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钟、谭订交及其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
关于钟惺、谭元春的交往之始，两人各有所记，颇不一致。钟惺的回忆稍详：
记甲辰十月，谭友夏过予，日为客作书，予弟从旁凝视颇笃。友夏察其意之近于书也，书《古诗十九首》，使之影摹，辄肖。[58]
谭元春的记载则在其为悼念钟惺而作的《丧友诗三十首》小序中，谓“予与钟子交，庶为近古，起万历乙巳，讫天启乙丑，盖二十一年，交终矣”[59]。似以钟记为确。谭元春对于往事发生的时日常有记误处，或许这也与性格有关，如在补刻旧作《哭魏太易四首》时，即将魏之卒年误记为万历丁未（1607），谓此诗为“丁未旧作”，并旁证以“是年吾父亦亡”。其实，魏象先之病卒在谭父去世之次年。
钟、谭订交，对于竟陵派的形成来说，当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二人自此引为同道，扬榷风雅，互为声气而相得益彰，才得以在晚明文坛共同树立起一面竟陵派的旗帜而号令天下，李明睿《钟谭合传》更因此申论说：“使世之知竟陵之文不在文，而在交谊之厚，故一时文名噪甚，夺中原七子之帜而建之标，良有以也。”[60]不过，钟、谭之组合并非自然天成，相反，如上已述，他们的气质才性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他们之所以在后来能够令“天下人”有“二人一手之名”[61]，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早期相当长一段时期不断磨合的结果。至钟惺离家游宦前，这是他们共处时间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而且过从极为密切，正属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创作上的这样一个磨合期。
钟惺、谭元春早年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文学交往，向不为研究者所注意，然它实际上却可以说是竟陵派文学活动的发端。首先，作为钟、谭早年在家乡开展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活动，它恰好处在钟、谭组合的形成期，这就为其磨合提供了一种契机及活动的舞台；其次，他们早期重要的批评观念与文学主张，正是在与该社这些共同的文友相互切劘砥砺的过程中确立并予以阐发的，又确实成为他们今后各时期文学主张与文学思想的滥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交游圈是钟、谭与公安诸袁发生联系的一个媒介，通过这一媒介，他们能够比较确切、及时地了解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以及在当时文坛的最新动态，而来自公安派的影响，最早也体现在该社某些成员的创作中。
所谓京山黄玉社，据钟惺作于万历戊申（1608）十月间的《明茂才私谥文穆魏长公太易墓志铭》，知为京山诸生魏象先在万历丁酉（1597）后与同邑王、谢、谭诸少年为诸生业所起的社，兼称诗，在当时邑中很是造成了一些影响。社中成员事迹可考者如下：
（一）魏象先（1574—1608），字太易，早有文誉，好诗，而性不近俗，属文必奇。早年出应童子试，为李维桢所异，以为“异日当以文鸣世”[62]。钟惺早闻其名，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诸生入郡都试，两人同舍，始得相与论诗。其后各时时以诗相示，钟惺并因此得以与黄玉社的其他成员有所交往。万历戊申（1608）春，钟惺还曾偕谭元春过访京山。象先为诸生十年，常不利，戊申（1608）抱病参加学使之试，以诸生六等而遭放黜。归而作《六等吟》二十首自广，悲愤谑浪，嵚崎怪谲。病日进不衰而卒。临终遗书，要求钟惺志其墓，同邑谭如丝撰行状，谭元春作传。
（二）王应翼、王应箕兄弟。应翼（？—1641）字稚恭，号天乐，万历己酉（1609）领乡荐。初知广东崖州，改陇州，降山西藩参军。寻迁知云南姚州，以丁外艰，未赴。起复知河南许州。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陷许昌，与子王国俱死。史称其“于诗独攻近体，锻辞琢句，沉郁可喜”[63]。所著《采山楼》诗文十数种。应箕字稚衍，崇祯己卯（1639）乡试中副榜。亦工诗文，著有《清远斋诗》。
（三）谭如丝、谭如纶兄弟。谭完子。如丝字素臣，少工词翰，为诸生有盛名，见知于李维桢，期以远大。应乡试十一次，两中副榜。晚以贡官汉川广文，卒年七十一。诗文散佚，仅有存者。如纶字有秩，才情风韵，独步一时。七入乡闱而不中，仅以贡终。所著有《长恩室诗集》。
（四）至于黄玉社中的谢姓少年究竟为何人，虽不得确载，然由谭元春及袁中道集中有关记叙推之，知当即谢景倩（？—1610），字通明，京山诸生。其事迹不见于方志，因与公安袁祈年及谭元春相友善，而有一些零星的资料得以保存。中道《游居杮录》卷五载其卒于万历庚戌（1610），事甚异。乃与友王应翼饮邑中多宝寺中，以肉戏置阎罗口中，是夜归即暴病身亡，王应翼也大病一场。中道以其“因果可畏”而记之。袁祈年有《哭谢通明》二首，谭元春则有长诗《挽谢通明》。谭诗纪其“维岁在甲辰，与君初把臂。曰既盟之后，归好如兄弟”[64]，则二人订盟之岁，即钟、谭定交之年；又有“魏子（按：即魏象先）病数月，死尚留一字”，“怨子不自珍，适以快众忌。曰诸生存者，而皆斯人类”（同上），可窥谢与黄玉社之关系。钟惺与谢氏亦有交往，张一中《尺牍争奇》卷二选入其《与谢通明》一书，除评价谭元春所作《魏太易传》为“宇宙间一篇极奇、极放胆、极不怕事、极出气文字”外，亦有“黄玉社诸子虚负恶少年名，只是怕出事耳”之论[65]。
如上所述，黄玉社诸子与钟、谭的交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种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的性质。黄玉社的发起，虽不出当时一般文社切磋制艺、以为学问之地、功名之门的宗旨，但他们却保持了对于文学的特别的嗜好，正如谭元春《魏太易传》中所记述的：
然亦未常罢吟，故社中文与其诗，人各一帙，帙径寸也，魏子独三帙，帙径寸。
诗成，或诵，或向同社生诵，或自赏，或笑也。[66]
尤其是这个魏象先，“无他好，好诗”（出处同上），“至其吟诵，寒暑昼夜不倦”[67]。他们这群少年早年为表现脱俗的个性多少有一些诞放，因而为邑人侧目，魏象先即因所作诗而得祸邑中。就他的诗歌创作来说，钟惺于其身后曾经有过一段颇为完整的评论，可看作是对象先一生创作历程的总结：
初年法峻格严，其于汉、魏、六朝、三唐语，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颠倒淋漓，老放昌披，无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长庆，世或指长庆为太易，不知其用稚为老，用险为稳，用凡为奇，用乱为整，要以不必为我式，而能为我用。而太易亦自厌今之为伪初盛者，思易以真中晚，用杂霸治之，聊以矫俗玩世，通其垒块之气，横佚之才，真率潇散之趣。要其顿挫沉郁，居然自有一太易。[68]
这里虽欲为死者讳而多方加以回护，并许其自具面目，但仍可看出对其晚期的诗风并不赞许。这从谭元春所作的《魏太易传》中所谓“晚乃自以为固，持论愈异，输泻倾吐，以资笑傲”[69]，可以看得更清楚。他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变，显然受到了崛起当时的公安诗风的影响，有着以公安率性之“真”矫治七子一派拟古之“伪”的自觉动机，当然，也还有其人生遭际方面的致因。
实际上魏象先所经历的诗风转变，恰恰是处于这一时代的年轻诗人，包括钟、谭自己所面临的文学道路上的选择。早年所服习的七子拟古之风固然积弊已久，这在其前辈诗人就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然最近若干年公安派以“以意役法”“出而振之”[70]，是否即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出路呢？钟惺在与魏象先结识之初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他二十七岁那年入郡都试，恰与魏同舍，两人因此得暇相与论诗。在论及明诗时，钟惺下结论说：“明诗无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说：“近日尸祝济南诸公，亲尽且祧，稍能自出语，辄诧奇险：自我作祖，前古所无，而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见大历前语多，长庆后语少，忘其偶合，以为独创。然其人实可与言诗。”[71]钟所记“君绝叹，以为奇快”（出处同上），有几分真正获得魏的赞同，现已不得而知，而从魏的后期创作来看，他恰恰是全然以公安派的主张与风格为自己的发展方向的。而就钟惺的态度来说，无疑是有所保留的。他以七子一派为假初盛，公安派为真中晚、真宋元，首先表明在拟古派与性灵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之间作出了十分明确的价值判定，从而确立起反王、李之学的基本立场。他肯定公安派的“真”，意味着对其发抒性灵而各具独造之主张的某种认同，这确是矫正拟古之“伪”的关键，并且，从“然其人实可与言诗”的评价看，他对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的识力还是相当佩服的。但是，对公安派及其所标举的先驱徐渭辈追求完全属于个人的表现语汇，不复持择而以为“独创”，乃至堕入所谓“奇险”，却同样明确表示了不满，一开始就显示出与该派作家在表现“性灵”取径上的异趣。他这里提到的“辄诧奇险”，所指应该有徐渭。孙
在批评当时文坛风气时曾曰：
近十余年以来，遂开乱道一派，昨某某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长吉、玉川，一子瞻、鲁直。某近李、卢，某近苏、黄。然某犹有可喜，以其近于自然，某则大矫揉耳。文派至乱道则极不可返，尔来作人亦多此派。此实关系世道，良足叹慨！然弇州晚年诸作，实已透漏乱道端倪，盖气数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过也。[72]
如果说，其中所言“子瞻、鲁直”一支指公安袁氏而言，那么，“长吉、玉川”一支即指徐渭，因为徐渭所学，是中晚唐奇崛险怪一路诗风。他自己就曾说过：“韩愈、孟郊、卢仝、李贺诗，近颇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73]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钟惺的这番批评实际上是针对公安派的创作现象而非其主张而言的，该派的创作实践与其主张毕竟还是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不过，归根结底，这仍反映出竟陵派与公安派在文学主张上的不同。钟惺与袁宏道的文学主张是建筑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我们在下面将会细加分析，虽然钟惺承袁宏道“真诗”的观念，已将文学创作的关注焦点转向作家主体之性情表现，而不像七子一派实际上往往仅限于作品形式自身的传统立论，然公安派在主张这种性情之真实自然的表现是诗歌唯一本质的同时，将个性及其自由表达视作文学创作的最高原则，如此，“性灵”的呈现自然无须借助于古人；而钟惺则以为，在古典诗歌如此深厚的传统中，一个作家要找到完全属于个人自创的表现语汇是不可能的，正所谓“不知已为中晚人道破”，况且它会使诗不成其为诗。他的理想在求“真大雅”[74]，而这恰恰要求古代作家的创作中真正可传的精髓为我所用，在传统的延续及见证中寻找个性的最佳表现方式，这是他后来明确提出“求古人之真诗”、“求古人精神所在”的出发点。
如魏象先这般自觉接受公安派新变主张及诗风的影响，而令自己的创作风格产生明显的转变，是否是黄玉社诸子共同的倾向，现在似乎都没有确凿的材料加以判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该社不少成员皆与公安袁氏存在着某种接触和联系，这在成为钟、谭与公安派发生联系的媒介的同时，会使公安派创作得失及其所引发的文坛风气的重大变化突出地成为包括钟、谭在内的这整个年轻诗人群体集中关注、探讨的话题。谢景倩与袁祈年善，并曾至公安，见诸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五；《袁祈年诗》的《楚狂之歌》除《哭谢通明二首》外，尚有《与谢通明江边叙别》，为赠别公安之作，其谓“君负辟支去，予诗笥里哀。苏黄同一品，李杜不分才”，知他们的交往也是以文学为主。又《小袁幼稿》有《谢通明寓中读谭友夏诗偶成二首》，则祈年最初获知有谭元春，即通过景倩，他早年还曾过访京山。后来谭元春《与王以明》谓“中郎先生知不肖姓名”[75]，显然是通过这一渠道传递过去的，袁祈年《小袁幼稿》有《庚戌夏日怀友夏》：
未晤已称是法侣，平生眼空仅汝许。聆音不自君口来，每于人口得君语。僻居江浒气如蒸，思君清音解予暑。暑中披拂惟有风，风历郡邑到予所。到予所时风已残，犹胜四塞热忙处。[76]
如此高相期许，如此思贤若渴，中郎知其名便也不足为怪。有记载与袁祈年交往的还有王应翼。袁中道《游居杮录》卷八载万历癸丑（1613）秋，得王与祈年书，示悼中郎意，以为中郎如白、苏辈，皆为阴仙；又赞誉中郎“文，今日欧、苏也；诗，今日元、白也”。这至少显示了他对袁宏道这位公安派主将文学成就的敬仰与推许。
由此看来，钟惺在最初与黄玉社诸子交往期间撰作那篇著名的《与王稚恭兄弟》并非出于偶然，其讨论的内容恰恰就是他们当时极为关切的共同话题，关系到他们对公安派为代表的诗歌新变走向及其利弊的重新估价，以及对自己创作道路何去何从的执定。这篇书信以作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或二十九年（1601）间的可能性为大[77]，当时江盈科的影响借与袁宏道同调由吴中而东南正日益扩大，不仅袁宏道稍前几年梓行的《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皆其为序，且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雪涛阁集》十四卷编成付梓前，也已有数种诗文集刊行。他的创作特点，袁宏道曾评价说是“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78]，其时已有人指出其诗“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出处同上），比之袁宏道，确实更有“矫枉之过”[79]的弊端。袁中道也说他“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80]。这一点恰为钟惺所恶，况其为人所趋，故钟惺将之视作更为危险的敌人：
江令贤者，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已。才不及中郎，而求与之同调，徒自取狼狈而已。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旸耳。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81]
这里的“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在差不多同时的与魏象先论诗中刚刚说过，如果说彼时尚觉以“真”矫“伪”为当务之急，那么此时因为议论到这位“其诗定是恶道”的江盈科，因为眼见这种率易诗风已经“遍满世界”，他对“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同上）表现出更深的焦虑，从而强烈反对学公安诗风。他将江诗斥之为假中晚，假宋元，假陈（献章）庄（）体，虽然明说是因为“其才不及中郎”，实际上认为是袁宏道辈那种“自我作祖”、“辄诧奇险”的必然发展，故而将袁、江并举，以为学袁、江二公，其弊则无不同，反有甚于学后七子一派，它与自己所求的“真大雅”距离更远，故而告诫大家更当警觉。显然，这里表述对其时影响日盛而弊端日显的公安派所应采取的立场，显得更明确、更强硬了。袁中道《花雪赋引》中所谓钟惺“誓相与宗中郎之所长，而去其短”[82]，当即发端于此际，而这恰是竟陵派“乘间而起”的立足点。进而于万历戊申（1608）动身东下南京前，钟惺在与谭元春的书信中提出，“轻诋今人诗，不若细看古人诗；细看古人诗，便不暇诋今人诗”[83]，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一种发展，看上去不过是指示学诗的门径，我们却不妨看作是他们由批判性的姿态向建设性方向转变的某种征象。
钟惺与王应翼兄弟讨论江盈科诗时所提出的警诫，应该有更为具体的针对性，即针对他们周围这些文学伙伴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效习公安诗风的倾向而言，对江的抨击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意在借此帮助他们澄清认识，而他自己的观点、立场，也正是在与黄玉社诸子的各各讨论中愈来愈走向明晰、坚定，一步一步接近他后来成熟的主张。因此，说钟、谭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文学交往是竟陵派诞生之际的一番演练，对该派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恐怕是并不过分的。从钟惺与他们探讨的言论来看，他在这一群体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