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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就其总体的成就来说，与唐代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虽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大型的文献资料集成，如程千帆领衔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和其他几种宋代的分体文学史，王水照对苏轼和宋代散文的系列研究，莫砺锋、张宏生对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研究，以及《全宋诗》、《全宋文》等的编纂，但其总体成果和总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相称的。即使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格局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失衡和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而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而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而轻中小作家等。这种情况，促使宋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期有新的突破。新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这部近五十万言的著作，分“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等几个部分，以专题的形式，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作者视野开阔，对宋代文学及其相关的方面作了全面的考察，在实证的基础上勇于探索，不仅在涉及宋代文学的各个重大理论问题方面创见迭出，而且在研究的方法和阐述的角度方面也给人以丰富的启示。

一、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制约和影响文学发展的多种社会因素和条件中，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成果的文化，无疑是关系最直接、最深层次的因素。这一点在宋代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宋代，其文化已达到了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阶段，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的许多文学大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等人，同时也是文化巨人，这是宋代文坛迥异于其他朝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根据“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的说法，本书作者对“宋型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着重阐述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关系。从宋代的“祖宗家法”即治国纲纪、安邦法度入手，作者具体考察了其政治结构、社会思潮、文化心理等特点，揭示出“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作者认为，赵宋王朝权力结构互相维系、彼此制约的多种制衡机制，宋代的君权、相权、台谏以及发达的学校制度和太学生运动，都包含着指向近代的新因素，即具有若干近代政治色彩。这些新因素使得宋代士人的政治心态大多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因此，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并直接导致文学中儒家重教化的文学观的强调和发扬。即使在原本与封建伦理不甚相合的词学领域，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如词从自娱娱人的功能转向力图有益于世道人心、道德教化，从内心世界的低徊抒写转向对社会世间的一定关注，书中都有深刻的论述。书中还探讨了作为一种新儒学的宋学的特点、宋代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倾向及其对宋人思维的影响，揭示了宋人普遍具有的自主、自断、自信、自豪的文化性格，并与唐人作比较，描述了宋代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以及表现在文学领域中的重理节情和趋向雅趣，力求重建文学辉煌和盛极而变。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并从而探讨宋代文人的心态和文化性格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无疑是找到了一个较佳的切入点，符合宋代文学和宋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实际情况。这是本书在研究方法和阐述角度方面的最为显著的特点。

二、从文体和题材的角度辨析宋代文学的特点和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地位

衡量一代文学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不仅在于考察这一代文学在前代文学基础上的演进，而且还在于发现这一代文学的创新及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文体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形式。一种文体的产生、兴盛、嬗变和衰亡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原由，反映着文学创作观念、价值标准的变化。有鉴于此，前人从文体的角度，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以词作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本书作者也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宋代各体文学的不同发展形态，确定其在文学历史中的地位。对于宋词为“一代之文学”的传统说法，作者作了客观的辨析，认为其含义实是多重的：一是指“盛”，即繁荣发达的程度；二是指“佳”，即文学成就的高下；三是指“代表性”和“独创性”。宋代文学的五大文体中，小说、戏曲尚处萌芽时期，固不足与宋词比，但是宋文、宋诗亦处于繁盛时期，并不比宋词稍逊。在经过翔实的辨析之后，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只有从中国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宋词实居我国词体文学之冠，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才能置于所谓“一代之文学”的桂冠。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

本书作者还从“雅、俗之辨”和“尊体与破体”等方面，分析宋代各体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还其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作者认为，宋代文学正处于由“雅”向“俗”的倾斜、转变时期，在整个文体盛衰升降过程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是忌俗尚雅，但已与前辈士人那种远离现实生活的高蹈绝尘的心境不同，其审美追求不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内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时进入世俗生活的体验和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上。这一切在文人文学的诗词文三体中，各自呈现出以俗为雅、雅俗贯通乃至大俗大雅的倾向。作者还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这些宋代文体中出现的新变，从宋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其成败优劣作了审慎而又允当的评价。

本书从文体和题材的横向角度来辨析宋代文学的特点和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地位，清晰地揭示出宋代文学的新变和特异之处，从而给宋代文学及其各体文学的历史地位以准确的定位，这又是从文学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考察宋代文学的发展，充分显示出作者研究的史家眼光，也是符合宋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这是本书在研究方法和阐述角度方面的又一特点。

文学史的研究，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及其所处时代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前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和前辈学者的开拓。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既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少走弯路；同时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是对学术规范的遵守。本书著者对此十分注意，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贯穿在全书中的论述以及书末附录的284种参考文献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绪论部分关于宋型文化的分析，文体篇中关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说的追溯，体派篇中前人关于宋词分派诸说的检讨，题材体裁篇中从元以前类编诗集看宋诗题材等等，到学术史篇专设两章，分别对宋诗宗唐与尊宋、宋词婉约与豪放、宋文宗秦汉与宗唐宋等重大历史公案加以叙述和整理，对包括总集、别集、诗话、词话、话本、志怪、传奇、笔记等宋代文学文献的叙录，无不体现了一种学术史的观点。从这个意义来说，本书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宋代文学研究史。

本书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与著者采取的研究方法及其阐述角度分不开的。本书采用的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表达著者对文学史的独特体会。这种编写方法，对于我们探讨文学史的编写如何更贴切文学发展的本身以及如何表达著者的独特体会，一改千篇一律的文学史的编写框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

以下谈些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书在框架上的特色，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首先，本书虽然还不是一部宋代文学的断代史，但是从书名来看，应该是一部断代史的框架，对宋代文学的总貌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勾勒。书中对宋代文学五大文体中的诗、词、文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而对处于萌芽时期的小说、戏曲几乎是一笔带过，这样对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开创性的一面就有所忽略。这一点，从著者的构想来说，固然可以扬长避短，便于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不要人云亦云；但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不能了解宋代文学的全貌，总是一个遗憾。

其次，本书专题论述的框架固然有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参证的优点，但也有不尽适合读者阅读习惯的地方，各相关部分的论述为避重复，就不免有相互割裂之弊。如“文体篇”、“体派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中有关诗、词、文的部分若能捏在一起写，可能就更为融通，给人以更全面的认识，当然这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总之，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而且在研究的方法和阐述的角度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文学史的编写也颇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