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归》的选定及其流传
继万历辛亥（1611）使蜀顺道返楚家居一年后，钟惺于万历癸丑（1613）九月奉使山东，再次有机会得以自次年夏初家居半年余，这无疑为钟、谭间的进一步磨合及合作创造了极可宝贵的条件。万历壬子（1612）秋冬，当时有商、林二子的追随入楚，据钟惺所述，谓谭元春是“计尔南归三月余，十之五六住吾庐”[4]，这段共处的日子，为趋于成熟、定型的“钟伯敬体”成为竟陵诗风的主导，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创作实践机缘。时隔一年半后，即在万历甲寅（1614）夏秋，还是相同的情形，谭元春相当一段时日住在钟惺的家中，两人取古人诗相与商定，初步成就了《古唐诗归》的规模，所谓“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顾”[5]，为宣示他们已经深思熟虑的文学主张，又共同经历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批评实践。这一实践，与他们一般的文学思想阐述相比，对于钟惺在《隐秀轩集自序》中围绕作品中的“精神”（即“真诗”之所在）所构筑的古人—今人—后人、作者—选者—读者之坐标的具体展示并推向社会，要鲜明得多，也有效得多，钟惺自谓“实自著一书”[6]，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并且，之后他们同游西陵、合集而成的《西陵草》，是二人在此一新的手眼标准指导下一份更为自觉的共同探索，因此可以说，竟陵诗风至此又历一境，正如谭元春所说的：“遇境触物，所思所笔，遂若又进一格。”[7]
关于《诗归》是否钟、谭所选，何时选定，尽管后人有不同的说法，然因在钟、谭集中可以找到确凿的记载及证据，此事应可确定。最为直接的记载出自谭元春：
万历甲寅、乙卯间，取古人诗与元春商定，分朱蓝笔，各以意弃取，锄莠除砾，笑哭由我，虽古人不之顾，世所传《诗归》是也。[8]
甲寅之岁，予与钟子选定《诗归》，精论古人之学，似有入焉者。而适以其时往西陵……[9]
其中提到选定后即往西陵，这在钟惺的《西陵草序》有更详的记载：
万历甲寅九月，钟子再过夷陵，省座师雷先生家，为诸同门视其田墓事。先与谭子期京山，将从此寻太和旧约，计游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终之。[10]
参之钟、谭的游西陵诗，知二人在九月前约集京山，先至夷陵雷思霈家料理其后事（是年九月一日为雷思霈三周年忌日），然后同游西陵。原本打算自此径往久已向往的武当山（据元春《问伯敬太和游期》诗载，钟惺万历癸丑（1613）在燕中即曾寄诗云：“玄岳须相待，金陵莫便行”[11]），却终于没能成行，而返回京山作别。谭元春《住伯敬家检校唐诗讫复过京山》记录了他们选定《唐诗归》后约集京山时的情形，“在家君是暂，思与共秋蔬”[12]，说明其时是秋季，“寻山从此往，光彩不无余”（出处同上），指的即是“将从此寻太和旧约”一事；钟惺《至京山与友夏别》则是他们西陵游毕在京山分手时所作：“八月出门冬已临，别时未满共游心。怜秋不欲言秋去，但指山山秋色深”[13]，表现出一种未能完全实现旅游计划的遗憾心情，不过却点明他们出门的具体时间是八月，且谓“冬已临”，应该已是进入晚秋，以八月下旬为宜。由此可以判定，他们是在万历甲寅（1614）八月下旬之前，就已经初步完成了选定《古唐诗归》的工作。
至于他们着手这项工作的起始时间，若不将钟惺在是年年初返楚途中“舟中阅唐人全诗”[14]这样的准备工作计算在内，则应始于是年五月。钟惺到家时间是在夏初四月，五月他便携弟钟恮过访谭元春寒河居，这时应该会将所酝酿的这项工作计划拿出来与元春磋商。
又据钟惺《与蔡敬夫》：
凡得公诗无不和者，此番独未能。自西陵游后，断手于此矣。两三月中，乘谭郎共处，与精定《诗归》一事，计三易稿，最后则惺手钞之。手钞一卷，募人钞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归之公。[15]
知钟、谭在西陵游后，又曾花“两三月”的时间，对《诗归》作了精严的审订，一共三易其稿，最终由钟惺亲自把关誊抄一过，并请人录了副本。副本确实很快就到了蔡复一手中，据钟惺《再报蔡敬夫》谓“冬春间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书及诗者三，亲遣使者二，此非寻常交游也”[16]，则甲寅（1614）岁末、乙卯（1615）岁初，《诗归》应已通过蔡氏所遣使送递过去，故此信中论及《诗归》时，有“来谕所谓去取有可商处，何不暇时标出，乘便寄示”之说，显示蔡已得览此书，并发表了初步的意见。这样，至迟于甲寅（1614）岁末，《诗归》已成就首次定稿是不成问题的。
当然，在《诗归》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秋冬正式刊行前[17]，主要是钟惺，仍对此书不断做过一些修订工作，包括吸收若干蔡复一之评语，邬国平《枙诗归枛成书考》据《古诗归》举了两例内证，可以参看[18]。另从钟惺万历丁巳（1617）《与谭友夏》之书，谓“弟僦居金陵，心自怀归。盖平生精力，十九尽于《诗归》一书，欲身亲校刻，且博求约取于中、晚之间，成一家言，死且不朽”[19]，亦可见其于是书直至付梓几乎投入全副精力，故谭元春《诗归序》末说：“惟春与钟子克虑厥始，惟春克勖厥中，惟钟子克成厥终。”[20]至于钟与谭书中所说的“且博求约取于中、晚之间，成一家言”，应该指的是他在僦居金陵后更加鲜明地向唯以初、盛唐诗为正宗的《诗删》之类示异所做的工作，邬文据此推测《唐诗归》中唐八卷、晚唐四卷为钟惺僦居金陵后单独补选而成，亦是完全可能的。钟惺僦居金陵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十二月后，距《诗归》刊行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据《诗归》的评语考察出了钟、谭二人编选是著的初步分工，大致得出结论为：《古诗归》古逸至魏（卷一至卷七）的作品主要由钟惺初选，少量作品由谭元春初选（如阮籍的诗），不排除他后来作补选的可能；晋至隋（卷八至卷十五）的作品主要由谭元春初选，其中颜延之的诗为钟惺选就，钟惺于其他也可能有少量补选；《唐诗归》作品的初选以钟惺为主，谭元春主要作了一些补选工作（仅限于初、盛唐部分）。鉴于钟、谭自己在谈到选诗的工作情况时仅有像“分红蓝笔，各以意去取”[21]、“盖彼取我删，彼删我取，又复删其所取，取其所删”[22]这样比较笼统的说法，厘清钟、谭在这部著作的具体分工，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合作方式、他们对各自擅长领域的认定以及所表现旨趣的细微差别等便都有意义。据此，我们也更可看到钟惺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不仅所贯彻的文学思想主要是他的，而且承担的任务也要多得多，钟惺《与蔡敬夫》谓“至手钞时，灯烛笔墨之下，虽古人未免听命，鬼泣于幽，谭郎或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也”[23]，则似乎意味着最终的裁定权也在他的手上。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低估谭元春的作用，照分工情况看，虽然他只承担了一部分评选的工作，但他们整个反复删取、讨论的过程，无疑凝聚着两个人智慧的结晶。在这个相互发明、相互求证的交流过程中，他们也进一步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
钟、谭纂辑《诗归》的缘起，一方面当然可以说是钟惺业已完成的“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之创作观念的自然延展，因为当他们将如何作“必可传”之诗归结为“务求古人精神所在”的标准时，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作者兼读者的双重身份，而当他们要将所悟得的这一份体会开示于人时，也就必然会采取一种以述为作的态度，用钟惺自己的话来说，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24]。
不过，从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来看，他们评选古、唐诗，确还怀有夺取古今文章之选柄、借以拔“王李之帜”的雄心。嘉、隆以来，与复古思潮的演进相表里，古、唐诗选本渐热渐夥，如明初高棅《唐诗正声》、《唐诗品汇》的日趋流行[25]，冯惟讷“见世之诗者多根柢于唐，鲜能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始”[26]，乃纂《古诗纪》；而至李攀龙，以上述著作为取资，编选了旨在为复古诗论示范树鹄的《古今诗删》，一时间影响最盛。如前章所述，后七子一派的文学活动虽然集中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三十五年（1556）间，然其对后来真正产生影响，却始于李攀龙嘉靖三十七年（1558）因病家居后。先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魏裳刊李攀龙全诗《白雪楼诗集》，许邦才刊李攀龙与己之往来诗《海右倡和集》；旋张献翼又辑李攀龙与王世贞往来酬唱诗，刊为《南北二鸣编》。差不多与此同时，李攀龙已在着手编纂这部独树一帜的《古今诗删》。钱谦益谓“自时厥后，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27]，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是书于李氏隆庆四年（1570）卒前已完成，其卒后由重刊李攀龙自己改定之《白雪楼诗集》的汪时元（徐中行门人）刊行，王世贞为之作了序，以为“令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以于鳞之毋轻进，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后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28]。时人如胡震亨在赞同王世贞斯评“良为笃论”的同时，不免发出“唐选其有定本乎”的感叹[29]。鉴于“李于鳞评诗，少见笔札”[30]，这部以选为著的著作在完整体现其个人及所属文学派别复古的文学史观并具体示范拟古门径上，确实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31]，说得颇为切要。此书在稍后即大为流行起来，坊贾因此屡屡翻新，乘时射利，如泰昌元年（1620）刊《诗删评苑》三十四卷，题李攀龙辑、钟惺、谭元春评的《诗删》二十三卷朱墨套印本，题李攀龙编、唐汝询注、蒋一葵直解的《唐诗选》七卷，凌氏朱墨印本《唐诗广选》七卷，题李攀龙编选、钱谦益评注的万历庚戌（1610）刊本《唐诗选玉》七卷，以及题李攀龙选、袁宏道校的万历戊午（1618）居仁堂刊本《唐诗训解》七卷，题李攀龙原选、钟惺评注、刘孔敦批点的明末刻本《钟伯敬评注唐诗选》七卷等，皆其类也。《唐诗选》七卷在清乾隆间仍“盛行乡塾间”（而此本传入东邻日本后，经追随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主张而提倡古学的荻生徂徕门下服部南郭的校刊，获得了比当初五山时代盛行的宋周弼所编《三体诗》等大得多的市场，至明治初年仍在作为学塾的课本），影响可谓深远。而万历间乘于鳞之波流，又有张之象编纂《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吴绾准冯惟讷《古诗纪》增辑《唐诗纪》，唐汝谔、唐汝询兄弟分别编纂《古诗解》、《唐诗解》，臧懋循编纂《诗所》、《唐诗所》等。难怪谭元春《诗归序》起首便说：
春未壮时，见缀辑为诗者，以为此浮瓜断梗耳，乌足好？然义类不深，口辄无以夺之，乃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32]
钟、谭此编，主要正是以李、王之学为准的，欲从根本上颠覆复古诗论由格调字句而入古人的“途径”，重正天下“学古”之视听，如钟惺一再强调的：
常愤嘉、隆间名人，自谓学古，徒取古人极肤、极狭、极套者，利其便于手口，遂以为得古人之精神，且前无古人矣。而近时聪明者矫之，曰：“何古之法，须自出眼光。”不知其至处又不过玉川、玉蟾之唾余耳。此何以服人？而一班护短就易之人，得伸其议曰：“自用非也，千变万化不能出古人之外。”此语似是，最能萦惑耳食之人。何者？彼所谓古人千变万化，则又皆向之极肤、极狭、极套者也。是以不揆鄙拙，拈出古人精神，曰《诗归》，使其耳目志气归于此耳。[33]
钟、谭《诗归序》所述大致相同。“近时聪明者”之所指当然是由徐渭辈而及公安派，不过袁宏道以其“独抒性灵”、“宁今宁俗”的主张与创作“务矫今代蹈袭之风”[34]，却并非如钱谦益所描述的“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35]，而恰恰是颇为时论所非，钟惺当然亦曾以为其所谓“自出语”，“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36]，然而他早年推中郎时，已经是“人多窃訾之”[37]，中道曾于多处谈到“疵中郎之诗者掩其美”[38]，“或疑其以才轶法”[39]；即他自己也承认，先兄中郎矫历下诸公，是“刊去套语，间入俚易”[40]，这种倾向在公安末流的推波助澜下，更是泛滥成“粪壤之水”[41]。在这种情况下，“一班护短就易之人”当然会重申王、李之学，证明“夫变化尽在古矣”（谭元春《诗归序》引）。然正如元春所说的，“但察其变化，特世所传《文选》、《诗删》之类，钟嵘、严沧浪之语，瑟瑟然务自雕饰，而不暇求于灵迥朴润”（出处同上）。这里举及《文选》、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等前人经典著作，无非是显示他与钟惺的高相标持、自出眼光，不以古人“笃论”为是非标准，其主要目标还是瞄准了凡近“名人”所著之《诗删》，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相同的手段（甚至其以高棅唐诗选本、冯惟讷古诗选本为取资亦同），去肃清后七子代表人物在学古问题上的流毒。从《诗归》本身的评语来看，无论巨细，可找出不少其立论直接或间接地与李、王针锋相对的内证[42]，而这样的工作公安派当然不可能去做，因为他们的文学史观根本不同，袁宏道会宁愿去表彰《劈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歌。钟惺自己在谈到为《诗归》所倾注的心血时，就曾极为自信地说过“成一家言，死且不朽”[43]这样的话。他们所指示的以我之心目印合古人的门径，以及他们那种独特的评点方式所给予的示范，对于“黄茅白苇，弥望皆是”的时俗，确实吹去一股清新之风，清人贺贻孙对此说过比较公道的话：
以余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惟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诗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能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44]
唯此，《诗归》一书很快风靡天下，自在情理之中。
《诗归》最先应是在同仁圈子中流传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蔡复一、曹学佺以及山东诗人高出等，都曾对此书发表过自己的意见。蔡复一是最早得见此著者，钟惺在选定《诗归》之初，即曾募人抄一副本寄与求正，他的商正也最为详具。据钟惺万历乙卯（1615）《再报蔡敬夫》与谭元春同年先后所作《奏记蔡清宪公》，他于此际曾分别与书钟、谭，向他们交换了自己初步的看法。他的意见主要是认为选诗之去取尚有可商处，具体来说，一是觉得“《诗归》中有太尖而欠雅厚者，宜删去一二”；一是针对谭元春所选六朝诗，提出“情艳诗非真深远者不留，不喜人于山水花木着妇女语”[45]。也有有关评点方面的商榷，如元春前一封信中提到的“复论诗禅之理甚微，似谓不肖评右丞诗误”[46]，表明蔡复一对元春在《诗归》中论析王维诗禅理的评语有自己不与苟同的看法。总之是提醒钟、谭在标示自己文学趣尚的时候，须注意防止“好异相短”、“自是求胜”的习气。钟、谭在稍作辩解的同时，都还认为其针砭所及，甚有见地，钟惺更希望他能进一步于“暇时标出，乘便寄示”[47]。后来他应该不仅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参与了有关评点的补正，这可由《古诗归》收有其两条评语以为佐证（分别见于卷六李陵《录别诗》八首和卷七曹操《短歌行》）。
曹学佺、高出在《诗归》刊行后所反馈的意见亦都为钟惺所关注，他们的议论主要是针对钟、谭的评语而发的。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引曹学佺之说曰：“曹能始谓弟与谭友夏诗，清新未免有痕；又言《诗归》一书，未免有好尽之累。夫所谓有痕与好尽，正不厚之说也。”[48]曹氏的意思，可从如下一段言论中看得更清楚些：
予友钟伯敬之《诗归》，予又病其学李卓吾，卓吾之评史则可，伯敬以之评诗则不可；评史者欲其尽，评诗者不欲其尽也。[49]
其意为诗与史质性不同，诗讲韵致，大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好尽恰恰违背了由诗歌之艺术本质出发予以阐说的原则。尽管钟惺对此时的曹学佺在创作上已有微词，说他“近日诗文有浅率之病”[50]，但对其由“慧根”所出之识见还是颇为看重的。高出，字孩之，莱阳人。万历戊戌（1598）进士，知曲周、高阳、卢氏三县，升南京户部主事，历郎中。出为苏松参议，迁副使，转河南参政，升按察使，降广宁监军。前期有《卢隐》、《郎潜》二集，后有《镜山庵初删稿》六卷（今存）。传详《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虽然朱彝尊说他的诗歌创作“不袭历下遗派”，然据史志所载，谓其诗“拟古亦沿于鳞习气，而间出新意，五古《感遇》、《录别》皆仿嗣宗，七古清健，仿少陵，七律仿空同，失处亦同之”[51]，则其所习，源流自见。他与钟惺亦是多年的诗友，早在万历壬子（1612），钟惺奉蜀使毕归家，林古度等相从游楚，他即有诗自南京寄询，对他们的文学活动极表关注，时当在南户部任上。《诗归》出，他同样即时作出反应，与书钟惺，指出其所评“反覆于厚之一字，而下笔多有未厚者”（见钟惺《与高孩之观察》所引）。
尽管这些友人本身的文学倾向及立场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批评却相对比较集中，归纳言之，根本的一条，都认为《诗归》恰恰有与钟、谭自己所标榜的“厚”相悖的缺点。或许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钟、谭之间对“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这也确实是该书所存在的问题，钟、谭本人都予以承认。所谓的“不厚”，一层意思当然是指钟、谭对“古今人”所作评论的苛刻，“惺论诗，人罪其苛”[52]，这一点钟、谭其实颇有点自得，“灯烛笔墨之下，虽古人未免听命，鬼泣于幽，谭郎或不能以其私为古人请命也”[53]，所欲显示的无非是他们的手眼之高、持择之严，似乎非如此不能一举夺得古今文章之选柄；若再深入一层，则应当是与他们有意识强调“自出眼光”的“孤怀”、“孤诣”联系在一起的，蔡复一所说的“太尖而欠雅厚”也好，高出所说的“下笔多有未厚”也好，恐怕都是从尚需顾及传统的审美价值标准、排除过于标新立异的僻见作出某种规正，后来如清人抨击《诗归》的浅率、邪僻、巧慧、尖新之病，虽性质有所不同，也都是针对钟、谭为“特标性灵”而偏任己见所提出的批评。对此，钟惺作出的回应是，一方面解释说“其下笔未能如此（指‘厚’）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首先承认自己心手之间、认识与实践之间确实尚存在着差距；在另一方面，则强调无论是评选古人之诗还是作诗，“灵”才是“厚”的根本，所谓“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唯有在“保此灵心”的前提下，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54]。这就是说，他仍然坚持由一己之“灵心”求获古人之精神的体察方式与宗旨，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厚”与“不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选者或作者如何修养自己的那份“虚怀定力”，而这种修养方式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求“厚”的要求（故钟惺在《再报蔡敬夫》中自以为直黜初、盛唐一些名篇“实有一段极核、极平之论”）。如果说这部以选为著的著作确实存在缺点的话，那并不是上述体察方式与宗旨有什么偏差，而不过是手中笔下尚未完全体现内心已有的觉悟。至于所谓的“好尽”，在钟惺看来也是不得已，既是楷模后学的“发覆指迷”之作，不把自己的见解说得明白透彻，如何示范树鹄？更何况处处要同盲目趋附王、李之学者作战，故辩解说：“然和盘托出，亦一片婆心婆舌，为此顽冥不灵之人设。”（出处同上）可以理解，钟惺作出这样的回应，目的是要维护他们新推出的文学主张，然不管怎么说，这些意见毕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钟惺在以后的诗论文论中进一步向“读书养气以求其厚”的方向倾斜，并试图以之作为他们创作上自我补救的一种手段，所谓“须由清新入厚以救之”（出处同上）。我们从钟惺万历己未（1619）为锡山孙源孝作《孙昙生诗序》强调为诗“从学入”，万历庚申（1620）作《东坡文选序》指斥以“趣”称东坡文者，都可看到这种微妙的变化。
而至迟在《诗归》正式刊行的第二年，此书已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有两个例证可以支持这一看法。一是钟惺于万历戊午（1618）秋考选被汰，不得至台省，而仅授工部主事。其原因之一，据说就是以《诗归》招尤[55]。二是钟惺记万历戊午（1618）袁中道任徽州府教授时，有新安程朗仲，“于袁广文小修斋中问予姓字，极服予所选《诗归》”[56]。前例表明《诗归》影响已由文坛波及官场，后例则说明《诗归》在中心文坛之外非文人圈的受容情况，这部著作的流行之快可见一斑。
《诗归》盛行的动因，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对于扫荡模拟剽贼之烂熟腐俗诗风的呼唤，而钟、谭通过那种在他们手上方才成熟起来的系统的诗歌评点形式而表现的“识趣幽微”[57]，恰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时代的这种需求。前面已经说过，公安派并未能去做这样的工作，正如钱锺书分析的：
盖三袁议论隽快，而矜气粗心，故规模不弘，条贯不具，难成气候。钟谭操选枋，示范树鹄，因末见本，据事说法，不疲津梁。惊四筵而复适独坐，遂能开宗立教矣。[58]
也正因为如此，公安派在明末至明清之际的影响始终不及竟陵派，钱谦益欲驳倒“世之论者”所谓“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59]，终显虚弱无据。因此，确实可以说，运用这样一种文学批评形式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对于竟陵派在晚明社会领导一时的文学风尚，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在《诗归》的流传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件与竟陵派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重大事件，那就是公安袁中道终于站出来公开“昌言击排”此著之评选手眼。前面曾经说到过，中道在《珂雪斋近集》卷三中的《花雪赋引》，其有关引钟惺为同道、“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的这一段文字，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序刻于新安的《珂雪斋前集》中已被完全删易。《近集》与《前集》前后刊刻时间相距不会超过一年，何以中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对一篇文章的文字作这般大的修改？其原因正在于这一年恰是《诗归》刊出并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的关键时期，此著所宣示的文学主张以及已经造成的声势，令他对钟、谭的看法骤然改变，即意识到他们不仅不能成为共张诗道于楚的同盟军，而且对自己的公安派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而首先在欲传诸后世的新刊全集中，通过刊落原先曾对钟惺作出的肯定性评价，重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仅如此，中道还在与钱谦益的谈论中，对《诗归》直接提出了批评。此事钱谦益在《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及《列朝诗集》袁中道小传中皆有所记载，然具体日期与场合已难考定，因为恰恰在万历丁巳（1617）十月初中道得授徽州府教授后（此前数月间倒是在京与钱谦益屡相过从[60]），有关他与钱氏交往的资料（包括书信）无甚留存下来。钱氏所记中道的意见相当具体，乃针对《唐诗归》有意将有名的组诗拆零单选或于某些长篇巨制弃置不选的做法加以驳难：“杜之《秋兴》、白之《长恨歌》、元之《连昌宫词》，皆千古绝调，文章之元气也，楚人何知，妄加评窜……”[61]语气显得相当尖锐（关于《诗归》的这类做法，后人也曾加以指责，谓钟、谭“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62]，应即以中道之说为滥觞）。中道对钟、谭在《诗归》中的一些见解有不同看法，固然可以成为他对他们不满的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在于，《诗归》的出现，高扬的是竟陵派的旗帜，这种自我张大门户的举动，不说是对公安的“阴窃阳叛”[63]，至少也意味着置他这些年对重振公安派的苦心经营于不顾，这种似乎是离中道本人初衷越走越远的现实使他不能不心有所恶，故不惜借题发挥，希望钱谦益与他一道，正本清源，致力于开展对《诗归》之诗歌批评的再批评：“吾与子当昌言击排，点出手眼，无令后生堕彼云雾。”[64]
虽然，钱谦益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响应中道的建议而投入对钟、谭的批判，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道自己似也并未完全实践他的上述设想，但是，中道对《诗归》的批评，毕竟告示了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公开决裂。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原本为了抗击七子一派的共同目标先后崛起于楚的这两大派，在此一时刻终于展开几乎近于正面的冲突，对完全解除人们心目中竟陵入公安之室的印象反而具有促进作用，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竟陵派从此真的可以一无依傍地发展自我；而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是竟陵派树帜以来第一次受到自示对立一方的批判，而批判者恰恰是曾经求同、尚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安派，它的意见，对钱谦益而下至明清之际的批评家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因而从长远来看，对竟陵派的持久发展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