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有关竟陵派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所周知，竟陵派以其特异的创作与批评，曾在明末清初文坛产生过相当持久而深入的影响，钱谦益所谓“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1]。然而也就从那时起，评论界的主流于该派作家皆极尽攻伐之能事，并将诗道与国运联系在一起，斥之为“诗妖”、“鬼趣”，为“亡国之音”。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如钱锺书先生指出的：“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2]竟陵派遂亦因而沉寂。

当时代进入20世纪，竟陵派的遭遇才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转机。它的起因或者说背景，是引起中国社会大震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新文学。与清初诸大家抨击竟陵派出于清算明末士风的动机相似，五四新文学的作家表彰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学，是为了对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作出清算并指示中国新文学的途径，虽说它的意义基本上仍是指向学术外的，但借着对晚明文学的提倡，竟陵派与公安派一起，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钱锺书在对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1932）一书所作的评论中，又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别处说过，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们常常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黄金时代’不仅在将来，往往在过去，并且跟着现在转移；在西方，我举中世纪为例，在中国，我举明朝为例，这两个时代都正在翻过身来，沈先生这本书的出版，给我的说法一个有力的例证，我尤得为自己忻幸。”^[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清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反动，构成了开展竟陵派研究的发端。

不过，我们在强调20世纪重提竟陵派之于前代的批判关系的一面时，仍不能忽视其所存在的继承关系。贯穿整个清代，对于竟陵派的创作与批评，其实一直存在着与主流批评不同的声音。尤其到了近代，一些作家对竟陵诗文的抉发以及对其小品文字的关注，都已显示出某种审美趣尚的变异。还是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列举李慈铭、曾习经以下若干人对于钟惺、谭元春诗文创作所作的评语后，曾特别指出：“此等近代文献，亦今日沾沾焉自命为钟谭拨雾见日者，所宜知也。”^[4]这一提示，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