移其心目于明公之诗”[89]，逐章逐句地施丹铅加以点阅，并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批评。观其所取予，又更具体地以“清”、“厚”相得为高，实际上正是他求“灵”与“朴”相辅相成之创作准则的体现。这样一个深入商较的过程，不但在创作阶段，而且在传播阶段，对于蔡复一诗歌风貌的重新塑造，其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这期间蔡复一与谭元春的关系骤密，诗书来往相当频繁，除探讨《诗归》及钟、谭、蔡各自近作，元春还以集前后所作之《寒河集》求序。万历丙辰（1616）春，元春终于实现“从游裹粮”之夙愿，自竟陵历郊郢，过江陵、公安至于澧州，又寻武陵，一路游访，而后抵达辰州，正式拜谒蔡复一，行“叨附门墙”之实。会面的内容，一方面当然是复一对之的“百方开诱”，另一方面则不离文事，所谈论的主要当仍围绕三人诗文作品的品评、去取（复一此际又示以自己文稿），验证各自在创作上的见地，互相以为取益之资，当然还有共同游处时的创作实践。另外尚应有一项很重要的文学活动，那就是《诗经》评点，据谭元春《与舍弟五人书》，他在万历丙辰（1616）告别蔡复一后，于舟中批完《商》、《鲁》二颂，设想“到京当再细增减一过，将同蔡、钟二评刻之，题曰《诗触》，触于师友也”[90]，则显然这也是他们三人在当时相互激发而又各逞胸臆的一项共同的活动（今仅见钟惺评本），或许在钟、蔡会面时就已经有过切磋。以述为作本来即为竟陵派所提倡的一种文学批评手段，他们三人同时以《诗经》为实验文本，相互商讨，相互触发，对进一步协调他们的文学观念及具体的创作思想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蔡复一这一时期的诗学见解，留存下来比较完整的，恐怕只有为元春所作的《寒河集序》了。在这篇序中，他所围绕的中心议题，其实就是钟、谭一直在探讨的“求古人真诗”之命题，如他自己提及的“深求作者之精神”，“而真我真古出焉”，立足点亦在感通。他由《诗经》传统的“诗、乐致一”出发，推导出他所谓“自然真诗”的两个互为表里的标准：“清音”与“幽感”——“思以音通，音以感慧，而诗乐之理尽矣”。站在这一立场上，他批判当今诗坛，不管是“摹古”的七子还是“运我”的公安：
乐亡而称诗者，离音而事藻，离感而取目，而真诗危。[91]
他之所以从“诗、乐致一”的古老传统立论，一个原因当然是引经典以自重，表示自己的立论渊源有自，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欲由儒家诗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92]，引出“声乐”这种非“直寻”的表现形式较之以“言”在更完全传释“心志”上的优越处。其实他所谓的“音”亦已在某种程度上内化、抽象化，或者干脆说神秘化，故他以“清音”言之，按照他下文的说明，“清音”实际上是传导人之“所未宣”或“依寓之隐约”的“非弦之弦，非指之指”，即人们常说的“弦外之音”，而与钟惺所说的“精神”接迹。他文中说的“夫自然真诗，虽无择而存，而其行于世也，细若气，微若声，不可以迹”，盖指此而言，而且他下文中确也已提到“古作者遗编炯炯向人，如精神之在骨体”，只不过他的切入点比起钟惺来，看上去似更巧妙地落实在形式的层面上。设立这一逻辑前提，主要仍是为“幽感”张本，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清音”更近自然，传送更无间，由此更能“察之情性隐微之间”[93]。他形容“幽感”说：
呜呼！古之为乐也，受其一器，莫不丧我以从之，五官七情，荡然无留，而后高深为之遇，入之愚，出之圣，是谓幽感。幽感之于音至矣，通乎神明，往来之无间，古之与我，无地可寄取舍，而可浮且易言之哉！（同上引）
首先，作者这一方为受其乐器先已虚静自处（这也正是钟、谭于创作所要求的，如前引谭元春《与茅止生书》中所论），所谓“丧我以从之”，而后求者这一方各以己之精神循音往遇之，通乎神明，往来无间，即为幽感之境界。尽管在描述如何遇合的过程上，他的表述似乎没有钟惺那么具体：
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94]
但结论却是完全一致的。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就在于为“幽感”找到了一层似有形而又无形的媒质，而这既有传统诗学理论的依据，又出自诗歌艺术自身的内在特征，因而还是丰富了竟陵派在古人与我、读者与作者之间求“真诗”所在的理论。这种从音乐的角度提出对诗歌的要求，钟惺早先在《江行俳体》诗序中倒是也有过关注，不过此后便未见有所申论，亦未见其与“求古人之真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平心而论，蔡复一与钟、谭在此际开展的有关文学活动中互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的友谊保持得很长，这种相互间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很久，即至钟、蔡身后，谭元春仍言必称师友。钱谦益说蔡复一“宦游楚中，召友夏致门下，尽弃所学而学焉”，导致其诗歌创作“之乎其若，逐字安排，钦肃淡静，连章铺比”[95]，若抛开个人成见，实还有相中之处（我们由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其四从其诗稿“摘句标胜”一段即可看到这样的特点），表明作为当时人，对于蔡复一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完全接受钟、谭的影响，一变而趋从竟陵诗风，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的；然于蔡氏对钟、谭这一边的影响则未予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从上面举述的有关事实可见，钟、谭对蔡氏的倚重，是其他任何竟陵派同志所不可比拟的，他不仅仅是竟陵派影响的接受者，这一点与介入该派的其他同志有很大的区别，他对钟、谭所代表的竟陵文学从理论建设到创作实践都曾有积极的参与和贡献，因而在竟陵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其他同志所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