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万历中期以后的政治与学术

万历一朝，向来被历史学家视作是整个明王朝的衰亡之端，“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1]，“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无论上溯下移，这一朝代似都难以逃脱转入末世的运命。尽管历史学家对于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有种种不同的分期法，但在将张居正死后、权力转移的完成视作是该朝的转折点，却并无多大歧义，我们据此作为中期的开端。

要解说历史盛衰的前因后果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走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张居正秉政的前十年，他以他的精明强干推行新政，在增加国家财政储备及提高行政机构效率等上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实绩，形势似乎不错，然而也因此在不少方面种下祸因。就拿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来说，虽然这种矛盾的激化而引起政局动乱是在张居正死后才一步一步展开，但这位大权独揽、明显具有两面人格的内阁首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黄仁宇将张居正的十年称作是“耀眼的暮光”^[3]，确是十分意味深长的。

当万历朝进入它的中期之后，这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陷入危机的种种症状终于暴露出来了。我们从万历十七年（1589）吏部员外郎赵南星上疏，言干进，倾危，吏治日污，乡官横行之“天下四大害”；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刑部侍郎吕坤进《忧危疏》，陈天下苍生贫困，国家财用耗竭，国家防御疏略数端；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极陈朝事废弛，九边缺饷，榷税使者满天下等时事可痛哭者八；叶向高独相期间疏陈“天下必乱必危之道”为廊庙空虚，上下乖隔，士大夫好胜喜争，多藏厚积，风声气习日趋日下五端；天启四年（1624）正月，御史李应升上疏归结天下三大患为吭背之患——夷狄，肘腋之患——盗贼，及腹心之患——小人，这一批又一批朝臣在各个时期的恺切陈词，可以看到这个社会面临的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吕坤所说的“如今天下事，譬之敝屋，轻手推扶，便愕然咋舌。今纵不敢更张，而毁拆以滋坏，独不可已乎”^[4]，真的成为某种谶言，大明帝国这座朽败不堪的大厦，终于在腐败政治的“毁拆”下，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三患并发，而至于轰然倒塌。

本章所欲探讨的，是生长于这样一种时代中的文人士夫，他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特别是围绕着重大政治事件的展开，以及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心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具有怎样的特点，他们是如何认知他们的处境并选择他们的政治、学术立场与生活方式，如何表述他们思想的困惑和感受。当然，最根本的目的，还在于以此作为对竟陵派作家生存环境的一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