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嘉、隆以来文学风气之嬗变

要考察晚明文学的演进脉络及竟陵派发生、发展的文学环境，我们至少必须将发端追溯到正德末、嘉靖初。有明一代文学行进至此间，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推进的兴盛期，各种文学力量纷呈，不同的文学主张与宗尚迭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此以降直至明亡约占整个明代三分之一强的时段内，无论是四处兴起的文学结社、流派之数量，还是文学风尚消长、变迁之频度，皆大大超过了之前时代的总和。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嘉、隆以来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上突出表现出来的流派之争，几乎都是围绕着弘、正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所开启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接受、推展、改造或拒斥其主张及其影响的背景下展开的，它直接构成了晚明文学新思潮革命性突变或继承性转换的动力。

对于整个明代文学演变的大势，梅守箕曾有如下一段概述：

明之称诗者众矣，由成、弘前而论，不胜靡焉，惟虑其不似古也。论正、嘉而后，人人务振跃之，惟虑其似古也。隆、万以来，纷然自为跳逸，乃似古而益不似古也。此何以故？以其非诗人而为诗人也。

盖昔之靡者，沿于习也。其振跃之者，工于拟也。其自为跳逸者，益之以多闻旁搜而已也。自其为汉魏人而似之，则轻议六朝；自其为初盛唐而似之，则轻议中晚。是何诗道之捷乎？于是无不朔操觚而望即以名家者，此无它，非诗人而为诗人故也。^[1]

尽管他是站在批判的立场来审视明代诗歌各个阶段发展过程中的弊端，眼光极为苛厉，但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一段论述中看到嘉、隆以来文坛骤然活跃的异常面貌，同时也多少可以探寻到明代中后期文学风气嬗变的大致脉络。所谓成、弘前风习之“靡”，当然是指自明永乐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馆阁文风，康海《渼陂先生集序》曰：“我朝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梦阳）、信阳何仲默（景明）、鄠杜王敬夫（九思）、仪封王子衡（廷相）、吴兴徐昌谷（祯卿）、济南边庭实（贡），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2]，可为注脚。由此亦可知梅氏“论正、嘉而后，人人务振跃之”之所指，那就是以后七子为代表、承前七子而起的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至于隆、万以来的“纷然自为跳逸”，应当指的是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思潮壮大之前，此际一些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拟古之弊，而欲法古以求新，纷纷拓展学古的途径，然终不能摆脱为古所转的情形。因为梅守箕的这段议论，出自为潘之恒《涉江诗》所作的序，而潘氏此集，恰是其交袁宏道兄弟，论诗变王世贞、汪道昆而公安时期的创作，由中郎为之选诗，江盈科为锓木，二人又皆尝为序^[3]，显示了公安派的作为及其影响力。因此，梅守箕此序，作为对“湔其旧习”^[4]的潘之恒的表彰，实际上是为一扫王、李之云雾的公安性灵文学张本，故将前此各个阶段种种承袭、创变的风习一概斥为“非诗人而为诗人”，而在心目中将真正的“诗人”属之于自出机杼、独抒性灵者。

很显然，梅氏所论，是以正、嘉而后始趋于极盛的文学复古现象作为考察整个明代近三百年间文学演变的中心线索，并实际上以万历中期以来作为一种反动的性灵文学之崛起为界，对明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划分，这恐怕代表了万历中后期浸淫于文学新思潮的那些作家的普遍看法。

这样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有启发的。不过，站在今天的立场，以更为全面的眼光审视明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进程，我们将李、何所开启的文学复古运动视作引导整个明代文学向着成熟阶段演进的发端，视作晚明文学发展的基础，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首先，自李、何之崛起，明兴以来由朝廷馆阁词臣把持文坛的局面开始瓦解。此后的文人学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有“坛坫下移”或“文柄旁落”的说法，如陈田在评价李梦阳的功过时指出：“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5]王世贞早就对郭正域说过这样的话：“楚之先辈，辞权尚在台阁，……自仆有识以来，此权乃稍外移。”^[6]因此，李、何辈由反对台阁体文风起家，其意义首先在于，作为引导文学风气的作家，以其社会身份地位的改变，而导致立场、价值观的改变。这种社会身份地位的改变，比较根本的原因，在于从这个时代开始，城市经济正在潜滋暗长，因而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吉川幸次郎慧眼独具，力图从李梦阳所提倡的古文辞中发掘其平民性^[7]，也正是尝试从其所站立的平民阶层的立场，阐释其文学主张的性质。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直至隆、万以来，城市中的平民（包括数量巨大的低级功名获得者及布衣、山人）才真正日益获得担当文学之主体的地位，从而导致即如诗文这种传统的文学样式也难以坚守精英文化的壁垒，风尚大为移易。其次，作为“文柄旁落”或“坛坫下移”的必然结果，一是定于一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之话语权力趋于动摇并解体，正如何景明已经意识到的：“夫文之兴于盛世也，上倡之；其兴于衰世，下倡之。倡于上，则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齐也。”^[8]由此而导向晚明社会崇尚个性的文学表现就变得顺理成章。一是文学担当者队伍的扩大，使得文学活动在这个政教体制之外的社会弥漫开来，这就出现了各个地域、各个流派迭兴纷争的局面，标志着文学繁盛时代的真正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端于李、何的明代文学特有的门户之争之风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再次，文学一旦从朝廷“政教”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从道德立国的根基——理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李、何、王、李既专力于文学领域，欲从道学家手中夺得文学自身的发展权利，就不得不建立一种新的“正统”与之相抗衡，这便是他们标举古典审美理想以对抗时学的出发点。从理论上看，李梦阳等对宋儒言“理”的反拨，追求“天地自然之音”的求“真”，在某种程度上蕴涵了对于自然人性的肯定，因而在这一点上成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声；而即便是从形式上向古典溯取文学规范的主张，应该说也还是从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出发的一种探索。后茅坤申斥说：“文必溯六艺之深而折衷于道，斯则天下之正统也。其间雄才侠气，姗韩、欧，骂苏、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艺者，草莽偏陲，项羽、曹操以下是也。”^[9]于李、何之用心颇为洞明，故竭力否定其“正统”地位。

当然，由文学复古运动到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其间的实际演变过程是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自正德末、嘉靖初，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相继去世，围绕着该派的复古学说与创作，不仅滋生了林林总总、难计家数的或承袭、或改造、或反抗、或推衍之文学思想与宗尚，而且各种主张之间又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纷杂繁复，波澜迭起。为此，我们试图对之重新加以梳理并择要予以阐述，而将从嘉靖初开始、至竟陵派诞生之际的文学风气之嬗变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是自嘉靖十年（1529）后“嘉靖八才子”之形成，至数年后开始由此一文学团体分化出来的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崇道派发生影响的时期，体现了这批曾经是李、何热忱的追随者如何由承袭而有所改造，直至最终有人完全走向与其对立的道学立场而与之分庭抗礼这样一个历程。二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左右始创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阵营开展活动的时期，他们通过标举李、何宗风来重振复古思潮，对崇道派重申“道”对“文”之统领权的主张进行反拨，却又因没能很好地解决“前七子”在理论上的缺陷以及创作上的偏至发展，反而令“借门墙”营建的权威成为抑制个性鲜明的文学表现的一种存在。三是从万历二十年代开始，以公安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派及其先驱发动反拟古的文学革新运动时期，他们以肯定人的个性与欲望为宗旨，进一步将文学从理学及其他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开创了晚明文学的崭新局面。对于竟陵派的代表作家来说，特别是后两个阶段，与他们成长的环境以及文学思想、立场的形成，有着相当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