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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古度、商家梅是公认的竟陵派早期主要的追随者，他们在这一阶段如何受到钟惺及谭元春的吸引，以及诗风如何发生转变的过程，既是对竟陵派文学活动的介入，也是竟陵派成立并产生影响的一个见证。因此，在具体探究竟陵派发生、发展的历史时，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如前所述，钟惺与林古度、商家梅结交始于万历己酉（1609）在南京时。当时的林古度在南都文坛已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父林章在金陵已有声名，或者他自己少时在闽中已以诗为屠隆所知赏，而是因为他与曹学佺的特殊关系。前面也已说到，同为闽人的曹学佺，在任南京大理评事期间，与此中名士以文采风流相尚，获得了金陵诗坛的主盟地位。而林古度介入南都文坛，完全是由曹氏一手提携的。据王士禛《林茂之诗选序》，古度属其删定的诗稿，始自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正是这一年，曹氏携其“发三山，来建康，上匡庐，观瀑布，游阳羡，探善卷、玉女之奇”，自此与兄“出交当代名士，声誉日起”^[153]。显然，他自己便将这一年看作是其文学生涯真正的开端。由其集中所存作品观之，这些年他在南京参加的诸多社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曹学佺展开的，所与交游大半皆属与曹氏频相唱酬者，如臧懋循、吴兆、柳应芳、洪宽、郭天中、郭天亲、姚旅、梅蕃祚、王嗣经、梅庆生乃至胡宗仁等，还和曹学佺一起，与袁宏道有过游集活动。因此，林古度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风格上受到曹氏极大的影响，前引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七，以为其时惟曹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又其《林茂之诗选序》谓古度这时的诗“清华省净，具江左之体”，说的都是事实。试举其《人日同曹廷尉吴非熊诸子灵谷寺看梅歌分得遥字》为例：

去年人日春始朝，闽天梅暖花已飘。今年人日春已早，灵谷花寒梅始条。人日还逢故国人，看花易地复更春。疏枝亦间青松畔，几树还临绿水滨。树头春雪入林消，寺前春雨更潇潇。行来松径千林寂，犹忆藤山十里遥。^[154]

诗为歌行体，写得清丽浅畅，毫无雕琢奥涩之感，尤其像通过一些词句的反复叠用，造成音律上的婉转谐美，完全是六朝、初唐歌行体诗常用的手法。王士禛自己在《渔洋诗话》中也曾摘其句篇加以说明：

林茂之诗：“客来自何处？为言南山头。昨夜片时雨，新添春涧流。”《入白门》云：“白门迢递夕阳间，千里闽天一日还。依旧客情无别事，逢人都问武夷山。”《芳草》云：“春风吹百卉，草色遍相侵。到处没马足，有时惊客心。远连空汉上，寒漾碧波浔。独有明妃冢，青青恨至今。”又《孔雀庵》云：“依然一茅宇，宛在千竹林。”《秦淮新涨》云：“春雪消溪岸，江潮上水门。”《雪夜柬胡彭举》云：“今岁山城雪，偏于昨夜深。同为闭户客，故自绝相寻。”《同喻宣仲鹫峰寺听秋莺》云：“物候迁移怆客魂，啼莺何意恋山村。不因落叶林间满，犹道啼春在寺门。”《浔阳别曹汝载》云：“扁舟客思共闲余，分手那堪即到初。明月中秋九江水，愁人无暇作乡书。”又“云树见楚色，诗篇闻越吟。”“黄鸟暂啼去，清风时下来。”右皆与曹能始、吴非熊（兆）倡和时作，刻意六朝，未染楚派者也。^[155]

尽管林古度来到南都没几年就已在这衣冠翕集之地获得一定的地位，且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诗也已形成一定的风格，从所与交游的情况来看，眼界应该亦已相当隆广，然而，当他在万历己酉（1609）遭遇来自楚中的钟惺时，却出现了富于戏剧性的转变。在他的集中，由于删定者王士禛个人的好恶，以其“壬子以还，一变而为幽隐钩棘之词”，“所录篇什率皆辛亥以前之作”^[156]，故所存与钟、谭交往的记载极为罕见。不过，在钟惺的集中，这方面的资料却保存得相当完备。今择要罗列如下：

己酉三月二十八日过茂之，出《天阙》三诗相示。茂之极喜，乞书狭幅，张之斋壁。次日归，命少弟书之。书罢，手题此，聊以自首云尔。（《题五弟快为予书游牛首古诗三首与茂之后》）

予己酉与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与茂之晤燕邸，今年壬子与茂之晤于楚也，茂之往。游览栖托，皆以日月，计合离三番，寒暑四易。茂之客予山园，出此卷索书前后诗。予后日之视今日诗也，进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视前日诗，其惭悔者多矣。强书之，作聚散中一部年谱可也。（《书所与茂之前后游处诗卷》）

李长蘅遗予乌丝笺一百张，皆手自界画者。非惟工致，亦朋友心力所存，交情之所存也。用之一年几尽，仅余此数幅，不忍妄用之。书所作《再至金陵》五言律若干首，与茂之藏焉，庶不虚此纸耳。其摄山诸作及舟中、《鹊巢赋》等篇，皆与茂之同作者，别书有宋纸卷，此未之与也。万历甲寅春二月，惺识于绣溪舟中。（《题所书再至金陵诗与茂之于乌丝笺册后》）^[157]

我们看到，林古度在与钟惺相交之始，即对其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之后无论之燕入楚，或是自南京送钟惺返家，短短几年的活动几乎又都是围绕着钟惺展开的，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藏钟惺所有与之游处的诗作，其嗜钟诗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这在钟惺或林古度各自的交游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而钟惺这一时期自信其可传的《隐秀轩集》由古度刻于南京，也同样能够说明，林古度在此际突然被钟惺的诗歌创作所征服，而将探索诗道的热情与寄托由曹学佺转到了钟惺身上。

说来也不奇怪，曹学佺可谓万历中晚闽派诗的代表，尽管他的个人才情亦为钟惺所心折，钟氏在稍后几年与谭元春的书信中，曾由衷地赞叹说：“曹能始，清深之才也。”^[158]但在总体上，他因固守闽派诗的传统，而在持论上实与当时七子一派不悖。朱彝尊在论述明兴三百年来自“宣德七子”至竟陵凡八变后曰：

独闽、粤风气，始终不易。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郑继之）小变，而高（瀔）、傅（汝舟）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学佺）、谢在杭（肇淛）、徐惟和（熥）辈，犹然十才子调也。^[159]

明初闽中十子专学盛唐，万历间徐幔亭昆季（熥、）、曹石仓及在杭诸人则兼法钱、刘、元、白并洪武诸家，虽前后宗尚微有不同，要皆精研格律，无忝正声。^[160]

周亮工称谢肇淛称赞学佺《送西安太守》一诗“大历以来罕见斯语”，是因为“在杭学七子者，故独醉心于此耳”^[161]，叶矫然称“《晋安风雅》由当时王、李之派盛行，选者（即徐熥）不能另出手眼，特取声调整齐者以悦里耳”^[162]，谢肇淛自己在《小草斋集》中论同社中人邓原岳则谓“汝高初为诗学郑吏部，已又学七子，既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为宗”^[163]，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他们这些闽派领袖一般的创作倾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与他们处身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福建地处边僻，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内核文化的外缘，虽然东晋以来，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数度南侵，中原文化已不断有选择地向大陆东南部推进，但直到靖康之乱之后，闽浙之地才逐渐发展成为整个大陆经济、文化的重心之一，如宋人所谓“惟昔瓯越险远之地，为今东西全盛之邦”^[164]，因此，明代福建地区仍是一个文化积累相对薄弱的地方。一般而言，在文化积累越是薄弱的地域，人们认同传统的要求越是强烈，在文化发展策略的选择上往往比较保守；相反，在文化积累越是深厚的地域，人们虽在观念上有比较强烈的文化传统之优越感，然实际上与传统相维系的愿望并不那么强烈，反而在强大的传统面前有较大的自由度。无论是明初的“闽中十子”，还是明代中后期的这些闽派文人领袖，实际上都因其对本地域文化的体认而对突入其间的中原文化传统有加倍自觉的认同与维护，他们往往怀着一种文化上的补偿心理，更刻意地追求汉文学传统那种经典的审美及表现形式，来表示自己传承之正脉。然而这种倾向在晚明力求新变的风气面前，尤其对已处身闽地之外而稍更年轻一些的人来说，影响自然会减却不少，更何况古度父亲林章以“才情跌宕”，已“于唐人格律，时欲跳而去之”，“要能不为闽派所羁绁”^[165]，钟惺此际以学古而要在成为自我相号召，很自然会对古度有格外的吸引力，而产生一拍即合的效应。其实，长年游宦在外的曹学佺在实际创作上亦有其变，无奈如钱谦益所说，“而入蜀以后，判年为一集者，才力渐放，应酬日烦，率易冗长，都无持择，并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166]，钟惺也曾指出这一点，“惜其居心稍杂，根不甚刚净，是以近日诗文有浅率之病”^[167]，或许这更坚定了林古度由闽而楚的立场。

就在万历己酉（1609）与钟惺结识于南京后的第二年，林古度专程来到北京与之游处了一段时日，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是转趋竟陵的重要实习阶段，无论性情涵养或是诗风磨砺，都受到钟惺“简远”之宗尚极大的熏染。其于交游持择之严，如前引王象春《寄张金铭同年》诗所言，“多少名园与古刹，金铭题咏茂之画。和韵只许竟陵钟，杂以俗客遭长骂”^[168]，毋宁说，在这游士如云的京师之地，古度眼中亦唯有钟惺一人而已；其于心迹之幽隐，古度自己诗如《碧云寺同张金铭钟伯敬联句伯敬得起予得末》的“好怀宜数子，幽事易三更。人外知何似，寥寥但此情”，《将移寓和伯敬留别画壁》的“君诗题罢我亦歌，与君身似栖岩阿。长安满地尘万斛，半壁幽情深若何”^[169]，无不表现出对钟氏诗为“清物”观念的服行。前面也已提到，从他们当时这个仅限于二三知己的文学小圈子所做的一些联句及同赋诗来看，已经明显带上了清幽寒僻的印记，至少这在古度，并不是一般的摹习或者传染，而已是确确实实地将之视作是孤衷峭性的一种修持。

万历辛亥（1611）冬至壬子（1612）秋，受钟惺之托，包括林古度、商家梅在内的友人，在南都以最大的热忱接待了说是专来读书的谭元春，元春抵白下寻找的第一个人就是林古度。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很快结为知交，“结侣先结懒，闭门志则一。静对野塘间，以待花事毕”^[170]，很显然，他们在这里的许多风雅活动，亦体现了鲜明的竟陵宗尚，简交索居，居心玄远，成为他们共同创作实践中的一种标榜。与谭元春的交好，在增进林、商二子对两位志同道合的楚中友人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促成了他们与竟陵派的结合，我们从元春集中尚存的《商孟和为予画山水林茂之题其上余并作歌》，可以感受到他们三人在一起阐扬性情、切磋艺道时的投契，而促使林、商二子下决心追随去钟、谭的家乡一游，应该与这位令他们一见如故的谭生有最为直接的关系。

林、商二子于壬子（1612）秋冬在竟陵整整三个多月与钟、谭等人的游处，是竟陵派成立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盛会。首先，这是钟、谭自万历戊申（1608）在家乡分别以来的首次聚合，这四年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文学上从准备阶段到成熟、定型阶段的跨度，二人获得了在南京或北京中心文坛的丰富阅历，又通过各自的努力，在文学见解与创作的探索上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心得，有这样一段时日让他们重新聚在一起，沉潜下来，共同探讨创作经验得失，交换对都中文坛种种复杂形势的看法，确认今后的发展方向，一定会有不少实质性的收获。而对林、商二子来说，在这样一种机缘下介入到竟陵派的文学活动之中，比之他们先前分别接受钟、谭的影响，也必定会更多地具有一份自觉的意识。也正是在这期间，古度向钟惺索书两人结识以来前后游处的诗作，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两人特殊交谊的珍视，然也未尝不可看作是古度在一种相当自觉的心志驱动下，对自己追随业已成就有以相标识之“体”的竟陵诗风所做的一份小结。其次，如前所述，钟、谭、林、商诸子（另还包括钟惺弟钟恮和另一位来自金陵的友人吴中彦）在钟惺皂市之山居共同度过的这一段幽淡闲适的日子，是处在以竟陵宗尚看来非常理想的创作环境之中，他们递相唱酬的分韵分赋诗，完全是专注于钟氏“另立深幽孤峭之宗”的进一步推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与示范性，故林、商二子在这期间的创作，会更为明显地显现出为竟陵诗风移易的特点。试举古度仅存的一首《山夜闻鸦同伯敬友夏诸子分得辛字限即成》为例：

山气初寒夜未晨，寒鸦忽复动村邻。惊栖自不离高树，聚散能无似远人！定触凄风归历落，渐防深雪出艰辛。物情颇觉关闲思，乱扰悲啼何所因？^[171]

此诗由寒夜空山乌鸦之惊鸣，想象其聚散凄凉，而及孤客之情思，与前举钟惺的同题诗是一样的格套，其趋从竟陵诗风的主要特征恐怕不止在于诗境之孤寒凄苦，而更在于所谓“物情颇觉关闲思”的命意作法，即对诗人虚怀独往、探察物之幽情的一种自觉要求。即在林、商二子随元春过其南湖居的唱酬中，也仍然体现了他们山居时的创作意旨与特点，虽然古度、家梅在此际的诗皆无甚存下，然从元春集中所存如《南湖鼓吹曲（同诸子限作古体即成）》“广楹散喧阗，密坐还渊静”^[172]，《庭前冬草同诸子咏》“别将幽淡开天地，节候翻如向此停”^[173]，我们仍可窥见他们其时所共趋的意趣风格。

在这种情形下，林、商二子这一次的入楚追随钟、谭，对于他们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完成风格的彻底转变亦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当时或稍后的友人其实对于他们这一次的活动予以了相当的关注，无论是钱谦益谓商家梅“已而从伯敬游，一变为幽闲萧寂”^[174]，还是王士禛谓林古度“壬子以还，一变而为幽隐钩棘之词”^[175]，都认为二人这次“相与溯大江、过云梦，憩景陵者累月”，是“其诗一变而为楚音”（同上）的一道界标。尽管他们是站在反对的立场替林、商二子感到惋惜，然作为一种事实的认定，却是可靠的结论。

继此之后，林古度、商家梅皆有继续追随钟惺的活动，足以进一步砥砺他们已经铸就的新的诗风。就商家梅而言，就在万历壬子（112）闰十一月，随即偕同还朝的钟惺自楚动身北上，他去北京大概主要是为了寻找谋生的机会，当然，也期望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正如钟惺劝其弟钟恮入京所说的，在京师之地，“可以居业，可以成名”^[176]。商与林稍有不同，他由福建来到南京，于时间上较之古度要晚好几年，大抵与钟惺首次游学金陵的时间相差无几，与古度相比，在南都文坛相对根基浅、阅人少而无所栖托，因而一旦遭遇钟惺这样为之心仪的人物，他的依附性更强，林古度《送孟和同伯敬之京予将返金陵》称其为“依人一布衣”^[177]。好在因钟惺的媒介作用，家梅于次年即获得马之骏馆聘而从之榷吴关，暂时有了托身之所，况之骏又是名诗人，看起来尚前途无忧。在这次赴京途中，商家梅与钟惺沿途皆有诗作，惜其集不存，难以看到他绝大多数作品的具体面目，仅钟惺集中有《雪夜同孟和作》、《临颍署中和商孟和看含胎牡丹之作商闽人（闽鲜此种）》、《宿固城店同孟和作》等作，可略知当时的有关情形。不过，在钱谦益《列朝诗集》中，选存了家梅《同伯敬渡漳河》一诗，当此际所作（钟惺其时作了那首有名的《邺中歌》，谭元春读后还曾寄和一首）。诗曰：

不觉朝从邺下过，更于薄暮渡漳河。频寻故迹情难减，为记遗文事转多。枯柳覆村疏有路，寒云临水去无波。溅溅俱是千秋恨，铜雀风流可奈何！^[178]

当然，钱谦益收录此诗，必定是他以为去钟诗“深幽孤峭”之风格尚远，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从情韵流转的诗中体验到作者那一份“幽闲萧寂”的心情，与钟惺颇作豪俊之语的《邺中歌》相比，反倒更多表现出人世不常的凄苦之思。抵京后约半年的时间，家梅跟着钟惺频频参加了都中诸多的社集活动，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名士，这在前节的叙述中应该也可看到，只是其集不存，前后创作演进的痕迹毕竟不能清晰地勾画出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应该就是这次在京期间，应家梅之邀，钟惺为之选定《种雪园诗》五卷，这不仅对他本人，即对竟陵派而言，也应当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好在钟惺所作《种雪园诗选序》尚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据钟序我们获知，该集所选录的诗，为其“自闽之金陵，金陵之楚，楚之燕，断自壬子，前此不存焉”^[179]。换句话说，主要也就是与钟惺在万历己酉（1609）结识后至此在京时的作品。这里所说的“断自壬子”是一个颇令人费解的概念，因为倘若确然如此，则至少在金陵时所作就不应该阑入。比较客观的理解应该是，所选主要以壬子（1612）入楚之时为界，前此自闽之金陵的作品亦有少量选存，大量的则是金陵之楚、楚之燕所作。因为选者是钟惺，家梅自己所谓“诗不选不诗也，选不钟子不选也”（同上钟序所引，这种选诗的观念本来就来自钟惺），则“断自壬子”更能说明我们前面想要说明的问题，他的入楚，确实是诗风完全改趋竟陵的一道界标，钟惺在序中毫不含糊地说：“盖自壬子后，始能为孟和，始能为孟和诗。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视，断以为必然者也。”又序中谓：

孟和试取其壬子前诗，质之海内名人有权者，将必骇为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诗或反废。孟和宁为此不为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己而恐不得当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问予，予亦不能答。（出处同上）

这绝非钟惺自大，而是家梅当时由衷的想法，显示了他在选择钟惺之后塑造全新的自我的决心，马之骏亦曾指出：“孟和初为诗，取秾缛雕绘，少年负艺林盛名。已折节钟伯敬淡远古质之致，名稍稍去之。”^[180]当然，一个已经“称诗二十年”^[181]的诗人，一旦而尽弃其已有之才调声名，甘受竟陵诗风的陶铸，并以呈现自己创作新面貌的选柄专属钟惺，亦足以证明钟惺这位“知己”在他心目中的魅力之大、地位之高，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在钟惺于万历癸丑（1613）岁末再抵南京时，家梅还特地自吴门赶去与相游处。

而就林古度而言，钟惺癸丑（1613）岁末抵南京后，自然亦重有一番快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万历甲寅（1614）春，钟惺自金陵返楚，古度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在这期间，两人于舟中有足够的闲暇作朝夕对谈，阐精发微，或一路同赋，切磋诗艺。据钟惺《题茂之所书刘眘虚诗册序》，其时他正在阅读唐人全诗，那应该是为稍后编纂《诗归》所作的准备工作，则古度至少是预知了这位竟陵派领袖将要开展的这项重大工程的计划。不仅如此，从钟惺在这篇诗序中阐述自己“选而后作，勿作而听人选”的一番道理，表彰杜审言、刘眘虚“其严冷之意尤肃如不可犯”，以及诗中所谓“不受人去取，孤意自先立”，“所贵如其诗，意皆存简寂”来看^[182]，已经展现了他于诗求必传所要求的“信于心、信于古”，“务求古人精神所在”的重要思想，这些正在酝酿成熟的心得，不会不对林古度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至于创作上，二人随行随作，沿途有不少同作诗赋，如钟惺集中《予有古鼎茂之赏而赋焉和之》、《省鹤（示茂之和）》等篇，皆是奇奥幽峭而又极具象征意味的代表作，相信古度在酬和之中，也不会没有相映发的角胜之作，可惜的是，他的这些作品今天同样也已看不到了。

[8]参见钟惺《题五弟快为予书游牛首古诗三首与茂之后》，《隐秀轩集》文余集。

[17]袁中道《花雪赋引》的这段文字仅见于《珂雪斋近集》卷三，在其万历四十六年（1618）序刻之《珂雪斋前集》中，此文有关钟惺的内容已被完全改易，天启三年（1623）序刻之《珂雪斋集选》与《前集》同。《近集》与《前集》前后刊刻相距不会超过一年，中道对此作如此大的修改，恰可反映他对《诗归》刊行后的钟惺看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同道转而视为排击的对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所记他对《诗归》的批评，亦可证实这一点。有关此文改易情况及中道诸集间的关系，可参看入矢义高《从公安到竟陵——以袁小修为中心》附注7（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二十五册，1954年7月），钱伯城《珂雪斋集版本及校点说明》（《珂雪斋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17页）。

[23]参见邬国平《竟陵、公安两派关系述略》，〔韩〕高丽大学《中国语文论丛》第13辑（1997，12）。

[34]《别钟伯敬时伯敬有蜀行将晤曹能始故末及之》，《遯庵诗集》卷一。

[41]见谢兆申万历三十七年作《刻批点枙文心雕龙枛跋》。转引自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附录二“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4]参见拙著《钟惺年谱》万历三十七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54]《闻钟伯敬杨北之罢考选授诸曹魏士为停天官启事邹臣虎引疾归有感》，《憨生集》“七言古”。

[74]马之骏《伯敬入都亟柬问蜀中山水》三首，《妙远堂集》诗天集。

[75]王象春《送钟伯敬使衡藩》，《问山亭诗集选》“癸丑”。

[80]马之骏《伯敬入都亟柬问蜀中山水》其二，《妙远堂集》诗天集。

[81]王象春《伯敬至京有轩以僦月名者因同仲良颜之》，《问山亭诗集选》“壬子”。

[115]《西山还马仲良以诗见简复寄数句》，《谭友夏合集》卷一。

[129]《得韩求仲书并所选文二编感而有寄》，《隐秀轩集》诗地集。

[130]《西山三首（同马仲良、汤去执）》，《隐秀轩集》诗黄集。

[131]《集净业寺水次再过十方庵看荷花因宿其中（韩求仲招）》，《隐秀轩集》诗黄集。

[132]林古度《将移寓和伯敬留别画壁》，《林茂之诗选》卷下。

[141]《伯敬至京有轩以僦月名者因同仲良颜之》，《问山亭诗集选》“壬子”。

[162]《龙性堂诗话续集》，《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37页。

[170]谭元春《吴圣初许以园林见借读书同茂之先往观之因题壁》，《谭友夏合集》卷十六。

[182]《题茂之所书刘眘虚诗册（并序）》，《隐秀轩集》诗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