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一直到1983年，吴调公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了《为竟陵派一辩》一文，在当时颇有些振聋发聩的效果，标志着大陆竟陵派研究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与之相呼应的，是尹恭弘在1983年5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略谈谭元春的诗歌创作》一文。时至20世纪80年代，突然出现对竟陵派这样的文学流派的关注并欲为之正名，应该说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80年代初，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在“文革”之后重新获得某种解放，学术的标准也开始重新定位。就文学而言，所谓“思想性”定于一尊的格局被打破，人们自然重新关注那些曾以自己特定的存在理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因种种原因在各个时代引起剧烈争议，特别是在当代仍遭否定或忽视的文学现象及流派、作家作品，希望能重新发掘其价值与意义。被吴文称之为“一个命运多舛的流派”的竟陵派，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此，以之作为重评的个案，显示了论者具有相当敏锐的学术眼光。吴文采用一种驳论的形式，自设“驳所谓竟陵派的‘孤芳自赏’说”、“驳所谓竟陵派主‘信笔扫抹’说”、“驳所谓竟陵派的‘但趣新隽，不原风格’说”、“驳所谓竟陵派诗境狭隘说”、“驳所谓竟陵派不如后七子说”等若干论题，力图对钱谦益以来诸种他认为有代表性的责难逐一辟解，为竟陵派主持公论。不过，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正常的学术积累，甚至前此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曾遭到否定，这样的创论性文章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竟陵派的基本面目及一些基本史实尚有未及梳理清楚之处，二是在评价尺度的把握上略有过度。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在这个时代的出现，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开启了重新认识、评价竟陵派文学的全新局面，使之在稍后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次年，吴调公先生指导的研究生王恺完成了他在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从枙诗归枛看钟、谭诗歌鉴赏论》，这在当时的大陆是第一部专门以竟陵派作家的诗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位论文。

随后，1984年8月在湖北成立了竟陵派文学研究会。1985年5月又在天门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竟陵派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三十二所高校的一百三十多位学者，提交论文四十余篇。天门县县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光明日报》、《湖北日报》等都发了消息，盛况空前。与会论文经挑选后有三十余篇结集成《竟陵派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在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一篇翻案的文章触发如此盛大的对一个文学流派的研究运动，这或许是《为竟陵派一辩》的作者事先也未曾料到的，不过这一研究热潮一个更为关键的缘起，应该是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所导致的对地域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的热切关注，程千帆先生为首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的题词“发扬楚学”，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大会递交的论文来看，涉及的面比较广泛，在重新评价竟陵派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主题下，从钟、谭生卒年的考订及有关传记资料的整理，到他们的政治倾向及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从钟、谭诗学思想与创作风格的剖析，到具体的竟陵派散文艺术成就、山水文学理论、钟谭在史学与艺术方面的评点等的探讨与评价，都有论述，在学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然而，这样大好的研究局面毕竟来得迟了一些，何况曾经有过的研究又发生了长时间的中断，因而有许多问题的探讨与论述大都还处在重新起步的阶段。此外的一个问题是，一些论者有着比较强烈地表彰乡先贤及本地域文化的动机，因而在为竟陵派长期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辩解的同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有某种拔高其地位与成就的倾向，一定要将其定位在与公安派双峰并峙的高度，而未能对公安、竟陵两派在晚明文学新思潮中所表现的实际差异作更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其后，至1987年5月，又在湖北天门市召开了第二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围绕钟、谭的文学观念及其评选的《古唐诗归》，对竟陵派的美学思想及其批评观作出进一步的探析、研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探讨，显示出该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发展与成熟。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这两次有关竟陵派文学的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整个大陆学术界在竟陵派研究领域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期间，全国涌现了大约近百篇有关钟、谭及竟陵派研究的专题论文，陆续整理出版了钟惺、谭元春的全集、各种选集以及《诗归》等诸多竟陵派作家的著作（楚地的专家学者致力尤多），并且涌现了像王恺、邬国平、李先耕等一批比较突出的专门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对钟、谭及其竟陵派基本面貌的认识与描述上，较之建国后最新的学术成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钟、谭及竟陵派的词条为代表），在准确性与全面性上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内容获得了订正、充实。

在这里，我想对复旦大学的有关学者在这期间的竟陵派研究成果作一些介绍，他们在明代文学批评与明代文学研究方面，整体上投注了比较多的精力。1985年，复旦中文系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邬国平，在王运熙、顾易生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钟惺、谭元春及其文学思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大陆又一部对钟、谭文学思想作出比较全面的清理与评价的专业学位论文。作者首先从解析钟、谭各自在晚明党争中的立场入手，揭示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分析钟、谭文学思想的价值时，论文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背景下，找出钟、谭在文学理论上三方面的贡献：“诗为活物”观念的提出，为诗歌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理论的矫枉过程中，能扬长避短，铸成明代文学批评流派中理论内容最为充实的一说；总结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叙事诗的创作经验，填补了中国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长期存在的空白。论文的最后一部分针对一般论者认为的明末清初的批评家与竟陵派之间只存在批判关系，不存在继承关系的观点，强调钟、谭在明、清之际文艺思潮变迁中实际存在的承上启下的影响与作用，更关注此际文学思想上连续性的一面。这些论述体现了作者颇为独到的心得，材料上也显得比较详慎。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马美信与谈蓓芳相继在1985年第5期《复旦学报》与1989年第1期《复旦学报》发表的《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则都试图从整个晚明文学表现个性解放新思潮的演变过程，来考察竟陵派的实际地位。他们通过对公安派、竟陵派及其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有关“性灵”主张内涵的细致辨析，认为与公安派相比，竟陵派的文学思想实际上有了更多回归传统的内容，因而标志着晚明新思潮的消退或者落潮。这样一种认识，是受到了章培恒教授的启发的，在他有关明代文学与批评的讲授及著述中，对此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笔者也是在章培恒教授的指导下，于1987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钟惺年谱》。该谱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搜辑、排比，基本廓清了谱主的行年事迹、交游情况、与时代的关系，以及生活态度、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脉络，其中尤对其文学活动、重大政治遭际作比较详实的考述，重要的诗文作品、评论和学术著作也大都作了相应的系年。由于竟陵派的特殊遭遇，明末清初以来，像钟惺、谭元春这样重要的作家，一直没有人为他们做过编撰年谱的工作，这部年谱的撰成，为更进一步系统地开展对钟惺及其竟陵派的探讨，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基础性研究。

进入90年代，全国发表的有关竟陵派研究的论文数仍在数十篇之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果，可以说是80年代的余响。不过，不少著述所探讨的领域还是有新的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李先耕发表于《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上的《简论钟惺——兼论竟陵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在对竟陵派作家的总体评价上，作了比较深入而持平的论析。邬国平发表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的《中西学术》第1期（学林出版社，1995年）上的《枙诗归枛成书考》，则是一项颇富开拓性的微观研究成果，尤其是对钟、谭选评古、唐诗分工的考察，对我们进而了解他们二人诗学主张与好尚的异同及相互影响的过程很有助益。随着大陆学术界对思想史、学术史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将竟陵派作家的诗学思想与他们的佛学修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黄卓越所著《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东方出版社，1997年）中有关钟惺的修禅体验与诗学主张之关系的分析，周群在1998年第2期《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佛禅旨趣与竟陵派诗论》，这是研究钟、谭文学理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而王恺于1996年12月出版的专著《公安与竟陵——晚明两个“新潮”文学流派》，代表了十余年来该领域研究一份新的总结。另外，由陈杏珍点校的《谭元春集》于199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搜辑谭作最全的一个文本，相信因其给研究者带来手头上的方便，会对加强谭元春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