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钟、谭在南京的拓辟
万历戊申（1608）十月，钟惺主要出于为两年以后春闱作准备的考虑，决计东下游学南京。从其一路兴致勃勃所作《江行俳体》组诗中“从客讳言新入洛，自称前度到金陵”[2]，知此行为首次赴南京，尽管他在万历甲辰（1604）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时，已有游学南京的想法，但并未成行，故有“五载前曾说此游，问程结伴几春秋”[3]之句。
当时的南京，所谓“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才俊翕集，风流弘长”[4]，更何况“校试之年，多士云集”[5]。依托这优越的人文环境，钟惺于万历戊申（1608）岁末而次年秋，与游居于此的文人才士多有交接，除了与一时同志邀唐时共结以习举子业为目的的冶城社外，参加了各种文学游集活动，先后与游者有林懋林古度兄弟、梅庆生、商家梅、袁中道、吴之鲸、谢兆申、吴兆、胡宗仁胡耀昆胡起昆父子、陶崇谦、周楷等人，基本上皆可谓文学中人，并由此建立了一个比较固定的交游圈。
这个在南京之交游圈最基本的成员如下：
（一）林懋、林古度兄弟。懋字子丘，一字君迁；古度（1580—1666）字茂之，一字那子。其先世籍福建福清，父林章始居金陵。章（？—1560）字初文，万历初举人，性豪壮奇旷，曾走塞上从戚继光游。钟惺称赞他“诗文有异骨，不为嘉、隆人声习，读之者知为豪杰”[6]，曹学佺尝叙其诗。二子“皆以诗世其业”（出处同上）。闽人陈衎作的林懋传曾详细记载了子丘客金陵后“性骀荡，嗜书与酒”的种种异事[7]；而林古度更是当时知名的诗人，少时即以赋《挞鼓行》为屠隆所知，尤与曹学佺相友善，从其由闽来南京，其时所为诗颇受曹影响，而具初唐风格。钟惺于万历己酉（1609）春抵南京后不久，即过访其宅，出游牛首山所作《天阙》三首古诗相示，为其所喜，而由惺弟钟快书狭幅，张之斋壁[8]，从此结成最亲密的同志，诗格亦为之一变。晚年以万历甲辰（1604）以后六十年诗属王士禛删定，士禛选其万历辛亥（1611）以前诗百余篇为《林茂之先生挂剑集》。
（二）商家梅。家梅（？—1637）字孟和，闽县人。少工诗，取秾缛雕绘，有时名。此际游金陵，遂与钟惺交好，诗一变为幽闲萧寂。万历癸丑（1613）从马之骏榷关浒墅。马之骏、谢兆申皆尝为其序诗，谢序谓“其诗以柔淡为宗，而不与世市诗者竞户”[9]。《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六载其有《那庵诗选》二十卷，又《种雪园诗》十卷。《种雪园诗》即由钟惺选而序之。崇祯丁丑（1637），病卒于娄江逆旅。
（三）胡宗仁父子。宗仁字彭举，上元人。以画名，善汉隶，亦工诗。本为富家子，老而食贫，不谒时贵，隐于冶城山下。其与钟惺书，有“兄弟子侄皆耽画，蓬门昼掩，茗碗炉香，阁笔盈案，妄拟堆笏满床。昔人一门五贵，七叶蝉联，宁复过之”之语，在当时颇为有名[10]。有诗二千余首，钟惺为论定。钟惺在此际序其《韵诗》百七章，称其“古淡闲远，周览冥搜，孤往高寄”，“彭举诸体诗轻重古今，出没正变，有王、孟之致”[11]。有二子，长耀昆，字昌昱；次起昆，字元振。画皆得其父所传，钟惺有诗赞曰：“两代传山水，形神各自立。”[12]
（四）唐时。时字宜之，上元人。早年即以时文名，又是著名居士。钟惺《赠唐宜之署颍上县事序》曰：“吾友吴兴唐宜之，东南名士也。……予己酉游南都，宜之年二十有余。所箸举子业，诸士已奉为天人师，非宜之所作所选不轻以挂目上口。……尤深入净土一门。”[13]钟惺中进士后刻《隐秀轩时义》，唐时为之作序。后官楚府长史，弃归。隐于乌龙潭侧，号妙意老人。所作诗，人以为不减香山逸韵。明亡，终不出。著有《频伽音巾驭乘》及《莲花世界书》。
（五）吴惟明。惟明字康虞，歙人。亦为当时著名居士。尽管现存资料没有钟惺在万历己酉（1609）这一年与惟明交接的直接记录，但从他此后与钟惺、谭元春的交往来看，关系相当密切。谭元春两年后游金陵，尝于病中赴其宅问无生，又曾同游灵谷寺。钟惺《寄吴康虞》曰：“旧识南中半，公还自古人。意于林壑近，诗取性情真。谭子多幽鉴，称君有远神。友朋山水理，言下特津津。”[14]对其为人极为赞叹。此诗当作于元春自南京返楚后不久，如此则钟惺似应在万历己酉（1609）已与惟明结识，不然不会有“旧识”之谓。万历丙辰（1616），惟明暨孙曾偕钟惺同游泰山。后钟惺又为之作《吴康虞像赞》。
从这个基本交游圈来看，唐时虽以少年才俊雄起都中，然在当时并无诗人之目。胡宗仁可谓“金陵之耆宿”，然正如钟惺《韵诗序》所说：“居白下，为衣冠翰墨之场，而人或不知其诗，知之或以其画。”[15]故当然很难跻身时称“金陵之极盛”的南都诗坛，钱谦益顺治五年戊子（1648）于旧京采得的由曹学佺门客所撰集之《金陵社集诗》一编中，便没有其人其诗。他的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钟惺的论定而成名的，因而万历末闽人谢雒辑《白门新社诗》八卷，凡一百四十人，他的名字就在其所列了。林懋即便承家传而能诗，诗名却一向不著；林古度、商家梅在当时已以诗称，但毕竟初出茅庐，羽翼未丰，只能算是“四方之孝秀”。至于吴惟明，在当时文坛更是名不见经传，钟、谭之与之交好，恐怕出于乐与胡宗仁交接同样的动机，是“益赏其隐德”[16]。因此，钟惺第一次由所谓的“郡国”来都中，虽说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实际上却并未能直接打入南都文坛的核心。
不过，从他整个交游情况来说，仍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在万历己酉（1609）五月初，偕商家梅、林懋等造访同样刚来此地游学的袁中道，并同游凤山天界寺。据中道《游居杮录》卷之三：“钟游太学，予往时未得晤，彼此一见欢甚。”袁中道虽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乡试与钟惺同榜，然此前并未见过面，也没有材料证明他俩之间有任何其他形式的交往。钟惺此次与袁中道的会晤，意味着与公安派正式建立了联系。就从这时开始，钟惺赢得了中道特别的认同，不仅推许为当今之功中郎者，而且委以重振楚文学的重任：
友人竟陵钟伯镜（按：“镜”当作“敬”，下同）意与予合，其为诗清绮邃逸，每推中郎，人多窃訾之。自伯镜之好尚出，而推中郎者愈众。湘中周伯孔，意又与伯镜及予合。伯孔与伯镜为同调，皆有绝人之才，出尘之韵，故其胸中无一酬应俗语。予三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意诗道其张于楚乎！（袁中道《花雪赋引》）[17]
这里的周伯孔即周楷（1591—1640），伯孔其字，湘潭人。为童子即称诗，为人负气嫚骂，所如不合，而才自清迥，时有佳句。《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有传。万历己酉（1609）这一年亦来到南京，与钟惺结识并以诗向他请教，钟惺对他有特别的影响，并为作《周伯孔诗序》，故中道称之为伯敬之“同调”。此文原系中道为周楷而作，上引这段文字中所述伯敬“意与予同”，周伯孔“意又与伯镜及予合”，“予三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显然应该是今年在南京三人分别会晤后才有的事情。
袁中道对钟惺的看重，与公安派其时出于自我修正的发展需求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大约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始，公安派进入了一个自我修正的发展时期。这里面当然首先主要是袁宏道本人的思想、创作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如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给黄辉的一封信中说：“弟自入德山后，学问乃稳妥，不复往来胸臆间也。”[18]所言入德山，即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赴桃花源探胜事；又如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这一年为公安派的另一同调曾可前所作《叙曾太史集》中，公开承认“余诗多刻露之病”[19]，两年后所作《哭江进之》诗，又反省江与自己的弊病在于“近俳缘矫激，取态任斜欹”[20]。至于他的创作，袁中道后来在为其所作《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中总结说：“盖自花源以后诗，字字鲜活，语语生动，新而老，奇而正，又进一格矣。”[21]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因典秦试而得游嵩山、华山，中道说他“所著游记及诗，浑厚蕴藉，极一唱三叹之致，较前诸作，又一格矣”（出处同上）。这些事实亦已为不少研究者所注意到。在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袁中道为补救公安派理论、创作上的流弊所作的努力。
袁中道文学思想、创作上发生变化与中郎差不多同时，钱伯城在点校本《珂雪斋集·前言》中曾举其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作《雨变诗》为例，说明他本人的诗歌风格由早年的游戏俳谐、率易浅露，已有意识地转向了幽深奇崛。尽管他在理论上的有所总结大都作于中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后，如《蔡不瑕诗序》、《花雪赋引》、《阮集之诗序》、《吴表海先生诗序》以至《中郎先生全集序》等，均在不同程度上针对时流趋风之弊，提出应正视中郎诗风之“美”、“疵”问题，以及由“性情”与“法律”并重来继承发展中郎诗歌成就的观点，然这些想法确是在中郎卒前这几年已经酝酿了的。
前章已经论及，钟惺比较早地已对包括袁宏道、江盈科在内的公安派有比较清醒的批评，并在理论及创作上确立纠救公安率易诗风的具体途径，这与中郎、小修兄弟对他们早期创作的反省以及诗风由“刻露”向“深厚蕴藉”转变确有契合之处。在袁中道，当然希望能以“楚人”的名义将钟惺这样的杰出诗人牢笼于公安的麾下，他将钟惺对袁宏道诗歌创作之“真”的肯定，看作是他们合作的基础，而其对公安流弊的针砭及纠正的取径，则觉得能够成为真正抗衡“近代名人”（指七子一派）、使诗道重张于以公安为中心的“楚”的有效推动力。而对钟惺来说，尽管他的个性与抱负使他不可能循着袁中道的出发点去发展自己，他在同期所作的《周伯孔诗序》已明确告诫周楷，“不为明人”，亦不为“楚人”[22]，但在发展之初，即能得到公安派中人的肯定、推奖，这对他在中心文坛的声名影响无疑是有作用的。有学者注意到在《金陵通传》卷二十四中有“公安钟惺”这样的误记[23]，这应该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概念上公安、竟陵的相近所造成的，它表明钟惺在这里最初为人所认识，确实借助了以公安派为眉目的楚派势力。当然，这种结果本身反而会成为钟惺迫切考虑自立的一种内在动因。即便从这一点来看，钟惺此际与中道有机会当面探讨，对他在后期公安派理论与创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更具体、明确地生成并推出自己的风格、主张，也一定会有所助益。总之，可以这么认为，公安派自我修正的发展要求与他们对同为楚人的钟惺之期许，在客观上构成了竟陵派崛起的绝好时机。事实上，从钟惺是年为周楷所作的《周伯孔诗序》中亦可看出，这位心高气傲的十九岁诗人确已为钟惺所征服，他在公安与竟陵之间的最终选择，是很能显示竟陵派的发展态势的。
二是钟惺此际交游如林古度、商家梅、谢兆申、吴兆、梅庆生等人，本来皆是附集于闽人曹学佺文学交游圈中的诗人。林、商二子与谢兆申本为游居南都的闽籍诗人，曹学佺对他们皆有相当的影响：如前所述，林古度少即从曹氏游，发三山，来建康，一路游览，其时所谓“清华省净”的诗风，即受到了曹诗的影响[24]；商家梅尽管后来与钟谭、与马之骏相友善，但据马之骏《商孟和诗序》，他自己曾对马称，“吾旁睨四方，于闽有曹能始，于楚有伯敬、谭友夏，于中原有吾子，吾所得实多……”[25]，仍念念不忘曹氏对他的助益；谢兆申，字耳伯，福建邵武人，万历中贡生，早年即有圣童之目，喜交异人，购异书，为文蹇棘幽晦，锐意法古，曹学佺曾为之序文而推奖有加，说“余友谢耳伯之文，扬子云之一脉也”[26]。至于吴兆（字非熊）虽为休宁人，然据钱谦益所载，其万历中游金陵，初以流连曲中，后改弦为歌诗，所作如《秦淮斗草篇》，一仿初唐，得臧懋循、曹学佺叹赏，遂流传都下，“而能始于非熊尤相得，偕游闽中诸山，及武夷、匡庐、九华，复还白下”[27]，交情可谓至密，其诗也确为曹氏之同调。梅庆生，字子庾，江西建昌人，生平不详，然亦是从曹学佺游者，钟惺《浔阳经曹能始庐下怀寄兼贻梅子庾》有“梅生从子处，六载今乖暌”句[28]，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即如胡宗仁，由林古度所存诗可知，他与曹学佺亦多有唱酬。
曹学佺（1573—1646）字能始，侯官人。举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户部主事。以中察典调南京添注大理左寺正，居冗散七年。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万历三十九年（1611）进按察使。正是在南大理寺副任上，他以游宦的身份活跃于南都文坛之上，一度领导了金陵诗坛的兴盛，在当地造成很大的声气，如钱谦益所描述的：
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29]
他是继弘、正间郑继之之后打入中心文坛的又一位福建文人，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显然奠立起了主盟的地位，所谓“坐令吴楚士，同声驱景附”[30]，“石仓衣钵自韦陶，吴越从风赤帜高”[31]，不仅以个人魅力率同吴越名士，将风流弘长的南都主流文学推向明中期以来的高潮，而且提升了整个福建文学在江南中心文坛的地位，“迩来吴越稍推闽士”[32]的局面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他的业绩。这一文学盛事的影响之大，即使到了明末清初，他与诸名士所赋“清绮婉缛”之诗，是“至今金陵人犹能诵之”[33]。
尽管钟惺这一次在南京没能与曹学佺正式订交，曹当已调四川右参政之任，然而通过上述这些附集于曹氏文学交游圈的诗人，两人应该很快地建立起某种联系。作为竟陵派重要同志的闽人蔡复一，曾在万历辛亥（1611）赠别钟惺的一首诗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钟惺该年四月奉使四川，原打算会晤曹学佺[34]。虽说这一会晤最终因曹氏彼时在江州结庐而未能成功，如其万历壬子（1612）《寄答钟伯敬二首》所言“征途凡屡改，夙约不能酬”[35]，但两人的交谊显然从这时便开始了。钟惺最早酬赠曹学佺的诗没能保存下来，然从曹氏问候钟惺蜀归的寄答诗来看，就有“独恨失知音”（出处同上）的表白；另据蔡复一壬子（1612）《武昌寄钟伯敬》，亦谓“江州见曹生，言君多素风”[36]，均可说明二人惺惺相惜的倾慕之意。
钟惺与原本附集于曹学佺周围的这些诗人之间的关系，于竟陵派的发展乃至万历中晚整个诗坛格局的变化有着十分微妙的影响。正是以之为突破口，钟惺以其独具风格的创作与主张，一点一点地变易南都诗坛那种在曹学佺身上体现得颇为充分的绮丽清新之六朝初唐宗尚，使得曹氏及其创作终于没能产生“靡天下以从之”的效应。其后颇有人为之不平，如王士禛以为：
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祯间，无诗。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然海内宗之者尚少。钱牧斋所折服，惟临川汤先生义仍与先生二人而已。[37]
他所标出的万历中期以后至启、祯间这一时段，恰好是钟、谭崛起并得以风靡之际，所谓“无诗”，无非表明他（当然还有钱谦益）对竟陵诗风在这相当长一个时期盛行大江南北的一种指斥，而“海内宗之者尚少”，倒多少揭示了曹诗终于没能产生更大影响的事实。这同时也意味着钟惺逐渐分化了在中心文坛刚刚积聚了一定势头的闽派诗人，而将他们中的一些人吸附到了自己的麾下，如林古度、商家梅之辈，直到稍后蔡复一加盟竟陵，闽派除了其领袖人物曹学佺、谢肇淛等尚能坚执自己的风格，如朱彝尊所指出的：“能始与公安、竟陵往还唱和，而能皭然不滓，尤人所难”[38]，“是时景陵派已盛行，而在杭能距之”[39]，几难守其壁垒。故钱谦益慨叹说：
在杭之后，降为蔡元履，变闽而之楚，变王、李而之钟、谭，风雅凌夷，闽派从此熸矣。[40]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竟陵派吸引的闽派诗人，先后还有董应举、王宇、陈衎等人。曹学佺与钟惺、闽派诗与竟陵派之间在中心文坛此消彼长的现象，有助于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竟陵派的成立及发展。
万历己酉（1609）这一年，钟惺与原本附集于曹学佺周围的这些诗人的交往，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对校订出一个刘勰《文心雕龙》的善本有共同的兴趣。《文心雕龙》未见有宋刻，自元至正乙未（1355）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数刻，然字句舛伪，多有漶漫不可读处，音注亦多讹，且《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故当时先是谢兆申从徐
处得此著杨慎批点本，取他刻数种校正，又示江西宗室朱谋
等正之，雠对颇劳，焦竑于是年读其本，“以为善也，当梓”[41]。梅庆生复汇集诸家校本，“乃肆为订补音注”（出处同上），所谓“手自校雠，博稽精考，补遗刊衍，汰彼淆讹。凡升庵先生所题识者，载之行间，以核词致。至篇中旷引之事，毕用疏明，旁采之文，咸为昭皙”[42]，“音注十五，而校正十七”[43]，于是年刻于金陵，因此被誉为“微独为刘氏之功臣，抑可称扬（杨）公之益友矣”（同上顾序）。稍后曹学佺以公暇，又取青州本对校，间一签其大指，“少补兹刻之易见事易诵者也”（同上曹序）。尽管钟惺自己的集中已不见有任何校雠《文心雕龙》的记载，然万历三十七年（1609）梅庆生校本所列“音注校雠姓氏”中即有钟惺（另商家梅亦在其列）。据钟惺《隐秀轩集》文昃集《善权和尚诗序》，他于是年三月间尝偕梅庆生、林懋、古度游凤山天界寺，发现寺僧善权诗一帙；又据谢兆申《谢耳伯先生全集》，八月前后，兆申与梅庆生、吴兆宿林古度宅，与其时舍古度所的钟惺共谈[44]。由此关系来看，钟惺曾与梅氏、谢氏等共同关心《文心雕龙》的校订应当是可信的。题名钟惺的《合刻五家言》中有《文心雕龙》十卷，其中汇集了杨慎以及万历间孙汝澄、曹学佺、梅庆生、朱谋
、许天叙、谢兆申、李汉煃及钟惺共九人的评语（除梅庆生本人外，包括杨慎在内的前六人皆名列梅本“雠校姓氏”，后二人则名列梅本“音注校雠姓氏”），或亦可证他们确曾有过这样一项共同关注的事业。如果我们再将之与钟惺在此后不久即以“隐秀”命名其轩并进而命名其时义、其诗文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则更可以发现钟惺及这个圈子中的诗人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对刘勰《文心雕龙》作文献学整理背后的动机：曹学佺叙该著流传，指责“文之一字，最为宋人所忌”，又以沈约赏誉《雕龙》“深得文理”为是[45]；谢兆申述梅氏“肆为订补音注”之缘起，谓“而会梅子庾氏慨文章之道日猥，盍以是书为程为则”[46]，均可证实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出于指导当今文学的考虑。因此，这一活动对于像钟惺这样正处于理论与创作成熟精进之发展期的诗人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下面还将会论述到，他的诗学理论也确实受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某种比较深刻的影响。
两年以后，钟惺很快地将谭元春引荐给自己在南京刚刚建立的那个相对固定的交游圈。他在给唐时的信中说：“谭友夏南来，专为读书，其读书专就兄。……友夏才格意趣，弟不言，向兄处，自不必言。”[47]他托林古度从北京捎回的《与金陵友人》也说：“谭友夏，楚之才子也，比于不佞十倍，而风流又倍之，老朽不足道也。”[48]从今存谭元春万历辛亥（1611）冬至壬子（1612）夏在南京的诗作可以看到（其此次在南京所作结集为《虎井诗》），与谭游处最为频密并常常特别关照他生活起居的，正是林懋、林古度、胡宗仁父子、商家梅、吴惟明诸友；此外便是谢兆申，两人同客金陵阅月，常相偕寻幽；唐时因为恰好要去北京，谭有诗赠行，之后又有诗寄往京师，以示想念。元春在返家后与追随入楚的林古度、商家梅等欢聚竟陵的同时，还专门作了怀林懋、胡宗仁以及吴惟明等人的诗。这些都可证实，这时他基本上还是以钟惺的交游圈为自己交游圈。这个较为固定的基本交游圈，构成了竟陵派在南都文坛谋求发展的一个基地，至少在竟陵派进入发展后期前，这些友人始终是钟、谭最亲密的同志，竟陵派在这里乃至其他地区的活动，得到了他们的协助与参与，而竟陵派在文学上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他们的身上。当然，此次在南京，与谭元春建立比较密切关系的还有像无锡太学生尤时纯、海盐冯振宗（字宗之，吴之鲸之徒，有时文名）、信丰太学生黄戴元（字九雒，尝从汤显祖、曹学佺游）、闽人姚百雉以及郑文昂等，这些人据钟惺集中记载，与钟惺也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另外，元春也结识了一些诗坛耆宿，如潘之恒、吴梦旸、俞安期等，还有诗投赠前辈名士王稚登；相与游处的名士尚有张师绎、宋懋澄、马元调等人。从这些交游情况来看，谭元春虽属初游南京，却亦已在这里拓展出不小的影响空间。不仅如此，稍后几年他的一首《寄黄贞父兼怀汤临川》诗题注中提到汤显祖曾为之序刻《谭子五篇》，另黄汝亨自己则寄所作《廉吏传》相示，这对他这样的后生来说，似乎也只有是在中心文坛获得一定的文章声誉之后，才可能获得那样备受名家青睐的待遇。故钟惺说他“风流又倍之”，着实不虚。
谭元春及其后历次刻集者对其早年作品的删选，或许不至于像钟惺对自己早年作品这般苛严，但得以保存下来的数量实际上也还是相当有限的。尽管如此，从钟、谭那未必是全貌的交游记载来看，还是能够反映他们在南京活动的初步成效的。谭元春在短短两年后，作为钟惺的羽翼，再一次从同一个交游圈突入南都文坛，虽然也不能说是“从郡国来夺都人士权”[49]，却显然加深了人们对来自湖广竟陵的这两位诗人的印象，并且大概也确实让都中人士自此开始有比较明确的二人一体乃至“二人一手”之目，“钟谭”或者竟陵派之成立也就势在必行了。就在万历壬子（1612）这一年，谭元春在南京选刻本邑先达鲁铎诗九十首，博得了钟惺极高的评价，并专门为之作了二则题跋喻示微义。就其意义而言，当然不只是向中心文坛推出竟陵一代文献，那本身就应该是争夺话语权力的一种显示，更为重要的恐怕在于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他们明显带有自己印记的那种以选为作，即“能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心目为之潜移而不知”[50]的文学批评形式，并通过于此，标示他们所崇尚的诗风——所谓“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出处同上）。或许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事件成了竟陵派成立一个很有意味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