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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在竟陵派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显著的，然而问题同样存在。首先对我们研究者来说，学术信息不灵的状况亟须改变。80年代上半叶在中国大陆重新兴起的竟陵派研究，即是在对日本与中国台湾学者于此前已经做成的研究成果毫无所知、毫无利用的情况下开展的，且不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于提高研究的起点、开掘新的角度也极为不利。同样，时至今日，我们对海外学者在围绕《诗归》所作的晚明评点诗评之研究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与了解，而这恰恰是大陆学术界较少有系统研究的一个弱项。因此，在世界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加强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及时掌握彼此的研究动态，完全实现资源共享，成果互利，乃是当务之急。当然，还应包括对早期的前辈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仔细领会，并予以充分地吸纳。只有这样，才能为新世纪在竟陵派研究领域真正有所突破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工作条件。

综合这一个世纪已有的成果来看，相比较钟惺的研究，对谭元春的研究明显滞后，从其生平经历、交游情况到人生态度及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很多基础性的求证工作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展，举个例子来说，对于谭氏在后期转而对“唐以后书”亦表示兴趣及其与江西文人的关系，至今未有人关注；相比较竟陵派文学思想的研究，对钟、谭在诗文创作上的特点、发展变化历程及成就作系统考察方面也显得较为薄弱；相比较对竟陵派领袖作家如钟惺的个案研究，对于整个竟陵派形成之成因、发展阶段、成员构成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钟、谭之外该派其他成员在文学思想和创作上的特点及相互间交流情况的研究，都还不够充分；最后，在上述种种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竟陵派在文学思想、批评实践、创作风格等诸多方面作出贯通的整合研究，仍是我们尚需花很大努力着手开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恐怕都是我们在新的世纪所需要做的工作，而要有所突破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我们真正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我们欣喜地看到，跨入新世纪的这五六年来，在竟陵派研究领域出现了相当明显的新气象，学术界普遍地开始沉潜下来，在该领域有意识地寻找各个亟待论证或相对薄弱的专题，于实证的基础上对竟陵派文学的诸多方面作比较系统的学理性探讨。据不完全的统计，已完成答辩的专以竟陵派及其代表作家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就有八种之多，这在表明该领域研究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热点的同时，更显示了当代相关研究层累而有效的推进和新一代研究队伍的茁壮成长。在这些学位论文中，已经有对竟陵派评点之学的倾力研讨及对《诗归》批评理论的进一步探究，如郑艳玲的博士学位论文《钟惺评点研究》（指导教授：黄霖），陈敏的硕士学位论文《枙诗归枛与竟陵诗派的诗论纲领》（指导教授：裴世俊）；有对竟陵派诗学观念及体系的进一步梳理与阐释，如邵吉志的硕士学位论文《钟惺诗学体系研究》（指导教授：王小舒），李桂芹的硕士学位论文《竟陵派的诗学观》（指导教授：覃召文）；也有从诗体研究出发，力图对竟陵派独具面目的创作风格作比较准确的界定与全面论析，如魏宏远的硕士学位论文《竟陵体研究》（指导教授：刘德重）；还有的特别将考察的视线锁定在谭元春的个案研究，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作了颇为细致的清理与论述，如崔洁的硕士学位论文《谭元春考论》（指导教授：张健）、金天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及实践》（指导教授：胡胜）。作者大都从各自精心择取的角度，针对上一世纪的竟陵派研究存在的问题，有所补弱、有所拓新，表现出相当理性的学术眼光与比较扎实的治学风气。同样，从学术界这些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除了继续比较集中地探讨竟陵派的诗学观念、《诗归》的评选标准、竟陵派文学理论及创作与时代风尚的关系等问题，也已经将关注的视点拓展到了对竟陵派文学形成、发展阶段的探讨、对竟陵派其他成员或相关社团与作家的探讨，拓展到了与竟陵派作家相关的种种影响与比较研究。此外，邬国平则将其二十年来致力于竟陵派研究与明代中晚期文学批评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汇集成《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一书，于2004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在一种更为纵深的视域下考量竟陵派文学之特点与地位的重要成果。上述这些成果及其进展，都昭示着竟陵派研究在新世纪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近代散文钞》，《写在人生边上》。转引自《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

[5]《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三讲，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第55页。

[9]原文见载于〔日〕《东洋思想与宗教》第12号（1993，6）。又曾在（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5卷第1期（1995，3）上发表（林庆彰译）。

[10]李先耕《钟惺枙诗枛学著作考》，〔日〕《诗经研究》第21号（1997，2）；邬国平《竟陵、公安两派关系述略》，〔韩〕高丽大学《中国语文论丛》13辑（19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