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与国运相终始的晚明党争
探究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政治的日益崩坏，贯穿始终的党争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个时代从朝廷到社会、阶级乃至民族间的种种矛盾与危机，纠结盘错，结果都会在这个寒暑表上反映出来。同时，它又是士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集中体现，围绕于此，士人的利益、价值取向及其人格、情感之冲突，也都会毕露无遗。作为一种比较突出的政治现象，党争在前代已多有发生，由此而呈现士大夫与君主、士大夫与士大夫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暴露国家政治、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诸多危机似亦并无二致。但是，如晚明党争这样所引起的政局激荡与国运如此休戚相关，又如此广泛地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性质由政治内涵进而扩展到社会文化内涵，而为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一再地反省，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以之作为考察这个时代精神状态的一个焦点，是很有其特殊的意义的。
一、晚明党争大势述略
晚明党争的发生，从制度上说，与明代内阁的权力在嘉靖至万历间发展至极盛有很大关系。正如吴应箕所言：“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隆诸政府已开其渐。”[5]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直至张居正，这一批开始拥有“权相”之实的内阁首辅，为争夺首辅之权位，互相倾轧，党同伐异，实际上已开党争之端。只不过他们这些人在台上时，权重势大，如“张居正揽权久，操群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6]，一般人自不敢与之相抗衡；又以高压手段阻遏言路，或者干脆操纵舆论，所以朋党的问题表面上看并未发作。
然而也正是这种只手遮天的高压政治，孕育了同样强烈的反弹力量，一旦出现时机，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先是弹劾张居正夺情一事，言官初试锋芒，吴应箕因此论曰：“予追溯东林所自始，而本之于夺情，以其为气节之倡也。”[7]而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更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8]，“自是朋党论益炽。（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创于前，（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9]。
从万历间党争来看，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重要的一年。张居正以后的内阁，既已不再有张氏那样的超强能力与权柄，又欲以其为前车之鉴，因而处事往往以因循折中为原则，多少显得有些平庸。如申时行，王世贞《内阁首辅传》称其“蕴藉不立崖异”，黄仁宇认为这样的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10]。该年正月，王锡爵被召还朝为首辅，接受了皇帝三王并封的安排，于是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等起而力争。这是国本论的继续。虽然此事的结局是皇帝迫于舆论的压力而令三王并封一诏作罢，并在其后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但因为抑制了其个人意志，促成了神宗以“消极怠工”来对抗，他的长期不视朝直接导致“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11]。是年秋，大计京官，由吏部尚书孙
主计，他与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欲将“一时公论所不予者”[12]悉数贬斥，以整顿吏治，结果触犯了阁臣的利益，孙
罢职，赵南星被斥为民。主事顾允成、行人高攀龙等申救，亦皆谪贬。次年，吏部因缺官推阁臣王家屏（王先以谏册储而罢归）等，忤旨，调文选郎中顾宪成疏救，被削籍。这一场冲突是东林一派崛起的直接动因，顾宪成回到家乡无锡后，便与同乡高攀龙、胞弟顾允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盖东林讲学大体，约而述之，厥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一在抨弹政治之现状”[13]，十年后随着东南同人大会东林讲堂，这里就成了儒学正统和清流代表之所在。
至沈一贯当政，朝廷间党势已成。万历三十一年（1603），围绕着楚太子案和妖书案，以沈一贯及支持他的科道官员为一方，礼部尚书郭正域与支持他的次辅沈鲤等为另一方，发生了激烈的攻讦。在这事件背后，实际上仍与建储议有关，存在着迎合皇帝意志和护持太子的不同派系。尽管这次争端以曾为太子讲官的郭正域罢官了结，但是这一处置被认为是“大犯公论”[14]。次年的大计京官，亲东林的吏部侍郎杨时乔与都御史温纯主计，那些支持沈一贯的科道官员咸在察中。沈一贯则密言于上，来个京察留中不下。于是不断有人疏劾沈一贯，甚至论其“欺罔十恶”，“误国十罪”，然论者多被谪贬，淮抚李三才也因上疏而夺俸。终于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有了结果，沈一贯与被认为是东林中人的次辅沈鲤两败俱伤，一同致仕。
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的京察，形势更为复杂，然仍与上述的争端有着某种联系。吴应箕《东林本末》上记载曰：
而蛟门（沈一贯）之党如钱梦皋等，向赖蛟门而留，一旦蛟门归，失其所庇，惟恐辛亥之察大不利于群小，于是以东林为纲，以淮抚、秦党为目，结成一大网，无人不推入其中。
所谓的秦党，指主铨政的孙丕扬及吏部侍郎王图，他们和李三才并被议作东林党。反东林的则以汤宾尹、顾天埈为首，谓之宣党、昆党，他们被认为得承沈一贯之衣钵。大计的结果，虽以汤、顾等人降黜而告获胜，但东林一派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其后王图、孙丕扬亦皆去职，台谏中反东林的齐、楚、浙三党终于得势。
上引吴应箕所谓“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乃是因为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之京察，政柄完全掌握在齐、楚、浙三党手中。其时方从哲独相，浙人郑继之、齐人赵焕掌铨事，听凭从哲门人齐党亓诗教等人的操持，无论内阁、吏部、言路，都成了三党的势力。恰好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发生了梃击案，在追究该案是否有幕后人指使（亦即是否调护两宫）的问题上，被认作是东林党的王之寀与浙党的刘廷元意见不一，于是借着这次京察，尽斥东林党人，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以贪污罪弹劾王之寀，王因而削职为民。在同情东林者看来，这一时期对东林人士来说已是充满黑暗的年代，“其于正人君子，若风扫残云，雨摧坏块，靡有孑遗焉”[15]。
然而不久齐、浙两党起了内讧，关键人物就是钟惺的同年工部主事邹之麟。据《明史·夏嘉遇传》，邹属浙党而附齐党亓诗教、韩浚，因求转吏部不得，遂讦奏亓、韩。同时邹之麟又扬言齐人张凤翔为文选，必以年例斥姚宗文、刘廷元。姚、刘为浙党，于是齐、浙两党的同盟遂分崩瓦解。邹之麟以出位妄言、擅自离任而革职闲住，他的另一位同年夏嘉遇亦起而攻赵兴邦、亓诗教，虽遭言路交章弹劾，但御史浙人唐世济、董元儒等助嘉遇，齐党由此势衰。
到了那位长期受到大臣们维护并寄予希望的太子常洛登基，朝纲似乎有所重振，在吏部尚书周嘉谟的建议下，属于东林党的邹元标及冯从吾被召入朝。尽管随即发生了红丸案，泰昌皇帝突然病逝，议论又起，但东林势力仍然控制了局面，在接下来的移宫案中赢得了权力斗争的暂时胜利。直至天启初，邹元标任吏部左侍郎，改都御史，又先已请召用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加上叶向高再任首辅，东林势力在朝中达到了他们的极盛，礼部尚书孙
等人并欲追究三大案。天启三年（1623）的大计京官，由径情直行的赵南星主察，他以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置四人不谨，狠狠打击了齐、楚、浙三党势力。然而以其壁垒过严，排异过苛，反东林势力反而有增无减。也就在此刻，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在逼近。
自国本论以来，万历、泰昌、天启诸朝的政局纷争，始终夹缠着宫闱事务，因而后宫、宦官往往成为皇帝与朝臣之间的又一种势力。然而当魏忠贤及其与之相勾结的熹宗乳母客氏出现后，这种势力恶性膨胀到了只手控持国柄、遮蔽天下的地步。原来齐、楚、浙三党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投靠魏忠贤，欲借助其势力与东林对抗，斗争的性质就此改变。在东林与魏党正面冲突之前，亲东林的吏部尚书周嘉谟、辅臣刘一燝、礼部尚书孙慎行已先后被迫去职，而魏之党羽顾秉谦、魏广微则被任命入内阁。同时，邹元标在北京建首善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遭弹劾而去职。天启三年（1623）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直攻魏忠贤；次年六月，左都御史杨涟复劾魏忠贤二十四罪，台谏黄尊素、李应升、魏大中相继论列，一时南北台省交攻魏，形成明显的直面对抗局面。结果当然是东林势力大受摧折，叶向高、韩
、赵南星、高攀龙纷纷罢归，陈于廷、杨涟、左光斗被削职为民。这还仅仅是真正“党祸”的序曲。接着，魏党不遗余力地借熊廷弼一案兴起一场大狱，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并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先后惨遭杀戮。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纂修《三朝要典》，在三大案及万历以来历次京察的论定上翻东林的案，依恃手中的权力让历史成为自己的言论工具——后来倪元璐在上疏请毁该书时，直斥其为“魏氏之私书”。又同样依恃手中的权力，禁毁天下书院，钳制人们的思想与舆论，甚至于“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禽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16]。显然，如此充满血腥的专制时代，不仅对东林党人，而且对普天下所有正直的士人来说，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崇祯初，个人威权登峰造极的魏忠贤及其党羽终于覆灭，东林势力再起。先是编修倪元璐上疏为东林正名，与魏氏遗党杨维垣辩驳，又请毁《三朝要典》，自是“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17]。在倪元璐的盛推下，旧辅韩
复职，他与新入阁的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遂制定逆案，颁示天下。尽管看上去从此天宇澄清，然而党争并没有消弭。威廉·阿特韦尔在由其执笔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十章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崇祯皇帝显然想在真正的或传闻的东林支持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搞平衡。”[18]而这种平衡的努力却恰好与原本让他的政府免受派系控制的愿望背道而驰。崇祯元年（1628）末的会推阁员，候选的“东林浪子”钱谦益与反对派温体仁、周延儒又开争端，虽然双方俱未入阁，但生性好疑的皇帝听信了温氏于钱谦益结党受贿的指控，将其免职削籍，稍后温体仁便入了内阁。之后又有袁崇焕、钱龙锡之狱，不少亲东林的官员被迫去职。温体仁秉政期间，先后斥逐东林重要人物姚希孟、文震孟、刘宗周、黄道周、倪元璐等，并一再唆使人讦奏与东林相应和的复社乱天下，朝内朝外，依然人情汹汹。这场倾轧斗争，不仅在温体仁之后的内阁依然延续着，而至南明则愈演愈烈，叶向高的忧惧——“吾恐其祸之与国家相终始也”[19]果然应验了。
二、晚明党争的性质与士人的一般处境
要对晚明党争作出一个合理的评价，须对其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传统史家往往站在同情东林党人的立场上，对这场朝政间的争斗概以“正”“邪”来定性，如吴应箕论曰：
争国本则有苑楛于其间，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诸君子为东朝之党。夫东朝何人也？而曰党，则为是言者人道尽矣！虽然，东朝果可党也，此非不佳事，而何以东林之外寥寥焉？[20]
东林争国本而为正，为君子，而倾害东林则为邪，为小人，两大对垒，泾渭分明，这未免过于简单化。《明通鉴》作者夏燮，对倪元璐崇祯元年（1628）所上请毁《三朝要典》疏中有关三案的持平之说不满，认为倪氏所说的“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机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事，不可偏非”，“此则调停之见，非公论也”[21]，无非也是一定要在东林与反对派之间辨出个是非曲直。甚至当夏允彝著《幸存录》，于党争之误国说了几句公道话，黄宗羲便以其为“不幸存录”，作《汰存录》校正之，非要争一争“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22]。
其实，就万历间党争而言，说到底还是文官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这种派系的构成，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道德的标准固然可以作为政治主张的一种体现而凝聚起一批人，但它不是主宰实际政治活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也无法以之为标准来划分政治阵营。正如夏允彝所论：东林领袖固然“文章气节足动一时”，然“东林中亦多败类”；相反，“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23]。想要在这两大对垒中截然划出正邪忠奸，本身已与事实有相当距离，更何况一旦进入政治斗争的程序，道德的标准、人格的标准本身也会走样，甚至沦为手段。叶向高如下的见解颇具理想化政治的色彩，但他毕竟认识到了当时党争的实相：
今日则彼此各有君子，各有小人，但当用其君子而去其小人，勿问其为何党，乃为荡平之道。[24]
这种文官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斗争，从根本上说，表现出士人与政治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前面已经说到，党争的发生，从制度上说，与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至鼎盛有很大关系。制度首先是一个利益体系，正如谢国桢分析的，“内阁的权高了，六部不能不听命于内阁，铨叙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御史大夫监察的机关，不能不出来弹劾政府，政府自然而然的与言官相水火了”，“内阁的势力稍一低落，则不能不勾结言官，御史大夫们，那能个个人品靠得住，所以就自己分了党派”[25]。原有利益体系的均衡被打破后，重新分配权力的要求便导致纷争的出现。
在封建社会，除血缘之外，士大夫们往往由地缘、学缘等种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朋党的基础。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托这种小集团的势力来谋取自己的权力、地位，行事亦多为小集团的利益所驱动。文秉引御史吴亮疏曰：
说者谓座主复推座主，门生复及门生，诚为确论，而浙人又继浙人，榜首又付榜首，尤属真铨。铨相种种无穷，时事可知矣。[26]
这虽然指沈一贯而言，但却是当时政治斗争中诸党的共相。要想在政治舞台有发言权，实力的获得十分重要，于是合纵连横，便成党比之势。就连以清流自命的东林党人，也知道联合淮抚李三才的力量，尽管他在持廉方面的声誉并不太好。
党争的展开，固然围绕着各自具体的政治主张，然实际运作中日益显示出门户的狭隘性。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
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平心静气下来后也承认：
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乃不肖从旁静观，大都起于意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27]
这种基于门户之见的意气之争，被后人描绘成这一时代特有的“习气”——一种政治文化特性，其严重程度，甚至发展到了“世界成骂詈”[28]的地步，非但于国事无补，反而会更加激化已有的诸多矛盾（包括与最高统治者的矛盾），其结果不仅使中央施政能力日益衰落，而且极大地挫伤了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参政的积极性。齐、楚、浙三党在攻东林、斥异己上自不必说，东林党人的壁垒又何尝不严：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29]
这类举动无疑将使许多有独立政治识见和才干的人在朝中无所置身，要么加入到上述这个时代所谓“躁竞”的政治文化特性中去，要么被抛置社会政治的边缘。如钟惺就曾感慨说：“辞荣蹈刃易，中庸不可几。”[30]
传统史家以东林为“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派中人往往守持传统道德的立场，于己既以气节自励，于人又每以圣贤之道相求正，甚至不惧皇上的权威。这固有其可贵之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16世纪初以来，大明帝国在社会、经济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已有很大的改变，欲望与道德的冲突更趋激烈。而在这时候东林党人犹强调重振道德治国的方针，并以之作为衡鉴士人之唯一标准，势必加剧其两面人格。而对他们自身，人们也很难相信其动机的纯洁性。袁宏道正是针对于此下断言说：
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31]
作为一种政治权力斗争的党争是相当严酷的，君臣之间的相激相摧，士人之间的锐意搏击，不仅随时会给个人直接带来仕途上的挫折乃至杀身之祸，还给这个时代笼罩上一种忌刻、阴郁的精神氛围，令人们普遍处于一种逼仄的生存环境。唯其如此，王夫之在日后的认识——也算是对此的一种反省，不无沉痛：“故君子甚患夫刚直者之婞婞以忿疾当世，而欲以刻核重抑天下之心也。”[32]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与世降道衰联系在一起，在士人的内心世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
至于天启间魏党与东林党的斗争，已经由原来文官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演变成宦官集团为攫取最高权力，对文官集团中敢于反对它的刚直人士进行残酷打击，所谓东林门户之说及“三案”，不过是宦官集团及依傍此集团以泄私愤、谋私欲的文官用以罗织罪名的借口，其性质就与万历间党争大不相同。倪元璐在请毁《三朝要典》所上奏疏中指出，三案发生时的争议，“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壎篪”，“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33]，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孟森更进而指出：
盖自客、魏擅权，以前之门户，又不以旧日之党派为异同，惟有挟阉以求胜者皆变为阉党；而为阉所屠戮者，则以东林党人为多。[34]
特别是当魏忠贤权倾天下，用暴力手段实行其独裁统治，固然有不少“稽首投诚，摇尾乞怜之辈”，甚至是“同心拥戴，建祠颂德之徒”[35]，却有更多的士人包括平民站到了同情与支持作为反魏旗帜的东林党人的立场。这样，这场斗争实际上就非原来意义上的党争所能范围。对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样的暴政面前，士人的处境更为不堪，诚如谭元春所述：“盖熹庙末年，逆寺势过（刘）瑾、（汪）直。虐焰所及，士大夫在鼎镬之中。”[36]且不说大批东林人士被擅杀擅逐，其时文网之严，亦着实令人瞠目。如钟、谭友人曹学佺，并非东林中人，只因所撰《野史纪略》，于梃击案直书本末，与天启六年（1626）六月颁示的《三朝要典》中论定张差是疯子的观点不符，于是，是年八月遭此案结案人之一、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刘廷元疏劾，被夺职为民，还算是从宽处理。如果说此事毕竟关系三案，因而触犯了阉党的禁忌，那么这一年所发生的另一起大案更加莫名其妙。据《熹宗实录》记载：
（天启六年七月辛巳）下扬州知府刘铎诏狱。先是，魏忠贤逻者于什方寺僧得诗扇，有“阴霾国事非”之句，谓铎所作，系僧鞫问，词连户部主事欧阳晖。谳者以诗非铎笔，并晖俱得释。忠贤意未厌，罗织其罪，令旗尉缉获其家人刘七与刑部书办史大仁等，谓铎在狱时，与狱中原任御史方震孺谋脱原任都督李承恩斩罪。……又词连刑部郎中翟师偃、李升问、主事冯士渠三人，俱削籍夺诰命。……当铎鞫时，拷掠无完肤，厉声谓谳者曰：“一时功名易尽，千秋公论难逃！”谳者悚然。士类伤之。[37]
因为一句表述对时事实感的诗，而不惜穷追猛打，罗织莫须有的罪名，任意兴起一场大狱，如此恐怖的文字狱，令文人士夫何以自处？谭元春谓：“当是时也，天下之人腹悲胆寒而不敢言。”[38]陈继儒谓：“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39]真的是这个时代黑暗政治压迫下士人反应的一般写照。
三、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关系之考察
钟惺、谭元春所生长的时代，可以说是伴随着晚明党争由发生而愈演愈烈的整个过程。由于他们的年龄、个性均有差异，功名生涯亦不相同，因而卷入这场党争的程度、性质有别，且分属不同的阶段。关于这方面的考察，最早有邬国平发表于《竟陵派与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竟陵派研究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的《钟惺、谭元春与晚明党争的关系》一文（节选其硕士学位论文《钟惺、谭元春及其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章节），做了不少有益的求证工作。
钟惺之于晚明党争的关系，是一段似乎事实清楚却在结论认定上有极大出入的“公案”。说它事实清楚，是因为论者都观察到钟惺的仕宦升沉乃至诗文风格的铸成与万历、天启间党争直接相关，如陈允衡论曰：“大略其所处在中晚之际，复为党论所挤，出为南仪曹，志节不舒，故文气多幽抑。”[40]但是，对于他在这场门户之争中站在哪一边立场，或者说持有何种倾向，在相去不远的时代即存在着完全相反的认定。据野史氏《酌中志馀》，谓“笥中藏有昌、启、祯三朝所载数种堪与《酌中志》相发明证据”[41]，所录如《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盗柄东林夥》，钟惺的大名皆赫然在其榜上，这意味着钟惺被划定在东林阵营这一边。而在另一方面，如王夫之在数落竟陵派“灭裂风雅”之祸的同时，曾特别地将之与钟惺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指斥其“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42]。也就是说，他认为钟惺在晚明党争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是与品行不端的师执汤宾尹站在同一立场，一是教育出了马士英这样祸国之戎首，二人皆为东林及其后劲的公敌，则钟惺毒害清流，贻患朝政，罪不容赦，其本人也就明显地被划入东林的对立面。由此推想，尽管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钟惺在明清之际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批评界主流骂作“亡国”之“诗妖”，除了因为在重视诗歌之风教功能的正统派看来，他那种“纤诡幽渺”的创作风格实在是明季世教陵夷、士习乖漓的表征，还因为在相当一部分士人的心目中，他在党争这一晚明最重大政治事件上的立场有严重的问题——这本来就被看作是检验士人“正”、“邪”的试金石。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任何一种现成的结论为据来判定钟惺在晚明党争中的立场与是非，而应该深入到钟惺所经历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别是在理解其被卷入党争的处境的前提下，全面考察并说明他在晚明党争中的表现及真实倾向。
钟惺较早就对党争表现出关注，这要归因于他对政治事务的热衷。就钟惺的为人而言，其实骨子里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正统士大夫的立身准则。早在为孝廉时，他已流露出以经世出世为所求大业，而不甘仅名文人才士的志向[43]，自视颇高，所期甚远。万历三十七年（1609），钟惺中进士的前一年，他在南京已有一首《邸报》诗，对张居正之后台谏争砺锋锐之众生相提出自己的看法。诗曰：
曰余生也晚，前事未睹记。矧乃处下流，朝章非所识。三十余年中，局面往往异。冰山往崔嵬，谁肯施蜋臂？片字犯鳞甲，万里御魑魅。目前祸堪怵，身后名难计。迩者增谏员，鞀铎略已备。褒诛两不闻，人人争慕义。请剑等寻常，折槛何容易！撩须料不咥，探颔何须睡。众响忽如一，一辞申数四。己酉王正月，邮书前后至。数十万余言，两三月中事。野人得寓目，吐舌叹且悸。耳目化齿牙，世界成骂詈。哓哓自哓哓，愦愦终愦愦。雄主妙伸缩，宽容寓裁制。并废或两存，喧嘿无二视。下亦复何名，上亦复何利？议异反为同，途开恐成闭。机彀有倚伏，此患或不细。遘兹不讳朝，杞人弥忧畏。[44]
钟惺简单回顾了万历初年以来朝局变异之大势。“冰山”六句，写张居正秉政时代阻遏言路的高压政治，如给事中余懋学请行宽大之政，居正以为讽己，削其职。御史傅应祯继言之，下诏狱，杖戍。御史刘台疏论张居正专恣不法，亦被下诏狱，命杖一百，远戍，卒于戍所。至于万历五年（1577）的夺情之论，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皆坐廷杖，谪斥有差（如邹元标被降为士卒，流放贵州）。此即所谓“片字犯鳞甲，万里御魑魅”。且万历帝诏谕群臣，再及者诛无赦，故一般谏臣皆以惧祸而噤若寒蝉。“迩来”十句，写张居正卒后，言路大开，于是围绕着国本论、三王并封、建储议、妖书案等一系列事件，台谏群起而掊击执政，并谓申时行、王锡爵辈负国误君，乃至犯颜批评皇帝。值得注意的是，钟惺在这里使用了反讽意味的语气。自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论郑贵妃晋封不当开始，包括东林书院创立者顾宪成、钱一本在内的廷臣纷纷建言当早立皇长子为储君，以阻止万历帝出于个人喜好而欲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此事本或无可厚非。但当是否争国本而敢于直谏，成了正邪忠奸之分，以至朝中言事者每以此论作为自己道德气节的表现，在钟惺看来，则不是过迂，便有邀誉卖直之嫌，非但于事实无补，而且可能还会因与上矛盾激化而导致其下所说的“途开恐成闭”的不良局面。“己酉王正月”以下，写前一年秋冬首辅朱赓、次辅李廷机被攻之事。沈德符曾记载此事曰：
又如戊申年一礼部郎，论首揆朱山阴十二大罪，其事之装饰不足言。至谓矿税棍徒，皆其家人；所得御人之货，尽归朱私橐，此则举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座师李晋江，且并暗摘其门生词林，以杜后日大拜。此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恕矣。此疏初上，一时耳目亦觉振动，后渐为人所觉，即被弹章。至辛亥大计，亦坐不谨斥，距抗疏时，止三年耳。戊申以后，新咨命下，瓦缶乱鸣，攻太仓、晋江未已，而攻昆、攻湘者四起，有所谓单打双敲之说。或云红庙设誓，或云关庙歃血，或云抱太仓靴脚恸哭。不唯圣主厌闻，而邸报抄传，俱相示以滋席间谈柄，供酒中笑谑。董思白太史目之为活《水浒传》，信然哉。[45]
此礼部郎指礼部主事郑振先。其时党势已张，李廷机因前此在楚太子案中主张承认楚王的合法性，为东林所不喜，给事中王元翰等便疏诋廷机，并及引其入阁之朱赓，郑且谓赓与沈一贯、王锡爵为过去、现在、未来三身。廷机被攻杜门，犹有数十人交章力攻，从沈德符的记载来看，其辞亦多非信实，故钟惺在吐舌之余，难免会感叹“世界成骂詈”。虽然万历帝目前尚采用沈一贯建议的办法，于章奏一概留中，不予置理，所谓“宽容寓制裁”，但这样下去，言官置耳目风纪之职于不顾，而一味以诟谇为能事，钟惺以为其遗患堪忧。
这篇文字至少透露出这样几个重要信息，一是从中可看出钟惺在入仕前于党争所持的态度与立场。正由于此时的钟惺尚未正式踏入仕宦之途，可以说他所发表的是一个毫无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之见，并且是站在了一个不涉及任何个人利益关系的旁观者的立场。这种身份的他，凭着在政治上欲有所作为的热忱与抱负，对言路不珍惜在张居正之后所获得的正当权利，而或竞于一己之名节，对已有公论之事作无谓的反复申论，徒扰上意，或激于门户之意气，争斗谩骂不休，全不考虑是否利于大局，显然持批评态度。这种批评的出发点乃是出于维护朝廷及皇上利益的公心，虽不见有多大的切用或新意，但在客观上却也显示出对其时颇具势力、以清流自命的东林中人的一些做法的不同意见，因为争国本乃以东林为最力，时人目之为东朝之党；而攻王锡爵、李廷机实际上又为东林所主。在这方面，吴应箕有更详细的记载：自沈一贯与沈鲤一同致仕，政归山阴朱赓，赓“益懦且老，不为众所惮，于是谋复召东仓（按：指王锡爵），以中旨下之，而于东阿（慎行）、李晋江（廷机）、叶福清（向高）亦同日拜焉。晋江独在京师，得先入，东仓方引故事疏辞，而顾宪成为文二篇，号曰《梦语》、《寐语》，讥切之。江西参政姜士昌以庆贺入，遂疏劾锡爵再居相位，褊愎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复用，语连廷机，大抵推顾宪成旨也。东阿以拜官入，卒不与政，福清亦无根柢于旧相，持东林者十有八九，益相与咀嚼东仓、山阴、晋江，令不得在位，并其党斥逐殆尽……。”[46]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对王锡爵的评价上，钟惺与东林的意见即全然相左。当然，我们也决不能因此就将他归入到东林一派的反对党阵营中去。二是由诗中可以观察到，正是这种对谏政的不满，会促使钟惺在获取高级功名之后，立志去台省求得一用，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介入到更为激烈的党争漩涡中去。
或许真的是一种宿命，从正式踏上仕途的那一天起，钟惺的命运就与万历、天启间这一阶段文官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接下来朝廷中的历次京察，他几乎都会被相关的事件牵扯进去而沉浮其间，整个人生因其政治生涯的受挫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下面我们即对这些事件逐一加以考察，看看钟惺在这场党派斗争的此消彼长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境遇与表现。
1．辛亥京察与庚戌科场案。
钟惺得中进士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是所谓的“龙虎榜”，群英荟萃，名士辈出。然而此榜也可以说是卷入党争最剧的一榜，罗网之中，鱼鸟俱触，大浪之下，泥沙分流[47]。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被认为是三党幕后之主的祭酒汤宾尹不敌东林而见黜，就牵出了庚戌科场案，因为一甲第一名韩敬是汤的门生，“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48]。这便是所谓的越房报取。于是士论大哗，韩敬以不谨例闲住。有议者以为，关节之律宁止不谨，宜将敬革职听勘。而韩敬同乡御史刘廷元、董元儒等则欲迁延为之开脱。就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科臣孙振基等，台臣魏云中、孙居相等，南科臣张笃敬等交章论劾，上遂命礼部严核庚戌科搜卷中式包括韩敬在内共十八名朱墨卷。孙居相并邹之麟分校顺天乡试、所取童学贤有私事发之，邹谪上林典簿。
庚戌科场案是万历间党争的一个重要口实。在主计的东林党人来说，揭露此案的目的当然在于搞倒汤宾尹，摧毁敌对势力，吴应箕记曰：
然闻汤宾尹之黜也，汤兆京持之力，而萧云举以衙门体救宾尹，至于屈膝，富平（按：孙慎行）断断不可，曰：“老夫为今日去一严嵩，快哉！”[49]
其决心之坚定，可见一斑。然而对该榜进士来说，却无辜地受到牵连，“诸凡摧抑人才，破坏元气，滋议论而伤国体之事，即不以先生（按：指汤宾尹）一人终，实以一人始”[50]。且不说这么多龙虎之士无缘获与庶吉士之选，而且此案风波长达十年之久，不少人的仕途在此阴影下，长年困顿不舒，错过了最有作为的年龄段，钟惺后来再见钱谦益时就曾发感慨说：“浮沉十载内，毁誉众人间。试看予流寓，何殊子入山。”[51]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朝中东林势去，此案方告昭白。先是韩敬奏奇冤久郁，事下九卿会议，吏部覆实后，遂依原任降两级，调南京别衙门用[52]。钟惺对这样的处置尚有不满，谓“左官无明条，聊取前事毕”[53]，但毕竟已是有了一种说法。
这是钟惺亲身经历的事件，也直接牵涉到与他相关的人的利益，因此，这时的钟惺便无法做到超然，而会对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主要是东林中人产生某种好恶之感。我们看到，与当时的舆论不同，对于汤宾尹、韩敬、邹之麟，钟惺都取同情的态度。下面也将会讲到，他对汤宾尹，直以“救时宰相”期之，这与东林党人比汤为严嵩，歧见之大，不啻千里。十年之后，科场案得以昭雪，他先在白门晤汤，默然对揖之际，回顾科场案的前后波折，钟惺似有满腹牢骚，“十载形魂凡屡定，一舟情事不堪终。别经覆雨惊涛后，见在清风朗月中”[54]，而欣慰之情，亦同时溢于言表。他还特地去韩、邹的家乡探望以示慰问。与其师一样，韩敬在道德操守方面的声誉并不太好，又喜纵横之学，但钟惺却将他视作是宠辱不及的“素心人”，对他的遭遇大抱不平，“十年明一冤，人生年几十？可见始祸人，为谋亦不失”[55]，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同样，对于邹之麟的贬谪，钟惺在事发当初就认定是党人陷害，而对其人品特加肯定：
天渊乱鱼鸟，不待虞罗施。四牡虽蹙蹙，不容不驱驰。何必求其故，世久欲君归。寂寞尝才士，恬躁自兹时。周防亦已晚，矜忿非所宜。辞荣蹈刃易，中庸不可几。天人方未定，君子敬其仪。[56]
这种与东林势力下的舆情的公然对抗，对于他其实是很不利的，天启癸亥（1623）终于见了分晓，他在东林党人主察的大计中遭罢黜，应该不是偶然的。
2．丁巳京察与戊午考选被汰。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正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矛盾斗争处于激变之际。如前所述，是年京察，盘踞言路的三党完全得势，在他们的操纵下，主计者尽斥东林党人。这便是钟惺在给熊化的信中所说的“长安棋局之变”[57]。这时候的三党人士未免有些得志更猖狂的样子，他们相与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且据《明史·夏嘉遇传》载：
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在这种一派势力高度垄断的情形之下，谁要想谋取台谏之职，若非趋附三党以为党羽，恐怕会有很大的难度。
很久以来，钟惺一直有志在台谏一展身手。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曰：
退谷初在神宗时，官行人，思有用于当世，与一二同官讲求时务，厌呻吟不从病起，玄黄水火，终日聒凟。以为吾若居给事、御史，务求实用，不竞末节小名，爱恋身家，如鸡鹜之争食，妇女之简狎，庶不令主上厌极大创，祸流缙绅。[58]
如前所述，这种对言路的批评，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中进士之前。当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如愿以偿地得中进士后，先是观政吏部，而后授职行人，于是便踌躇满志地开始为自己规划居官给事中、御史的前程了，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心实政”，于台谏之积弊有所矫治。他的追求和志向倒也并非无根底之谈，他的座主雷思霈就非常赏识他，并时以德业学术、国是人才相砥砺，所谓“各负匡时气”[59]；钟惺自己也当仁不让，“大要先生期我者远，而某亦以期之；求我者备，而某亦以求之”[60]。因此，其时也确以才名而有当擢谏职的呼声。
也就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发生了工部主事邹之麟因辽事上疏奏群臣谋国不忠之事，语侵阁部、督臣及言官。关于此事的背景，有关史籍都记载说邹之麟原属浙党，为求吏部之职而附齐党，因谋而未得，故转而对齐党党魁亓诗教、韩浚及首辅方从哲进行攻击。结果惹恼了亓诗教等人，不仅邹自己丢了官，还连累候选言职的钟惺、礼部主事夏嘉遇、中书舍人尹嘉宾、行人魏光国统统被改用，他们都是同科进士出身。
钟惺万历四十六年（1618）汰其考选，看上去是由邹之麟这样一个偶发事件牵连所致，其实却并不那么简单。邹之麟当初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即为东林党人孙居相所劾，所以他加入三党阵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就辽事上疏的真实动机是否即为谋吏部不得而迁怒于齐党党魁，至少他的那些同年好友是不予承认的。当时因清兵克抚顺，朝野皆震惊，以辽事弹劾方从哲辈亦不止是邹之麟，御史熊化即是一个，次年夏嘉遇也曾以此上疏[61]。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他是否甘为亓诗教等人的党羽。他们的另一位同年陆梦龙在得闻邹之麟因此事罢归后，曾感而赋诗曰：
邹生百屈一乍伸，肝胆可剖难时人。共言水清石自见，骈交沓誉诸公羡。倏忽争前摧羽毛，当时原暂循肤面。[62]
在表彰邹之个性的同时，似乎反映出他与三党党魁之间实际上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钟惺也坚持认为邹之麟有“友不至阿私”的品性，并从正面肯定邹之麟的疏奏是“抗疏言方中，弥深感事悲”[63]。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即便他真有求吏部之事，本来也不可能从三党党魁手中获得。
就钟惺而言，如前所述，他本来对于东林势力的一些做法就没有什么好感，说起来他与三党中人也还多少有一些关系。我们从前此发生的刘光复事件中，可以考察出他在东林与三党之间的某种倾向。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起，万历帝破了不朝二十五年之例，在慈宁宫召见廷臣一次。御史刘光复出言，遂触圣怒而下诏狱。这个刘光复即属三党中人，他在梃击案中被认为是站在刘廷元、姚宗文这一边的[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前一年，刘光复疏劾李三才盗皇木营建私第，又疏其侵夺官厂为园囿，后三才因此而落职为民。据李三才辩说，刘打击东林又与汤宾尹、韩敬科场案有关，是力为敬“报怨”[65]。对于这样的人，钟惺是颇表现出好感的，尽管他们原来并不相识。所以，当刘光复下诏狱后，钟惺当即致书吏科都给事中陆键，请阁揭申救。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钟惺以考选候旨，请假南行，还特地作《南归柬别刘贞一侍御狱中》诗相赠，表彰其忠直之举。从这一种倾向来看，似乎形势本应该对他有利。然而政治立场上有所倾向是一回事，完全丧失自己的立身原则投靠门庭、甘充党羽又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即使在某些具体事件上政治立场相近的人，亦未必会在所有政见上都相同。像钟惺这样，是以“性严冷”出了名的，正如陆梦龙在上引《闻钟伯敬杨北之罢考选授诸曹魏士为停天官启事邹臣虎引疾归有感》一诗中赞誉的，“钟生吾党文章伯，青眼向天手自拍”。试想，如此孤高自傲，务以简交自律，又自有一番政治识见而欲有为于当世的人，岂肯依附于某派势力，而为得势后如此专横的三党罗致门下？在后来寄诗给夏嘉遇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他就曾直斥这批当权者为“宵人”[66]。而对三党当权者来说，凡不能屈己附从者，必斥逐之，况其才名已彰，日后或成己之威胁，此即谭元春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会有忌其才高者厄之，使不得至台省”[67]。所谓与邹之麟同年而相友善，不过是他们打击的借口罢了。
这一次仕途的受挫浇灭了钟惺求用于世的热望，“尽力官职一番”的念头遂而灰冷。很快他上疏乞改南，准备在闲曹偃仰、才俊翕集的陪都定居，这意味着原本总以为经世大业比仅名文人才士更为丈夫本色的钟惺不得不重新考虑以文人结局。在万历己未（1619）给乡试座主林应翔的一封信中，他不无谐谑地说：
有操相人术者，云惺“官禄未衰，第骨法带劳”。惺所畏者，劳也，愿以官禄易之。不可，曰：“读书作文，可以当之。”是惺之所欣然乐从者也。[68]
然而事实毕竟是，他期以远大的政治抱负被强行摧折，这一强自慰藉之辞又饱含着多少辛酸呢！
正因为这次惨重的打击明确来自三党势力，而钟惺也明确表示了对他们中结党营私者的鄙视，才会发生其时有人又将钟惺（与他的同年夏嘉遇一起）划入到其对立面——东林的阵营中去的认定，《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盗柄东林夥》中有钟惺的名字，或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吧。
3．癸亥京察与“大计中人言”。
当时局再变，东林党人重掌政权，欲对三党作彻底清算之时，钟惺也被夹带着受到更为致命的打击。天启三年（1623）京察，作为左都御史的赵南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同主察典，不仅将三党党魁一网打尽，而且锐意澄清吏治，由此带出一番清洗。在众多被纠劾的官员当中，当然也包括《明史·崔景荣传赞》所谓“士有落然自异者”，正在福建提学佥事任上的钟惺便在中计者之列。
天启四年（1624）二月十八日，福建巡抚南居益上疏纠劾钟惺，其言辞甚为激烈：
百度踰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延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交（按：当为“文”之误）人亡行！[69]
居益被认为是东林中人，名列《东林朋党录》，史称其“少厉操行”[70]，所以纠弹起来毫不姑息。这些指控说起来倒也并非全系凭空捏造，多少有一些事因。如所谓大通关节一条，先就有钟惺友人方应祥寄书至闽，以闽中四家师友子弟之进取相请托[71]；后钟父病卒，学生前来吊唁，免不了有赙仪，——这一点连谭元春也承认，说是“间受赠遗，遂为薄俗所检点”[72]，又因询问他们的家境，而被怀疑欲令弟子“有所关说”[73]。所谓承亲讳冶游一条，则指他丁父忧去职，于返楚途中游武夷山以诗文为娱，又请好友徐波先在吴门物色婢媵以享其成[74]。关于前一条，按照钟惺友人、门生的说法，是出于闽中一山人的诬告，且此人与钟惺为“受知者”，所谓“下石人传是旧交”[75]，这件事着实让钟惺忿恨不已，斥之为“恶友”[76]。关于后一条，谭元春以为，“然居丧作诗文，游山水，不尽拘乎礼俗，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也”[77]，以矫然奇士之情为辩；徐波于代寻姬妾则以“生子”而不令“本支乏人”作解[78]。然而不管有多少理由，其中的任何一条，在最讲求道德之纯洁性的东林党人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此即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大计中人言”，钟惺坐是废黜家居，所谓“河清难俟蠖难伸”[79]，在难以洗刷声誉的悲愤中黯然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这一事件固然可以看作是东林党人以道德的名义整饬士风，但却无法排除其“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80]而清除异己的动机，所以钟惺还是这场党争的牺牲品。“念予与当路，恩怨无所连。肯立见摧碎，如石压卵然”[81]，钟惺形同控诉的怨愤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此后的钟惺真的只能与佛典为伴，静摄终老。
从上述几个事件及钟惺的有关表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万历、天启间的党争中，钟惺主要地站在了不苟同东林党人的立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依附任何其他敌对的党派，尽管他有倾向于反东林势力的地方，但从他的个性出发，他还是属于那种所谓的“落然自异者”。正是这种一无依傍的立场，使他在长达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既受到来自三党一方的摧折，又受到来自东林一方的打击。正如前面所述，这两个敌对的党派党见都那么深，门户都那么严，非我族类，即为异己，无论哪一方得势，受到他们的斥逐自是情理之中的事。谭元春所说的“美耻同归谗独受，此中真赏在孤行”[82]，即为写照。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到，钟惺的“落然自异”，绝非是如他《自题小像》或陈继儒《钟伯敬先生像赞》所装扮的高蹈形象（他始终热衷于“世道之责”，即使在“一官闲散，不操经世之权”[83]的境况下，他也要通过撰著《史怀》来实现其经世之怀抱），他在党争中的立场，恰恰是由他自己的政治见解所决定的。
与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唯道德主义政治立场不同，熟读经史的钟惺对于所热衷的政治事务倒是颇具现实感，于己既以所谓“务求实用”相要求，于人亦同样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更关心行政才能的充具，正如他在那篇考试的策论中所说的：“用人行政，治世之大端也。”[84]对于政府来说，其职能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即在于“使宰相流品，与人主情形习；而朝廷职务，与宰相心手习”（出处同上），在当时的政局下，使上下协调、和衷共济尤为紧要。而这，“非挥霍弘才不能着手”[85]。为此，他对遭受东林党人攻击的首辅王锡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人一般对王锡爵的才干并不否认，但因为他在三王并封一议中的作用，遂指摘他的人品。如吴应箕论曰：
予尝读王文肃奏议，未尝不叹服其才，则亦岂未尝学问者？而东宫继嫡之议，三王并封之拟，此何以称焉？重于失君，遂于天下之大计有所不暇顾者，则将焉用此相哉？[86]
钟惺的看法却大为不同。在说到皇帝对王锡爵的尊礼时，他写道：
致此非苟然，才诚妙伸缩。嫌怨盘错间，微茫争倚伏。业已忘非誉，岂惟轻宠辱。九庙实临之，贞心照霜旭。外人宁得知，圣主独鉴烛。所以越廷推，金瓯默有属。[87]
在这里，他恰恰是将王锡爵看成不计个人得失、勉力斡旋于纷争间维持大局的忠臣，故赞成万历帝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阁臣时召还锡爵的决定，“乃悟再召公，宸断超流俗”，以为“安得公其人，默定纷纭局”，而痛斥攻王之人无端搅黄此局，“险人与腐儒，大奸之臂足。谣诼不自由，犬吠驴鸣续。於赫哉明纶，竟以此曹束”。顺便说一下，我们也不能就此将钟惺看作是拥护内阁一派的成员，因为钟惺对张居正之后一些庸碌自保、无所作为的首辅持非常尖锐的批判态度，“年来误国人，巧于逃大戮。不居权奸名，猥以庸自赎”，他的要求很明确，大臣须担当起“系安危”的职责，否则，“庸即同凶族”（以上皆同前引）。在钟惺看来，王锡爵的政治才能恰恰是他具有宽广的政治胸怀的一种体现，而这与东林党人激于个人意气的“躁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士大夫经世应具有怎样的怀抱，钟惺在其以古鉴今的《史怀》中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显示了他对眼前所遭遇的这场党争的及时反省：
士大夫处荣利之际，胸中静躁，关人品之高下者小，关国运之存亡者大。从古国亡于党祸，人人知之。卻诜对策云：“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罔，诬罔则臧否失实，此亡国之象也。”以躁进始，以亡国终，可畏哉！鄙夫以患失而无所不至，只躁进一念耳。然处必争之地而教之以静，此飏火止沸之道也。限以势之所不得不止，则不期尽而自尽；纵以势之所不得不趋，则不期动而自动。诜之言曰：“达在修道，穷在失义，故静以待之。得在进取，失在后时，故动以要之。”看动静二字原委甚透。上之政治，下之风俗，皆分于此。止躁之法，正不出人情得失之外而得之。有世道之责者，不可不知也。[88]
从这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钟惺以士大夫心性之“躁进”为党争之根源，并直接与“国运之存亡”的后果联系起来，显然系有感而发，由此对社稷之臣提出的以静止躁的立身处世原则，也明显具有针对性。对于王锡爵，他恰恰有“此后多静摄，临轩劳补牍”[89]的称誉，而对东林中人的一些做法，他的看法与袁宏道视之为“贪功幸名之君子”殊无二致。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将汤宾尹视作异时“救时宰相”，以其“意度高广”，“于士有一之不知，尝引为耻；事有一之不可为，不啻身忧之”；虽然“庚戌、辛亥之际，诸公躁而失图，私计汤先生一日不去，则吾不能一日为所欲为”，但钟惺认为，“使汤先生异时得为宰相，其于今世之为所欲为者，皆可以坦然交不相妨。非惟不相妨，而皆可引以共济，使国家交收其用”[90]。这便是钟惺所看重的政治胸怀。在钟惺眼中，这种意度，较之攻汤不遗余力的东林中人，其广狭静躁，判然分明。不管汤宾尹是否真能如钟惺所期望的发挥兼容并蓄、运筹天下的“弘才”[91]，钟惺的出发点在于能使国家得尽其用是鲜明的。
谭元春与晚明党争关系的具体情形与钟惺有所不同。首先，由于他的年龄本来就与钟惺相差一纪，加上久困场屋，至天启七年（1627）四十二岁时方举乡试第一，因此他所遭遇的主要是天启、崇祯间这一阶段的党争。其次，他在中举后没有再获得更高的功名，故一直未能涉足政坛，这样，严格说起来，他并不曾真正介入过作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党争。我们在考察谭元春在晚明党争中的处境与立场时，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特点。
天启四年甲子（1624），是真正“党祸”发作的一年。恰好在这一年，谭元春首次以恩贡北上应京兆试。我们由此着手考察谭元春与这一阶段党争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合适的切入点。据《谭氏家乘》记载，是年谭元春在京，魏忠贤欲以连捷三元（指天启四年甲子的北闱乡试，五年乙丑二月的会试及同年三月的殿试）相罗致，结果被元春发现之后，泼墨污卷而出，后又托故不入闱予以拒绝[92]。这一事迹的真实性尚无从查证，因为根据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于此事皆不见述及。其家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无非是要表彰他不与魏逆同流合污的气节。不管此事本身真实与否，这一年作为东林人士与魏党斗争白热化的重要关头[93]，大半年都在北京这一政治中心生活的谭元春，对于如此触目惊心的政治风暴，确实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如下一诗是他从京师回到家没过多久所作，故有“京洛初归始畏尘”之谓。在这首诗中，他相当细腻地描述了自己时下这种近似闭门隐居的日常生活：
……入野班荆驱蹇便，代僧槌磬闭门真。从昆弟饮勤相敕，熟老庄书旷有因。阅尽风涛舟易稳，望知险阻步先匀。长安弈散全抛子，豪杰江宽暗揣纶。雨急忽迷南北路，沙明转爱鹭鸥身。行藏带黠安流俗，礼数多慵睦媾姻。……[94]
我们从这种特别的闲逸之趣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一种空前强烈的压迫感，与其说是葆真履素，不如说是避祸，如《谭友夏合集》校评者评此“阅尽”两句曰：“老于涉历，非大学问人不知。”
这种感觉，除了作为一种告诫向最近密的诸弟宣示外，也就是与钟惺有所交流，上引这首诗即是和钟之作，因此，此时对党争的看法无疑也会受到来自钟惺的影响。在其《钟退谷藏诗跋》中，元春对钟惺在此际的感受有较详的体认与说明：
神宗末年，榖洛水火之形已成。退谷自用为忧，而未敢讼言论之也。熹宗甲子冬，风湍狂走，疑危忽生，棋残局易，物改星移。一日而嚣嚣沓沓之人，尽散而为穷途之哭。是时退谷方筑室，有终焉之志，而感愤前事，杂以嗤鄙，作《甲子岁冬》一首，岁暮又作七言排律一首，有“疾步行俱乱，温辞礼未成”，“烧烛夜深终见跋，累棋数满不留端”之句，皆道一时事也。后又有绝句《藏诗》三十首，其论益详，感益深。[95]
钟惺的那首七言排律今已不存，《甲子岁冬》全文如下：
山岳中宵徙，冰霜烈日生。岂知原有故，只觉太无名。默默非人力，嚣嚣自物情。戚欣家异向，诧叹户同声。屡变终归尽，群疑不欲平。尺波溟海立，寸穴大堤倾。口托冥鸿去，心危伏马鸣。机缄宜早办，耳目莫徒惊。疾步行俱乱，温词礼未成。从来谈出处，穷路始分明。[96]
从这些材料来看，时方坐黜家居的钟惺对政治仍保持着相当的敏感，他对于魏珰的嚣张气焰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变故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其《乙丑藏稿》其二“新报初传朝事变，书空咄咄未开封”，十七“闲阅有明诸庙录，开缄怯到武宗朝”[97]，亦皆可证，故觉得该是士人全身而退的时候了。所谓“机缄宜早办”，也就是他在《乙丑藏稿》十二中所说的“昆岗一炬已俱焚，三献宫门日有闻。今日行藏宜早辨，他时完缺更难分”。但在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包括东林党、三党在内的交攻倾轧始终心存芥蒂，认为导致现今这种“棋残局易、物换星移”的结局，其缘故正在于这些人的“嚣嚣沓沓”，不免要“感愤前事，杂以嗤鄙”。作为钟惺的密友，谭元春对他的遭遇完全持同情态度，如《丧友诗三十首》其七：“形人未免文章好，爱世多将礼数无。官罢祸轻身便死，可知天意党凡愚。”其十一：“清朝水火偶惊邻，仕途波涛益怆神。几度规君君亦悔，简交常有误交人。”[98]也就必然会对直接造成其个人不幸的人事有所批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所指涉的人事中应该也包含了魏氏党祸之前的东林党人，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
当魏珰倒台之后，谭元春以社会闻人的身份为表彰乡人杨涟作《吊忠录序》，这时的见解显然已脱离了钟惺及其遭遇的影响，而完全站到了维护东林党人形象的立场。他自命为知言者，赞颂杨涟为“顾命”奋而献身：“杨公劲气一往，为风为霆，而不知痛痒之人，必坐以沽名，且谓逆珰后来之祸，公激成之，真所谓好议论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因而叹“士君子胸中不可无愚拙人事”[99]。这样的感慨，是特别针对那些将党祸之发生归罪于东林党人激于意气的议论而发的，他认为那毫无是非观念。所以会有这种立场上的微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阶段党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杨涟这样的东林党人的支持，意味着对正义的支持，意味着一个文人士夫应有的气节，代表了当时社会一般的舆情。在为另一位东林党人兵科给事中沈惟炳之兄沈惟燿所作的赠序中，他也对这位楚产（沈为孝感人）沈给谏“以忤珰意，落其籍者”，以及惟燿“潜为杨公大洪经纪其丧”的事迹作了表彰，而将当时的政治形势描述成唯有阉党对士大夫的残酷迫害：“盖熹庙末年，逆寺势过瑾、直。虐焰所及，士大夫在鼎镬之中。”[100]其同情之心显然放在了东林人士这一边。不过，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出，谭元春之于这一场党祸，主要是站立于社会的立场而非政治的立场加以评论的，在他看来，这场斗争已不是魏党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是逆寺与广大士大夫之间的对立。
也就在崇祯初，复社的崛起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它以东林党人后继者的面目出现，裁量当政，讥讽得失，其中坚人物也确实加入了与阉党余孽的斗争，更利用手中操持的选政，影响士人科举仕途的进退，故尤其在相当广泛的未获得高级功名的士人阶层中有着强大的号召力。谭元春一门兄弟五人俱加入了复社，这一点颇为人们所乐道；并且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元春本人诗文集中所提到的交游中，约有六十余人皆属复社中人。此外，今传较为通行的《谭友夏合集》，即由复社成员张泽序刻于崇祯癸酉（1633）秋，该集每卷卷首所列校评姓氏计二十四人，基本上都是应社、复社中人，其领袖人物如张采、张溥、杨廷枢、周钟、周立勋等俱在列，似乎意味着他在复社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01]。那么，谭元春这种与复社似乎密切的关系，能否据以说明他在晚明党争中的政治立场呢？或者说，是否即表明他介入到崇祯朝的政治斗争中去了呢？一些论者很自然地作如是观。当然，就他加入复社阵营的事实而言，本身就已经昭示了他的一般立场，这与此际大多数士君子的选择一样，以其气谊为“正”是当时社会上的一般认识。然而正如前面也已经指出的，他在党争中的立场，与其说具有政治的内涵，不如说是具有社会文化的内涵来得更为恰切。况且谭元春的加入复社，与不少非核心层的成员一样，其实并无多大政治上的动机，而只是出于文事上的考虑；其活动也主要是关涉文事方面，而非政事方面。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若进一步考察谭元春与复社领袖层的交往，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这中间元春无形中被卷入复社中人与江西文章家之间争夺文柄的冲突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关谭元春与复社中人及江西文章家在文学上的这种复杂关系，我们在下面有关章节中再予以论述）。崇祯元年（1628），元春以忧居未得计偕，错过了一次在京师活动的绝好机会，因为在这一年，包括张溥、张采、周钟、杨廷枢等应社（复社前身）之魁俊及艾南英、罗万藻、章世纯等江西文章家在内的二十余人，在京倡为燕台之盟。如果元春是年亦在京参加会试，或许也有可能加入这一次文事上的盛会，不过是否会因此影响到他此后在复社领袖与江西文章家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很难假说。如下的史实值得注意：崇祯四年（1631），元春携两弟入京赴试。考其本人诗文集，是年记载在京所与交游，亦仅限于于奕正、刘侗两位文学上的同志及乡试座主李明睿，而事实上其时有不少名列《国表》的复社名士俱在京参加会试，陈子龙、夏允彝、宋存楠、彭宾等几社中人与杨廷麟、万寿祺、杨廷枢、徐汧、张溥、吴伟业、杜麟征等还常相过从，拟立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102]，然谭元春却没有提及任何与他们交通声气的活动。是年榜下，会元为吴伟业，会魁为张溥，可是会元稿并非房师李明睿为序，而以张溥鉴定扬扢之，李明睿的这种尴尬处境对谭元春与复社领袖的关系自然会产生某种影响，有论者因此注意到元春是年在京借为明睿解梦而劝其“韬光”[103]，应该可以算作一个证据。崇祯七年（1634），元春第三次上京应试。这一次虽然因与前来参加会试的杨廷枢、陈子龙、夏允彝、吴昌时等人邸舍同巷而有诗记述其交往，却亦只是“汉时文物今差胜，谈到天人各仲舒”[104]，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内容，更遑论于复社中人在此际卷入的政治斗争有何参与。因此，对于谭元春与既是政治派别又是文学社团的复社的关系，我们尚须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考量。而就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可以认定，加入了复社的谭元春并没有真正介入过当时的政治斗争。下面也将可以看到，这与他所执定的处世态度应该是一致的。
晚明党争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现象所带来的政局动荡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确实对当时士人的心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了给一部分士人造成直接处身其中的挫败感外，对绝大多数士人来说，带来了时不可为的绝望，而形成一种末世情结。如钟惺而言，其晚年逃于禅，既是迫不得已，也是绝望而后的自觉：
闲寻近事剔银缸，百感中来不可降。诵到《楞严经》半偈，虚声随意落寒窗。[105]
对于一个曾经有强烈用世之心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确实令人感到悲凉。至于谭元春，虽离政治漩涡尚有距离，却仍切实感受到强大压迫的存在，而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其集中，诸如下列表现行藏深心的句子不一而足：“诸生好藏身，略带田园戏”[106]，“时危思闭户，恃此护幽真”[107]，“君游须慎口，予住是灰心”[108]，“时衰相对抱膝吟，劝君勇智贵深沉。丈夫事不必由己，赢粮跃马君留心”[109]（《谭友夏合集》评“丈夫”句曰：“悲愤激直。”《诗慰》评曰：“谓‘丈夫’句，因思留侯致四皓之妙。”），在当时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一种深重的精神创伤形诸文学上的感情表现，无论是“悲愤激直”还是充满凉意，都会让人感受到其内心深处极度弥漫的“乖戾之气”，钱谦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摘竟陵派作家的创作为“鬼趣”，为“兵象”[110]，指摘这个时代的创作“要皆角声多，宫声寡；阴律多，阳律寡；噍杀恚怒之音多，顺成啴缓之音寡”[111]，而以之与国运之亡互为因果。同样是从文章关乎世运的观念出发，朱鹤龄对于以钟、谭为代表的启祯诗风的看法要显得客观得多，正是有感于钱谦益的上述批评，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不然，此乐所谓羽声者也。”又进而分析道：
然此非人之过也，声音之理，通乎世运，感乎性情，譬如焚轮扶摇之风，起于青苹之末，俄而调调，而刁刁，而翏翏，小和大和，万窍怒号，此孰使之然耶？诸君子生濡首之时，值焚巢之遇，则触物而含凄，怀清而激响，怨而怒，哀而伤，固其宜也。[112]
这种执持于反映论而非因果论的辩解，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晚明士人特殊的政治境遇对于其情感世界的塑造，应该是有所助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