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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先生是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余姚为浙东古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等文化名人。王先生在家乡接受中、小学教育，后于195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的5年中，先生沉潜于书海之中，养成了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并选择了以唐宋文学为研究中心的治学方向。1960年秋大学毕业后，先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由实习研究员而递升为助理研究员。文研所是名家荟萃之地，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典文学的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其芳先生的观点给王先生的影响较深。在王先生开始涉猎唐宋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时，还得到钱钟书先生富有启发性的指导。王先生在文研所转益多师，切磋琢磨，先后参加了文研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的编写工作，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学术论文。1978年春，王先生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由讲师而递升为副教授、教授，现为该校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诗词学会理事等职，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王先生在复旦还先后指导过数届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以及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并为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过唐宋文学史、宋代散文、苏轼研究等课程。30年来，王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著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

王水照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在研究中，先生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或难点，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常引起一定的反响。例如1978年，先生先后撰写了《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和《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就唐诗繁荣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唐诗的繁荣首先是跟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密不可分的”，“庶族地主阶层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基础，唐诗的繁荣又决定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世族垄断政治，为庶族大开仕进之门的新的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他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又深刻地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见解新颖，议论精辟，引起了国内唐诗学界长达一年多的讨论。

苏轼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位作家。由于苏轼在政治上和创作上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矛盾，学术界对他的评论多有分歧。王先生在苏轼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自成一家。他在1980年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国内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在1981年出版的《苏轼》一书中，先生深入分析了苏轼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思想，认为儒、释、道杂糅的人生思想贯穿了苏轼的一生，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在政治逆境中自我解脱的精神武器。终其一生，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始终矛盾地并存在一起，而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统一起来。1984年，先生发表了《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一文，从纵的方面研究苏轼创作的阶段性。在近作《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先生更对中国文人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作了宏观扫描，从而详细剖析了构成苏轼整个性格系统的狂、旷、谐、适等要素。王先生关于苏轼的论述，在历届苏轼研究学会的年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实事求是的学风，必然产生不人云亦云、不看风落笔的科学态度。60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关于杜甫的讨论，先生撰写了《杜甫思想简评》和《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两文参加争鸣。先生从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思想来分析其思想的阶级属性，指出了杜甫思想中的两重性。先生认为用空泛模糊的“人民性”来衡量一个作家是不符合事实的，贴政治标签绝不能代替深刻的分析。在分析杜诗艺术时，先生认为：“我们不能拒绝运用现代某些艺术原理和美学原理，也不能抛弃我国古代丰富的诗歌理论遗产，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防止硬搬或因袭；其次，作为读者，我们要求深入浅出、不晦涩、不玄虚的文风。”这一点也正是先生治学和为文时所恪守的准则。

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这是王水照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散文研究较为薄弱。这是因为“古典散文”的界说是目前学术界尚在探讨的疑难未决的问题。先生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早在60年代初，先生就连续发表了《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并撰有《宋代散文选注》一书，此书后经修订增补，多次再版，影响较大。近年来，先生又连续发表研究宋代散文作家的系列文章。先生力图在新的文学观念的观照下，主要从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来确立“古典散文”的新界说。先生认为：“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狭窄。我国古代文论家强调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强调结构剪裁、用笔用字，强调间架枢纽、脉络眼目等等，对于述意、状物、表情都是极其重要的表现手段，理应属于艺术性的范围。即以议论文而言，我们不应把一切议论文都归入散文之列；但如砍去议论文，无异取消了大半部中国散文史。”先生的这一观点，是符合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从这一观点出发，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对曾巩这一擅名两宋、沾溉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以论说文见长的散文大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篇文章是国内近年来较早研究曾巩的一篇力作，有力地推动了曾巩研究的发展。先生1985年发表的《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则是一篇将新的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观念结合起来，并成功地运用于艺术分析的佳作。这篇文章从审美的角度，通过对苏轼散文的笔法、句式、章法、手法和文体、风格等的细致分析，揭示出苏轼在散文写作中所追求的艺术美的三种特质，即圆活流转之美、错综变化之美、自然真率之美。近年来，先生尤致力于宋代文学和宋代文人心态的综合研究。其近作《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更将欧阳修的散文创作道路、散文特点的形成和成就的获得，与北宋古文运动、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弘。

在词学研究中，先生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近年来，先生连续发表了《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化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和《论秦观〈千秋岁〉和韵之作的意义》两文。前文从对苏、秦两人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词和诗的比较、对勘中，发现秦观仍严守“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其诗词的风貌颇多异趣，而苏轼则“以诗为词”，即以写诗的态度来填词，把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和体制格律引入词的领域，因而，他的带有革新特点的词就与其诗有许多类似点。文章进而论述了词的诗化问题，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摆脱对于音乐的依附，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独立抒情工具，从而在题材、意境、手法等方面开创了新的面貌。后文则从对苏轼等7位词人对秦观《千秋岁》词的9首和词的互相比较中，揭示出元祐党人贬逐岭南的三种心态。这种运用平行比较或影响比较方法的研究，洞幽烛微，包蕴丰富，更能增强论题的说服力，拓展思维空间。在1984年发表的《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一文中，先生则通过对“豪放”、“婉约”提法的历史追踪过程，较为细致地论述了其涵义的演化过程，从而对这个词学界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豪放、婉约两派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以往对“二分法”的一些驳难都是以风格分派为立论前提的，但“二分法”的涵义实不仅如此，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这些驳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先生的这一观点基于历史，又着眼于宋词研究的现实，有利于词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王水照先生的研究，是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上的。注意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是他治学的又一特点，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这一特点的充分体现。该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20余篇，包括了各期各体的代表作，分体编年，真正能够做到把注释笺评有机地结合起来，详而不芜，博而得要，是一本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钱钟书先生称道此书“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该书还附录了王先生《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一文和经他整理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先生在文中探讨了施《谱》正文的特点和价值，认为其价值高于南宋人所作的另两种苏轼年谱，即王宗稷的《东坡先生年谱》和傅藻的《东坡纪年录》。该文考证缜密，论辩精到。日本汉学权威小川环树先生评云：“至于论施谱之价值，较之王、傅诸家远出其上，高见允当，可为定谳。”

1984年秋，先生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本期间，先生积极从事学术交流，还遍访东京和其他各地庋藏汉籍的文库和图书馆，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他典籍。东瀛归来后，先生整理、编辑了5种书籍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有《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搜集了传世仅存的宋人编撰“三苏”年谱5种，并辑佚订补，汇成专集，收有先生辑佚整理本2种，影印宋元珍本5种，是研究“三苏”事迹的珍贵资料；《王荆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系先生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影印带回，经与国内通行本作对照比勘的研究，发现此本的李注内容比通行本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两个部分，既保留了宋刻本的原貌，又加入了元刻本的内容，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及宋代文学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一书，则将分藏于北京、美国、中国台湾、日本的几个残卷裒为一集，又据其他罕见资料，将该书基本复原，为苏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版本；此外，先生还主持编译了《日本文话三种》和《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两书，前者收日本江户时代的《渔村文话》、《拙堂文话》和近代汉学名家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章论》三种，后者精选日本词学论文数十篇，为国内的散文研究和词学研究提供了攻玉之石。

先生为人淡泊自守，谦和诚挚，恂恂如一儒者。其为文也平易质实，自然畅达，无虚言浮辞。已故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赞曰：“语无支蔓，体亦纯洁，百尺竿头，不作第二人想。”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先生，仍孜孜矻矻，好学不倦，常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句与友生共勉，这也正是先生在学术领域不懈追求的目标。