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如上所述，20世纪的竟陵派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晚明文学的提倡。五四新文学的一项突出的成就，是文学语言的革命，即用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与感情的语言形式——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在试图为现代散文寻找某种存在的依据或建立某种范式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溯源至明清小品散文。在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探索。如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文学周报》1928，10）、魏紫铭的《明清小品诗文研究》（《北强月刊》二卷五期）、李素伯的《小品散文研究》（1932）等等。当然，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周作人，他可以说是当时自觉地对现代新文学的缘起、源流以及晚明文学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代表人物。早在1923年，他在收入《谈龙集》中一篇叫做《地方与文艺》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到了明末的文学运动。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所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著名的讲演中，正式提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5]他着重从现代与明末两次文学运动的“主张与趋势”进行了比较，而其要旨，用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一文的阐发，即“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6]。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探讨公安、竟陵派的专题文章开始出现了。如沈启无在《人间世》六期上发表的《帝京景物略》、十三期上发表的《闲步偶记》（中有“记隐秀轩集”），怀琛在《读书顾问》二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的疙瘩》（1934，7），刘燮在《人间世》十六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小品文读后题》（1934，11），陈子展在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百题》中发表的《什么叫“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作风和影响怎样》（1935，7），同年在《小品文与漫画》上发表的《公安竟陵和小品文》，府丙麟在《约翰声》四十六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派之文学》（1935，12），以及周作人在《宇宙风》十四期上发表的《陶筠庵论竟陵派》（1936，4）等。与此同时，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晚明作家作品也得以大量地翻印出版。如周作人作序、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钞》，林语堂、刘大杰标校的《袁中郎全集》，施蛰存主编，由周作人、沈启无推荐书目，包括钟惺《钟伯敬合集》、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在内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及由林语堂主持出版的《有不为斋丛书》等。

从这一时期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其一，竟陵派在这时受到关注并获得翻案，始终是附着于公安派的，无论是表彰明末文学的革命精神还是阐发“性灵”的内涵，其侧重点都在公安一派，竟陵派自身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作用尚未能得到完全独立的评估。其二，当时人们所关注、探讨的焦点，主要是公安、竟陵的小品散文，对于它们的诗学理论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并未有任何比较深入的阐发，而事实上像竟陵派在晚明文坛的地位，主要是由它的诗歌批评及创作影响而奠立的。其三，作为对于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从根本上说，人们提倡公安、竟陵，并非站在学术的立场，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的“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7]，虽是谦辞，却未必不是实情。事实上，一切都是为现代新文学张本的。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陈子展与府丙麟的相关文章，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试图说明，公安、竟陵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并且，在分析两派主要的文学主张与作风时，已经有意识地在较析它们的异同，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仍在于探讨公安、竟陵文学对于现代是否具有意义。

在回顾、总结上一世纪竟陵派研究得以正式开展的学术历程时，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的现代学科的发展、建设在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估计。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郭绍虞先生在1941年3月发表的《竟陵派诗论》，这本来就是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项成果。在他正式阐释竟陵派之论诗主张之前，有一段说明撰作此文缘起的绪言显示了他富有识见的学术立场。他说：

近人每以公安与竟陵并称，而属之于小品文一类。实则公安与竟陵相同者，仅在反抗七子的一点。除此点外，公安、竟陵的作风正不相同。不仅作风不同，即其理论亦颇不一致。关于公安派之诗论，已见拙作《性灵说》一文，载《燕京学报》二十三期，兹不复述。至于竟陵派之诗论，自钱牧斋加以攻击之后，一般人以耳为目，都有贬视钟、谭之意。即近人之提倡小品文者，对于公安、竟陵之作风虽加表彰，而于竟陵派之论诗宗旨，似亦未见有何阐发之处。本文所述，即在阐说竟陵派之论诗主张以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是贬弹，也不同提倡，只因为诗论中间不妨有此一种主张，所以便有说明的需要。^[8]

在这里，他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人在认识公安、竟陵派时的误区所在，故极有针对性地将自己批评史中对公安、竟陵派诗论的阐述分别拿出来发表，既着重辨明两派理论、作风之不同，又借此阐发这一时期人们所忽视了的两派各自的诗学成就。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学术的，“既不是贬弹，也不同提倡”，而只是从文学现象存在的本身去加以认知、说明，以期能真正给予一个“公允的论断”。他在文中着力于评价上将开创风气者与其后的流弊分开，将作者的创作作风与作为理想标准的批评分开，肯定钟、谭理论主张上对于七子、公安派的发展，又指出他们在批评与创作实践诸环节矛盾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是第一次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畴，对竟陵派作出较为深入而客观的剖析与评判。从他一些比较精到的论述来看，现在不少有关的论述尚未能超出他的范围。

在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竟陵派研究的单篇论文一篇也没有出现。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一些文学史著作当中常以批评的口吻对竟陵派有所论及外，纯粹属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中断。其原因恐怕还不能完全归之于大陆的学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进入了某种萧条期，因为至少像公安派的研究，建国前后也都还一直有文章发表，不管其学术立场如何。问题是竟陵派自身的作风令其在新时代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它不像公安派尚有某种比较鲜明的反叛传统精神可供抉发、张扬，它那种更关注个人“孤衷峭性”的创作风格在当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人民性的标准下，弃之不足惜，大施批判又嫌不够格，因为自清顺、康之后，竟陵派的沉寂使它在文学史上仿佛被人所遗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明末文学的提倡，亦因它仅仅是附着于公安派的点缀，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无多少实际的提升，相比较公安派，反而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加强了某种小宗小派的印象。在台湾编的一本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述的大型分类目录中，于这段时期的竟陵派研究这一栏，仅著录了郑振铎1957年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公安派与竟陵派》一节，但郑先生的那部著作，其实主要是他解放以前有关古典文学研究论述的结集；另外便是钱锺书1965年版的《谈艺录》中有关竟陵派论述的部分，同样的问题是，该书第一版是1948年出版的。因此，严格地说起来，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仍应属于我们本小节所论的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

钱锺书先生的论述是继郭绍虞《竟陵派诗论》之后又一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的着眼点主要在钟、谭的诗歌创作方面，其中将他们与公安三袁在才情词气上的高下比较，钟、谭之间才性诗风的细微判别及与晚唐诗人的风格比照，乃至像对谭诗前后期的分析，精微的鉴赏力和富足的学养均非常人所能达到。在补订中，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他一是补充列举了自己所经见的清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一些论者于钟、谭诗文的评价，品评其得失，并提示这些近代文献之于今之倡言公安、竟陵者的意义；一是进而深入钟、谭论诗方面，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探寻主“灵”说的渊源承继关系，在严羽、刘辰翁、钟惺、王士禛之间找出一种内质上的联系。值得注意的还有他提出的“吾国诗画标准相反；画推摩诘，而诗尊子美”的论题，这可以对我们认识何以竟陵派诗歌历来评价不高有诸多启发。此外便是对《诗归》以禅说诗、并以读诗为参禅的阐发。所有这些精深的看法，对于推进竟陵派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惜后来的研究者真正对此关注并吸纳的并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